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文学 [“现代制度浪漫主义”]

　　今年五月初，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狂涛恶浪使俄经济陷入新的困境。由于外资大批出逃、股价、债价下跌、生产下降、国家税收减少、国家偿债率超过极限，国家财政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为解燃眉之急，政府不得不再次紧急向西方美元求援。俄罗斯一位经济学家戏谑地形容，俄国财政除去西方援助的美元以外，已没有可以支配的东西了。曾几何时，苏联还是一个咄咄逼人地与美国在全世界争霸的世界超级大国。人们慨叹俄罗斯如此迅速地衰落之余，不禁要问，俄罗斯搞的是什么改革，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改革，以至于把一个超级大国搞得糟到了靠向西方“乞讨”美元过活的地步。
　　是啊，俄罗斯究竟搞的是什么样的改革？为什么会选择了这样的改革？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逐渐形成苏共一党执政的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制度。三十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绩后，苏共领导逐渐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凝固化、教条化，不能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到八十年代中期，苏联社会矛盾成堆，经济发展停滞。戈尔巴乔夫人主克里姆林宫后开始进行改革，但面对积弊丛生的苏联社会，产生一个难题：改革的步伐应该迈向哪里？
　　一九八五年以后，苏联社会上逐渐形成三个主张不同改革路线的派别：传统派、激进民主派、主流派。这三个派别在选择哪一种政治制度、国家制度、经济制度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以苏共中央书记利加乔夫为代表的传统派，主张在保留苏共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的框架内，循序渐进地进行改革。传统派主要以原苏共党务领导干部、军方领导干部为代表，仍然忠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民主派，主张根本摈弃传统政治经济制度，首先建立民主政治制度，在民主制度的保障下进行根本的经济改革。具体说来，他们的目标是取消苏共在宪法中的执政地位，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建立各个加盟共和国成为完全主权国家的松散联盟；通过激进改革实行市场经济。这一派代表人物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熟知西方经济政治制度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如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波波夫、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教授索布恰克、苏联国民经济科学院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盖达尔等。另一部分则是苏共高级干部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叛逆者，如叶利钦等。他们以为，苏联实行制度变迁以后，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主流派，介于两者之间。一九九○年二月以前，这一派别主张在保持苏共一党执政，强大中央的加盟共和国联盟，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引入西方经济政治制度的精华。这派代表人物有苏联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干部，还有高级知识分子，如著名经济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阿巴尔金等。主流派的共同点，是强烈意识到苏联改革的紧迫性，但其在政治倾向上并不统一，有趋向于传统和激进之分。改革之初，主流派牢牢地掌握着政权，传统派在公开场合与主流派保持着统一，激进派则还只是以街头集会和游行为舞台，不敢公开自己政治意图的在野派。
