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海游5个月不上岸_“下海”与“上岸”断想
时间：2019-02-15 05:47:4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一九九四年夏，俄罗斯一批著名学者和政治家座谈俄国现行政治体制时，前政府总理盖达尔讲了一个关于官员们“下海”与“上岸”的故事。他说，一九九一年夏俄罗斯独立以后，出现了一股国家机关人员纷纷流向商业机构的潮流。当时，政府部门的工作不受青睐，各部的关键职位他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敲定。政府很想把内行的专家保留住，但他们很快离去。然而时隔半年，形势骤变：一九九二年春天又掀起一股“复职狂潮”――那些离职的官员纷纷回到政府，而且不惜回到比一九九一年夏向他们推荐的职位低两级的职位上。
这些官员怎么了？他们下海图什么，上岸又为什么？
一九九一年夏秋，正是俄罗斯力图挣断被苏联“束缚”的脐带，独立地进行激进改革的动荡时期。因此，当时官员们纷纷下海的原因可能有两条：一是，当时苏联尚在，俄罗斯独立悖于苏联宪法，还缺乏合法性。因此官员们可能耽心，由于叶利钦江山不稳，他们在办公室里坐不久。第二个原因，则可能与当时“绿色”(美元)潮流正席卷俄罗斯大地有关。一九九一年夏，戈尔巴乔夫在工业管理、物资供应、进出口贸易、银行体制等方面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已逐步推开，改革虽然仍局限在旧经济体制内，但已经动摇了被指令性计划紧紧束缚的经济，形成俄罗斯学者所称的“自发的不受任何控制的市场”。商品短缺、通货膨胀、卢布贬值、进出口贸易许可证、配额管理的混乱，像连绵的雨，不断地滋润着自发市场上的“金种子”，眼明手快的共青团干部、经济管理干部、技术人员，趁多数俄罗斯人还沉溺于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争论时，已悄悄收获，满载而归。如，后来成为金融寡头的波塔宁利用担任对外经济协会“国际俄罗斯”之便，从对西方矿物原料出口生意中，赚足了建立自己私人银行的本金；另一金融寡头别列佐夫斯基，在一九八九年后的一两年内，通过倒卖汽车，赚了几亿美元……。这些人在商场上的成功，使周围的人们受到强烈的刺激，一九九一年夏下海的官员们，很有可能是在这种刺激下，跳进了商海。
一九九二年春，由于激进改革拉开序幕，俄国商海涌起捕捞金钱的新一个汛期。下海的官员们为什么放弃这大好时机，又纷纷爬上岸边，回去坐办公室？想来，主要原因似乎也有两条。一是如盖达尔所说，因为“预测中的灾难并未降临”――俄罗斯新政权未像某些官员们想像的那样，只是个短命的政权，相反，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独立已名正言顺，掀开了历史的新一页。因此新俄罗斯官员们可以不必担心“改朝换代”，坐不稳办公室。其次，这些官员们离开精彩的商海世界，想必办公室里的世界比商海更精彩(不排除某些人由于游泳技术不佳)。
政府机关办公室里的世界果真比商海更精彩吗？我们不忙回答这个问题，先来看看叶利钦时期机关办公室里世界的变化。
一九九一年夏，当俄国传统的红白蓝三色旗取代镰刀加斧头的红旗飘上了蓝天――一个新政权开始了。然而，俄罗斯虽已建立了多党制、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制度，但是制度的基石还是社会主义时期留下的公有制经济。叶利钦政权由于没有私有制经济和私人企业家的支持，仿佛一棵悬在空中，没有土壤和根系的树。于是，要巩固新生的民主政权，就需要迅速改变旧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否则，这无本之木便可能萎缩，甚至枯死。在这种情境下，叶利钦作为政治家，选择了前政府总理盖达尔制定的激进改革纲领，也称“休克疗法”，主要内容是一次性放开物价、外贸自由化，大规模、快速私有化和实行严厉的货币信贷政策。
