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神奇为腐朽也是一门功夫】神奇腐朽
时间：2019-02-10 05:27:5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王安简介 1959年4月生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统计专业,曾在煤炭部规划设计院任职。之后做传媒。曾任《中国青年报》经济部副主任、“经济蓝讯”主编(十年);《中国保险报》常务副总编(十年);《财经时报》副总编;《保险经理人》杂志主编;《中国新闻》月刊主编;《新世纪》月刊主编;《经济潮》主编;《中华英才》总编辑;《领先》杂志主编;《凤凰周刊》编辑部主任;现任《证券市场周刊》副社长。
除编报纸、办杂志外,期间还写书、做专栏、掺和电视,文字有“经济相声”之称。
著有《公开的新闻内幕》、《股爷您上座――大话中国证券市场10年》、杂文集《老大中国为什么步履沉重》、《25年――中国大陆四分之一世纪巨变的民间观察》、《刚刚过去的历史》、《保险中国200年》等书。
○记者:您是统计学专业出身,自1984年考入中国青年报社后,供职传媒至今,很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挥别学了三年半的数学转而投身传媒呢?
●王安:年轻人不知深浅,误入崇山峻岭。小学、中学时喜欢玩弄文字,便自以为是天下第一笔了。高考时跳着脚报北大、复旦新闻系,全军覆灭。第二年再考,低调清零,报华北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农业也能经邦治国吧。招生时人大复校,便补报上了人大。
在国务院机关工作了,某日见《中国青年报》招考,忽又自以为是第一笔了,从此在传媒圈里混,越混越知晓这里水有多深。如果现在说:早知这样当初就不进来了,那是矫情。将来肯定还是这样:即使那边喊超市免费送油了,喊股票涨了,我还会埋头写字。也没什么为什么,爹妈生就这样。
只是可惜,一腔热情,却没能进入传媒多深。我真的可以做一个好传媒,能给社会多提供一点有益的佐料。但传媒不是纯粹的,甚至大部分成分本不是传媒。好比宫爆鸡丁,里面有几块鸡肉呀,太理想了不好。
○记者:嬉笑怒骂是杂文的特色之一,这在您的文字中尤常见。这是一种武器,也是权宜之计。“拐着弯骂人是一种残疾,等哪一天可以不拐弯骂人,反而不会了,这就叫以自己的残疾换来说话的权利”,您这番话似乎透着一股无可奈何与心有不甘,能否详说?
●王安:说拐弯骂人是商业秘密,那是玩儿玄的。但后遗症是明显的,就是不会直着说话了。现今大家都简单了,不让在媒体上直着说话就在网上说,在微博上说。这多好,网络,手机,救了一代人于将残。
而我们,过去不会直着说话,已经使自己的表达大打折扣,将来还是不会直着说话。如果非要说我等的说话方式有什么用处,或许等将来有闲阶层出现了,玩什么都玩腻了,来琢磨琢磨我等的说话方式,就像有人琢磨太监,琢磨女人裹小脚一样,没准也能搞成一个学科,发现一个经济增长点。
人的表达需要各种各样的途径,在我,除了写字,还画画儿。我的画也多是一种曲折的表达。若问我想表达什么,我说不清楚,这也是拐弯的后遗症。所以将来后人一旦真的研究起来,千万别把我们当什么东西,尤其中小学语文老师,千万别把这些“太监”、“小脚”之类的东西系统化、典型化、象征化地分析,然后命令学生们傻背,那就真的是残害了。
○记者:您的作品视角宏阔,独辟蹊径,在寻常现象背后寻找内在联系与根源,如《为什么清华毕业生能当官》,由“工程师治国”现象引入,层层挖掘,上升到执政理念的高度,可见眼光之锐利,思考之独到。您那双近视的眼睛是如何练就得如此“高精尖”呢?
●王安:整那么多表扬,让人脸红。其实只要肯下功夫,这活谁都能干。我这个人就像一架二十四小时开通的雷达,接收着各种信息,加上我二十多年的老式传媒人的经验,就能不停地分化组合出各种想法和文字。这些文字能算杂文吗?我不知道。杂文家里有学数学、学经济的吗?所以我可能有点异于他人。
异于他人不难,勇气和立场也是重要的,但理性和学识更重要。技术性的学识重要,就像工程师,知道怎么做。但大的宏观判断,人文理念、法制精神、历史视角,为什么要做?什么不能做?这些更重要。所以在发达国家,工程师治国是不被接受的。
○记者:贴近生活的姿态,充满个人色彩的语言,使得您的作品给人以生动可触的鲜活感、诙谐轻松的幽默感,像《把黄老汉架起来烤》、《买鸡蛋连母鸡也要买下吗》等作品,打破了杂文惯常的刻板说教面目,您是如何使作品呈现出生动多样的面孔呢?
