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雪芹诗学观与清前中期诗学的关系:曹雪芹为什么写红楼梦
时间：2019-02-11 05:40:3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以代言体的方式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诗学观，这些诗学观与清前中期诗学思潮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它们吸取了清前中期诗学中的一些积极的成分，体现在诗歌的宗尚和师承，对待师古与创新的态度，法度与情意关系的处理三点。另一方面，曹氏对这一时期主流诗学中的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进行了否定，并形成了自己以“情”为本的诗学思想。曹雪芹诗学观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有力地反驳了当时诗坛盛行的形式主义诗风。
关键词：曹雪芹 诗学 清初 情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通过人物之口阐述了许多重要的诗学观，这是我们探索其本人诗学观的主要依据。我们不能将作品中人物的观点简单等同于曹氏本人观点，因为它们难免要经过艺术化的处理。但这不能否定通过人物诗论探索曹雪芹本人诗论观的可能性。毕竟这些诗学思想是曹氏在时代思潮影响下，根据自己的观点然后“按头置帽”创作出来的，其必然打上曹氏本人的烙印。正如蔡义江先生所言，只要我们“有分析、有鉴别地去看待它，那么，从这些经过艺术加工而变得个性化、通俗化了的诗论中，仍是可以看出曹雪芹在诗歌方面的某些见解来的”{1}。目前，很多学者对这些诗论已做归纳和梳理，但将其放在清前中期（顺治─乾隆）诗学这一背景下进行研究的还很少。笔者认为，做此探索可以理清曹氏诗学思想的直接源头，更加清晰地界定曹雪芹的诗学观及其时代意义。
一、清前中期诗学对曹雪芹诗学观的影响
清初曹家一直处于当时文化圈的中心，文坛思潮的涌动都会波及曹家。曹家败落后搬到北京，正处于文化中心，诗坛思潮对曹雪芹的影响会更加直接、深刻，二者呈现出许多一致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诗歌的宗尚和师承。这里指的是宗唐和宗宋之争。宋代以来，不同时期的唐宋之争会呈现各自的特点。清初唐宋之争的特点在于：宗唐和宗宋两派不再尖锐对立，他们在坚持自己宗尚的同时承认对方观点的某些成分。有的学者超越唐宋时代界限，从全新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这就是蒋寅所说的“重构诗歌传统以拓展诗史视野”{2}。总之，清初诗坛宗唐和宗宋两派呈合流之势。从当时学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到这一趋势。钱谦益的诗学使人们的视野从盛唐扩大到整个唐诗，再到兼取宋诗。叶燮对七子派和公安、竟陵派各执一端的诗学加以批判，要从这两种极端中超越出来。对于王士祯提出的“神韵”说，朱则杰认为其“对于抹平当时的‘唐宋之争’扭转以时代论诗的风气，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3}。由此可见唐宋之争的新变化。
从《红楼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思潮对曹雪芹的影响。第四十八回黛玉教香菱学诗，她建议先学王维的五言，杜甫的七律，李白的七绝，有这些人作“底子”之后，再向上推，学习汉魏以来的诗歌，却只字未提盛唐以后的诗，可见盛唐在曹氏心中的正统地位。黛玉自己也说“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这似乎表明曹氏对宋诗和晚唐诗的否定，其实不然。紧接这句，黛玉说：“只喜他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偏你们又不留着残荷了。”此句出自李商隐的《宿路氏亭寄怀崔雍崔衮》，此诗写雨夜作者的“相思”之情，凄凉感人。但作者没有直接抒发，而是借雨点打在枯荷上的声响来反衬自己内心的寂寥，意在言外。黛玉先否定了李商隐的诗，但紧接着又说在这“最不喜欢”的诗中有她很喜欢的一句。这实为欲扬先抑，更加突出了自己的审美趣味。清人周春也说：“‘最不喜欢李义山诗。’这句是颦卿假话。不然，义山佳句，岂止‘留得残荷听雨声’一句哉？”{4}清人陈其泰也说黛玉的诗作“似晚唐人手笔”。可见，黛玉的诗论本身以及诗论与诗作之间出现了不一致，这种不一致还体现在对宋诗的态度上。张宏生教授就指出，黛玉很多诗作更像宋调，而非唐音。{5}从脂批中也可看到当时对宋诗态度的变化。比如第十四回写水溶见宝玉“语言清朗，谈吐有致”，便向贾政道：“令郎真乃龙驹凤雏，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将来‘雏凤清于老凤声’，未可量也。”脂批在此曰：“妙极！开口便是西昆体，宝玉闻之，宁不刮目哉？”西昆体是北宋初年杨亿等人模拟李商隐所作的诗，历来评价不高。而脂砚斋却说西昆体可以使宝玉“刮目”，可见审美取向的变化。