一九九二年一月二日叶利钦宣布进行激进改革以后，机关办公室里世界的变化就开始了。
激进经济改革迅速摧毁了旧的经济管理体制，但是在计划经济的废墟上，一夜之间却没能够建筑起市场经济那结构复杂而精密的大厦。因为新经济制度的制定、调试、修订、健全、规范、认同；新的市场运行机制的发育和成熟，是一个十分复杂和需要时间磨合的过程。于是，转型的紧迫性与新制度成长循序渐进性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冲撞，在新制度与旧制度之间出现了断裂和真空。
在这个制度断裂真空中，生长着权力监督与约束的荒芜。因此，俄罗斯新时期经济管理权力的第一个变化，便是更加缺乏监督与约束。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九九二年六月，颁布了经修改补充后的《俄罗斯联邦关于国营企业和地方企业私有化法》。法令规定，设立三种机构负责组织实施私有化：从联邦一级到地方各级成立政府机构国家财产管理委员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成立法人机构财产基金会；投资基金会。根据私有化法的规定，上述三种机构负责组织实施私有化。这些机构拥有几乎囊括了操作私有化全过程各个环节的极大的权力，如，私有化纲要、法规的制定；私有化操作机构的组织、建立；国有企业出售定价、国有财产形式的转换和交易；出售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实施私有化企业股权分配的监督；私有化证券收集、购买企业股份等。对这样大的权力，《私有化法》不仅没有规定设立相应的监督机构，而且把私有化活动的组织执行权和监督权二者集国家财产委员会于一身。这种缺乏监督和约束的权力，可以方便地拿来姓“私”。
新时期经济管理权力的另一个变化是，拥有比以前高得多的含“金”量。因为俄罗斯转型是由政府领导，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的，这就使国家权力在转型过程中具有决定的意义；同时，政府选择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要求最大程度地放弃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在绝对私有制基础上构建所有制结构。这就意味着，原有的所有制结构和经济管理体制都将被彻底打破，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各种资源，尤其稀缺资源的配置权将在社会上重新分配。因而，转型期间的经济管理权力对象发生了变化：或直接调控大规模国有资产的再分配，或调控对市场稀缺资源经营权――巨额经营利润再分配，由于这些权力直接参与社会财富重组，就具有比以往任何时候权力更高的含“金”量。同时，由于国家只保留了某些直接、行政性质调节经济的权力，使这些权力增加了稀缺性，也增加了含“金”量。
新时期经济管理权力的最大变化，是其中某些权力成了少数谋私官员在投机市场的“点金石”。由于激进经济改革彻底打破了传统经济机制，引发了全面经济危机。危机的集中表现是经济全面滑坡、物价飞涨、卢布狂贬、投资短缺。以一九九一年经济指标为一百，一九九四年工业总产值下降了将近一半，投资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以上，而通货膨胀却高达八万三千二百。激进改革使俄经济迅速进入市场，但不是有序的市场，而是投机市场。在投机市场上，无论拥有国内市场短缺的商品，如进口轻工业品、汽车，还是拥有国外市场短缺的石油、战略原料，或者拥有能搞到这些商品的许可证、配额等，就拥有了盖达尔所称的“点金石”。据这位前政府总理回忆，“一九九一年底，市场上一百七十个卢布兑换一个美金，但拥有正式石油出口配额，一瞬间就可以将贬值的卢布变成美金：一个卢布兑换一个美金”！盖达尔说，“一个人在得到一张配额纸的时候，他就已经获得了百倍暴利。