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管理好一个团队_好一个“大写”的地主

　　关键词：白嘉轩 地主形象 创新意义 　　摘要：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一部具有深刻人性内涵和历史底蕴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可以多视角、多方位进行分析研究的小说文本。本文以地主白嘉轩的正面形象意义为主旨，从“地主”一词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释义出发，在中国20世纪文艺创作的纵向坐标上,分析探讨白嘉轩这一地主形象的创新意义，并对地主阶层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进行一次正本清源的梳理。
　　
　　在代表中国长篇小说创作最高水平和最高荣誉――茅盾文学奖的历届获奖作品中，有两部农村题材的小说很值得我们注意：一部是古华的《 芙蓉镇 》，因为它敢向农民说“不”――成功塑造了一个好吃懒做、整人害人的贫民痞子王秋赦，一改贫农完美无缺的形象特点；另一部则是陈忠实的《 白鹿原 》，因为它敢为地主说“是”――同样成功塑造了一个忠厚仁义、可敬可佩的乡村地主白嘉轩，一改地主罪大恶极的人物特征。不同的是古华从政治角度反思当代历史，而陈忠实则从近代历史角度反思政治。
　　《 白鹿原 》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创造了地主白嘉轩这一独特形象。白嘉轩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正面描写的地主形象：他重名节，轻生死，明是非，守节操，靠劳动发家致富，用真情善待长工，乡井里主持礼俗，乱世中独善其身。白嘉轩的形象颠覆了长期以来我们在文艺作品中司空见惯的“贪婪、吝啬、凶残、狠毒、淫恶”的地主形象，而给读者一种耳目一新的阅读感受；同时，白嘉轩还以其独特的地主身份和经历，引发当代读者对地主这一特殊阶层的重新审视和评价。
　　
　　一、不同时期地主形象的变化
　　
　　翻阅上个世纪的文艺作品，我们会发现不同时期作家笔下的地主形象会有不同的脸谱。这些生活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乡村地主，在百年间由于政治运动、时代变迁而呈现出不同的性格风貌和形象特征。
　　20世纪初期的地主形象，以李�人的长篇小说《 死水微澜 》中的土财主顾天成为代表。小说没写顾天成的劣迹，更多的是表现他的痛苦和不幸：买官不成，钱财被骗，老婆病死，女儿走失，身染恶疾等。作品淡化阶级斗争和政治色彩，突出中国的乡村生活、风土风俗、伦理秩序、世态人情等等，体现了旧中国的落后和贫穷，关注动荡时期人物的命运变化及内心痛苦，使作品透露出一种悲凉、忧郁的情绪氛围，契合20世纪初期人们的心理感受。因作品“采用多元视角鸟瞰社会变迁，突出了民间社会的生活场景与历史意识”（陈思和语），小说因此被称为“中国的近代史”。
　　20世纪中叶，是一个强调斗争哲学、突出阶级对立的年代，地主成了恶霸的代名词。最为典型的是梁斌的《 红旗谱 》，小说开篇就定下了地主冯兰池是个恶霸的基调。在同期的文艺作品中，地主一概以凶残狠毒的面目示人，如《 暴风骤雨 》中的韩老六就是一个“好事找不到他，坏事离不开他”的十恶不赦的恶霸。此外，《 白毛女 》中的黄世仁、《 红色娘子军 》里的南霸天，也都是罪大恶极、臭名昭著之辈。电影《 刘三姐 》中的唱段就是当时仇视地主心理的一种典型概括：“莫夸财主家豪富，财主心肠比蛇毒，塘边洗手鱼也死，路过青山树也枯。”此时期的作品不仅将阶级斗争扩大化，而且用阶级关系掩盖了所有的社会关系，“在小说里，地主和农民的矛盾成了唯一的矛盾，地主之间、贫农之间似乎不存在矛盾。而且斗争的双方营垒分明，阶级阵线就像政策条文规定的那么清楚，决不存在互相渗透关系；作家所要反映的似乎不是生活本身，而是经历政策过滤过的生活的规范化形式”。作家无视人物特有的中国乡村的伦理生活环境，被政治观念所牵制，所创作出来的必定是扁平性格的妖魔化了的地主形象。
　　20世纪末期，激进的革命思想已经退潮，社会生活进入多元化状态，作家开始注重地主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努力挖掘地主身上的人性内涵。刘震云小说《 故乡天下黄花 》中的李文武，就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地主形象，似乎有意与红色经典中的地主大唱反调。此外，作家余华在小说《 活着 》中也对地主形象作过一些拨乱反正的努力，但由于对地主形象的塑造不是作家写作的重点，更深入的探讨也就未能进行，彻底颠覆以往地主形象的创新直到白嘉轩的出现才得以真正完成。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艺创作中，地主经历了几次形象上的变脸，可怜的如顾天成、可恨的如黄世仁、可悲的如李文武，可敬的如白嘉轩等。每一次变脸的后面都揭示出政治风云的变幻、社会变迁的轨迹。在文艺创作中对地主角色的褒贬扬抑，体现着不同时代的评判标准，暗合了一个世纪中华民族的政治风云与历史沧桑。
　　
　　二、白嘉轩：一个“大写”的地主
　　
