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题辞》的张力艺术|《野草》题词
时间：2019-02-12 05:40:2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野草・题辞》 张力结构 文化意义 摘 要：《野草・题辞》蕴涵着具有现代意义的张力结构，通过对物理学的张力构成的洞悉，为我们解读《题辞》深层结构的张力艺术提供了基础。时空张力和运动感是“否定”辩证思维的文化构成。由此，文本深藏的存在哲学和绝望反抗主题被彰显出来。
“张力”作为诗学概念，是20世纪的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派对康德“二律背反”命题在文学批评中的一次创造性运用。因此，作为一种艺术思维与批评手段，它主要得益于辩证法的思想方法。这种辩证的批评思维对解读诗歌是很有裨益的，《题辞》是散文诗集《野草》的第一篇，它是《野草》之窗，在这里，可以领略《野草》的全部讯息。对《题辞》的张力艺术的思考为我们探询《野草》的内外意义空间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用物理学的“张力”概念来解读《题辞》，我们能透析到其文本“张力结构”的物理构成。在物理学的“张力”概念中，存在着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两组力量，彼此吸引而排斥，共同构成液体的表面的张力状态。由此，产生了三个关键词：制衡、引力、斥力。
首先来看“制衡”。“制衡”是一种静态，却是包含着力的撕扯，是一种被静态掩盖着的动态。《题辞》内部并存着互相消长的张力要素，对峙主体的双方分别是“野草”和“地面”。两种上下空间位置的并存蕴涵着力的碰撞和冲突：“野草”为了生存必须对“地面”产生力的作用（“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地面”对“野草”的“践踏”、“删刈”作用（“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也从未停止过。但同时，“野草”装饰着“地面”，“地面”为“野草”提供生命的依托体，构成了“天地静穆”的外在表象。这种静态表象是诸种力制衡的结果，没有绝对的静态，事物存在的任何一种状态都是力之间的一种冲突样态。
其次来看“引力”。相反的东西相互吸引，这就意味着，差异的甚至是对立的两方并没有因为对立而走向分裂，而是在对立中相互作为，双方形成一种既否定（对立）又肯定（吸引）的关系，即矛盾的双方在引力的作用下成为一个矛盾的统一性，统一在这里不是指相互融合转化，而是指“僵持”，引力任务不是要让二者和解，而是要让二者不停地斗争下去。鲁迅对黑暗和虚无的认识从未停留在表面，其对绝望的抗争也并非虚假乐观的做派，而是洞悉到了主体与虚无势力之间的“僵持”性和“非和解”性。“野草”和“地面”不是表面上的装饰和依托的关系，而是像被关在一个笼子中的两只斗鸡，由于笼子的存在，斗争会一直进行下去，而引力就是这个笼子。
再次来看“斥力”。两个异质个体如果只有彼此的“引力”很容易在力的“收缩”中撕扯不开，聚为一团，最终形成了一个同化的整体，由此，两个相反的事物就变成了一个事物，这不符合“张力”的特点。物体在张力的“斥力”作用下形成某种“势”，这种“势”显示了文本内部诸结构要素的紧张关系。这些要素的彼此交互使主体陷入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矛盾和分裂境域。正因为有“斥力”的存在，才能彰显相异个体的自我属性以及两者的差异性。“野草”的行为意义和自我价值是在“地面”对它的“斥力”中确证的。
