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小说的人物名号看小说中类型化的人物国民世态相|关于鲁迅的故事100字
时间：2019-02-12 05:38:0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漫画色彩 个体人性洞照 摘 要:鲁迅为他的小说人物所起的名号很具夸张、讽喻的漫画色彩,因形见人、传神阿堵,让人过目不忘,成为深刻揭示当时社会各阶层国民世态相的一种重要途径,又因此,小说人物呈现了一种类型化倾向,小说人物的命名也成为人物类型化的一种标志。
鲁迅小说集《呐喊》《彷徨》中有名号的人物(《故事新编》暂且不计),初步统计,大致一百八十多个,静观众多的人物名号,发现怪诞者多。尽管理解各异,但有一点共识:鲁迅先生在给他的人物起名号时颇费心思。鲁迅自己曾说:“创作难,就是给人起一个称号或者诨号也不易。假使有谁能起颠扑不破的诨号的罢,那么他如作评论,一定也是严肃正确的批评家,倘弄创作,一定也是深刻博大的作者。”①这至少讲明了两层意思: 一是文学创作很难,单给人物起名字就很不容易; 二是倘若真能起出好名字来,那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作者或批评家了。我们且不去计较鲁迅先生这话逻辑推理,鲁迅先生却传达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意思,就是人物的起名非常重要,不可等闲视之。
一
作者都很重视给作品中的人物冠名或号,如鸿篇巨制《红楼梦》,且不说作者为两千多人物取名之妙,单贾府中几代男人取名:如贾府第一代宗祖贾演、贾源,名从水;第二代贾代化、贾代善,名从人(仁);第三代贾敷、贾敬、贾赦、贾政,名从文;第四代贾珍、贾琏、贾珠、贾宝玉、贾环,名从玉;第五代贾蓉、贾兰、贾芹、贾芸、贾蔷,名从草,其玄奥精要已令人叹为观止。再如《水浒传》中人物名号,如“及时雨宋公明”、“浪里白条张顺”和“鼓上蚤时迁”等,也是风起云涌,誉美有加。所起的名字或玄奥或壮观。鲁迅给小说人物的冠名的方式与别人颇不同,正如他说的:“从汉末到六朝之所谓‘品题’,就是这法术,但说的是优点居多,着眼多在形体,或者才能。并不提挈这人全般。”②鲁迅给人物起名,不着眼人物的宿命玄机,或人物优点或才能,而是抓攫足以显示人物病态或丑恶的特征加以命名,借以直鞭人物灵魂。可谓是窥一斑知全豹,以一名传精神。作者针对不同对象,赋予不同的形式,粗略归纳如下几种。
一、漫画人物外貌特征加诨名的取名方式:鲁迅小说中的人名,有一部分就是勾勒人物外形特征的漫画。比如,《阿Q正传》中的阿Q,光秃秃的头后面,拖着一根小辫子,而且像阿“Q”这样的人,名字是贵还是桂,甚至姓不姓赵又有什么关系呢?又如“驼背五少爷”“红眼睛阿义”“红鼻子老拱”“蓝皮阿五”、“赵白眼”等,都极其省俭地活画出了人物的外形特点。这些名字,形神毕肖,仿佛使人只看名字,就见到它们的主人之龌龊和丑陋,比起郑重其事地给他们起一个名字更具有感染力和表现力。
二、漫画人物精神面貌加诨名取名方式:这种方式不以外貌,而是从与精神面貌相仿或相反两方面出发来给人物命名。一是与人物精神品貌相一致的名号,如孔乙己这个绰号。它的主人是一个家境式微、穷困潦倒的旧读书人,虽自身生活难以为继,却依然端着读书人的架子,举止迂腐、言谈古奥,滑稽又另类。周作人在谈到孔乙己这个诨号时曾说:“这个名字订得很巧妙,对于这主人公是十分合适的,他(按即原型)本来姓孟,大家叫他孟夫子,他的本名因此失传。这本来也是一个绰号,但只是挖苦读书人而已,没有多大意思,小说里用姓孔来影射孟字,本来也平常,又因孔字联想到描红纸上的句子,拿来做他的诨名,妙在半懂不懂,比勉强造两个字要好得多了。”③在这半文半白不伦不类的诨号里,隐藏着作者对人物的同情与揶揄。二是与人物精神面貌极不协调甚至具有相反意义的名号,通过内质和表象的不一致或相反表现滑稽和丑陋,如“高老夫子”高干亭,被赌友称为“老杆”的,本一文痞、赌棍,却要假冒斯文,附庸风雅,居然改号、着文、讲学。结果支绌无力,丑态毕现。他因“骤慕俄国文豪高君尔基之为人,因改字尔础,以示景仰之意”④,一跃而成为“尔础高老夫子”,实际上不过一胸无点墨的冒牌货。如果说孔乙己这诨号张示迂腐背时滑稽的话,那么高老夫子这绰号则是对虚伪丑恶的无情嘲讽和鞭挞了。