　　但经过长达六年的激烈较量，激进民主派把主流派赶出克里姆林宫。而导致这种斗争结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激进民主派的制度抉择逐渐为社会上下相当数量的群体认同。
　　从社会上层看，由于苏联改革的倡导者、领导者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设计师”雅科夫列夫等在内心深处藏着民主政治制度浪漫主义的种子，因此当苏联改革遇到阻力时，他们便把民主化改革视作灵丹妙药，使改革一步一步向激进民主派的航道靠拢：一九八八年六月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使权力重心从苏共移至苏维埃；一九九○年二月提出取消苏共执政党地位的宪法保障条款，实行多党制；后来又实行总统制；通过内阁法；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路线。这些改革举措虽然遭到传统派的强烈抨击，但由于主流派在苏共中央全会和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占多数而被批准和施行。当迈出这些改革步伐后，苏共一党执政、议行合一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被彻底破坏，多党制、三权分立、总统制共和国的政治制度构架逐渐确立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戈尔巴乔夫通过多次政权结构及成员的改组，把传统派清出苏共和国家最高决策机构；同时，通过实行直接差额选举苏联人民代表，使在野的激进民主派精英进入政权体制内，获得了以合法程序沿着权力梯级问鼎最高权力的机会。戈尔巴乔夫政治上向激进民主派靠近后，在经济改革路线上也转向激进，提出以非国有化为基础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纲领。
　　从社会下层看，苏联老百姓长期生活在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制度的封闭的环境下，对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知之甚少。苏联改革以后，激进民主派慷慨激昂(大多是真诚的)地宣传、许诺建立民主制度将实现社会民主与公正，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将实现公平与效率，使老百姓涌起了对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冲动，并且在决定国家前途的制度抉择的十字路口，把信任票投给了激进民主派。当时人们天真地以为，只要民主派掌握了政权，社会就不会再有集权，空空如也的货架第二天就会摆满琳琅满目的商品。
　　苏联解体了，激进民主派精英走进了克里姆林宫。一九九二年一月二日，开始实行以贸易、价格自由化、快速私有化、严厉的货币信贷政策为主要内容，以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为蓝图的激进经济改革。俄罗斯彻底告别社会主义，走向激进民主派设计的发展道路。
　　其实，激进民主派设计的发展道路是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指出的道路。根据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学家彼得・诺兰(Peter Nolan)归纳，这条道路是：确立民主政治制度；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对经济制度进行整体的改革；实行私有化、自由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快速改革。这条道路也被称为“休克疗法”。“休克疗法之父”，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简要地将这条道路归纳为三化：稳定化、自由化、私有化(暗含民主政治制度前提下)。萨克斯阐释休克疗法的要义是：以制度变革诱导、保障经济转型――经济结构调整。八十年代中期，萨克斯在玻利维亚任政府经济顾问时，曾成功地抑制了恶性通货膨胀，使休克疗法名噪一时。俄罗斯的政治家们为了使自己的国家迅速追赶上西方的繁荣，政府曾聘请萨克斯任政府经济顾问，并由信奉货币主义理论的政府代总理盖达尔领导实施休克疗法，以使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保持“原装”的质量。但七年过去了，俄国改革的成果如何？
　　一般认为，俄罗斯改革最重要的成果有两点：建立了民主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的框架；通过几年的运作，形成以总统制共和国为国体和金融寡头为代表、金融工业集团为重要经济组织形式的“俄罗斯牌资本主义”。
