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代价:金石开 历史的代价
时间：2019-02-15 05:30:3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继《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之后，李泽厚先生又推出了《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以下简称《中现史》)。与前两部以体系、人物为轴心的著述方式不同，《中现史》是以现代史发展中的若干主要问题为契机展开其思路的。循着这条思路，可以引发人们超越当下文化讨论的一般层面，进入对中国现代历史及其思想演化的更高层次的思索……
得到的就是失去的：启蒙与救亡
如果不是当代中国的许多事件使人们从迷茫中惊醒、反思，那么，在回首现代历史时，人们仍可能陶醉于一片“伟大的历史成就”的赞美声中：“五四”时期如火如茶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壮大、节节胜利的北伐战争、遍地烽火的抗日战争、摧枯拉朽的解放战争，一个新中国――超越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但是，当人们付出历史的代价并尝到了历史的苦果时，才开始重新回味历史。
可以说，当代人对五四反封建主题的注重更甚于对其反帝主题的注重；同样，对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史的光辉篇章不再仅仅是产生一种简单的赞颂之情，而是生发出一种复杂的迷惑：它究竟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李著精当地指出：
“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众多论者常常笼统地歌颂它们，较少注意二者的复杂关系及由此而来的思想发展和历史后果。(第7页)
实质上，自“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思想史，正如李著所提示的那样，其主弦律的确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其特点即在于以“中西比较的方式，抨击各种传统观念”(第8页)；其核心是科学―民主的思想、观念、生活、行为方式的推进。这场启蒙运动，既是近代史上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以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对中国封建文化的批判之继续，又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斗争的需要。如果说近代对传统的批判着力于直接的政治变革、社会演进，那么，现代反传统(尤其是五四)却着力于民智觉悟、文化启蒙。前者从总体上偏于注重“器”、“末”，而后者从根本上注重“道”、“本”。虽然，五四先驱着力于文化的实质，仍是国家、社会的根本改变。不过，文化启蒙，却始终是思想家们选定的不可动摇的前提。
但是，五四还有一项内容，即是现实的救亡。当时中国大众所面临的，更多是接踵而至的丧权辱国，国破家亡的现实危机。中国之急，不唯发展，更在生存。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当“华北之大竟安不下一张课桌”，当五四北京学生喊出“国亡了，同胞起来呀！”这些撕人心肺的呼声时，文化战线的“治本”之慢功，还有多少吸引力！？思想与现实的脱离，不外是让思想家作出两种选择：一是与现实合流，一是被现实所抛却。正是救亡与启蒙之间的这种冲突和消长，构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思想上遇到的最大困惑。而且，事实上的救亡压倒启蒙，使得启蒙运动总是让位于严酷的救亡实际斗争。我以为，李著把握到这一点，并把它作为中国现代思想演进的主要线索，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就历史进程本身的演进看，中国现代史上最动人篇章无疑是在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下所展现的历史画面；而最激烈的思想文化较量，仍然是中―外文化冲突(近代史上思想的较量显然是中―西之争；而现代史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外”的概括恐怕更合适)。说到底，仍是先进的外来文化，与落后的本族传统文化的较量。只不过是现实斗争使这种文化较量并没有象近代史那样，以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文化对峙的态度鲜明地展开，而是表现为启蒙―救亡所内在的复杂的社会、文化冲突与抉择。
其次，由启蒙和救亡这条主线，可深入把握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些带根本性的东西，这就是：“在共产党的党旗下，一大批知识青年领导工农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在这个历尽艰难的胜利斗争中，从建党一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延安整风，都不断地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彻底否定了无政府主义鼓吹的那种种绝对个人主义，也否定了自由主义所倡导所追求的种种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等属于资本主义启蒙思想体系中的许多东西。而这些否定和批判主要都是救亡――革命――战争的现实要求，而并非真正学理上的选择。”(第32页)中国现代史上，救亡压倒、推迟启蒙的后果在于：中国当代恐惧、反对、敌视资本主义的社会心理，远甚提防、扼止、消除封建主义的心理。而在根本上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民主精神，就越显艰难。中国的社会改造者总怀有一种“只争朝夕”的超越精神，这种超越精神，使他们在社会变革的关头，在文化启蒙与实际着手的诸问题抉择、踌躇中，有一种“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不可耐、等不急的烦乱心绪。难怪我们许多文化―哲学层面上的争论，还未展开或尚待深入之机，便会(出于主客观的原因)很快地被拉向实际―现实层面。面对现实急切的任务，中国的思想家、启蒙者、文化人就不免显得尴尬、寂寞了。于是，启蒙中国社会大众的科学―民主意识的任务，就这样一拖再拖。
我以为，当反省中国现代史后，启蒙与救亡这条主线，不仅仅是提出了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项任务：在现实斗争和人类发展之间，怎样取得和谐；在族类生存和个人自由之间，怎样保持适当的张力？革命的成功并不等于历史任务的完结，因而也就不等于传统问题的解决。五四距今近七十年了，在科学―民主层面上的启蒙任务，也许在走向现代化、物质生活逐年丰富的中国当代人身上，会更深切、更尖锐地体会到。
