【不识庐山真面目】 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意思

　　文章作者的署名，不外乎用真实姓名和用笔名两种情况。面对“文革”这个特殊时期的文章署名，人耶鬼耶？是耶非耶？笔者还真有些“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感觉。姑且壮起胆子，慢慢道来。
　　
　　以真实姓名署名的文章
　　
　　“文革”中，一些作者坐不改名行不改姓，以自己的真实姓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这类文章占的比例比较小，但其影响却比那些数量很大的化名文章大得多。
　　“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和直接导火线是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上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署名作者是姚文元。在十年“文革”中，姚文元是著名的“笔杆子”，被人称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写了不少文章，“横扫千军如卷席”，对“文革”的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翻阅“文革”期间国家正式出版的报刊、红卫兵和造反派自行编印发行的报刊，可以看到其中有许多至今我们仍熟悉的名字。
　　1966年6月2日，经毛泽东批准，《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七人撰写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这张大字报对“文革”起到了“点火”作用。正如康生所说：“这张大字报不仅揭开了北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点燃了北京文化大革命的火焰，而且点起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火种。”
　　1966年11月8日，聂元梓等发表《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见1967年2月出版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通讯》第５期），这是“文革”中把矛头指向邓小平的第一篇大字报。
　　1966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王力、贾一学、李鑫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文革”开始后第一篇系统论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文章。
　　1967年第5期《红旗》杂志和4月1日《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或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篇文章首开在中央报刊批判刘少奇主席的先例。
　　1975年第3期《红旗》杂志上，刊登了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1975年第4期《红旗》杂志刊登了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两篇文章是“文革”后期开展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基本读物。
　　以真实姓名发表文章，如果得到最高领导人或文革小组的认可，是颇有些好处的。比如，北京大学的聂元梓以一张大字报一举成名，名列“五大学生领袖”之首，成为风云人物。当时有民谚曰“老聂一张大字报，千年万年吃不了”。
　　当然，以真实姓名发表文章亦有很大风险。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刚贴出时，曾受到围攻和批判。如果是向“文革”小组提出挑战的文章，署了真实姓名，后果就更严重了。北京林学院学生、“红卫战斗兵团”的负责人李洪山，1966年11月贴出针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对这样的言论，“中央文革”很快采取了“措施”。12月14日，康生在与“三司”（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北航“红旗”座谈时说：“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严厉镇压，这是最大的民主……李洪山就是反革命小头目。”12月16日，林院“东方红”公社和“红色造反团”联合召开“批判斗争李洪山之流反革命活动大会”。12月17日，李洪山被逮捕。
　　有些以真实姓名署名发表的文章，并不是姓名的拥有者自己撰写的文章。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杨成武的文章：《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篇文章原署名“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陈伯达征得林彪同意，改用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的名义发表。之后“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提法在全国流传，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林彪见风使舵，把责任推给了杨成武，成了杨成武的一条“罪状”。