　　白嘉轩以其优秀品质和人格魅力颠覆以往的地主形象，突破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创作陈规。正如当代著名评论家雷达所说：“白嘉轩这一形象远不是一般的地主可以望其项背的。”陈忠实通过对关中地区的风土人情、伦理道德、文化传统、国民心理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描写，精心刻画了白嘉轩这一独特形象，突出他的以仁义为本的生活信条。
　　第一，勤俭为本，发家致富。起早摸黑，辛勤耕作，省吃俭用，发家致富是多数中国老百姓共同的奋斗方向和目标。白嘉轩并非生就的富人，小说具体描述了白嘉轩和家人如何通过劳动而发家的整个过程。白嘉轩勤劳善良，终生劳作，他为改变家庭运势而在置换土地上动过心思，为发家而在自家土地上半遮半掩种植罂粟，借以完成原始的资本积累，而后逐步购置田地并经营有方，终成家业殷实的一方地主。书中着力描写和渲染白嘉轩在发家前后对待劳动一以贯之的态度：发家前固然终日辛劳、耕种不辍，即使富甲一方之后，他也并非不劳而获、坐享其成，而是仍旧保持着热爱劳动的农民本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白嘉轩依赖土地而生存，拥有更多土地是他的梦想。曾有一位鹿姓小伙想出卖半亩水地给白嘉轩，白嘉轩爽快地说：“你去寻个中人就行了。你想要多少我给你多少，要粮食可以，要棉花也可以。”这说明白嘉轩在购置土地的过程中，并未乘人之危，压低价钱，好让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是随行就市，让利于人，一切均按乡村交易原则进行。与红色经典中见利忘义、强抢强霸、为发财而不择手段的地主形象相比有如天壤之别。
　　书中还描写了几个地主殊途同归的发家经过：鹿子霖的老太爷早年给饭馆炒菜发了财，回到白鹿村置买田地；另一个叫黄老五的地主，“其实也是个粗笨庄稼汉，凭着勤苦节俭一亩半亩购置土地成了个小财东”。可见一夜暴富只是天方夜谭，大多数地主的家业都是靠几代人的勤奋劳作，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中国式的发家，不仅仅是财源的兴旺，也包括人口的兴旺，可谓人财两旺。小说一开始就写一脉相传的白嘉轩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前面六个均是过门时间不长就死去，没留下一男半女，让他只有做新郎的风光而无添丁加口的荣耀。断子绝孙的恐惧让白家别无选择，为了传宗接代延续香火，即便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随着娶妻次数的增加，白家拿出的聘礼也越来越高。红白喜事的操办让白家元气大伤，但即便如此，白嘉轩也是明媒正娶，该给的聘礼一分不少，该走的程序一样不缺，一切均依乡规民约而行。白嘉轩对儿女绕膝共享天伦的企盼，深深打上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统思想的烙印。由于动机单纯，这样一来，不管他一生中娶过多少房女人，就都变得理所当然的了。
　　无论是娶妻生子繁衍后代，还是辛勤劳作拓展家业，白嘉轩均遵循传统的道德规范行事，而无损人利己的行为，这是白嘉轩、同时也是中国大多数地主的发家之道。
　　第二，主仆关系，情同手足。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历来被当做敌对关系对待，彼此间有不共戴天之宿仇。而小说中白嘉轩和长工鹿三的关系却大相径庭：他们之间与其说是主仆关系，不如说是兄弟关系更为准确。白嘉轩喜欢和信任鹿三，不仅因为他干活漂亮，更由于他为人坦诚，观念传统，与白嘉轩情投意合。白嘉轩是一个干活才舒坦，闲着就难受的人。他与鹿三的友谊，有一半是在长期的劳动合作过程中建立和巩固起来的。鹿三是一个本分的庄稼汉，鹿三对自己的劳动付出是这样解释的：“咱给人家干活就是为了挣人家的粮食和棉花，人家给咱粮食和棉花就是为了给人家干活，这是天经地义的又是简单不过的事。”在这里，我们看不到红色经典小说中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压榨，也看不到农民对地主的刻骨仇恨，小说提供给读者的是一幅地主与农民之间互相依存的和谐关系图卷。
　　这样的描写在极“左”时期是不可想象的。但从历史长河来看，地主与农民的彼此对立是短暂的变态，地主与农民的互相依存是持久的常态。地主雇佣、使唤长工呈现的是生产关系(牵强地说也可以视作“阶级关系”)，地主是否尊重、善待长工体现的是地主的道德品质。无论是哪个阶级的全体成员，如用道德标准衡量，其中都有高下之分。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地主和农民，更多的时候，是互相依存相安无事的共生关系。陈忠实的《白鹿原》在地主和农民问题上，跳出经典的阶级斗争创作模式，再现了客观历史现实，也增强了艺术类型的丰富性。
　　第三，磊落正直，“学做好人”。白嘉轩严于律己，宽厚待人，“学做好人”是他的人生信条，也成了他恪守一生的行为准则。白嘉轩与村里另一地主鹿子霖热心仕途不同，他没有做官的愿望，不是没有能力，而是不喜欢官场的混浊，一如传统经典所说的“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对县长亲自邀请他当议员之事，他的回答是“嘉轩愿学为好人。自种自耕而食，自纺自织而衣，不愿也不会做官”。白嘉轩发家后，慷慨捐钱翻修祠堂和兴办学校。他在村中有身份有地位，但不会恃强凌弱，做伤风败俗之事。他既不宽恕触犯族规之人，也不偏袒有罪的儿子；他以德报怨，救助蒙冤的黑娃；他戒烟戒赌，订立村规民约，以正风气。无论为个人谋利还是为百姓请命，白嘉轩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维护“仁义白鹿村”的尊严，他因此被称为白鹿原上“头一个仁义忠厚之人”。小说通过对人物善恶行为的立体描写，使人物性格更加真实可信。“他以仁爱之心、以义举善行来建设原上的世界；以残忍的手段、严酷的族规来维护这个世界；同时冷峻地把自己和历史运动拉开了距离，以保持住那块稳固不变的文化领地的自立。”