明白的并非是清醒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我很同意李著的这个看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怎样以及会怎样，“显然是一个具有头等意义的现代思想史课题。”(第143页)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是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综合运动的结果。首先，中国近代社会所面临的内部危机和外部危机，是马克思主义必然被中国社会吸引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畸形发展的结果就在于：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作为两种独立形态共存一体：一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势力，顽固地阻止中国社会按历史发展规律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一是日益上升为社会经济主体的官僚垄断资本，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它对小农经济的残酷压榨和对民族资本的疯狂兼并，掩盖了它所输入的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的实质，从而被人们厌之为帝国主义豪强的压榨而加以拒斥。再加上外来的资本主义与中国内部的封建主义总是勾结在一起结成反动同盟，构成中华民族近现代灾难的重大根源。这，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在政治经济上所形成的反帝―反封建即救亡的主调，预示着能够为解决中国社会内部和外部危机提供希望的马克思主义被中国社会接受。
第二，从中国近现代以来文化发展的逻辑―历史规律来看，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也势在必然。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前，已经过中国传统文化伪装了的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思想为主体的思想，一直是中国社会变法图存的主要理论依据。然而，中国文化为什么放弃了曾惊世骇俗、唤醒民众的那些西方学说，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呢？对此，毛泽东同志曾作了一个颇为鲜明地回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论人民民主专政》)十月革命使精神上内外交困、徘徊无路的中国知识分子，于中外两种既定的文化中，选择了一种更新的可能：接受一种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传统(反封建)并揭示出资本主义罪恶及必然归宿(反帝国主义)的新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比之下，严复的“进化论”，虽然喊出了“物竞天择”、“与天争胜”这一警世名言，但由于其建立在生物进化图式上的社会方案，与中国社会实际无补；胡适的实用主义，虽然沉重抨击了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空泛保守僵化等弊病，并看到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但由于其社会改良主义的方案，看不到社会变革的动力和前景；梁濑溟尽管看到东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一些鲜明特质，可是他却没有看到西方文化的进步意义及文化的时代、阶级特征，因此其思想常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客观上为封建主义文化招魂摇旗；宋教仁简单地相信资产阶级文化的移入，迷信于通过议会政治，在中国建立“民主国家”，却遭到悲惨枪杀；这些经验和教训，反而强化了民众心理对其他西方文化的失望情绪，加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过程。另外，还有当时社会“工读主义”、“新村主义”、“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救国方案都无补于事，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蕴育了一个非常大的可接受的氛围。因此，李著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首先是近现代救亡主题的急迫现实要求所造成，同时也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的展现，即要求有一种理性的信仰来作为实践的指针。”(第145页)
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具有这样的特色，所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吸取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阶级斗争学说，并且把这种阶级斗争同当时国际国内的现实政治斗争相结合。这种做法的结果无疑极大地促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但是，当革命胜利后再这样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甚至把这种理解作为一种固定的理论框架，就会限制人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对新事物与现代化进程的认知和评价。在过去多少年里，我们的历史每前进一步，不是根据历史本来的规律以及它所带来的生产力向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飞跃，而是必须首先接受一种规定的理论尺度的检测；即使它造成了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但若在生产关系或意识形态上，它依据的是被僵化的框架中未曾或不能加以说明的理论，那么，为了保存理论的“完整性”和“纯洁性”，不惜牺牲历史进程的客观趋势及广大人民的利益。回顾共产主义运动史和我国现实改革进程，僵化的理论总是落在实践活动之后几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我国，这种僵化的理论往往以马克思主义的面貌出现，成为与现代化文化不相适应的一种新意义上的“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的产生发生剧烈地冲突。李著在分析建国以来“折腾最多、最热闹、也最痛苦”的“农业、意识形态两大领域”(第185页)后，发人深省地指出：“反‘左’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分析了左倾思想的社会根源及其在革命中的政治、组织、思想上的具体表现而得出的基本符合事实的客观论断，反右则是从主观的革命要求、意志、观念、理想出发，并没有真正具体的材料事实足够证明‘右’的存在。”(第183页)