　　1974年12月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小靳庄诗歌选》，书中每一首诗都注明作者及其职务职业，如大队党支部书记×××、民兵连指导员×××、妇女队长×××、女民兵×××、下乡女知识青年×××……那些“诗歌”都是他们作的吗？值得怀疑。1975年6月，农业出版社的《贫下中农批判反动谚语五十例》，书中号称“贫下中农”的文章，大多是由非“贫下中农”捉刀的。
　　更重要的是，即使以自己真实姓名发表的文章，在当时“革命”的强大压力下，也未必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
　　“中共‘秀才’们的一种通病，是悉心揣摩毛泽东以及上级领导的心思，然后形成文字――你左，我比你更左；你讲得凶，我写得比你还凶！在这方面，像我这样从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起家的人，也概莫能外”（见《人民日报》办公厅研究室主办的《台港澳报刊参阅》2005年第27期）。“文革”时期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后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曾这样说。这就是说，为了适应上级领导的指示，“笔杆子”在写作中主动放弃了自己。
　　“知识分子是参与了文革主流话语生产的”，“有些人可能是真诚地接受阶级斗争理论，接受革命话语”，“还有一种情况是作者可能有所觉悟，但是在一种政治压力之下为自保，就向强大的权利妥协”（韩少功的《革命追问》）。“1972年以后，部分知识分子已经能够公开以个人的名义写作和发表，但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已经有了作为个人写作的话语权，即使是工人出身的作者也只有在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时才有写作的权利……知识分子以个人名义写作的多数情况也只是个人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一种转述……”（《作者之死》，《南方周末》2005年2月）。这说明署名作者的文章未必真实地表达作者的思想。
　　有意思的是，“文革”后，一些用真名发表文章的作者受到不同程度批评或批判。像余秋雨，因为在《学习与批判》等杂志发表过文章，在新世纪之初被人翻出老账，从而引发了一场“忏悔还是不忏悔”的大辩论，打起笔仗，很是热闹了一阵子。
　　
　　以单位或组织的名义署名的文章
　　
　　以单位或组织（包括群众组织）的名义发表文章，是“文革”文章署名的一个显著特点。
　　1966年6月2日下午，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出现在清华附中的校园里。这是红卫兵组织成立后第一次在社会露面，这张大字报也是红卫兵的第一张大字报。６至７月，红卫兵的发起者、北京清华附中红卫兵连续发表三篇《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被毛泽东所肯定。署名“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三论“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刊登在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一时间，“造反有理”的口号传遍全国乃至全世界，成为“文革”最著名的标志性口号。
　　1966年6月6日，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写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强烈要求废除旧升学制度。6月7日，湖南长沙市一中高三（三）班共青团支部给团中央写信，指出“升学考试制度的二十一大罪状”。不久，升学考试制度真的就被废除了。
　　1966年10月，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化名肖力到《解放军报》工作。肖力组织了《解放军报》社第一个群众组织――“革命造反突击队”。1967年1月12日，“革命造反突击队”给《解放军报》社长胡痴贴了大字报。其结果是，1月17日，叶群用林彪的名义宣布胡痴小集团夺权，把胡痴抓到卫戍区关了起来。
　　1967年2月22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主办的《东方红》报上，首次发表署名“东方红”的《群丑图》，将一百来名所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排队、丑化。这幅漫画很快传播到全国各地，随之又出现许多新的版本。有意思的是，红卫兵漫画作品的署名，多是以“红画笔”、“红画兵”、“不是绘画绣花战斗队”等“革命”的名称出现，一般都不署真实姓名，或者根本不署名。
　　这些文章或漫画，多是个人执笔创作，但都是以某某单位或某某组织署名。
