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诗回到自己 回到老家的诗

　　诗是钉成时间与空间错成的十字架的不朽螺钉，也是人类精神十字路口的路标。正如日本超现实诗人西胁顺三郎所说：“诗是存在本身的寂寞，这种寂寞是爱的寂寞”。当屈原满怀对令人心碎的故园的一腔痴恋在流放的漫长坎途上，他一个人对天诘问，对已独省：“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荷马同样是寂寞的，他无可比拟的信念促使他在他看不见的纸上写下气如长虹的两大史诗。
　　《吠陀经》云：“一切知，俱于黎明中醒。”在这苏醒的时刻，诗回到自己，借夸父的疲足追日，借行空驾着羲和的太阳车的天马踏过飞燕追赶宇宙和永恒！
　　诗回到自己，并不是履行救世主的职责，也不是扮演医生的解剖刀角色，它只是在终极关怀的轨道上俯照人类的精神家园。
　　读书短札
　　伍刚
　　青天
　　
　　河间郡王贾靖，出自屠沽，粗犷无文，以军功取封爵。太平承暇，家居闲放，无复昔日之叱咤暗呜，落落少欢色。
　　偶出游，有妇人拦轿呼冤，贾命持名刺赴大理寺，得申屈枉。于是市井以“青天”名贾。
　　贾自负“青天”之名，益热衷于词讼。每出行，必悬牌放告――“代申冤枉”。凡有投告，不问青红，皆令持名刺赴大理寺。寺丞碍于王面，有罪者不能定其罪，无罪者难于宽其刑，而贾“青天”之名日炽。
　　河内郡王、河东郡王、河西郡王闻之，曰：“彼能为‘青天’，吾辈何不能为‘青天’？”乃纷起效尤。请托之风盛于国中。一案初审，名刺沓来，各护一端，寺丞束手，国法无从论矣。是‘青天’日夥而冤狱日多也。民谚云：“青天满街走，寺丞齐束手。国法如虚设，狗肉即羊头。”
　　新百喻
　　陈四益/丁聪
　　1994年第8期,总第185期 - 文事近录
　　
　　产权多元化
　　
　　一九九四年第二期《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孙立平、王汉生、王思斌、林彬、杨善华五位社会学学者的对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进行讨论，认为国内以产权的多元化和经济运作市场化为基本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在促进一个具相对自主性的社会的形成，这突出表现在：1.改革前国家是社会中所有重要资源和机会的垄断者，个人生存所必需的基本条件一都必须从国家那里得到，个人对国家有极强的依赖性。经过十多年改革，社会已逐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与国家相并列的提供资源与机会的源泉，这些资源与机会的提供与交换，主要通过市场来实现。个人对国家的依附性明显降低。2.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正在形成。据最新数字，现在国内个人的储蓄、债券股票及手持现金，已达一万八千亿元，相当于国有资产的一倍半。据国家信息中心预测，到二○○○年，中国所有制产值结构将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即在工业总产值中，全民工业产值的比重将下降到27.2％，集体工业的产值将上升到47.7％，城乡个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比重将分别达到13.4％和11.7％。3.民间社会组织化程度的增强，在改革前，国家极强、社会极弱的总体性社会体制下，既没有相对独立自主的社会，也谈不到民间社会的组织化，在十几年中民间组织飞速发展(在社会学中称为中间组织，即介乎于国家与家庭之间)，主要包括：行业协会、商会、文化体育协会、学术性的学会或协，会、基金会、联谊会以及各种俱乐部等，形成了民间社会用自己的力量来协调自己的行为。这五位学者认为，改革以来，中国的社会变迁其意义最重大，最引人关注之处就在结构的剧烈、持续、深刻的分化，这是本质性的总体变迁，是积累性，也是革命性的变迁。
　　
　　“弱政府”？“强政府”？
　　