当前的文化讨论所伴随而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史学、文学的空前的反思、大讨论，使人们愈发清楚地认识到，一种不合时的理论框架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后，就会对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和新文化的诞生形成阻力。在今天发展新文化，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下，有必要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力阐发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先进文化的集大成者所应具备的三个重要维项：生产力的一元化标尺；现代化意识的内涵；人性及人类文化兼收并蓄的新文化理想。这三个维项的内在统一，即是现代化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应有的基本含义，也是催生现代化意义上的中国新文化的理论基础。这一点，对人们来说，虽然是明白的，但未必是清醒的。
是喜更是忧：中国知识分子主题
如果说“启蒙―救亡”是中国现代史的主要线索，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发展又是在启蒙与救亡双重任务指导下选择的结果，那么，对这两个问题的进一步思考，或者说，把这些问题具体化，便是中国知识分子问题。
我很遗憾李泽厚先生在《中现史》中，没有展开他“本来打算讲的一个中心问题”，即“中国近现代六代知识分子”(辛亥一代、五四一代、大革命一代、三八式一代、解放一代、红卫兵一代)的问题(第343页)，至少没有象《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那样鲜明地提出这个问题。但是，他有一看法是发人深省的：
中国知识分子，如同古代的士大夫一样，确乎起了引领时代步伐的先锋作用。由于没有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这一点在近现代便更为突出。(第344页)
可以说，一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觉醒、迷茫、奋起、消沉、受难、解惑、麻木、振奋……的思想搏斗史。从曾国藩、张之洞、林则徐、洪秀全、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毛泽东，都曾经历了自身和民族的思想动荡，并且引导或影响中国历史进程。
无论是学界巨子胡适，还是社会斗士陈独秀；无论是冷静深邃的鲁迅，还是潇洒豪放的毛泽东，细细想来，他们的思想命运，皆离不开中国现代启蒙―救亡这条线索。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无强大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大众的落后(贫困、无文化)，理所当然地使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在哪一次运动中都站在社会的前列。他们在大众过着世界上最贫困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却可以具有最先进的思想意识(五四前后)；甚或，他们在有千年传统文化―文明的古国，可以引入最现代、最激进的社会学说(马克思主义)。纵观整个近现代历史，中国知识分子从总体上看，都是倾向于社会启蒙。他们主观上具有一种超前意识。在这一点上，中西启蒙思想有相通之处，中国知识分子也借用了这种方便。但是，中国启蒙的困难(中国社会结构的两头大，中间小)，以及中国大众对物质的迫切需求与在精神发展上的滞宕，悲剧性地迫使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超前意识又容易在客观上与中国社会历史进程脱节。洪秀全社会改革方案(《天朝田亩制》)落空了，严复政治启蒙(《群己权界论》)的奢望过大了，陈独秀反传统的呼声(“根本觉悟之觉悟”)太猛了，毛泽东的浪漫气质(“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太浓了。这样，当超前的思想要求与滞后的物质需要发生冲突时，中国知识分子便只能以自身的两重人格分裂来补救：保持思想或暂时牺牲思想的同时，投入或迎合中国严酷的现实；或者，为思想或理想，退出或旁观中国的现实。前者便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革命者，而后者，或成为专家学者，或销声匿迹。中国知识分子应当起到的强大社会作用，与他们实际发挥的社会作用，是极为不相称的。而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近现代汹涌激荡的历史洪流中，大多是追波逐流，上下起伏，左右摇曳。由于近现代启蒙之艰辛、救亡之急迫，中国知识分子多半已习惯地屈从于“现实原则”的压力，以依附最大的社会力量――实质上是统治力量，为自己的鹄的。即便产生一时的启蒙或文化学术念头，也很快地被整合入社会现实需要(统治者需要的)思维框架中。许多文化人已习惯过精神上令行禁止的军人生活，而不向往自由讨论的学术气氛。当中国社会向现代化奔腾的历史步伐亟盼着一个职能分化的知识阶层出现，作为社会中坚固的主体意识和强力集团，以影响社会决策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群体却更显得分化离散。我以为，这是现当代知识分子难以自强、自立的一大忧患。这样，知识分子“化大众”的历史使命，便成为“大众化”了。鲁迅笔下辛亥革命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或被黑暗吞噬，或自身成为黑暗的一部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这并不仅仅是历史……
中国文化中乌托邦和实用理性的传统，很容易在思想意识、观念理论上，使中国知识分子或空想(近现代热闹非凡的那些救国方略)，或实用(近现代令人发怵的那些社会功利性应变措施)。中国迄今仍然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度，中国的社会发展仍然是一场艰难的革命。历史进程中的“启蒙一救亡”主题，思想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以及社会变革中的知识分子主体，都有待进一步展开、思索、确立。现代史所描述的不仅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巨大作用，而在今天看来，更是发人思索的教训；是喜更是忧。李著说：
历史就是这样的残酷无情，总要以牺牲来换取前进。中国革命的道路既然是农民为主体的土地革命，一切就得服从它，并为此服从而付出代价。值得注意的倒是，传统实用理性的文化心理构架使广大知识群安然地接受了和付出了这一代价。(第86页)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东方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八月第一版，2.4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