　　1967年1月21日，一个名为“调查康生同志问题委员会”的群众组织成立，他们贴出《调查康生同志的联合公告》。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有人要“调查康生”，这还了得！查！既然“公告”的后面有红卫兵组织的署名：北京工农兵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清华井冈山兵团、天津大学八一三、中共中央党校红战团等，这就好办了。1月22日凌晨，陈伯达通过关锋两次给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负责人蒯大富打电话说：我们是支持你们的，你们的矛头错了，红战团是反动的，井冈山不要和它联系。1月22日晚，江青将在“公告”上署名的红卫兵组织负责人召集起来讲话，她说：中共中央党校“红战团”是反动的，前三个（指《公告》署名的前三个红卫兵组织）是造反派，对敌人提高警惕不够。我们很惊讶的啊！今天到会的大多是我们共患难的战友。就拿蒯大富同志来说吧，当别人联合整你的时候，就是陈伯达同志派人给你平反，你还记得吗？“调查康生同志问题委员会”还没有采取“调查”康生的行动，就夭折了。
　　当时，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多如牛毛，有的三两个人也起一个很大的名称，甚至弄出不小的动静，他们的组成人员却不为人知晓。
　　1967年1月20日，北京出现一张署名“全无敌”的大字报《勒令康生》，全文如下：“酷吏康生：老实告诉你，这个祸国殃民、残害忠良和无辜黎民百姓的野心家、阴谋家、刽子手，你罪恶滔天，死有余辜，限你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交代你的罪行，否则，誓与你血战到底！”这个“全无敌”的红卫兵组织，没有人知道它在哪里，所以“文革小组”就无法像处理“调查康生同志问题委员会”那样处理它。
　　我手头有千余种红卫兵、造反派报刊杂志及资料，其中的文章、漫画多以单位或组织的名义署名，根本无法弄清它的真实作者是谁。仅以北京大学的红卫兵造反派刊物《文化革命通讯》、《文艺批判》、《文化批判》、《斗批改》、《教学批判》为例，上面发表的文章的署名五花八门，如：“赤卫”、“风雷激”、“岿然不动”、“黎明”、“横眉”、“无限风光”、U235兵团、L618部队、“金棍子”、“盛锡福”、“延安”战斗团游击队、“破私立公”、“孺牛”、“延安”、“刀尖”（漫画作品署名）、“同心干”、“百万雄狮”、“长缨在手”、“炮声隆”战斗队、“横扫千军”、“红枪”、“起宏图”、“顶风船”、“逐浪高”、“灭资兴无”、“狂飙”、“12.26”兵团、“轻骑兵”、井冈山红卫兵、“红老虎”、“红联军”、“虎山行”、“红野牛”、“热枪冷炮”、“誓死卫东”战斗队、0263“争流”战斗队、“韶山冲”、“迎九大”、“红旗飘飘”、“穷追猛打”、“桔子洲”、“千钧棒”、“热风”、“红鹰”、“报春”、“追穷寇”、“迎春到”、“长江横渡”、“岿然不动”、“愚公”战斗队、“02”武工队、“千钧棒一支队”、“红五月”、“红色清道夫”、批判王任重联络站、批判“虎山行”联络站……。这些署名，比武侠小说中武林大侠的名号还让人眼花缭乱。这些署名的背后都有一个个具体、真实的人。北京大学的洪子诚回忆：“文革”起初，北京大学的谢冕联合七八位有点“中间骑墙”立场的教员组成“平原战斗队”，一起开会，一起讨论，一起写大字报。如果没有知情人站出来回忆，如今，你要找出这些组织背后的真实姓名，难，比蜀道还难，难于上青天。
　　
　　署“笔名”的文章
　　
　　笔名，又叫化名，有的叫代号。一般来说，笔名中都寄托着作者的一些想法，有的笔名后面还有不少故事。“文革”中，署笔名的文章最多，笔名之下云锁雾罩。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文革”中一些笔名的主人已经露出真面目，当然更多的笔名的主人已经无处追寻。
　　1966年5月8日，“何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何明”是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的笔名。
　　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刊登《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署名“高炬”。“高炬”是《解放军队》社的笔名（“文革”后，一些文章称，“高炬”是江青的笔名、这篇文章是江青组织的，关锋、穆欣否定了这一说法）。
　　1971年8月1日，“峻岭”的一张林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彩色照片刊载于《解放军画报》7、8期合刊上。“峻岭”是江青的笔名。
　　1966年8月19日，清华大学的“向日葵”贴出批判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大字报：《王光美是清华园第一号政治扒手》。这是“政治”与“扒手”两个词第一次结合后组成的新词的第一次亮相。据《清华大学文革纪事》的作者沈如槐回忆说，“向日葵”的主要作者是清华大学的唐伟和陈育延。
　　1966年11月15日，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高三（2）班学生刘振忠、张立才以“伊林”、“涤西”为笔名，写了《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张贴在清华大学。大字报批判了林彪在1966年9月18日在军事院校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认为林彪关于“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等说法是非常错误的。大字报贴出后，即被人当作“反革命大字报”撕毁。12月20日，刘、张被北京市公安机关逮捕，罪名是“现行反革命”。