通过对物理学的张力构成的洞悉，为我们解读《题辞》深层结构的张力艺术提供了基础。叙事张力首先表现在时空张力，《题辞》中有这样一句：“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时间上的“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与空间上的“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建构了一个充满张力的文学世界。文学时空可以对现实性时空进行大幅度地扩张或缩小，这就可以使叙述获得无限的延伸。这种紧张的张力因素，使得文学得以形成独特的语言信息系统，通过有限的手段――有限的语言、词汇，有限的组合原则，去表现无限的客观世界与人的心灵世界。其中，“沉默/开口”、“充实/空虚”、“死亡/存活”、“腐朽/非空虚”、“自爱/憎恶”、“明/暗”、“生/死”、“过去/未来”、“友/仇”、“人/兽”、“爱者/不爱者”等构成了文本语言、语义表面的张力。文字间渗透出的一张一弛、奇正参伍的辩证法则中富含语言的张力质。这是把不同质地的语言，形式性的与非形式性的、逻辑的与非逻辑的、简省的与复沓的、具象性的与抽象性的，等等，并置在一起，增浓了语言的韵味，加大了语言的容量。可以说，《题辞》是一个由焦虑、绝望、挣扎、解脱、欢欣等组成的悲辛交集的情思世界，又是一个由矛盾、终极悖论、怀疑、自剖、追问、辩难、顿悟等组成的沉潜的心灵空间。
张力结构由于取消了一方吞噬另一方而确立的“本质”，使其意义结构呈现出多元性和开放性，因此，也容易滋生矛盾性的非确定性的话语。在《题辞》中，作者在进行一种表达的同时，又急于用另一种相反的表达否定前者，构成了词与词之间、句子与句子之间、段与段之间的紧张关系。相反的力量被纳入到同一个语境，使之产生无尽的冲突，建立起一个不可能逻辑解决的悖论漩涡。破坏正常的语法规范，打破正常的思维惯性，借助异于常规的语法结构也可造成语言的张力。如“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直至于死亡而腐朽……于是并且无可腐朽”等。在这里，我们能读到语言的挣扎和震荡，矛盾性语言和意象的对峙，构成了词与词、句与句乃至段与段的紧张性关系，在这种紧张性关系中，相互矛盾和对立的事物在同一语境之中，产生着不尽的冲突和牵扯。“……然而（但是）……”矛盾语句的出现，并不是一种折中的思维态势，而是一种“非同一性”哲学在《野草》中的存在，也是鲁迅在“极端体验”下的话语形式。“非同一性”不是对“同一性”的简单否定，而是提出同一性之中的异质性问题。
对立物在引力的作用下成为矛盾的统一体，在僵持的状态中，二者不停地发生作用。非同一性的因素之间在相互否定之中，形成相互的抵抗力，在永远的对抗中个体的存在才能凸显，因为只有永远的“他者对同一性的抵抗，这才是辩证法的力量所在”。没有张力结构存在的主体是不可能很好地确证自我意识的，也不可能在现实、当下的境域中洞明“道”的真谛。在鲁迅看来，主体的自由和意识在动态的流变中获知，人的极乐只有在动态的危险中才能生成。《题辞》的张力意义恰恰在于，不回避和抛弃矛盾，而是采取了相反的路向，迎难而上，反而进入矛盾之中，把自身所有矛盾都摆出、打开，鲜血淋漓地展现出来，甚而把矛盾的双方进一步激化，推向极端，至于无可退避之境。在这无可退避的境域中，主体反而能迸发出更大的潜能和“生命的力”。恰如他所说，“危险？危险令人紧张，紧张令人觉到自己生命的力。在危险中漫游，是很好的。”
自我与对头、虚无与自由精神的静态并存从未停止两者的内在较量，对于两者是否能“和解”或“调和”，他一直持否定意见。许广平曾向他请教：“可有甚么法子能在苦药中加点糖分，令人不觉得苦辛的苦辛？而且有了糖分是否绝对的不苦。”他的回答是：“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那里，这一节只好交白卷了。”在鲁迅的思维中，“糖”与“苦”是不相融的，两者始终处于“非和解”的张力状态中。在“非和解”的斗争中，哪一方力量和势力强大就会导致历史发展的方向以及未来时间的走向。阿多诺认为：“和解会解散非同一的东西，会使之摆脱压抑，包括精神的压制；它打开了通向复杂的不同事物的道路，剥夺了辩证法对这些事物的权力。和解将是关于不再是敌意的诸事物的思想。”这就是说，相互对立的诸因素间的否定性是绝对的，而同一是一种相对状态。有对立因素的出场就一定会有“力场”的出现。对立双方构成两极，两极之间相互吸引，彼此排斥，这就意味着，未来时间的发展态势将在两极之间滑动。即是说，人能否定世界，首先自身就是虚无，如果自身不具有否定，而又能够否定自在的存在，这就是悖谬。要使世界自由，首先人是自由的，如果人完全受过去的支配，现在只是过去的结果，不能超越过去，人就不可能自由。