有了这张配额纸，可以不用买卖石油，而把一张配额纸转卖给做石油生意的人，就可以获得很高的利润。”当年，倒卖贷款额度，利润也可达一倍以上。还有其他“点金石”。如，金融投机家以《私有化法》为大旗，纷纷成立投资基金会，低价或无偿敛取大量私有化证券，结果，国家无偿发放给全体居民的私有化证券，一半以上集中到约六百家投资基金会，成为他们谋取暴利的对象；在证券私有化结束时，多数私有化证券被一小撮金融投机家掌握，他们用这些证券取得了数万家企业控制权。最高级的“点石成金”术，莫过于串通国有财产委员会工作人员，对私有化企业压低估价，进行购买。据一九九五年一月《真理报》披露，有五百家大型国有企业价值二千亿美元，实际却以七十二亿美元低价出售。
既然坐在办公室里不受风吹日晒就可以拥有“点金石”，有何必要继续留在商海里冒险，拚搏？既然身在商海里，也仍要费尽周折去办公室寻“点金石”，何不重返办公室直接掌握“点金石”。也许，这正是某些“下海”官员重返岸边的另一个原因吧。
由于新时期权力出现了上述变化，合乎逻辑的一个结果，便是极少数谋私官员迅速积聚、集中了巨额资本，成为新兴大资本家。苏联时期，官员因掌握权力享有的特权，主要体现在对物――豪华别墅、汽车、特供商品和服务等的占有和享用上。那时候，因为没有市场，权力值多少钱，无法度量，也不能实现。纵使你掌握着价值连城的配额、许可证、贷款额度……至多只能偷偷摸摸换回一些贵重礼品。但改革以后，情形发生了根本改变。投机市场行情，是度量权力价值量的尺度，投机市场此起彼伏的交易，提供了实现权力价值的市场中介。高含“金”量的权力，在投机市场上迅速获得高额回报，全面铺开的私有化，则提供了光明正大地使私有财产合法化的法律程序。少数掌握这些权力谋私的、尤其那些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已经完成原始积累的官员和接近他们的能人，摇身成为新的经济精英。俄学者的研究表明，新俄罗斯经济精英，百分之六十一出身于原苏联经济部门官员和共青团工作者。七大金融寡头是这一群体的代表。如，七个金融寡头中，有两个担任过苏联和俄罗斯政府的部长，一个担任过共青团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一个担任过苏联解体前夕对外经济协会“国际俄罗斯”负责人。一九九六年十一月，金融寡头之一别列佐夫斯基称，金融寡头集团控制了俄一半以上的经济。
如果某些官员先富起来，普通百姓也随之共同富裕，倒也未可厚非。但是俄联邦统计委员会公布的居民货币收入数据给我们描绘了另一番情景：一九九三年和一九九五年，百分之二十贫穷居民收入比重分别为居民货币总收入百分之五点八和百分之五点五。一九九五年百分之三十一点七的居民生活在温饱线(货币月收入低于最低生活线)以下。在激进改革前后开始的社会财富再分配中，俄罗斯迅速出现了社会两极分化。在广大居民迅速贫困化的同时，少数“新俄罗斯人”占有了大量社会财富：一九九三年，百分之二十富人收入占居民收入比重已高达百分之四十一点六，一九九五年更上升至百分之四十六点九。其中百分之十最富有居民，收入超过居民货币总收入比重百分之三十。
苏联著名国家领导人，前苏联政府总理雷日科夫在回忆录“大动荡的十年”中以《平民主义的毒药》和《在通往市场的道路上》两篇文章，意味深长地对比了两段社会情景：戈尔巴乔夫时期，民主派领导人高举反对苏共特权，实行社会公正的大旗，得到群众的支持，掌握了政权。然而，在叶利钦时期激进地走向市场的道路上，俄罗斯却出现了更多、更严重的社会不公正。在篇章的末尾，雷日科夫愤懑地写到：“俄罗斯的政权抛弃了穷人，彻底地站在了富人一边”。
这样的社会图景原本就是民主派为之奋斗的理想吗？
许多俄罗斯人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一九九六年我在俄罗斯作学术访问时，一位持民主派观点的资深学者曾同我谈过这个问题。他说：过渡时期“如果让不受监督和约束的权力耕耘，会种瓜得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