　　“俄罗斯牌的资本主义”是否兑现了激进民主派许下的诺言，实现了老百姓的预期？
　　老百姓确实得到了民主。首先，实现了舆论自由，但这种自由在亚博卢议会党团领袖，苏联著名的改革“四百天计划”、“哈佛计划”主笔者经济学家亚夫林斯基看来，不过是将原先套着的颈圈(指新闻检查制度)换成施舍人牵着的绳索；确实实现了三权分立，但立法机关议会却不能违背总统的意志。一九九二年以后，议会曾激烈反对总统进行激进改革，建立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和总统制共和国的政治模式的经济政治方针，主张进行渐进改革，建立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和议会制共和国的政治模式，结果被总统下令以炮击摧垮。之后，俄罗斯通过新宪法，根据新宪法，总统有权否决议会通过的法令，但议会却无权反对总统，否则将被解散；虽然建立了通过普选直接选举总统的制度，但是在一九九六年的选举中，叶利钦在七大金融寡头巨资赞助下，战胜了共产党竞选对手久加诺夫，赢得总统连任。俄学者评论这次总统选举是“民主的程序保证了反民主者的胜利”。
　　实行市场经济后，普通老百姓确实得到了“公平”：每个人不分年龄、性别，都得到一张价值一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用于购买国有资产。但是在自由化、加速私有化的背景下，老百姓和官员得到的“效率”却大相径庭：许多精明的官员廉价攫取了大量国有资产，形成以金融寡头为代表的大资本群体；而老百姓在高达数百倍的通货膨胀中，一辈子的收入积蓄化为零；由于生产衰退近30％，许许多多普通工人、教师、医生……几个月领不到工资，只能站在摆满五光十色进口商品的货架前兴叹……。
　　休克疗法以理论上的完美和可行性被主流经济理论认同，那么，俄罗斯改革是否实现了方案设计者的预期，出现了市场经济制度诱导的经济转型？遗憾的是，答案不能令人满意。
　　一九九二年俄罗斯实行激进改革后，立即陷入生产急剧下降、恶性通货膨胀、投资萎缩三大经济危机。这三个危机互动，拉动俄经济继续迅速下降。在三个危机中，恶性通货膨胀为危机之首，因为在高达数百倍的通货膨胀条件下，除进行金融投机以外，对任何生产进行投资都无异于自杀。因此，如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俄经济将被缠绕在生产投资不足，生产下降――国家财政收入减少，投资匮乏――生产继续下降的怪圈里愈益衰弱下去。因此，俄政府把治理通货膨胀作为反危机和转型的首要任务，并通过艰苦的努力，在一九九五――一九九六年基本抑制住通货膨胀，初步实现了金融形势的稳定，一九九七年出现转型以来首次经济微弱增长。然而，俄为获得经济稳定付出了两个极为昂贵的代价，留下两个巨大的隐患：一是，由于严格控制社会货币供应量，生产资金不足，经济发展乏力，使国家税源枯竭，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二是，在抑制通货膨胀的硬约束下，国家不能通过扩大货币发行量弥补国家财政亏空，因而，向国内外举债填补国库空虚，几乎成为俄政府无奈的选择。在这种反危机措施的影响下，一九九二年以后，俄国债务连年迅速增长，如今已不堪重负。八月二十一日，政府总理基里连科在杜马发言时指出，目前，俄月预算收入只有二百三十――二百五十亿卢布，但每月必须拿出三百五十亿卢布偿还债务。由于俄经济稳定是以压抑生产，高额举债支撑的极为脆弱的稳定，因此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瞬间崩溃。如今，俄重新陷入经济衰退，通货膨胀。今年一――七月，俄国内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减少1.1％，七月降幅高达4.5％；八月以来，卢布连连贬值，官方宣布的卢布“外汇走廊”下调50％。“经济稳定化”为按照休克疗法原则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首要条件，但俄经济猝然跌入新一轮动荡，尽管建立了市场经济制度，却使经济结构调整遥遥无期。
　　鉴于俄经济长期衰退，国力衰颓；总统集权；利益集团染指舆论、干预政治；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等等，引发社会强烈不满。今夏以来爆发的金融危机，使这些不满迅速升级；被数月拖欠工资的煤矿工人的抗议活动；地方议会要求叶利钦辞职的发动；八月初国家杜马通过修改涉及划分总统、总理、联邦委员(议会上院)和杜马权限宪法条款的宪法修正案；八月二十一日国家杜马通过不信任政府，要求叶利钦主动辞职的决定；八月二十三日叶利钦解散基里延科政府，任命五个月前被他赶下台的切尔诺梅尔金为政府代总理……等一连串事件，对叶利钦政权的合法性，现行经济政治体制的合理性提出质疑。
　　对俄现今发展提出的质疑都归结到一点，俄选择的激进改革道路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优良道路吗？