　　第四，时局动荡，独善其身。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政局动荡、军阀混战、旗号众多、主义泛滥，白嘉轩在白鹿原“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角逐中，始终保持不介入不评说的超然态度。他怀着君子不党的传统节操，既不偏向国民党，也不靠向共产党，他认为天下大乱，大家都忙着争权逐利，真正受害的是平民百姓。他赞同姐夫朱先生的“革命”是一场争权夺利的闹剧的观点。作家冲破了“左”倾思想的束缚，抒写了一个地主在革命大潮中的切身体验和悲凉感受。
　　白嘉轩在这场世纪的革命风暴中，仿佛置身于白鹿原的旋涡眼，处境既微妙又尴尬：以其一贯的性格和处世的方式，他尽可置身事外作壁上观；以其地主的身份和族长的地位，他又成了革命的对象，虽然未遭批斗游乡，但黑娃当农协主席时砸村里的祠堂、当土匪“二拇指”后砸他的腰杆，这都是冲着他来的；女儿白灵投身革命却落得被自己人活埋的下场，儿子白孝文投机革命却当上了新政权的县长，改邪归正的黑娃又被以“革命”的名义错杀。这一切，使他遭受到了来自“革命”的几面夹击。如果仅仅写白嘉轩欲置身事外却身陷其中，这只不过描述他当时所处的特定情势，还只是一般的文学手法；这里陈忠实笔锋一转，匠心独运地又写了他身陷其中而能超然物外，则更赋予了白嘉轩这一形象独特的社会政治意义：在动荡纷乱的社会变革面前，白嘉轩做到从容自若、宠辱不惊、冷眼旁观、独善其身。
　　靠劳动而致富，待长工如家人，近君子远小人，处乱世而不惊，纵观白嘉轩的言行举止、所作所为，白嘉轩不愧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写”的地主。
　　
　　三、白嘉轩形象的创新意义
　　
　　红色经典小说中的地主，无一例外都是面目可憎的恶霸。事实是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地主都是善良本分之人，丧尽天良的地主只是极少数。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相关历史问题的探究不仅全面和客观，而且对地主阶层的认识评价也趋于理性和公正，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上去考量白嘉轩的形象创新，是很有现实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陈忠实通过对白嘉轩浓墨重彩的描写，将妖魔化的地主还原为生活化的地主，将真实的地主形象还给当代文坛。正如评论家王仲生所说：“我们的文学作品从来没有出现过像白嘉轩这样的地主形象。白嘉轩的问世，填补了我国文学人物形象系列的历史空缺。”
　　首先，在经济层面上，洗清了地主财富“原罪论”的不白之冤。在建国后的“地主”词条里，地主“占有土地”隐指通过不正当的、非法的手段而得，地主的财产是不义之财――简言之，就是“有钱即有罪”，地主拥有财富的同时，也就拥有了与生俱来的财富“原罪”。而小说中白嘉轩的财产属正当劳动所得，不是非法占有。按过去的说法，白嘉轩和鹿三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剥削指的是无偿地占有别人的劳动或产品”。但近年来不少经济学者探究和反思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现象。他们认为地主将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的土地投入生产，就应当获得相应的报酬；佃农既然使用了地主土地进行生产，也就“应当”把土地要素的价值交给土地所有者（地主）。无论从人类行为规范、人类社会历史经验，还是从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上说，地主和佃农之间是一种平等互利的契约关系。到了改革开放、接轨世界的今天，我们参考和观察现实中的私营企业、外资公司、独资企业等等现代化的运作经营模式，还能更清晰地看到这种“剥削”论的荒诞不经和不合时宜。
　　其次，在道德层面上，打破了地主为非作歹、为富不仁的旧观念。长期以来，我们在文艺作品中所获得、所感知的地主形象，集“贪婪、吝啬、凶残、狠毒、淫恶”于一身，在他们身上，只有兽性、鲜见人性。白嘉轩以其“好地主”的表现和表率，颠覆了人们司空见惯的“恶地主”形象，对几十年意识形态重压下的地主形象做作出了一次杰出的钟摆式反动。他没有见利忘义、贪恋钱财；没有霸占民女、贪恋女色；没有趋炎附势、巴结权贵。在金钱、女色、权力的极大诱惑面前，白嘉轩始终能坚定地把持住自己，不为所动。与“红色经典”中的地主形象相比，白嘉轩品德高尚，身上具有更多的优秀品质和人格魅力。可以说白嘉轩是一位为人坦荡、心地善良、处事公正、作风正派、有威望有人缘的好地主。他引以为豪的不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而是自己“一生没做过见不得人的事”，所以他的腰板才能始终挺得那么直那么硬。
