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无奈经典语句_人生的无奈
时间：2019-02-11 05:32:4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长恨歌》的主题一直众说纷纭，比较有影响的是讽谕说、爱情说、双重主题说。这些分析始终未能脱离开它的题材，受背景钳制太深。从创作心理的角度分析，这首长诗传递给人们的，是一种深深的人生无奈。这种无奈投射到文本中，表现为李隆基的人生无奈；透过文本，使人探视到白居易世界观中道德与情感的矛盾冲突；从人类情感的共性来看，更隐含着传统的中国人深深的人生无奈。
关键词：《长恨歌》 主题 人生的无奈
白居易创作的一贯特征是主题明白易懂，创作意图得到很好的贯彻：或在作品的开头结尾发议论作提示，或如新乐府那样加小序作说明。所以白诗的主题阐明一向不存在什么困难或争议，而长恨歌是一个例外。白居易对其创作所作的分类，也是一种主题的归类，讽喻诗与感伤诗即分别代表了他诗歌的两大主题――道德与感情。正如其诗所谓“风情”与“正声”：“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编辑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
《长恨歌》的主题究竟是什么？一直是古今中外研究者所争论的问题。从古人的评论来看，不外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讽喻，“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明唐汝询《唐诗解》）；另一种认为他仅仅写了李、杨的爱情，“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它激扬”（宋张邦基《墨庄漫录》）。二十世纪以来研究界对《长恨歌》的主题更是众说纷纭，隐事主题说、讽喻主题说、爱情主题说、双重主题说、时代感伤主题说等等。 优秀的文学作品，所蕴含的思想往往是比较复杂的，需要经过长久探讨，深入分析，才能揭示其底蕴。千古传唱的《长恨歌》，留给人们思索、猜测的东西实在太多。它所包容的历史内涵与美学意蕴是非常深刻而丰富的。但是，历来对《长恨歌》主题的分析，始终未能脱离开它的题材，没有离开作品的成规，受历史背景的钳制太深。白居易创作《长恨歌》，既参照了真实的历史记述，又服从于民间传说中形成的李杨爱情故事的主题和情节模式。因此，人们侧重点不同，就从中释读出不同的主题内涵。从创作心理的角度分析，长诗传递给人们的，是一种深深的人生无奈，他将这种无奈投射在文本中，表现为李隆基的人生无奈；透过文本，使人探视到白居易世界观中道德与情感的矛盾冲突；从人类情感的共性来看，更隐含着传统的中国人深深的人生无奈。
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在人类文化长河中，爱情之流始终跃动着瑰丽的浪花。传统封建礼教的影响以及多年来的政治原因，使我们对古人爱情之作的评价不够合乎实际。西方文学中爱情作品重写爱情过程，我国古代文学则多写爱情的不顺利，情欲得不到满足而受到阻遏。相思爱恋之情在《诗经・国风》中已有诸多描述，抒写相思痛楚：“云谁之思，西方美人”（《邶风・简兮》）；“云谁之思，美孟姜矣”（《�风・桑中》）；“有美一人，伤如之何”（《陈凤・泽陂》）。屈原的赋继之成功地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追求，表现求之不得的执著咏叹。此后，汉乐府《上邪》、《有所思》等急切真率地表达相思，《古诗十九首》，华美动人的《洛神赋》，刚柔各具的南北朝乐府民歌，风靡一时的宫体诗，丰富拓展了相思触发媒介及情感层次，《玉台新咏》集此间爱情相思作品之大成。唐代边塞、宫怨、闺怨诗大兴，相思主题更受人关注。《长恨歌》继承了传统的爱情题材，又不拘泥于传统的诗作所反映的爱情层面，蕴含着丰富复杂的人生情感和丰厚的文化内蕴。
我们从长诗本身来看，白居易没有受历史事实的束缚，没有把李隆基和杨玉环仅仅当作历史上真实的皇帝和后妃来刻画，而是利用他们的爱情题材，对他们的爱情赋予一定程度的普遍意义。作者对李杨爱情的真诚专一，对他们爱情的执着追求，抱着歌颂赞赏的态度，而对其爱情的悲惨结局，又深表同情，从而表现出作者善良的愿望。白居易也没有因袭陈腐的传统观念把杨玉环作为“女人祸水”来鞭挞，而是把变乱的祸根归咎于李隆基的“好色”。表明李隆基既是爱情的追求者，又是爱情的破坏者，他追求爱情，沉溺于爱情，而荒废了政治，违背了道德。在政治、道德与情感的激烈冲突中，他又抛弃爱情，希图挽回政治，回归道德。爱情的追求与破坏，天人之隔和生死之别的矛盾，就构成了这个具有特殊性的爱情悲剧中的两个主人公的“长恨”。对唐玄宗来讲，这是一种深深的人生无奈。
