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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后期杂文的新的主题开拓] 鲁迅杂文在线阅读

    时间:2019-02-12 05:45:5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摘 要:上海经验是鲁迅后期杂文极其重要的思想来源,上海文化中的现代性因素和反现代性特征都引起了鲁迅的高度关注,特别是上海现代化中的反现代性趋向,成为鲁迅后期杂文的重要批判对象,鲁迅后期杂文因而在主题领域有了新的开拓,在杂文艺术方面有了新的创造。
      关键词:鲁迅 后期 杂文 主题 创造
      
      关于1930年代上海的现代化程度,李欧梵先生在《重绘上海文化地图》一文中曾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和世界最先进的都市同步了”,上海“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一个国际传奇,号称‘东方巴黎’,一个与传统中国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充满现代魅力的世界”。与上述判断相辅,文章对上海现代化的景象进行了种种描述,如现代生活消费的电锅、自动汽炉、相机、留声机、录音机可以在无处不在的广告上找到;娱乐场所尤其是“电影院,咖啡馆,戏院,舞厅,公园和跑马场”,“向中国居民提供了除传统之外的休闲和娱乐方式”;新兴的购物潮流涌向“新衣服,洋鞋,欧美化妆品和新百货大楼里的昂贵毛皮”;新的建筑“都采用了当时盛行的装饰艺术风格”;对外地游客而言,“在南京路的百货公司里购买现代的奢华品是必要而令人神往的仪式”①,等等,这些记述反映的是上海1930年代的现代化进步,这也正是鲁迅生活时期的上海。
      上海的现代化生活作为文学创作的来源,曾激发了一大批海派作家的创作热情,他们以多姿多彩的文学话语记录下了上海这座东方现代化明珠的都市风情。海派作家对上海的姿态既有拥抱、赞美,又有疏离和忧虑。尽管海派作家中也有人对都市文明病进行了批判,但多限于个人感受层面,他们并不质疑现代化本身。鲁迅面对现代化的上海,没有像海派作家那样用小说叙事的方式进行诗意的浪漫表现,也没有像李欧梵先生那样显露出急切的欣赏姿态,而是采用杂文的方式进行了讽刺性的批判。而且,鲁迅的立场是去个人化的,是从现代化本身去考量上海的现代化面貌的,鲁迅所关注的不是现代化的表象,而是现代化的后身,现代化中的反现代化成分。因此,我们发现,鲁迅后期的杂文,基本上是“反现代”经验的书写,这可以说是撕下了上海现代化的面纱。
      现代化的确是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也改变了人类文化交流的状况。但是,现代化并不是那样的完美和激动人心,现代化在带给我们先进东西的同时,也强加给了我们有害的东西,更有甚者,现代化非但不能祛除前现代化时期的恶性遗传,反而以一种变化了的形式与前现代的“恶”进行了结合,导致现代化本身走向了反现代的方向。现代化的对立面,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来列举,如封建性、乡土性、专制性等,再如伪自由、伪民主、伪文明等。对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反现代化倾向,从尼采以来的思想家们以及西方象征主义诗人、存在主义的小说家们都进行过猛烈的批判。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推进的,西方化与现代化几乎就是一个概念。但是,中国的现代化又与西方的现代化有些区别,由于中国封建传统历史的过于漫长,其积淀至深地浸染了现代化的规则与信条,所以,我们可以把中国的现代化称为东方现代化,这更能反映中国现代化的地缘特征和面貌。而1930年代的上海,正是东方现代化的典型。这种现代化典型所体现的反现代成分,与西方知识分子所批判的现代化负面因素有了很多不同。鲁迅身居上海,非常警惕地注意到了这样的现象。鲁迅后期杂文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深刻地揭示了东方现代化特有的反现代特征。
      在上海这座标志东方现代化的城市中,鲁迅首先观察到的是一种以洋人为中心的新的奴役关系的产生。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上海的城市地理也在发生着变化。而对于1930年代的上海来说,外国人盘踞的租界与其说是殖民化的产物,不如说是现代化的产物。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选择,是西方现代化逼迫的结果。而上海的租界,就是这种逼迫的产物。落后国家和民族要走向现代化,大概都是经历了这种逼迫,然后又转向现代化的自觉追求。我们在考察落后民族的现代化过程时,尤其要关注的是“逼迫”背后产生的各种关系。“逼迫”背后隐含着强弱、依附、奴役等关系。由于这些关系,民族之间的平等关系被打破了,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产生了。在诸种关系中,奴役关系具有终极意味,其他的一切关系都归结于此。奴役关系最能从本质上显示强势民族对弱势民族的伤害,这种情形在1930年代的上海社会有着显著的体现。