　　以《高山下的花环》知名的作家李存葆回忆说，1968年，他当兵的那个地方叫茅山，他就用“茅山”的名字给《解放军文艺》寄去诗歌《毛主席声名传天下》。后来又写了《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等故事，署名“陆青文”――意思是来自青岛陆军的文章，这两篇文章都刊登在《解放军文艺》上（李存葆《我与她的关系源远流长》，2006年3月27日《解放军报》）。我查阅了这期间中国大陆唯一正式发行的《解放军文艺》，上面还发表了“陆青文”的散文《黄海岸边战旗红》等文章。
　　更多的笔名、代号、化名，我们至今不知道他的真实面孔。好在现在已经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刘宗汉在《“代号”小记》中说：
　　
　　以1972年的《文物》、《考古》为例，所见的“代号”就有“马文保”、“甘博文”、“京洛”、“群力”、“一冰”、“文展”、“龚爱文”、“周文”、“志工”、“史为”、“钟依研”、“肖蕴”（后来得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正�先生的化名）等。一些一时尚难确定的“代号”如“史言”、“鲁波”等尚未列入在内。这些“代号”中，有的可以看出是一些科研单位的化名，如“甘博文”为甘肃省博物馆，“钟依研”为中医研究院，有的则无法推测出到底是哪一个单位，如“群力”。由于近三十年的人事更迭，知情人早已退休，其中不少人又可能已经作古，恐怕也很少有人能知道这些“代号”的具体组成了。
　　
　　“文革”中，大家为什么不用真实名字发表文章？
　　或者是要破除名利思想。江青曾说，农民种地，工人制产品都不署名，作幅画还署自己的名。“他们（按：指工人）所从事的工作，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不属于个人，就像他们在生产某一个机件时一样，绝没有想到这是我个人的产品，因而要求在产品上刻上自己的名字”（周天《文艺战线上的一个新生事物――三结合创作》，《朝霞》1975年12月）。如此推理，发表文章也不能署自己的真实姓名了。
　　或者是集体写作，大家的劳动成果，不能署一个人的名，只好用笔名。徐景贤曾说：“这些署笔名的文章在写作时，往往由一个人先执笔起草初稿，另一个人修改，集体讨论后又有人作进一步加工，直到最后完稿、定稿，期间往往要经过很多人的手，所以现在要回顾哪篇文章是谁完成的恐怕很难，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区别了。像后来市革会写作组《鲁迅传》编写组的十一个青年，用‘石一歌’的笔名集体写文章，正是继承了这样的传统。”
　　或者是一些作者身上因为有“政治问题”没有弄清楚，不能署自己的名，只好婉转地用笔名。
　　或者是一些作者心虚，那些自己的文章，或违心表态，或捕风捉影，或无限上纲，作者自己也不敢署上真名。
　　或者是其他一些原因。徐景贤曾回忆说：“即使完全是个人写的文章，也往往使用各种笔名，使对手摸不清底细。姚文元曾给《文汇报》写过几篇批判文章，他说：‘毛主席《庐山仙人洞》诗中有暮色苍茫看劲松的句子，劲松，这两个字含义很好，就用劲松作笔名吧！’文章发到报社去，除我们外，只有《文汇报》总编辑陈虞孙知道，把‘劲松’的文章发在显著位置”（《人民日报》社办公厅研究室主办的《台港澳报刊参阅》总558期）。使用笔名，颇似穿戴隐身衣帽，自己大手大脚行动，却让对手看不清真实面目，进可攻退可守。
　　
　　写作组的笔名
　　
　　如果说“文革”初期的许多文章、大字报的署名多是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具有“民间”性质的话，“文革”中后期的许多文章是“官办”的写作组炮制的。这些写作组根据上级的部署，适应政治斗争需要，写作了大量文章，送审批准后署上笔名，在报刊发表。那时，比较著名的写作组有上海市委写作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国务院文化组写作组等。
　　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在“文革”中特别是在“文革”后期十分著名。徐景贤回忆说：“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成立于1964年，它即使不算全国写作班子的始作俑者，也可说是各种大批判写作组的‘领头羊’。”
　　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一个主要阵地是1973年9月创刊的《学习与批判》杂志。这本杂志名为复旦大学主办，实际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主办的。通观《学习与批判》全部三十八期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内容涉及工、农、商、学、兵等广泛领域，文章的署名也让人眼花缭乱：罗思鼎、丁学雷、方岩梁、石仑、石一歌、任犊、宫效闻、康立、梁凌益、齐永红、翟青、方海、戚承楼、金风、靳戈、史尚辉、史锋、曹思峰等。其实，这些署名不过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不同笔名而已，据说这个写作组共使用过八十多个笔名。
　　关于这些笔名的来历，徐景贤回忆说：
　　
