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宾基是我国左翼作家_论抗日烽火下的骆宾基及其东北作家群的美学品格
时间：2019-02-11 05:42:4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 在抗日烽火里成长起来的东北作家骆宾基，是一位充满了自己的艺术追求、很值得研究的有特色的作家。独特的家乡环境与抗战的时局形势孕育了他的第一部作品，与其他东北籍作家的异同比较中，又显示出他作为东北作家群一分子的爱国主义品格、作品的现实主义风格及其浪漫主义色彩。骆宾基及其东北作家群的共同的乡愁、相近的经历、近似的性格、一致的理想等，是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特殊地位和作用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骆宾基 东北作家群 抗日文学
骆宾基，这位在抗日烽火里成长起来的东北作家，和中国不少现代作家一样，虽然，名气不是很大，但他的创作却充满了自己的艺术风格，是个在东北作家群中一位很值得研究的有特色的作家。在建党九十周年前夕，我们重新审视像骆宾基这样的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里成长起来的作家及其作品是很有意义的。
一
骆宾基的家乡珲春县，位于吉林省东端，靠近海参崴，面向日本海、朝鲜和苏联边境之间的三角地带。此地区具有江河、海洋、山岭、森林集于一身的独特地理风貌，为居民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生息、繁衍的条件。据史书记载；珲春“自古称为天府隅区，在部落时代酋长称雄，其民要皆依森林以居，恃射猎为生”，因而形成了“珲春居民风气纯厚，习俗朴素”①的民族文化传统和与大自然同生共难中产生的倔强不屈、胸怀宽广、感情笃实、热爱生命、向往和平的民族性格。
自从清朝初年，此地被列为“封禁之地”后，“珲春一带渐渐变为荒凉之地，既鲜编氓、复懈政治，其疆界遂有暗昧不明之势” ②。日本、沙俄连年不断的侵略和吞并，使聚居着汉、满、朝、回族和一些日本、俄国及西欧人的珲春，随着对外关系的变化（特别是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签订后），有地理位置上的几方交界的边地变为国际风云中极敏感的政治区域。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又不断发生中、日、朝几方的矛盾冲突，再加之各民族、各阶层内部的矛盾纠纷，所有这些又将珲春愈加投入了纷纭复杂、一触即发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民族的和阶级的多重矛盾漩涡之中。就在这样一块土地上，骆宾基在一个山东原籍的茶商家庭里出生了。
骆宾基的家乡早在他降临人世之前就置于日本侵略者逐步踏来的铁蹄之下了。日本一步步侵吞珲春、镇压中朝人民抗日斗争、挑拨中朝民族关系等一系列事件，不能不或多或少地扎根在骆宾基幼小的心灵中。这在长篇小说《少年》之一章中就有所反映，作者真实生动地刻画了“国家的不吉”（指“九一八”事变）给“我”及其他中国学生心灵上带来的创伤，并通过它来揭示“我”和其他中国少年学生在珲春这片土地上培养起来的忠心爱国的强烈民族自尊心和少年时期的一种政治敏锐性。
很早播种（生活素材的积累、创作心理的积淀）、较晚开花（作品的完成）、更迟结果（作品的发表和引起重视）的《边陲线上》，是骆宾基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开篇作。以珲春为背景，这在骆宾基创作中并不少见，作为处女作能将笔触从这里伸出，固然有作者对家乡熟悉的因素，但却不是主要缘由。因为在大多数东北作家的中，长篇处女作，如马加的《寒夜火种》、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等也都描写作者家乡的人和事，有的干脆以作者自己为模特儿。
可见单单对创作题材、生活素材的熟悉，还远远不能构成骆宾基创作《边陲线上》的全部动机。我认为其中重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珲春本身历史特殊性所致。发生在珲春的事件适合在大容量、长篇幅、多人物、复杂情节和多重主题的长篇小说中反映出来。前面讲过珲春位于靠近海参崴，面向日本海、朝鲜和苏联边境之间的三角地带。这里有沙俄连年不断的侵略和吞并，使聚居着汉、满、朝、回族和一些日本、俄国及西欧人的珲春，随着对外关系的变化，有地理位置上的几方交界的边地变为国际风云中极敏感的政治区域。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又不断发生中、日、朝几方的矛盾冲突，再加之各民族、各阶层内部的矛盾纠纷，所有这些又将珲春愈加投入了纷纭复杂、一触即发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民族的和阶级的多重矛盾漩涡之中。而这些历史事实本身就极其具有文学色彩和戏剧性。
