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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康天气预报_“太康之英”独特的忧生悲情

    时间:2019-02-11 05:46:2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摘要:“太康之英”陆机在其《文赋》中首倡“诗缘情”的创作理念,并且与其理论相应,在诗歌创作上丰富地抒发独特的个人情感。代表作《猛虎行》抒发诗人坎坷的人生之路,浸透着诗人独具个性的忧生悲情。缘情论成为晋代文坛上一面新鲜的旗帜,开创了个性化抒情的新风气。这是魏晋时代文学自觉的重要表现。
      关键词:陆机 诗缘情 忧生悲情
      
      晋武帝太康时代,文学昌盛,文人辈出。其中,被誉为“太康之英”(钟嵘《诗品》)的陆机,天才秀逸,富于创变。不同于儒家传统的文学观念“诗言志”,陆机在他的《文赋》中颇具创意地首倡“诗缘情”,认为诗歌因情而生,诗歌是表达诗人个人感情的。缘情论成为晋代文坛上一面新鲜的旗帜,开创了诗歌个性化抒情的新风气。
      陆机不仅在理论上首先提出“诗缘情”的创作理念,而且在创作上丰富地抒发了独特的个人情感。不同于建安时代那种“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豪情壮志,陆机所缘之情,是独具个性的忧生悲情。比如《猛虎行》可说是他的代表作,沿用乐府古题,借古抒怀,抒发诗人自己坎坷的人生之路,浸透着诗人个人的身世感慨。
      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恶木岂无枝,志士多苦心。整驾肃时命,杖策将远寻。饥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日归功未建,时往负载阴。崇云临岸骇,鸣条随风吟。静言幽谷底,长啸高山岑。急弦无懦响,亮节难为音。人生诚未易,曷云开此衿。眷我耿介怀,俯仰愧古今。
      诗的开篇,表明正直高贵的志士,慎于出处,看重操守,爱惜身名,远离恶名。因此,再渴也不喝盗泉的水,再热也不歇于恶木阴下。显然,诗中是以恶木、盗泉,比喻恶劣的政治环境。《晋书・陆机传》记载,陆机出身于东吴名门世族,祖父陆逊为东吴丞相,父亲陆抗为东吴大司马,父祖两代都是三国时期东吴名将,以功业著称。陆机本人也是一位堂堂男子汉,“身长七尺,其声如钟。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非礼勿动。”不仅身材魁梧,声音洪亮,而且才华横溢,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不合礼义的事决不肯做。本来,这样一位出身名门的青年才俊理当前途光明,岂料命运不济,二十岁时,吴国灭亡,陆机遭受了国破家亡的厄运,心中的悲痛不言而喻。太康四年(公元283年),武帝下诏起用东吴旧臣。面对西晋政权的起用政策,陆机选择了隐居和观望。他“退居旧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回到华亭故乡,埋头苦读十年,不想涉足仕途。所以,诗的开头四句,旨在表白自己当初的心境,运用譬喻以见志士用心之苦。
      然而,晋武帝对身在旧地故乡的三国贵族子弟始终放心不下,便经常以任用贤才的名义召其到都城洛阳以便监管。陆机、陆云兄弟作为“亡国之余”,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太康末年(公元289年)奉诏北上洛阳。这就是“整驾肃时命,杖策将远寻”。为时势驱遣,志士只得应从时君的命令出山任事,难以保持其高节。而扶杖远行,道途艰险,不得不饥食于猛虎之窟,寒柄于野雀之林。“饥食”两句,反用乐府古辞《猛虎行》“饥不从猛虎食,暮不从野雀栖”句意,表明“饥不择食,寒不择栖”,实在是迫不得已才违背了自己的初衷。陆机出身高贵,又饱学儒家诗书,原本在政治上颇为自负,注重志节,但是在国亡家破后的逆境中,世势催迫,虽为志士,却不得不应从时君的命令,出山为新朝效命。当然,陆机的出山北上也是为了自己寻求功名。实话实说,陆机的功名意识十分强烈。江南望族的门第,东吴名臣的功业,在陆机的内心深处植下强烈的家国意识和功名理想,建功立业是他自觉的追求。来到洛阳之后的陆机,热衷仕进,不断地依附于一个又一个权门。虽然许多时候不是陆机心甘情愿的,但强烈的功名心,促使他身不由己地沉浮于世、挣扎其中,而委曲周旋于猛虎、恶木之间,正是其处境的真实写照。传统儒家非常看重人格修养,主张士人应该具备气节。而陆机所悲哀的,正是自己无法坚持儒家所要求的气节操守。“遭围颠沛,无节可纪”使陆机在面上特别尴尬,而在心里更是倍感忧伤。