三、无姓无名却胜似有名姓的取名方式:这种取名方式是在前两种的基础上,省略了姓氏排行和个性特征,以极具夸张、甚至变形的漫画方式,以利斧砍去庞杂,使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外在特征直接沟通,因形见人、传神阿堵。作者以人物的肖像外貌特征或者以人物的性格特征来取名。前者如《伤逝》中的“鲇鱼须的老东西”和“搽雪花膏的小东西”等,人物没有正式姓氏名称,但弥散在主人公的生活周围,对主人公的恋爱、婚姻生活抱着猥琐和窥视的敌意。鲁迅先生痛快直接地把情绪不动声色地凝缩在这些令人生厌的名号中,收到鞭辟入里、以简驭繁的妙用了。再如秃先生、蟹壳脸、死鲈鱼、猫脸等,效果同上。后者如《狂人日记》和《长明灯》中的“狂人”和“疯子”,一“狂”一“疯”正是他们最主要的性格特征。再如,“假洋鬼子”,这一名号正是当时社会特有产物,从这一名号中我们似乎看见了那副见风使舵、投机钻营的丑恶嘴脸。
四、含沙射影、有所寓托的取名方法:如《药》里的夏瑜暗指革命家秋瑾,夏对秋,瑜对瑾。是很明显的,我们再将其与华老栓小栓一家联系来看,华夏为中国。鲁迅将“华夏”分别作为两户人家的姓,既显示了他们之间合二为一的亲密关系,又揭示了他们之间一分为二的隔膜状况。流血的不知道为谁流血,吃血的不知道吃了谁的血。以互不关心始,以同归于尽终。人物的姓名实际上彰显着小说的主题思想。
此外,还有以当时的区域风俗习惯取名的方法,如《风波》中的七斤、八一嫂、九斤老太等。一般说来,名字是从芸芸众生中被识别的标志,这些名字无所谓褒贬,也无讽刺意义,只是从市井村坊拾取,极其俚俗,而又反映了时代风貌。在当时,妻随夫姓,如“华大妈”“夏四奶奶”;女人从夫名,如“祥林嫂”“邹七嫂”等;以及按“五行”取小名,如“闰土”“水生”等是最普遍的现象。这些名字,无不重重地涂抹上了鲜明的时代和地域色彩。作者巧借名字显风土人情,也是人物生存的在场环境描述。
二
当然,在鲁迅先生众多的人物名号中,还有一类是无法归入前几种类型中的,这些人物有名有姓没诨号,但这仅限于作者崇敬、爱戴和怜惜的角色(不多)。本文不作具体分析。毋庸置疑,鲁迅先生人物取名思路和方式颇有特色。那么,鲁迅先生为什么要这么起名呢?想表现什么呢?
我们注意到有一个现象非常明显,那就是在鲁迅先生小说一百多人物的名号中,半数以上是带有讽刺味道的丑恶病态的人物名号,而其中,只有少数主要人物,如阿Q、孔乙己和高老夫子等。多数是次要人物,甚至是一般看客酒徒之类。如《示众》中的红鼻子胖大汉,秃头死鲈鱼;《长明灯》中的三角脸;《药》里的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伤逝》中的搽雪花膏的小东西,鲇鱼须的老东西等。通常是作者更偏爱给作品的主要人物起名号,但鲁迅似乎例外。他更加擅长给一些次要人物,甚至是给匆匆而过的“露水式”人物起名号。推究其原因,至少有以下几点:
其一,和鲁迅为文之目的相关连,作者多次表明自己为文是要“挖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鲁迅如此命名人物,取意也在于揭示国民的劣根性。鲁迅深深地感受到了国民性的弱点,他坚信“国民性可以改造于将来”,因此“先行发露各样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来”⑤,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其二,涂抹次要人物,花气力给次要人物起如此震撼的名号,是为了更好地揭示人物生存状况、生存氛围与环境,以此或烘托或对比或解释人物的宿命悲剧。如《药》《伤逝》《示众》《明天》等都是这样:《药》中的花白胡子和驼背五少爷在茶馆里听到夏瑜居然规劝红眼睛阿义时,所流露出来的不可思议和震惊,揭示了夏瑜赴死意义的虚无倾向;《示众》中红鼻子、秃头、猫脸、死鲈鱼等人拥挤围观,显示人物的麻木和冷漠世相。因人赋形,由形得名。病态、龌龊、灰暗的心理和丑陋冷漠的外貌融为一体,让人过目难忘。这些人没有也不配有正式名字,他们弥散和滋长在现实生活的角落,成为现实生活的主角和看客。在鲁迅小说中曾经反复写过孤独挣扎的个体被麻木冷漠的“群”围困的场面:如黑暗中看客们伸长了如同鸭颈般的脖子欣赏夏瑜的就义;咸亨酒店的长衫客与短衣帮麻木与残酷的合力觊觎嗤笑孔乙己的尴尬和颓唐;鲁镇的人们用研究的眼色盯着祥林嫂额上“耻辱记号”的伤疤,等等。这些都应看成是鲁迅在日本仙台学习时“幻灯片事件”的不同版本的再现形式。鲁迅先生用独特的具有漫画色彩的人物命名方式来演绎落后腐朽、麻木冷酷又积重难返的社会现实,对国人劣根性的批判是深刻有力、震撼人心的。他欲以文学为武器唤醒千千万万麻木的灵魂。在极其有限的文字负荷中,在对阿Q、孔乙己、闰土、祥林嫂等人物的塑造上,给读者的震撼程度可谓空前绝后。我们说民族的劣根性几乎涵盖了他所有主要作品的内容。而其人物的起名,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展示形式。
三