唐玄宗励精图治，治理天下。他大权在握，不免也志得意满，寻求美丽的女子。他是皇帝，也是具有普遍人性的人，爱江山，更爱美人，是他难以逃脱的人生图式。“汉皇重色思倾国”，诗歌起句就一语道出唐玄宗寻觅佳人的切切情思。偏又是“御宇多年求不得”，追求不得，便会思之弥烈。价值是需要的反映，唯有在需要难以满足时，价值便愈显得重要而珍贵起来。杨玉环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绝色佳人使李隆基忘掉了君王身份，忘掉了朝政，“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以至于“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这时达到了爱情的最高境界，情感投向专注于一体。持讽喻说者正是据此批评李隆基，整个一个荒淫奢侈的“好色”天子。然而，白居易对男子好色的看法却很宽泛，他认为男子对美色，即对美丽女子的追求是人的正常而自然的欲求。“尤物惑人”是白居易无法剔除的认识，但他又强调自己和普通人一样不能免情：“噫！予非圣达，不能忘情，又不至于不及情者。事来搅情，情动不可�。”（《不能忘情吟》）《李夫人》云：“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古冢狐》：“忽然一笑千万态，见者十人八九迷。假色迷人犹若是，真色迷人应过此。”人皆有情，君王与普通人一样有情，一样会为色所迷。因此，“汉皇重色思倾国”的褒贬色彩便十分含混。《太平广记》卷四九四《夜明帘》载开元间张说门下教授书生自辩：“睹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唐明皇形象正反映了中唐士人普遍具有且公然宣称的这种思想。随着诗的发展，“重色”已不再具有任何贬义了。“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诗人渲染他们忘情尘世，沉醉于缠绵的情境中。然而好景不长，“渔阳鼙鼓动地来”，一语不谐和音，破坏了这美丽的人间仙境。马嵬坡前，六军不发，贵为天子的李隆基此时也无力保全他心爱的妃子，眼看着她“宛转蛾眉马前死”。在安全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他把“爱的需要”推到了后面。在江山与美人面前，他选择了江山，在安全与爱之中，他选择了安全，忍痛含恨舍弃了心爱的妃子，这一选择包含着中国男子千古而来的思想积淀。然而，面对杨玉环的死，他并非平静自然，“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恋恋不舍，却又无可奈何。“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李商隐《马嵬》）
诗歌感动世人的正是这凄绝的人生无奈。政治变乱的发生，心爱妃子的失去，使玄宗见月伤心，闻铃肠断。天旋日转，车驾回京，路过马嵬，“不见玉颜空死处”，玄宗内心是极其复杂的。他选择了江山，却并未因此而得到江山。做了太上皇的玄宗，牺牲了爱情，又失去了政治前途，可谓两手空空，这时他对杨玉环刻骨铭心的爱与深切的思念，才更增添了令人同情的成分。“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物依旧而人已逝，触物生情，怎能不朝暮垂泪？生物钟周期性的变化，微妙地影响主体的审美体验与艺术创造，相思缘此涌起最动人的时刻是黄昏、夜晚、风雨之时和春秋两季，“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凄凉的晚景，政治上受排挤，被软禁的境遇，更加深了相思之情。“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孤独焦灼中，心理时间与宇宙时间拉开了悬殊的距离，与“春宵苦短日高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翡翠衾寒谁与共”更是伤心主人公心灵的倾诉与无奈的呼喊。然而悠悠生死之隔，竟然梦中相见也不曾实现，相思情切，凄婉动人。因此，海上仙山的出现，虽属浪漫主义虚构，却真实感人。幻境中的贵妃依然美丽如故，更增添了超尘脱俗的美，她重申誓言：“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海誓山盟使她痛楚，究竟何时才能打破这天人之隔，比翼双飞，连理共栖呢？美好的过去一去不返，横亘在他们面前的只有饮不尽的绵绵长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人只履犹双，何曾得相似
闻一多先生曾指出，中国古代文人有一个源远流长的“感事”传统。“感事”不同于“记事”。记事者，重在对“事”的客观叙述；感事者，重在对“事”的感受与体悟。事的色彩淡化，情的韵味加强，作家主体性得到强化。白居易的《长恨歌》对感情的把握细腻真切，尤其是天人之隔的凄苦相思描写，更是哀婉动人，他诉说、宣泄、投入的是什么？不是一种讽喻，一种爱情，一点感伤所能解释的。我们透过文本，从创作心理深层来看，它也折射出诗人自身深深的人生无奈。这首诗不是历史的纪实，而是诗人对现实、人生的重构，成为白居易深层人生无意识的再现场所。白居易对李杨爱情的咏叹，寄托着自己的深情。据《白居易世袭家族考》《白居易生活系年》等书可知，白居易年轻时与出生于普通人家的姑娘湘灵相爱、同居，成为事实上的夫妻。但由于两人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于社会门第观念和风尚的阻碍，两人没有能正式结婚。据考证，白居易早年的《长相思》《潜别离》《花非花》《冬至夜怀湘灵》《凉夜有怀》《寄湘灵》等诗，均与此次恋爱经历有关。