      鲁迅曾指出:“上海是:最有权势的是一群外国人,接近他们的是一圈中国的商人和所谓读书的人,圈子外面是许多中国的苦人,就是下等奴才。”②鲁迅的这些话表明了他对现代化上海的社会结构的精辟认识,这一社会结构呈现为明显的金字塔形,高居塔顶的是外国人,以外国人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具有等级奴役关系的金字塔链条,外国人凭借其在华的特权和文明优势,对中国的人权构成了肆意的践踏。伴随着外国人对华征服的深入和持续,以外国人为中心的上海社会结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是产生了外国人与高等华人的联盟形式,这是以利益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共同体,由这一共同体的合谋造成的人道摧残在上海是触目惊心的。难怪鲁迅有感慨说:“时候是二十世纪,地方是上海,虽然骨子里永是‘素重人道’,但表面上当然会有些不同的。”③这里的“不同”,很明显指的是种族歧视。“不平等”成为现实存在,构成了对现代化的“平等”观念的反讽。
      1930年代的上海,当时世界上的很多科技进步的应用成果已经普及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现代化不但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观念。但是,在这种现代化景观的背后,却掩盖着惊人的反现代观念和行为。即以“科学”的命运而论,鲁迅就发出了无比的感叹:“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鲁迅的感叹,既是由上海街头处处叫卖着的《推背图》激起,同时又是由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经验所引发。早在五四时代,“科学”的旗帜就树在了国人的面前,“科学救国”成为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的坚定信仰,为了实现这一信仰,先驱者们付出了辛苦的劳绩。与这一种积极推进民族进步的科学潮流逆动而行的,是一股反科学精神的浊流。“科学”被沦为封建迷信的附庸,成为证实传统文化优质的论据,“科学不但并不足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却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之高深。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门阀,是合于优生学的,炼丹,是合于化学的,放风筝,是合于卫生学的。”④科学之得到曲解和异化,不只表现在学理的被歪曲解释方面,而且表现在科学应用的方面,科技进步的成果变成了助长旧文化光大的工具。更为可怕的是,科学走向了反科学反现代的极端,变成了法西斯式的摧残人的工具,其危害就更加令人毛骨悚然了。在《伪自由书・电的利弊》一文中,鲁迅说:“上海有电刑,一上,即遍身痛楚欲裂,遂昏去,少顷又醒,则又受刑。闻曾有连受七八次者,即幸而免死,亦从此牙齿皆摇动,神经亦变钝,不能复原。”电刑的残酷已经远远胜出历史上有名的“火刑”,这可以说是刑罚的进步,但却是科技进步的悲哀。生活在科学时代的文明人所造的刑具,恰恰暴露了文明人的野蛮,文明社会中埋藏的反文明因子。
      鲁迅立足上海经验所批判的反现代性,在中国社会是有着普遍意义的。中国人一向缺乏科学的传统和精神,表现在思维形式上,与外国人有着明显的不同,“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⑤同是一种东西,而中外之用法却截然不同,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是否遵从了科学的致用思想。
      鲁迅后期杂文中所书写的上海经验的反现代化成分,解构了上海现代化的神话,再现出现代化城市的丑陋后身,拆解了人们对于现代化的美好想象,这对于把现代化作为远景目标的中国社会来说,是有着无比的警醒意义的。鲁迅的经验告诉后人,在建设现代化的道路上,只有正视现代化过程中的病症并克服之,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孜孜以求的现代化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否则,便是伪现代化,封建性的现代化。
      
      ① 李欧梵:《重绘上海文化地图》,《李欧梵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231页。
      ② 鲁迅:《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页。
      ③ 鲁迅:《准风月谈・“抄靶子”》,《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页。
      ④ 鲁迅:《花边文学・偶感》,《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5页。
      ⑤ 鲁迅:《伪自由书・电的利弊》,《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作 者:雷世文,博士,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现代文学与媒介文化。
      编 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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