总之，黛玉论诗和作诗的不一致，小说中晚唐、宋诗的大量运用，正折射出曹氏本人思想中唐宋界限的模糊化，而这与当时诗坛唐宋之争的新趋势是分不开的。
其次，对待师古与创新的态度。师古与创新之争也是我国古代诗坛的焦点之一。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声势浩大，诗人们在复古圈子里徘徊，诗歌丧失了活力。清人开始反思，他们普遍认为应该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求新求变，创造清代自己的诗歌。钱谦益强烈反对摹拟古人之风，他继承公安派诗学，将“学古”与“师心”结合。叶燮从宇宙发展变化规律，创作和接受心理等方面进行分析，得出诗歌必变的道理。标举“温柔敦厚”诗教的沈德潜也强调诗意创新的重要性。这一思潮影响了曹氏本人的诗风，好友敦诚认为曹氏“诗笔有奇气”。多年后回忆曹雪芹时，仍赞其诗“新奇可诵”。由此可见一斑。这种思想也贯穿在《红楼梦》人物的诗论中。
曹氏在小说开篇就发表了创新宣言，誓要让世人“换新眼目”。第三十七回“蘅芜苑夜拟菊花题”中写了一段宝钗与湘云关于如何拟题的对话。湘云提议作“菊花诗”，但又“恐落套”，宝钗建议：“以菊花为宾，以人为主，竟拟出几个题目来，都要两个字，一个虚字，一个实字，实字就用菊字，虚字便用通门的。”咏菊在我国诗歌史上历史悠久，有丰富的资源可借鉴，但这容易落入前人的窠臼。宝钗提出虚实结合的方法，既咏了菊赋了事，又不落套，正体现了曹氏于旧题中出新意的思想。还有第六十四回，宝钗看完黛玉的《五美吟》后评道：“作诗不论何题，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随人脚踪走去，纵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义，究竟算不得好诗。……林妹妹这五首诗，亦可谓命意新奇，别开生面了。”不论什么题材都要在前人立意之基础上出新意，绝不“随人脚踪”，否则便“落第二义”，就不是“好诗”。可见曹雪芹将立意的新与旧作为评价诗歌的重要标准。第七十回，宝钗作《柳絮词》时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她见湘云、探春等人的词皆哀婉缠绵，为了“不落套”，她故意将柳絮写得高贵、自由、充满活力，赢得所有人的赞许。不仅立意区别于他人，还体现出了自己独特的性情。因此，创新不是刻意地标新立异，它“凝聚着诗人对现实人生和社会的感悟和体验，常常表现为作品的内在审美意蕴”{6}。曹雪芹所主张的创新不等于完全否定师古的重要性，而是反对那种亦步亦趋地模仿古人而丧失自己个性的做法。因为独特所以才新、才奇，因为表现出了自己的感受所以才真。这是曹雪芹力主立意真、新的实质。
最后，对待辞与意的关系。辞与意的关系就是法度与情意的关系。我国古代诗论一向将“意”放在首位，这一传统在明代的复古模拟之风中一度衰落。清人对此做了深刻反思，重新确立“意”的主导地位。钱谦益首先对七子派格调优先论发起抨击，提倡性情优先，提出“有诗无诗”的标准，表达出真情就“有诗”，否则便“无诗”。吴乔论诗也以意为核心，反对“有词无意”。同时代的袁枚也认为：“意似主人，辞如奴婢。”{7}“意”对“辞”应起着统摄作用。可见，对真情、真意的提倡成为当时诗坛的主流。
曹雪芹借人物之口也反复表达了这一思想，第三十七回宝钗论诗道：“我平生最不喜限韵。分明有好诗，何苦为韵所缚！”她认为“韵律”除了用来“难人”，用处实在不大。第四十八回黛玉也说：“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辞害意’。”向黛玉学诗的香菱也领悟道：“如今听你这一说，原来这些格调规矩竟是末事，只要词句新奇为上。”她们都反对“格调规矩”等形式因素的限制。在第七十八回中，宝玉对这一观点观阐述得更加深刻：“诔文挽词也须另出己见，自放手眼，亦不可蹈袭前人的套头，填写几字搪塞耳目之文，亦必须洒泪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宁使文不足悲有余，万不可尚文藻而反失悲戚。……辞达意尽为止，何必若世俗之拘拘于方寸之间哉。”这段话具有纲领性的作用，不仅谈到了立意之新，性情之真，还谈到如何正确处理“词”与“意”的关系。“宁使文不足悲有余，万不可尚文藻而反失悲戚。”“辞达意尽为止”等语力重千钧。在曹氏看来，句式、用典、譬喻等都只是形式和工具而已，它们的使用完全取决于“意”的表达。
综上所述，清前中期诗学思潮在诗歌的宗尚和师承，如何对待师古和创新以及如何处理辞与意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所呈现的新趋势，对曹氏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这一时期诗坛上仍盛行着落后守旧的诗论，作为一位具有开拓、批判精神的作家，曹雪芹必然要冲破这些诗论的束缚，呈现自己的特点。
二、曹雪芹诗学观对清前中期诗学的突破