鲁迅之所以给小说的人物起这样的名号,是为了能更有力和清晰地显示当时的国民世态相。这种主观意愿的痕迹非常明确,事实上,鲁迅的鞭挞和揭露是深入骨髓的,对孔孟的奴性霸权话语的否定充满着果敢和豪气。在这种昂扬的信念下,鲁迅深邃地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足以震撼人心的人物,以人物的灵魂叩击读者的心弦。达到在当时任何一个其他作家所无法超越的高度。但细读鲁迅作品中的人物,却发现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每一个作品人物,都似乎不是指向个人,而是指向一群人。早在1922年小说《阿Q正传》以笔名“巴人”发表时,沈雁冰曾经在《小说月报》上撰文道:“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后来,他又在《读〈呐喊〉》中说:“我又觉得‘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华民族所特具,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通弱点的一种。”阿Q给人感觉很面熟,祥林嫂、孔乙己、华老栓、吕纬甫等莫不如此。就是这个“面熟现象”,更加增加了人们对鲁迅先生的崇拜程度,评论家也因此称鲁迅先生作品中的人物具有代表性或典型性。
我们把鲁迅作品人物和中外几部名著中的人物做比较,如先从审美价值说起。比如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中的葛利高里,是一个罪无可赦的白匪军官,但他对阿克西妮亚爱情的渴慕与执著,以及作家在对顿河风情的充满激情的描画中,所呈示的哥萨克人如生机浓郁大地般的原始生命性,使我们很难判断他究竟是恶还是善。这是一个具有丰富多彩的鲜活的人性色彩的具有审美意义的人物,相较鲁迅作品中的人物,次要人物无需说,即使主要人物,比如祥林嫂或者阿Q,相对来言,还是单薄了许多,有谁还能比祥林嫂更命运多舛?祥林嫂受苦难、受宰割、受唾弃,作者令人震撼地揭示了置祥林嫂于死地的吃人环境和社会原因,但祥林嫂自身的形象呢?那种直逼人性深处的鲜活个体洞照的因素在祥林嫂身上是见不到的。阿Q也是这样,尽管大家很“面熟”,但他似乎既是张三又是李四,很多人身上都有他的影子,在人群中却很难找出他来!实际上,阿Q不是生活中的个性生命,而是群体麻木意识的代言。作家意在通过对阿Q的精神残缺的痛斥,以唤起国民的痛省,却忽略了阿Q所应具备的七情六欲的个体生命的存在意义。我们说,鲁迅笔下的人物大多给人一种麻木的感觉,人物性格在文中没有发展,缺少人物性格的逆向变化的一面。
再反观《红楼梦》和《三国演义》:古往今来,没有哪一部小说像《红楼梦》那样充满对个体生命的洞照,对个性自由的渴慕和向往,人物是绝不雷同的,是情感的、鲜活的、多层次的,它是超越时代的人性多层剥割的洞微烛照。《三国演义》亦然,小说所致力表达的忠君孝义思想如今已成糟粕,但小说中所展现的险恶奸诈,斗智斗勇的人性潜质,却越来越显示出它的无尽生命力。相比之下,鲁迅先生小说中的人物往往只成为作者揭露社会弊端所需的道具,缺乏多姿多彩的鲜活人性潜质的纵深开挖。思想共性甚至替代了个性。换句话说鲁迅先生重视了集体国民性的批判,而很大程度上疏离了对个体人生和人性的诘问和揭示。所以,鲁迅小说中的人物是深刻揭示了国民世相的类型化的人物。
与给作品人物如此这般起名的原因一样,作品人物走向类型化倾向,也是因为鲁迅先生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寻找救治的疗效之强烈初衷,这既是鲁迅之伟大之处,又是其遗憾之处。
作者简介:汪云霞,沧州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文艺理论研究室副教授。
①② 鲁迅:《五论“文人相轻”――明术》,《且介亭杂文二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73年版,第139页,第138页。
③ 周遐寿(周作人):《鲁迅小说中的人物》,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8月版,第8页。
④ 《彷徨・高老夫子》,见《鲁迅小说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176页。
⑤ 鲁迅:《华盖集・通讯》,《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页。
(责任编辑:赵红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