　　再次，在政治层面上，抛弃了对地主“一元化”的价值判断标准。中国革命的根本目的之一，是剥夺地主阶级的土地和财产，但任何改革和运动如果要损害既得利益阶层的权利，都会遭到该势力的反对和阻挠，所以地主必定是要反对革命的。当然，对于中国的革命运动，一般地主仅仅是从自身利益的得失，去选择支持还是反对，人们也根据选择去判定地主的好坏。看地主的好坏只看他对革命的态度，这种非此即彼的“一元化”标准，导致地主形象的千篇一律和千人一面。而白嘉轩对待革命的态度，是看其对百姓有利还是有害，对社会生活是促进还是促退。这一对政治运动的观察视点，决定了白嘉轩具有更人性的目光和更阔大的视野，他不赞同革命，但不能因此就否认他是个好地主。“红色经典”小说，对地主采取的是批斗镇压人头落地的血腥手段来换取革命的胜利，而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看，不一定非得用血流成河的代价去换取历史的进步。由白嘉轩形象的塑造，引发人们对20世纪“革命”风潮的再认识和再反思。
　　最后，在社会层面上，引发当代读者对地主阶层的重新审视和思考。陈忠实以巴尔扎克的“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作为《白鹿原》的题记，他的艺术创作也可看成一次探幽揭秘之行。生活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的地主白嘉轩，构成了作者对中国乡土文化的全部认识，也折射着身处当代的作者对中国近现代民族历史的深刻反思：一是地主阶层在中国传统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二是地主与农民是彼此合作共同发展的互相依存关系；三是由于地主有恒产，在社会稳定方面起着积极作用；四是地主阶层消失后对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正如评论家费秉勋所说：“白嘉轩所代表的是一个应当早就退出历史舞台的阶级，但随着这个阶级的被推翻，他们的不少道德、思想、哲学主张等却显示了确定无疑的价值。这种价值与其说是属于封建阶级的，不如说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林爱民，广西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影视文学。
　　
　　参考文献：
　　[1] 蓝爱国：《解构十七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8.
　　[2] 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3] 王亚南写于1948年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认为中国古代社会主要矛盾是官僚与民众，“官民对立”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阶级分野。王亚南的观点近年来受到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不少学者沿着他的思路作进一步的研究，指出官僚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残酷剥削及君主专制国家征收大量的赋税、徭役才是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全国性的农民起义都不是由地主的剥削所直接引起。
　　[4] 朱水涌：《〈红旗谱〉与〈白鹿原〉：两个时代的两种历史叙事》[J].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白鹿原》评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308-321.
　　[5] 王仲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J].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白鹿原》评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55-70.
　　[6] 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里分析了1930年代中国农村多种租佃契约的情况，认为土地制度的多样化非常符合现代信息经济学和租佃理论的预期；租佃制在自由契约制度下如果被选择，一定是适应特定条件的有效率合约安排。方行、唐文基等不少学者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地租剥削是大体适度的。
　　[7] 费秉勋：《谈白嘉轩》[J].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白鹿原》评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262-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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