　　《改革》杂志一九九四年第一期发表胡舒立关于中国新一轮改革风险预期的采访札记，标题为《一九九四年：改革没有浪漫曲》。其中引述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研究员胡鞍钢和大陆留美学者王绍光所作的国情报告，认为近年来由于中国中央政府吸收财政能力过低，中国政府已成了名副其实的“弱政府”。胡鞍钢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古已有之的大问题，建国44年来，其财政体制大的变动有15次，两者关系始终不稳定。中国需要一个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强中央、强政府。今后的中国不可能实行地方分权体制，也不可能实行中央集权体制，应当是混合型，就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原则。统一性意味着宏观经济政策，地方政府只是执行者，多样性就是地方政府可以做任何中央政府不禁止的事，实现“权力的纵向制衡”。胡鞍钢认为目前的“弱中央强地方”是负面效应。
　　而世界观察研究所副所长吴明瑜则与胡鞍钢的观点截然相反，认为解决过去的高度集中统一，把中央政府高度集中的一部分权力转移到地方，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吴明瑜认为国力不能仅理解为中央财政能力。藏富于民，藏富于企业、地方，也是国力的一部分，各种经济力量都是国力的表现。因中央财政能力的变化来说“弱政府”，吴明瑜认为也并不科学。
　　
　　实用精神的崛起
　　
　　北京大学副教授张颐武最近在《作家》杂志专门论及“后新时期价值的转换”。他认为，中国目前正进入一个价值转换的时代。这种转换在文化中体现为两种形式的表达：一是对知识分子及其在现代性话语中所占据的中心位置的深入批判性的质疑，知识分子自五四以来独特的文化位置已经失落，实用精神对文化问题的整体性解决的宏大目标的放弃和背离，使知识分子开始批判性地对待昔日的位置及话语，也在这种批判中批判自身。二是干脆为实用的精神寻找合法性的前提与基础。张颐武认为，实用精神的崛起，意味着“昔日的主体幻想变成了今天的消费迷梦与具体的、实际的生活目标”。是“对旧的伟大叙事的放弃和反思，将文化转向了一种新的世俗的、具体的和片断的新的领域之中。实用性的文化消费作为前提，构成了对乌托邦和意识形态的质疑与消解。张颐武认为，这种文化上的实用精神，是通过电视连续剧《渴望》而悄然崛起，又经过了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的强化。这种“实用精神的崛起为知识分子与文化带来了多重的挑战”。如何在这样的挑战面前寻找新的位置？张颐武认为，“作一个福科式的话语观望者和游走者，是我们在目前处境中的唯一选择”。
　　
　　“痞子热”
　　
　　痞子热是王朔走红，小说《废都》和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社会变化中知识分子的形态产生思考的结论。自《东方》一九九四年第1期发表王力维的文章《渴望堕落》，尖锐地认为近年一些知识分子中勃兴的痞子化倾向，是一个社会失去支撑它的精神结构后，知识分子的又一次自我改造后，引起了比较强烈的反响。许纪霖撰文《俗世中的时尚》，认为痞子这一符码如今已大约有三种意思，一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痞子，与中国传统话语中的原意较接近，指一种以无道德为道德、无秩序为秩序、无规则为规则的边缘人物。二是文化学意义上的，指一种消费人生、游戏人生的玩世态度。三是语言学意义上的，单指一个人说话行文的油腔滑调、反讽调侃。许纪霖认为，一个社会秩序比较整合、主流文化仍具有充足的合法性资源时，痞子文化只能作为一种隐而不显的边缘性亚文化而存在。一旦礼崩乐坏，社会处于道德价值转型期时，痞子文化就会借助一定的社会边缘群体和知识阶层中价值迷失状态而浮上表面，泛滥成灾。一个多元社会里，知识分子不再具有统一的信仰，多元价值观的整合规则和对话基础又远没有建立，在伦理失范的背景下，痞子化也就是知识分子世俗化。