      屈节敌国,放弃了自我的人格尊严――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是否换来重振家声、光宗耀祖的功业?没有。赴洛伊始,陆机就感受到了晋人对吴人的歧视。作为亡国降臣,他的生存处境十分艰难。据《世说新语・方正》记载,有一次卢志在大庭广众之下当着众人的面问陆机:“陆逊、陆抗是君何物?”晋人极重避讳,当着儿子的面直呼其父的名字是很不礼貌的行为,卢志当面称陆机的父、祖名字,极其无礼。陆机当即回敬道:“如卿与卢毓、卢埏。”也直呼卢志祖父和父亲的姓名,搞得卢志下不来台。“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陆云听见哥哥针锋相对的言辞,顿时失色十分紧张。出门后连忙对陆机说:你何必这么回答,也许他真的不知道。陆机严肃地说:“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我们父亲和祖父名播四海,并非无名之辈,哪能不知道?龟儿子竟敢如此无礼,他不过想轻视我们一下。陆机虽沦为亡国之奴,却不改贵族的高贵气质。面对卢志的公然挑衅,陆机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其刚直率真的性格由此可见。然而,在官场上,在西晋残酷的政治生活中,刚直有什么用?陆机出身将门,义才华横溢,一心希望继承父祖之业,能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然而,“日归功未建,时往负载阴。”岁月无情地流逝,仍然功业无成,这不能不让陆机备受煎熬,特别委屈。不仅如此,更为可怕的是,晋惠帝时期宗室相争,天下动荡,陆机先后卷入外戚争权、八王之乱的政治纷争中。沉浮于这种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犹如跌入了深不可测的陷阱,陆机备感仕途艰险。崇云临岸而兴起,枝条随风而悲鸣,这一切令人触景伤情,诗人徘徊于山谷之间,有时低吟,有时长啸,还幽怀难抒,自感进退维谷。有感于自己性格“耿介”,诗人不禁叹息:“急弦无懦响,亮节难为音。”具有贞亮高节的人,抒发出来的犹如急弦所弹奏的一定是慷慨刚正之辞,可是一般的时君,却不爱听直言忠告,谗口反而易于得逞。全诗最后四句更是诗人发自内心深处的忧愤与悲慨。人生不易,苦难不断,遭逢乱世的志士,更是难以敞开胸襟,倾吐积郁。自己虽是性格“耿介”的刚直志士,隐居山野既不可能,出山效命也难成功业,所以俯仰古今,眷顾身世,深感愧疚。“俯仰”二字突现诗人敏感的时间意识,与悲伤萦怀的气氛相吻合,更易产生徒唤奈何的效果。那份深沉的无奈,无奈背后近乎绝望的忧愤与悲叹更加刻骨铭心。
      诚然,生活在太康时期,陆机受时代局限,缺乏建安时代横槊赋诗、澄清天下的豪情,不过,陆机的诗作却抒发了个人独特的复杂情感。作为陆机的代表作,《猛虎行》典型地表现了魏晋以来诗人独具个性的忧生悲情。自身的坎坷遭际和委屈情怀,志士遭逢变乱的悲辛,仕途艰危、功名无成的苦闷,政治处境的困顿,进退维谷的困境,作者把这种种内心复杂的个人情感,展示得非常形象具体。政治本来就不会四平八稳,魏晋时期尤为险恶。这是一个变乱迭起的动乱年代,社会上各种矛盾尖锐复杂。政权的更迭与派系的沉浮,再加上统治者个人的好恶与情绪,叠加在一起,构成了当时极为动荡的政坛状况。《晋书》云:“天下名士,少有全者。”大家都明白其中的变数,今天是高官厚禄,明天或许就是刀俎与绞架,于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焦虑不已。士大夫在此期间也最易遭殃。尽管陆机在写作《猛虎行》的时候,尚未受祸,但在诗中已有朝不保夕的惶惶不安,因此他反复嗟叹,表现了彷徨酸苦的忧生之情。此后,政治矛盾日趋白热化,宗室战争一触即发。对于这种情形,诗人虽有所认识,却未能急流勇退。《晋书・陆机传》载:“时中国多难,顾荣、戴若思等咸劝机还吴,机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故不从。”名门之后的家族荣耀和重振家声的历史重任使得陆机在政治旋涡的大起大落中仍执著于功名,表现出自负的个性。诗人对严酷的现实虽有觉察,而不能毅然自拔,始终徘徊于矛盾和痛苦之中;而在其内心深处,强烈的进取心已受到沉重的压抑,危患之感日深。这就是诗人在《猛虎行》中感到忧生的根源。
      诗歌是抒情的艺术,诗歌的骨子里渗透着深厚浓郁的情感。作为“太康之英”,陆机在他的诗歌里唱出自己有血有肉的感情,回响着内心震荡的颤音。其传神之作,是作者真情的倾诉,皆发自肺腑之情。陆机的作品承载着他整个真实、独特的内心世界:国亡家破的悲哀,自在世网的痛苦,奔走功名的坎坷,功业难成的忧伤。这些互相交织的感情充实了人的主题,加强了悲的旋律,回环曲折,一往情深。从陆机的作品中人们能看到他真实的人格和性情。陆机的诗歌是他“缘情”理论的自觉实践,体现了自曹丕以来为人生创作、为自己创作、张扬个体情感的文学发展态势,这是魏晋时代文学自觉的重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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