　　写作班成立之初，正值全国开展“学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高潮，写作班除姚文元的大块文章由领导决定用真名外，其他人基本是用集体笔名，特别是重点文章，更是领导意志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一概用笔名。文学组的重点笔名是“丁学雷”，寓“丁香花园学习雷锋”之意，历史组的重点笔名是“罗思鼎”，意思是“学习雷锋，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思想文化界的人看署名丁学雷、罗思鼎的文章，就知道这是代表上海市委的声音。
　　除了“丁学雷”、“罗思鼎”外，写作班各组还用过很多笔名。比较有影响的如历史组笔名“康立”（武康路历史组的谐音）。文学组除“丁学雷”外，有的集体文章要另起笔名，我建议说：“我们刚开始做毛泽东的学生，就起一个叫‘方泽生’吧！”后来写了一篇较有分量的文章，我又起了笔名“方岩梁”（毛泽东诗“风物常宜放眼量”的谐音）。因为写作班开始时住在丁香花园，笔名姓丁的特别多：两人合写的署名“丁加”，三人合写的叫“丁川”，多人合写的用“丁影”、“丁闻”、“丁葵”等名。
　　……在武康路二号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过程中，写了一篇批判历史学家李平心的文章，当时他正和历史组同在二楼办公，共同编资料。历史组的基本班底是四个人：朱永嘉、王知常、吴瑞武、朱维铮。姚文元写完后，开玩笑说：“你们历史组四个人，加上我是五个人，共同来批李平心，这篇文章的笔名就叫‘伍丁’吧！”这就是“伍丁”笔名的来历。
　　
　　“文革”后，上海市委写作组使用的“石一歌”笔名曾引起广泛关注。《现代作家笔名索引》中没有此名。港龙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词典》中有“石一歌”目：石一歌，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在“文革”中使用的笔名之一。用这个笔名发表的文章主要有《坚持古为今用，正确评价法家》、《研究法家要古为今用》、《再捣孔家店》、《不断清除革命队伍中的“蛀虫”》等。杂文家何满子在《笔名谈屑》中说得更为形象一些，他说：“石一歌的声名只在上海颇红，外地人恭聆其名的大概只限于文艺界。知情人说，这笔名代表十一个才子，以人数而谐音而已。石一歌，即隐身在这个笔名下的十一位某某某们，是‘四人帮’卵翼下的鲁迅研究专业户。所谓鲁迅研究，就是把鲁迅改造成‘四人帮’的守护神。这部舆论机器由于起动较晚，且分工所限……事败之后，这些机灵的才子就泥鳅似的滑掉，混入人海了。”
　　南有上海市委写作组，北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1973年10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成立批林批孔研究小组。1974年3月，调整人员改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迟群、谢静宜负责，他们在江青等人直接点题授意下写了大量文章。文章的署名多为“梁效”。“梁效”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的谐音。除“梁效”外，这个写作组用过的笔名还有柏青、施钧、秦怀文、高路、景华、安�、郭平、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
　　著名学者周一良是“梁效”成员中的老教授之一。他在回忆录《毕竟是书生》中说：“梁效设支部书记一人，由迟群、谢静宜手下的八三四一部队的干部担任，副书记二人，北大清华各一名。三十几名成员中，两校之外，还有少数人民大学的教师。成员除了老教授晚间回家外，都集中食宿，每天三段时间都须到班。梁效纪律森严，不得随便请假，不得向外面（包括自己的家人）透露工作内容。集中驻地在北大朗润园的北招待所，门禁森严，给外人以神秘莫测之感。梁效主要任务是写作，由中青年同志担任，为‘四人帮’制造反动舆论。写作意图由迟、谢两人下达，或由《红旗》、《人民日报》等报刊的编辑口头传达，有时甚至写成书面提纲交给写作小组。几个写作组之外，有个研究组，后改名注释组，几名老教授在内。江青听毛主席谈话，遇到她不知的人物或典故，立即通知迟、谢两人命令这个组查阅报告，起了供顾问咨询的作用。梁效还要求老教授对于写作组的文章在文献典故方面发挥‘把关’的用处。”
　　“文革”后，北京大学成立了“梁效专案组”，先后编印了《“梁效”部分反党文章清查材料汇编》、《梁效罪证材料》等对“梁效”进行批判。
　　与“梁效”齐名的写作组还有“国务院文化组写作组”，使用“初澜”、“江天”等笔名，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二十多篇。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使用的笔名为“唐晓”、“汤啸”等，“唐晓”、“汤啸”即“党校”的谐音，用这个笔名发表的文章有五十多篇，有的文章还出版了单行本。
　　如今，我们离“文革”已经有些距离。随着时间的流逝，面对“文革”文章的署名，我们越发看不清他们的面目。“不识庐山真面目”，有时“只缘身在此山中”，有时是因为不在此山中……
　　何满子说，“文革”中作者的署名，“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符码”，“环绕着这些风云一时的笔名，还包藏着历史风俗的色相，也许从这个角度切入，还可以淘出点历史隐秘的信息来”。这也是笔者写这篇文章的缘由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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