许纪霖认为，这种痞子化是从一个过于意识形态化的社会里脱胎而来，刚刚进入世俗化。现代化在都市的发展造就了“后现代”的消费社会，也培养了九十年代的一代新痞子。新痞子们在解构大一统价值体系时，连沟通与对话的规则也一并解构了。“如果照此解构下去，这世界是否又会建立一种以时尚和市场权力作后盾的新的话语霸权呢？” 　　郑宁撰文，则认为整个社会在转型，知识分子的角色也在转型，这一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价值失落和道德危机，知识分子当然也难逃厄运。说当今知识分子在总体上存在一种痞子化倾向，这未免失之武断，社会转型，包括了新价值系统的营造，知识分子一词被误用多时，过去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其实是对理想化的士大夫的要求。他认为，痞子未必真痞，或者就只是转型期知识分子对新价值系统营造过程中的暂时过渡。尤西林撰文，则认为，知识分子借助痞子文化在消解旧权威，但知识分子在最彻底地否定一切中也以知识分子的理想为根据，从而使否弃、消解权威成为与守护理想合二而一的职志，在意识形态强制性塑造的知识分子观念与强制性意识形态在转型中有可能一齐被消解掉的同时，社会必然会空前突出地询问真正的知识分子涵义。
　　
　　“意义空框”
　　
　　蔡翔最近在《小说评论》发展专论，再深入讨论王朔小说中的文化蕴涵。蔡翔认为，王朔拒绝了所有传统或现代的理想主义的精神性指点，小说人物的人性背景常会自动隐匿，而突出一种经验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导致了小说的“意义空框”，阅读者从而得以将自己的感知与理解投入此一“空框”。蔡翔认为，商业性构成着王朔小说的主要思想背景，王朔以痞子的方式对僵硬的意识形态实施了成功的破坏。王朔不仅颠覆了某种极左的政治文化传统，同时也颠覆了知识分子整个的人文传统，蔡翔认为，王朔小说的走红，“相当程度来自于它的政治意味”。
　　蔡翔对王朔的反知识分子倾向进行了深入的研讨。蔡翔认为王朔的反知识分子倾向中，有极复杂的个人心理原因。他认为，王朔与所持精英文化立场的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上的差异。王朔的文化背景，“带着混和着贵族的没落气息和经济实利主义的商业烙痕”。他认为王朔代表了这样一类人：他们才华横溢，却来自社会底层或偏远省份，没有足够的传统文化根底。他们依靠自身天赋与后天的努力跻身文坛，在这过程中，充满艰辛与不足为外人道的苦怨。“在这种偏激情绪的导引下，他们首先在情感上便与‘精英文化’产生了一种疏离姿态，进而导致全面的盲目拒绝。这种拒绝一方面击中了‘精英文化’的弊端甚而要害，另一方面也导致做作、浅薄甚而狭隘，过于拘囿自己的生活经验，难以进入一个更为阔大的精神境界。”蔡翔认为，王朔正是在对知识分子精英的刻薄嘲弄中，不经意地推出了“顽主”文化的生活理想。他认为，王朔所使用的商业文化背景下的痞子破坏不可能具有持续的生命，用不了多久，王朔就会以优雅的白领形象出现，传统的中庸哲学也会再次复活。“在拒绝了强大(尽管带有乌托邦记痕)的精神导引后，痞子势必走向‘招安’，这也正是商业文化的实用主义影响所致。”
　　
　　世纪末的沉寂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修己最近在“世纪之交的现代文学研究笔谈”中，认为在世纪末，中国新文学研究已失去其“显学”的地位。因为最近在鲁迅研究新动向的研讨会上，有人慨叹：“鲁迅远去了”。
　　黄修己认为沉寂是脱离了现实利害关系的评判，在沉寂中有可能脱离简单意识形态背景的结论，扎扎实实地做学问，从政治本位回到学术本位，把“文学史还给文学”，“让鲁迅回到鲁迅”。但沉寂中包含的不正常因素是：当一个民族极需文化的时候，文化却贬值了，随着经济建设高潮而来的，是文化建设的低潮，这种低潮，使得学术殿堂显得冷清而又寒伧。黄修己认为，在文化贬值的背景下，只有保持自己决不自我贬值，只有自己的精神不崩溃，我们的学科才能虽沉寂而不至于崩溃。他提出与同行共勉的口号是：“打开大门说话(原为‘打通后壁说话’)，竖起脊梁做人”。