《长相思》云：“妾居洛桥北，君住洛桥南。十五即相识，今年二十三。有如女萝草，生在松之侧。蔓短枝苦高，萦回上不得。人言人有愿，愿至天必成。愿作远方兽，步步比肩行。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生。”两人相识很早，交往时间很长，结下很深的恋情。《寄湘灵》《冬至夜怀湘灵》两首诗中都明白地提到她的名字。《寄湘灵》：“泪眼凌寒冻不流，每经高处即回头。遥知别后西楼上，应凭栏杆独自愁。”《冬至夜怀湘灵》：“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何堪最长夜，俱作独眠人。”从中可见两人不仅是恋人，且已成为事实上的夫妻。唐代社会礼防风气虽或比较松弛，但这种非父母成命、媒妁所定的结合，转变为正式婚姻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潜别离》写出了两人的离别之苦：“不得哭，潜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深笼夜锁独栖鸟，利剑春断连理枝。河水虽浊有清日，乌头虽黑有白时。唯有潜离与暗别，彼此甘心无后期。”此诗感情极其沉痛。“甘心”意谓别无出路，无计可施。可见两人分别是由于客观压力，在现实的选择中，白居易的情感屈从于社会道德伦理。《长恨歌》写于白居易正式结婚的前几个月，白居易为失去了与湘灵相会的可能而痛苦万分。“深笼夜锁独栖鸟，利剑春断连理枝”是冰冷的现实中白居易真切的感受。“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白居易正是借李杨悲剧抒发自己的痛苦与深情。借李杨人生的矛盾与冲突，展现了诗人自己道德与感情世界的矛盾，他肯定人的情欲，但面临道德压力时仍无法摆脱历史、时代及自身思想的局限，屈从于传统道德、社会伦理，于是产生深深的人生无奈，人生苍凉感。白居易被贬江州时所作《感情》诗云：“中庭晒服玩，忽见故乡履。昔赠我者谁？东邻婵娟子。因思赠时语，特用结终始。永愿如履綦，双行复双止。自吾谪江郡，飘荡三千里。为感长情人，提携同到此。今朝一惆怅，反复看未已。人只履犹双，何曾得相似！可嗟复可惜，锦表绣为里。况经梅雨来，色暗花草死。”对信物的珍视传递出对感情的珍视，斗转星移二十余年，其感情还是那么深挚。江州失意，“人只履犹双，何曾得相似”的伤感，何尝不是《长恨歌》投射的深深无奈的回响。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白居易把自己人生的无奈投入《长恨歌》，寄寓在李杨爱情故事中，并且把它泛化为人类普遍的爱情与道德的冲突，泛化为普遍意义的人生无奈。为此，这首诗保持着它不衰的艺术魅力，感染着历代无数读者。由于长诗涉及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安史之乱，因此被偏执于社会性的阐释，忽视了其中普遍的人性意义，贬抑人性，以政治功利价值观整合人的灵魂。对个体需要，自我价值的蔑视与扑灭，是传统文化的弊端之一，从两汉经学到宋明理学，强调的是群体伦理价值，汩灭人性。而爱情的追求是人正当的生命需要，但它往往与社会群体规范相矛盾，两者具有一种不可调和性。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就是鲜明的一例。由于一个是皇帝，一个是妃子，就必须遵从礼法，顾全国家，忘我的爱情生活，在他们是不能有的。李杨故事触动了白居易内心情感那条敏感的弦，使他抛弃简单的批判与歌颂，展现了更广阔更复杂的社会矛盾与人物的内心世界，感叹李隆基痛楚的无奈，感伤自己深沉的无奈，又何尝不是宣泄着整体的人生的无奈。传统文化与个体价值的冲突，在《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已显得无可奈何，民歌作者只能找到死这条反抗之路。白居易第一次以文人的自觉意识，感受抒写人生存的困境。《长恨歌》以后，这种痛苦的思索成了文人的自觉。李商隐《马嵬》“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与白居易思想最为接近。贵为天子的玄宗尚如此无奈，何况常人？“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又包含怎样痛苦复杂的内涵？陆游与唐琬真挚的恋情，又何尝不是以压抑自我价值屈从于传统伦理道德？这种人生的苍凉回荡在历史的高空，这就是《长恨歌》深厚的文化意蕴。历来对《长恨歌》的讽喻之说，受政治、历史观念的影响，这些已得性观念，往往先入为主，使读者带着一种相对的倾向性去读文本。这种成规存在于作品中，存在于阅读中，使读者局限于帝王身份，在讽喻中兜圈子。语言最初并不是表达思想或观念，而是表达情感或爱慕的。抛却这种成规，剔除帝王后妃之念，用自己的审美体验重构作品，从李杨刻骨铭心、凄恻缠绵的故事中读出新的意义，读出其中深藏的最普遍的人性意义，感受亘古回响的人生苍凉。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陈西洁（１９６９－ ），陕西澄城人，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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