分析曹雪芹的诗学观与当时主流诗学观的不同应从整体着眼，而不是纠缠于细枝末节。笔者认为二者根本不同在于：曹氏坚持以“情”为本的诗学观，而清前中期诗坛，从初期的以现实主义为主向中期的以复古主义、形式主义为主过渡，尤其是从乾隆朝开始，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的台阁诗风。温厚平和的盛世之音成为诗坛主流，其本质是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维护封建统治和自保的工具，这阻碍了诗歌寄性写情主体功能的充分发挥。与此不同，曹氏论诗以“情”为核心。从创作动机到创作过程都围绕一个“情”字。下面分而述之。
首先，诗歌因“情”而作。“寄性写情”是曹雪芹对诗歌本质和主体功能的认识。张宜泉曾评价曹诗：“君诗未曾等闲吟，破刹今游寄兴深。”可见诗歌是用来寄托和抒写情性的，而非宣传伦理道德的工具。第三十七回，宝钗论海棠诗：“古人的诗赋也不过都是寄兴写情耳。都是等见了作，如今也没这些诗了。”可见，“写情”才是作诗的目的，所咏之物只是“寄兴”的工具，即使眼前并非实有此物，也可以创作。脂批在此曰：“真诗人语。”第四十五回，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剖析了黛玉创作《秋窗风雨夕》时的心理和外界环境：身体的病弱，日落黄昏的小雨，竹林的清寒，无人陪伴的孤寂，再加上别离诗词的感染，这一切怎能不使本来就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心有所动”呢？无法排遣的愁情、痴情、诗情、怨情促使她“不禁发于章句”而成诗一首。
其次，“情”应尽兴而发。曹氏提倡情感的抒发不应受到限制，尽兴才好。这与他本人的性格是一致的，张宜泉曾评价曹雪芹“素性放达”、“好饮”。敦诚的《佩刀质酒歌》云：“曹子大笑称快哉！击石作歌声琅琅。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从中可以看到曹氏狂放不羁、豪爽傲世的性格。另外，他在第一回就说要“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发泄”二字，至为关键。宝玉的《芙蓉女儿诔》最能反映这一点。诔文宣泄强烈的爱憎，激情澎湃，高度赞扬晴雯，诅咒歹毒的邪恶势力。从中分明可以感受到曹雪芹本人的满腔怒火。这与诗坛上盛行的“温柔敦厚”的诗教是完全不同的。金开诚先生认为曹氏这些诗论并非“泛泛而谈”，“相对于当时流行的台阁诗风来说，具有反潮流的意义；而从它对创作实践的指导意义来看，则是为了使诗的创作能够痛痛快快地说出封建礼教的叛逆者想要倾吐的真话和新话。”{8}所言极是。
三、结语
综上所述，曹氏对清前中期诗学思潮采取了批判继承的态度。他一方面继承了清前中期诗学中的积极成分，另一方面又对当时以复古主义、形式主义为特征的官方诗学进行了否定。他论诗打破了唐宋门户之见，强调“立意”、创新的重要性。论诗以“情”为核心，诗因情而作，情应尽兴而发。这对诗坛上盛行的形式主义诗风不啻是强有力的反驳，这正是曹雪芹诗学观意义之所在。
{1}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全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9页。
{2}蒋寅：《在传统的阐释与重构中展开──清初诗学基本观念的确立》，《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3}朱则杰：《清诗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94页。
{4}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26页。
{5}张宏生：《说诗与作诗：林黛玉的两重性》，《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4期。
{6}李成文：《意趣说：曹雪芹诗学思想的核心》，《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6期。
{7}刘衍文、刘永翔合注：《袁枚续诗品详注》，上海书店 1993年版，第3页。
{8}金开诚：《从〈红楼梦〉看曹雪芹的诗论》，《〈红楼梦〉研究集刊》第四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红楼梦》研究集刊编委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715页。
作 者：王岩，文学硕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2009级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编 辑：赵红玉E-mail：zhaohongyu69@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