二是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形势的需要。首先，抗战使作家们失去了从容写作的心境和环境；其次，战火破坏了大批的书店、印书馆和出版社。前者给作家从主、客观两方面产生伟大的史诗性作品制造了严重的困难，后者又往往使一些待出的巨著难于出版发行（骆宾基《边陲线上》推迟出版就是一例）。可是我们还应看到，“因为战争所给予作家的刺激是兴奋，又因为抗战以来文艺工作者多参加军队政治工作。”③所以战乱中的作家又有着不断涌起的创作激情和来自生活的真知实感；再加之中华民族一致对外、国内政治冲突暂缓的时局，也为文学的繁荣发展、伟著的产生创造了必要条件和大好时机。当时反日作品“渐渐占着优势，在那些作品里面反映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和一种新颖的，动人的爱国主义，形成了革命文学的新的内容，1936年几乎成了一个国防文学年……”④也就是在1935―1936年这期间，《生死场》（萧红）、《八月的乡村》（萧军）、《流民三千万》（塞克）、《没有祖国的孩子》（舒群）、《寒夜火种》（马加）、《呼兰河边》（罗烽）和《鸶鹭湖的忧郁》（端木蕻良）等东北作家抗日代表作相继问世，东北作家群开始崛起于中国抗战文坛。骆宾基便是上世纪30年代流亡的东北作家群中有代表性的一个。
骆宾基于1936年5月抵达上海。基于他从家乡带来的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又受眼前高涨的全民抗战意识的影响，他一下子由黄浦江上的抗日呐喊联想到图们江畔的抗战枪声；特别是他能跨越仅只反映家乡沦陷后的苦难和反抗的局限，通过中、朝、苏不同国度、民族人民团结一致抗击日寇的具有国际主义色彩的描写，真实反映出正义必胜，侵略者必败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因此我们说骆宾基《边陲线上》的创作是比其他东北作家的作品有较高的起点是不无道理的。
二
在上世纪30年代流亡东北作家群中，骆宾基可称为名副其实的“后生”了，连这一群重要作家中年龄偏小的舒群也比骆宾基年长四岁，一般地说晚降临人世，就要迟走向人生，这从东北作家纷纷到达中国30年代文化中心――上海的日期中便可看出。萧军、萧红是1934年11月，舒群是1935年春，罗烽、白朗是1935年6月，端木蕻良是1936年初，穆木天则更早是1931年1月，（李辉英到达上海比他们都早，是1927年秋）；而骆宾基却于1936年5月首次抵沪。可见《八月的乡村》（萧军）、《生死场》《呼兰河边》（萧红）、《没有祖国的孩子》（舒群）、《伊瓦鲁河畔》（白朗）、《鸶鹭湖的忧郁》（端木蕻良）、《流亡者之歌》（穆木天）和《万宝山》（李辉英）这些作品能在“七七”事变前与广大读者见面，也不是偶然的。可是创作经历短、年仅二十岁的骆宾基有一种不甘落后的雄心，他靠自己亲临前线参加战斗的所见所闻所感，凭着因《边陲线上》得到茅盾等文坛前辈的赏识而产生的创作信心，更乘着报告文学风行于抗战文坛的大好时机，一举写出了一系列战地报告文学，数量上压倒群芳⑤，质量上被公认是上乘，震动了文坛，因而使这位先作为抗日战士，后成为抗战作家的骆宾基获得东北作家群中后起之秀的美称。
在东北作家所形成的这一流亡作家群中，差不多所有人都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宥于伪满洲国的黑暗，特别是文化统治的残酷而流亡上海。其次，骆宾基、萧军、萧红、林珏、金人、李辉英、穆木天、端木蕻良等都与鲁迅有过或多或少的联系，亲自受过鲁迅先生的教诲、鼓励和帮助。另外骆宾基、萧军、罗烽、舒群、塞克、穆木天、李辉英、金人等都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过，饱受了铁窗严刑之苦。因此，我们说家乡的沦陷、亲人的失散、流亡的艰苦、反动派的迫害、进步作家和党的关怀，这一切促使了东北作家群高高打起反日爱国的革命旗帜，忠贞不渝地冲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战斗前沿，充分表现了他们强烈的爱国主义忧患情感和为光复祖国甘愿献身的革命英雄主义的群体精神。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群体意识，其创作很自然地流露出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美学倾向和艺术风格。
下面我们再从骆宾基的作品与其他东北作家群作品的比较里，去探究东北作家群为什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特殊地位和作用的原因所在。
三
前面曾论述，骆宾基及其东北作家群中绝大多数都受过鲁迅、茅盾、郭沫若等大师的指教，这些老一辈作家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忧虑，对贫困要受欺、落后要挨打的中国近、现代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对祖国昌盛、人民幸福的未来的殷切期望都深深印在东北作家一颗颗年轻的心灵上。
其次，东北作家又都充满了坎坷的人生经历，有的几度被捕（如骆宾基、金人、塞克等）；有的饱受战乱之苦和丧失亲人的创伤（如萧红、白朗、端木蕻良等），这些不幸遭遇使他们能站在将心比心的角度，抛开小我，切身体会到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的苦难。
再次，他们都生长在东北这块广袤的黑土上，关东人所特有的先人后己的豪爽、仗义疏财的侠气、肝胆相照的赤诚都积淀在他们性格气质上，因此他们的忧患和焦灼往往能超越自我、指向大众。
最后，以果戈理、契诃夫为代表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反抗黑暗专制、同情弱小者方面，以高尔基为代表的苏联无产阶级文学在为劳苦大众争取解放、对未来充满必胜信心方面都给东北作家的创作抹上了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浓郁的人道主义色彩和革命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光辉。