张力能产生弯弓待发的运动感。《题辞》的张力所产生的运动感主要表现在，在对死亡的体验中感悟生的存在。这是一种“向死的存在”，即鲁迅所说的：“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生命的路》）海德格尔认为主体作为时间性的存在也就是走向死亡的存在，“死亡作为此在的终结乃是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确知的，而作为其本身则是不确定的，超不过的可能性。死亡作为此在的终结存在在这一存在者向其终结的存在之中。”这表明，只有“向死而在”才能使人摆脱身外之物的奴役，克服个体自在存在的虚无状态，从而与整个人生的筹划和人的自由联系起来，回归个体存在的本真状态。对于《题辞》的死亡意识来说，已经全然摒弃了宗教、来世，所注重的是现世的生存。而这种现世的生存，就是面向绝望和虚无的生存。“历史中间物”意识让鲁迅懂得，“通向坟”、“走向死”的路便成为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回避的未来，他通过中间物意识在反传统的过程中洞悉了自己的历史性，即自己是站在传统之中反传统的，对传统的某种否定性价值判断必然导致对自身的否定性价值判断，因此，自我否定必然构成鲁迅反传统的基本前提。把自我纳入到否定对象中而加以否定，在理念上以自我个体的毁灭唤起民族的新生和历史的进化，赋予死亡以光明和意义，这正是鲁迅反传统思想的最彻底体现。因此，“永远独战”实际上给鲁迅预示了一个终极的命运：在无数次的失败和批判中走向死亡。这不是存在主义封闭自足的颓废个人主义的死亡，而是一种饱含乐观情绪的生命形态――通过死亡成就了永恒的革命意志，力图以个体的死亡打破历史的循环，带来民族的深层灵魂的新生，“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将“死亡”看作是走向或者是生成“生”的意义载体，能有力地反拨死亡衍生的时间有限性、终结性。现代孤独个体在具有死亡的自明性之后，以个体生命为本位，立足于现世的具体的存在，直面个体与自我，个体与民族、历史、传统的诸多冲突和悖论，为变革现世、创造未来而进行的对死亡的自由自主的创造。
通过对物理学的“张力”构成和文化意义上“张力”的透析和探询，《题辞》深藏的生存哲学就被彰显出来。“野草”是生命的象征，也是作者的自况，作为散文诗集的书名，它又是生命哲学的文本。“野草”是“地狱边沿的惨白色的小花”，是向命运和绝望抗争的产物。在与黑暗和虚无的张力对抗中，既体现了自我的不幸、有限和罪感，同时又提升了生命的尊严、充盈和价值。《题辞》的第一句是这样的：“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这是主体“此在”的生存境域，绝望而无言说的世界是主体无法回避的存在情态，由野草装饰的“地面”是鲁迅憎恶的，因为野草在生存时，将遭到“践踏”、“删刈”、“死亡”、“腐朽”的命运，但主体将“大笑”、“歌唱”，寄希望于“地火”的“奔突”，“熔岩”的“喷出”，来赢得“无可腐朽”的永恒，主体拒绝“等待”、“沉沦”，生命进取的选择是其“坦然”、“欣然”的原因。“反抗”的主题是鲁迅对存在之“思”的诗化表达，在存在主义者看来，“思”是唯一达乎存在的道路，它能让难以言说之物彰显自己，说明自己。“选择”是一种自由，同时也是一种限定。只有借助于“思”的理性，我们才能体验事物、思考事物、决断事物。当然，“走”和“反抗”中更蕴涵着“意志”的作用，“意志”不仅仅是“立法者”，也是“创造者”。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刘秀珍，广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参考文献：
[1] 赵毅衡：《“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页。
[2] 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页-第133页。
[3]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4] 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0页。
[5]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