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顾维钧回忆录》] 谈诚信

时间：2019-02-13 05:42:40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最近已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持下，委托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根据缩微胶卷集体翻译出版了。这是一桩颇有意义的事情。本书正如卷首出版说明所说，主要记述了我国高级职业外交家顾维钧(少川)先生的长期外交生涯，也正是一部从民初以来五十年间包括北洋政府与国民党政府时期对外交涉的历史实录。内容涉及的方面极为广泛，其中有许多属于我国近代史范围的第一手权威性资料，甚为珍贵。全书英文打字原稿计一万一千页，译成中文约五百六十万字，拟分订十二册，陆续在一九八六年前出齐。
　　远在青少年时代，在先君书斋中曾翻阅到顾氏赠给他的自撰《英文外交简牍》一书，我对顾氏的渊博学识.卓越才能和优美文体即已留下深刻印象。此次获悉《回忆录》译本出版消息，亟在书坊间访求未得，不久收到参加翻译的唐宝心、高承志两位老同学寄赠一本，深为欣然，于是在百忙中穷二日之力，浏读一过，得以与往昔见闻鳞爪相互印证，深感此书对于增进我们了解民国以来内政外交的情况，大有裨益。
　　就本分册目录来看，计分三卷。第一卷为童年及求学时代(一八八八――一九一二年)；第二卷为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一九一二――一九二二年)；第三卷为回国任职(一九二二――一九三二年)。
　　顾氏于一八八八年一月二十九日生于上海，原籍嘉定。在第一卷中，读者就可以看到他从少年时对身边各事就有自己的看法，许多故事读后不禁颇有同感。例如：七岁时外祖母去世，他看见旧俗女眷号丧，假装恸哭，感到厌恶。在学校读书时向往于当时维新运动，但也看到教会学校内中文课地位远在英文课之下，中文教师的薪金也极微薄，使他认识到教会学校办学的目的并不是出自我国国家的需要，而是一切为了宣传教会的活动。后来留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他在同学当中看到反犹太教情绪，他认为在个人交往中要紧的并不是朋友的宗教信仰；个性、品德或情操都比宗教信仰更为重要。通过经由欧洲回国途中所见亚洲人民的贫困和西方繁荣适成对比，他开始感觉到中国的苦难是西方列强的侵略、剥削和压迫造成的，同时也是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所致。他的结论是：“中国人民为改善国家的状况，可以做很多事情，却没有做多少。当时政府从根本上错了，他不是鼓励那些该起带头作用的人有所作为，而是阻挠他们去进行改革”。辛亥革命的爆发使他为国效力的心情再度活跃起来。
　　在第二卷和第三卷中，我们读到，顾氏饱经旧政界的沧桑，又经常代表当时政府在外交方面为国家挽回了不少损失。可以说他是本着一片爱国热忱，尽其智能，置身于国际樽俎之间，起了相当的积极作用的。一九一四――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第一次欧战后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会以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一年，国际联盟派出李顿调查团前往东北调查等史实，在我这般年纪的人当时都曾听到老年人讲过，或在报章上阅及，而顾氏此书记载綦详，读罢掩卷之余，更令人无限愤慨。弱国本无外交可言，顾氏在夹缝中应付周旋，已煞费苦心，而国内政局又往往风云诡谲，动辄掣肘，可胜浩叹。但即令如此，顾氏仍在事前事后做了不少工作，多少也说明了事在人为。如果换了今天我国在国际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象顾氏这样富有才能学识的外交人才，必能更好地发挥他的特长了。
　　全书有很多动人的事例，在此限于篇幅，试举两事着重一述：
　　一、顾氏在书中一再告诫当时政府人员在举借外债时拒绝接受回扣，或向外购买军火时拒收回佣，以免为对方所利用。他自己就拒绝过美国联邦无线电公司的现金馈赠，直率地向对方指出：这样做就是行贿。顾氏此举难能可贵，但在旧社会陋习成风的官场中，显然未必能起多少作用。
　　二、由于熟谙国外法制情况和及时掌握舆论动态，顾氏就能对当时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违反中国政府指令拒不回华返职一事，即断然下令以抗命论，将他革职。这一举动曾使中外有关各方感到意外。但正如顾氏在书中所述：“这段插曲更进一步加强了我的这样一种信念：只要中国立足于其合法权益的立场上，不管其行动在远东或在整个亚洲看来是如何引人注目或甚至令人震惊，也都将会在海外得到充分的理解。何况任何一个外国政府，如果它的官员象安格联一样行事的话，不论其职位多高，它也会象中国政府一样将其革职”。