　　三四年以前，国际经济学界曾就这个问题进行过热烈的讨论。讨论的参照对象是中国的改革。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与俄罗斯改革截然不同的道路。照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来看，中国改革是在转型制度要求缺乏的条件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推进农业工业化经济结构调整发轫，逐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与创新及政治体制改革等特征，构成中国渐进改革道路的主要内容。然而，中国经济获得稳步增长。这与俄罗斯经济大幅衰退形成鲜明对照，对此的不同认识，形成了对两条改革道路截然相反的评价。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显示出渐进改革优于“休克疗法”。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目前不能断定中国改革道路优于俄国改革道路。主要理由有两点：第一，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落后的农业及廉价的农业劳动力占经济和人口多数，海外华商拥有巨大投资能力等)比俄罗斯优越，因此中国改革的优越性不在于其渐进性；第二，不能只从眼前效绩评价俄国改革道路。因为：首先，俄改革成本被夸大。如前莫斯科市市长波波夫认为，改革以前，企业为多获得物资、资金供应，多分奖金，时常多报产量。经济主管部门领导为表示政绩，也往往层层多报产量，实际上产量没那么高。而改革以后，企业为少缴税或不缴税，又千方百计隐瞒生产产量。这一多一少，实际夸大了生产衰退的幅度。其次，俄改革成本将递减。这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需要大量的私有经济，经济多元化必然带来政治多元化。俄首先建立了民主制度，先行付出了社会转型中由于政治巨变带来最昂贵的经济、社会成本，以后，俄改革的成本将递减。再次，俄罗斯目前经济危机是积极进程的短暂插曲。如萨克斯在一九九四年谈到，俄处于一场真正的改革中。人们容易被其短期的危机所左右，而无视其长时期看会有的进步。有些西方学者断言，“不敢肯定哪条道路是正确的”。言外之意，目前的俄国改革从长期看却可能是正确的、优越的道路。
　　以上述三点来估测俄国改革道路，能成立吗？我们先来考察俄改革成本被夸大论。实际上，确如波波夫所言，俄存在着产量被虚报和隐瞒的问题，然而由此产生的经济指标与经济实际发展之间的误差，却远不可达到将经济上升扭曲为下降的程度。所谓俄改革成本递减论，从理论上讲未必不成立。但事实是，俄改革已经七年，经济仍然被休克疗法后遗症折磨得死去活来，即使以后改革成本递减，但成本总和能否小于中国改革成本很成问题；至于说目前俄罗斯改革所处的困境只是“插曲”，那么许多人在问，“插曲”怎么会这样长？如此解释行得通吗？
　　又三四年过去了。在这三四年中，俄国和中国改革都按照自身逻辑向前走了一大步，有些在当时还不明显的方面逐渐凸现了。此外，中俄两国在金融危机中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这些新的表现，都不得不令我们对两国改革道路重新进行思考和评价。在此，我们乐意提出自己的结论供讨论：中国改革道路优越于俄国改革道路。在这里，我们没有沿用以往根据渐进抑或激进划分改革类型进行比较的方法。因为渐进改革虽然在中国获得成功，但是在苏联东欧却遭受了失败；而激进改革在俄罗斯虽然遇到重大挫折，但是在波兰等国家却取得良好效绩。这说明，采用激进或渐进改革，并不是决定改革成败的根本因素。因此我们尝试运用一种新的视角：以两国在社会转型中对现代制度的认识取向为标准，对两国社会转型的类型加以比较。所谓对现代制度的认识取向，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对现代制度本身的认识取向和对传统制度认识的取向。对现代制度本身认识取向的含义是，将现代制度看作抽象、绝对的原则，采取拜现代制度主义，陷入现代制度浪漫主义情怀，还是将现代制度看作一个具体的、发展的社会历史范畴，采取分析批判、创新、改革的态度。对传统制度认识取向指的是，将传统制度仅仅看作改革的对象，强调改革、制度变迁的断裂性，还是承认传统制度具有两重性：传统制度中淤积的矛盾提出改革的必要性，激发改革的动力；传统制度作为改革的载体，提供改革的前提，使改革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表现出连续性。以对现代制度认识取向划分改革类型的根据是，如何认识现代制度，是从传统制度向现代制度转型的首要环节。在给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条件下，对现代制度的不同取向，构成不同转型道路的逻辑起点，由这个起点衍生对改革道路不同的选择，支付不同的改革成本，因而获得不同的改革结果。据此，以对现代制度认识为取向划分改革类型应包括三个层面：对现代制度的认识取向，即理论层面；对改革目标模式，方式，速度的选择以及改革过程中政策的调整，即政府决策层面；以稳定、效率、公平评价改革效绩，即实践层面。以这个视角审视中俄改革，就溯源到了两国改革道路的源头，这个源头是统一的，因而是可比的。