●王安:什么叫贴近生活?咱又不是大官,咱不说老百姓的话谁说?我最近明白了,大官们尤其是贪官,不是不会说话,只是在台上,或是落在文字上,官员张口不是为了说话,而是为了表明我官还健在,说正确的废话是为了不被公众揪住话柄。咱没拿官员的俸禄,不必自封尊口,当然要说老百姓的个性语言。
很多杂文家的语言不够通俗,或程式化,那是学问积累的代价,字字有典,句句成章。当然,如果学问做得足够大,就把这学问腔化掉了。不排除一些学者半瓶子醋,于是拿些文采、专业来唬人。文化界就不说了,我接触最多的财经媒体,就经常有记者编辑,或者不是学经济的,或者对自己的专业积累信心不足,于是到处弄些读者看着费劲的专业名词,弄些数学曲线,版面上花里胡哨,疑似很专业,欺负读者呀。
化腐朽为神奇是一门功夫,但把专业的、深刻的、敏感的东西吞下、嚼碎、消化后,给读者一个正确的、易懂的、有深度的东西(更高的境界是轻松诙谐的),化神奇为腐朽,这也是一门功夫。我以为,这是对读者更加负责的表现。对作者来说,却要付出自我贬损专业形象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大个儿的专家不愿意频繁上电视的原因。
○记者:《经济日报》的王智先生这样评价您:“王安他本人,看起来不太爱说话,但你也不敢在他面前乱说话。他反问一句,你就接不下去了。”如此看来,做您的朋友是很有压力的吧?
●王安:有这样的事?那可能是年轻时候吧,总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可能得罪了不少人。岁数越来越大,越发体会到自我表达与外界理解的差距,就是大家说的“误读”。我一幅画,十个人能说出五十种感觉来,多数都不是我想表达的,但人老了,就不妨顺水推舟,“没错,您真深刻,了解我,我就是这个意思呢。”
最近碰到的一个事是,《财经》前主编胡舒立带队离职。我在这个圈子里混了有十年,自认为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写字说所谓理念差异是第二位的,而利益纠葛是第一位的。此文遭到痛骂。但我只看到了一篇,其他骂我的话我全然不知,都是别人转述的,还是太封闭。
个人封闭造成的损失只是个人的,但国家封闭的问题就大了。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过去频繁发生的事件中,比如西藏动乱、奥运火炬传递、力拓间谍案、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等,中国应该怎么应对,才能为西方社会理解和接纳,才能不被“误读”并达到最好的沟通效果,这些都需要琢磨。
○记者:您的杂文题材多涉及政经领域,很多作品与传统杂文的内容不符;与其他杂文家相比,作为资深财经编者的您,对于社会、时事有着异于常人的角度、立场与评断,那么在这些年的杂文创作中您有哪些特别的感触呢?
●王安:编辑先生,人家说我是写财经的,您却说我是写政经的,连这个都看出来了?看来我的功夫还不到家。这是一个很吓人的问题,我不敢说。我以为,人类社会事物,十之八九是要上升到政治的,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蜗居》里宋思明应该是真的爱海藻吧?应该没琢磨借着海藻继续给自己的仕途添砖加瓦吧?但大家还是给加上了各种政治元素。
看事情往政治上想,应是自然而然的。其实大家都很政治,很敏锐。两个月前我给一家大报写过一篇文章,讲重庆扫黑。当然,很委婉,怕大报政治审查严格。大报倒是一字不改上了版面,但网民厉害,一眼就看穿了我想说什么,大骂我替黑社会说话。谁要说民众不懂政治,就是自讨苦吃。
另外,说实话,许多想法我真的不敢说。比如国庆期间天安门广场耸立起五十六根民族团结柱,据说已决定长期立在那儿。我写字说这样不好,不好看,但背后更重要的想法不敢说。这一年下来,见的事多了,这种政治感觉越来越重,民族团结柱越发加重了这种感觉,在我看来把民族柱立在天安门广场,对整个社会,对执政党都不会有好效果,但我不敢说。好在后来民族柱移走了,我笑贪功为己:遵照王安同志指示……
○记者:在《这么多司机不长眼睛》、《女仆拿出了结婚证》等作品中,您多次提到关于当下我国法治的问题。对公权力而言,法无授权即禁止;对私权利而言,法不禁止即可为,这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但是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公权力可以为所欲为、自我授权,而个人往往唯唯诺诺。您对这这种现象有怎样的见解?
●王安:怎么这么多火爆的词儿?我不这么说话,怕警察找我。当然,我也时常发火,比如对“上海钓钩执法案”,说什么公权力,我直接就喊他们黑社会。
我周围搞法律的人不少,看到的事也多。我以为,关键是要看到大的问题,看苗头,那些以政治正确、以改革、以党和政府的名义做反动的事,见一个揪一个,不怕重复,不怕没有新闻性,这对中国社会的发育,对公众利益的保护,都是重要的。
话说到这会儿,有点冒了。从报考华北农业大学就想着经邦治国,到如今还时常这样不成熟,实在缺练。看看网上吧,咱中国人真了不得,智慧在民间。我去过朝鲜,感叹中国搞“文革”,花样都比他们多。越来越老,越来越傻,也好,就这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