　　本分册最后几页谈到李顿调查团――李顿爵士手杖的故事。国际联盟派出的这个调查团去东北调查之后，到山东参观，李顿在登泰山时丢了手杖，他无端怀疑是中国挑夫偷的，而其实是随团的日本军官阴谋捣乱。当时住在泰山的冯玉祥将军把这件事作为外国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傲慢跋扈的一例，颇为忿忿不平。众所周知，后来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就不敢承认“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对华侵略，当然更令人气愤了。在本书第五卷中(译本作为第四分册将于今年内出版)，关于香港问题也有述及。我国在一九四三年开罗会议前就曾向英国提出收回香港问题。顾氏在先就从英国朝野上下的舆论了解到他们也都觉得没有理由在战后继续强占香港，应该归还我国，但终因英国首相邱吉尔老奸巨猾，始终持延宕的态度，拒不解决。从这侧面来看，也足以说明我国今天为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而采取的措施是如何坚决而有力的了。
　　本书之所以先用英文写成的原因，根据顾氏为本书写的“附言”所说，是由于他当初接受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院院长马丁・威尔伯的邀请，参加该大学口述历史的计划，先后由五位学者根据顾氏口述，并利用他保存多年的日记、会议纪要、电报档案及信函、文件，经录音、编写、核实、校正，历时十七年之久，始得完成，可称为顾氏和美国哥大东亚学院共同合作的成果。二十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前正是中国多灾多难的时代。顾氏在此期间历任外交要职，亲身参与折冲，所以在许多重大外交事件中，他是一位最有资格的历史见证人。顾氏记忆力之强堪称罕见。不论对少年家庭或读书生活到从政后官场生涯和外交内幕曲折经过，顾氏俱能就当时原委细节娓娓道来，如数家珍，风趣盎然。这一巨著诚如天津老教育家黄钰生(子坚)所说，可以看作是“旧中国的外交史，中国和世界的近代史，也是旧中国和新中国对比的好教材”。但美国和台湾方面都未给他全部出版。今天我们能以全文译出，公诸于世，实在值得高兴。此书具有历史性质，涉及各种专用名词很多，往往非当时身历其境者不能一一译出，而译文通体流畅，全无洋腔洋调，殊属难得，这应归功于袁东衣同志为首的翻译集体，加之顾氏的女儿顾菊珍乘两度归国探亲之便，对本书的翻译工作予以多方支援。
　　顾菊珍谈到她读了《回忆录》以后，感想也很多。她说：“过去国家乱，经济靠外债过日子，站不起来，事事听外国人摆布。二十年代，有人问家父：中国前途如何？他说：有一半要看外国。如果你们外国人不去侵略剥削中国人，中国就会站起来。现在事实说明：我们没有依靠外国而竟然站起来了。看来，我父亲作了一辈子外交官，总希望中国收回权益，站起来，但是那时候是办不到的。他当时作外交官是很苦恼的，并未得到当时政府的信任，所以他声望虽高，但是力不从心。这从《回忆录》中就可以看到他的苦衷”。顾氏本人已届九十六岁高龄，得见此书之译成功，其心情之愉快自亦可以想见。
　　近年来，我国在抢救革命史料方面也已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极为可观。因此，联系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计划”(OralHis－toryProgram)，我也有一点设想。这两年离休的革命老干部为数不少。听听他们讲起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带领军民浴血斗争的故事，无异是上了一堂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课。对于我国全体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在提高思想境界方面是大有好处的。但同时要考虑到由于年龄、时间和精力等等限制，笔述显然远远不及口述来得方便。如果我们也能充分利用现代传播工具如录音、录像器材，把口述资料记录下来，然后责成专人执笔整理成书，或用缩微胶卷摄存原稿，则将来可以保存下来的历史记录必然会丰富到多少倍。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这种口述历史计划在我国实行起来，估计困难不大，似可加以研究推广。
　　
　　一九八四年二月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五月第一版，2.4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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