　　如此来考察中国改革，我们看到，中国改革走的是“创新改革制度型社会转型”。所谓“创新改革”指的是中国从改革之初，就对现代制度采取了分析批判的态度，同时充分尊重中国的传统制度，肯定、发扬传统制度中的合理内核，明确地提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因而，中国改革道路最鲜明的特征，是没有照搬现代制度的教条，全盘西化，而是立足于中国土地上，吸收现代制度的精华，通过制度创新、改造，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可以说，中国改革前进的每一步，从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对国企改革实施抓大放小战略性重组，都是人民在实践中生气勃勃的创造与现代制度逻辑展开的结合。“创新改革制度型社会转型”是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绩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改革道路优于俄国改革道路的基本根据。
　　而俄罗斯情形与中国相反，走的是“模仿变革制度型社会转型”。所谓“模仿变革”是指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盖达尔，都没有十分审慎地考虑苏联、俄罗斯的国情，采取了漠视传统制度的态度，把现代制度看作解决苏俄改革困境的万能金钥匙，将多党制、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自由化、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制度生搬到了俄国。重新回顾一九八五年以来俄罗斯的改革进程，似乎可以认为，如果当初戈尔巴乔夫没有施行一系列照搬民主政治制度的改革措施，激进民主派就很难获得合法活动的舞台，如此快地取苏共而代之；如果激进民主派没有掌握政权，没有在俄施行激进自由主义的市场改革，俄罗斯改革大概也不会付出如此大的成本。换言之，如今俄深陷经济、政治危机，似乎可以溯源到“模仿变革制度型社会转型”上。因此，俄罗斯“模仿变革制度型社会转型”不能被认为是优越于中国“创新改革型制度社会转型”的转型道路。
　　许许多多俄罗斯人，包括政府成员，早已认识到这种转型道路的问题，要求政府改变经济改革方针。在这种呼声的强大压力下，从一九九三―一九九四年后，俄政府开始进行经济方针调整，使在“自由化”改革中对经济管理“大撒把”的国家逐渐走回经济管理的领域：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俄罗斯“休克疗法之父”盖达尔被议会派赶下台，被民主派称为“保守派”的切尔诺梅尔金出任政府总理。一九九四年一月，切尔诺梅尔金总理宣布，“浪漫的市场主义结束”。还说，“不要害怕提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同时顶着激进派的压力，在经济管理中开始注意加强国家调控。一九九八年五月，叶利钦将切尔诺梅尔金罢免，组成以基里延科为总理的“改革派政府”。但加强国家经济调控能力的方针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扩大了国家调控的领域和力度。这些调整说明，俄罗斯正在与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拉开距离。猛烈爆发的金融危机，某种程度上使坏事变好事。因为它更清楚地暴露了俄转型道路的问题，敦促政府对经济方针进行重大的调整。目前，俄社会上要求政府根本改变经济方针的呼声日益高涨。前不久，经济学界部分学者向总统、总理、议会两院呼吁对改革战略进行根本的调整：“……建立面向社会的混合型市场经济。”
　　中国和俄国同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但却走上截然不同的改革道路。当俄罗斯老百姓在金融风暴的袭击下绝望地将经济形势比喻为“泰坦尼克号撞上了冰山”时，回想起苏联改革以后社会上的民主、市场制度激情，应该说些什么呢？在俄罗斯出现的制度预期与制度供给之间的巨大反差和悖论，对改革中的我们有什么启示呢？最后，需要回答的是，苏联的经济、政治、人文资源为什么没能拒绝现代制度浪漫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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