所有这些因素都凝聚在东北作家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主义民族忧患情感中。《边陲线上》中的刘强为抗日而不回家为父奔丧；《看风筝》（萧红）中的刘成为抗日不要家、不要亲人，就像萧军在诗歌《我家在满洲》中说的，“我家在满洲，我没有家了！那一切不久也就是炮火的灰烬！我也不要家了，也再顾不了所有的亲人”；端木蕻良则将满怀的忧郁洒向月光下的鸶鹭湖（《鸶鹭湖的忧郁》）；舒群着重描写了没有祖国的朝鲜孩子（《没有祖国的孩子》）；罗烽则以小见大刻画了一绺混血儿的头发（《考索夫的发》）……这些超越自我、超越亲人、超越家乡、甚至超越民族、超越狭隘的爱国主义的忧患意识，使东北作家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了它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在配合世界性反法西斯战争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宣传鼓动作用。⑥这些东北作家及其创作雄辩地证明了郭沫若的论述：这些“炼狱式的爱国主义者，他的反帝的行动愈炽，对于同站在反帝战线上的邻人（友帮及敌国里的朋友）自会倍觉亲爱，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同时也就是一个国际主义者”⑦。
所有这一切又决定了骆宾基及其东北作家群笔下的传奇超常的人物形象，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的理想色彩。也就是他们常把时代的精神力量、作者本人的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和对未来的理想信念统统凝聚在一点，集中体现在他们笔下那些传奇般的、理想化的超常人物性格上。萧红在《看风筝》中将刘成为抗日而将亲人置之度外，写得毫无人情味；舒群《秘密的故事》里写青子为了能去打击日寇，竟然用绳子勒死儿子；白朗的《一个奇怪的吻》中女主人公为使丈夫脱险自己宁愿溺水而死；萧军的《孤雏》写一姑娘为不使贞操被别人先占有，在生活所迫当妓女前，竟与同胞兄弟同寝；端木蕻良《鸶鹭湖的忧郁》中母亲为了让孩子安全地“偷青”竟卖身给看青人；骆宾基则在《乡亲――康天刚》中写康天刚为娶地主女儿，竟答应了苛刻得难以达到的条件……
对于这些人物的分析，不少论者常认为或者缺乏对抗日英雄、刚强好汉的真正了解，将六亲不认的冷血人物理解为大公无私的革命者；或者认为作者有意采用惊世骇俗之笔，来扩大文艺的宣传鼓动作用，其实这还都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我认为这些传奇色彩极浓的超常性格出现，是由于东北作家强烈的亡国离乡之恨和反日激情的沉重压抑，而在他们心里产生的一种无法摆脱的变形欲。这种欲望体现在作品里则使人物常做出超常态的脱俗举动，而且似乎这种人物动作越异常、越强烈，作者本人那种对日寇的无比愤恨才能得到尽情发泄，亡国离乡的心灵创伤才能暂时得到平复。因此属于现实主义创作流派的东北作家群，在强烈爱国主义情感所导致的逆反心态下，往往超越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人物性格塑造上要符合性格发展自身逻辑的人性；而是将人物（常常是正面人物）极度变形、强烈夸张，用违背生活表层真实的艺术手法，深刻地揭示出浪漫主义高层次上的作家情感真实。
以上我们通过对骆宾基及其东北作家群其人其作的粗略分析，可以看出作为东北作家群一员的骆宾基，无论在作家的爱国主义品格和作品的现实主义风格及其浪漫主义色彩等方面，都应该引起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只有努力挖掘像骆宾基这样的一大批作家的作品（主要指被现代文学史家忽略了的现代文学作品）本身所具有的美学价值，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的画廊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百花园”。
①徐宗伟：《〈珲春乡土志〉跋》，黑龙江省图书馆藏书，油印本。
②易庵：《间岛问题》，上海，光绪戊申年间版。
③《郭沫若给罗科妥夫的信》（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３日答“国防文学”编者），见郭沫若：《沸羹集》，新文艺出版社1951年版。
④周扬：《抗战时期的文学》，见北师大中文系教革小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一卷，下册），第６３９页。
⑤抗战期间有过重要影响的期刊《呐喊》（后改名为《烽火》）上，发表过三十多位新老作家的报告文学，骆宾基一人就发表了十篇之多。
⑥逄增玉：《新时期东北作家群研究述评》，《文学评论》1990年第4期，第71页。
⑦郭沫若：《国防、污池、炼狱》，载《文学界》1936年第2期。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0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文化工程专项课题“90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画卷中的中国共产党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常勤毅，文学硕士，中国文化书院博士生，宁波大红鹰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副教授，副编审；宁波大学特聘研究员，从事文艺学、美学、中国现代文学等研究。
编辑：赵红玉E-mail：zhaohongyu69@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