　　陈思和在笔谈中，则提及：我似将以怎样一种文化精神来作为自己行为的价值标准呢？他说，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便对过去一直所遵从的“五四”神圣传统产生怀疑。“这不仅仅是这一传统自身在价值取向上存在着虚妄性，而且从实践的观点看，正是这种依持了激情而不是理性来参与社会改造的知识分子行为，导致了后来足以引以为教训的历史”。陈思和叙述他陷在矛盾之中：“一方面是必须依持新文学传统作为抗衡各种现实势力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又明明知道这一传统在现实环境里越来越显出自身的虚妄与局限。”心存了这样的矛盾来做现代文学研究，他认为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回避内心感受到的真实，仅把现代文学当作过去的文本去研究与鉴赏；二是把“五四”传统缩小到个人守护的一种节操。他认为自己走的是后一条路，而且他现在越来越明白王国维为什么要把个人命运与废帝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当代的责任并不在于他不断重复已经被人们所认可的结论，而是参与到对当代生活的改造中去，发挥一个知识分子应能承担的职能力量。
　　
　　十大趋势
　　
　　《天津社会科学》杂志一九九四年第一期发表邴正的文章，总结概括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十大趋势为：
　　1.文化性质从工业文化转向信息文化。
　　2.文化主体从区域文化走向全球文化。
　　3.文化状态从离散时空文化转向同步时空文化。
　　4.文化变迁从稳态变化转向动态变化。
　　5.文化权力由垄断性文化转向平等性文化。
　　6.文化层次由精英文化转向大众文化。
　　7.文化传递由纵向文化转向横向文化和逆向文化。
　　8.文化方法由分析文化转向综合文化。
　　9.文化结构由偏重物质文化转向精神文化。
　　10.文化态度由自信文化转向自省文化。
　　
　　桥与舟
　　
　　台湾《中国时报》发表特约撰述非衣的《大陆文学与电影》系列报道，撰述文学与电影之间有趣的互动关系。这篇系列报道认为，国内作家由借助电影的方式，通过电影作中介，使自己的作品可以获得较为稳定的进入西方的渠道，并在经济收入上受益。用先锋作家余华的话说，“张艺谋刚向我提出要改编《活着》时，我只为这次机会可能给我带来的经济收入感到兴奋。进入合作后，我才真正感到，张艺谋的电影对我个人和中国作家整体走向世界有这么大的促进作用。”(因张艺谋的改编，西方的商业出版社就闻风而动)作家刘恒总结得更为直接：“作家和作品是桥，导演需要踏着这座桥去叩响西方电影节的大门。而这些获奖电影，又是船，作家需要搭这条船去走向世界。”
　　在目前情景下，国内越来越多的青年作家认为，搭乘电影之舟是他们的作品走向世界最便捷的途径。有人称，如果西方电影节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必经之窄门，对于无法与世界直接对话的张艺谋、陈凯歌便是守在这窄门旁的两座门神。这样，两者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是导演买断作家、雇佣作家进行写作，另一方面是作家为导演的需求而靠写作而投靠其怀抱。这种文化动向，使许多人感到担忧。担忧者认为，“第五代”国内电影导演本来就是崛起于“后殖民主义”文化背景之下，从西方文化为绝对中心的。多数西方人士希望看到的不是中国的真实现状，而是东方情调，是奇观。观点激烈的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所副研究员兼电影学院副教授戴锦华认为：“西方的援助之手，或称文化侵略之手，通过电影已经直接间接地影响到了文学。中国作家为了追求世界的命名，也开始试图写可以改编成张艺谋电影的‘张艺谋式小说’。在不平等的格局下，以追求命名为主要目的，结果只能是对自己文化有意无意地变异，或干脆叫拍卖。”
　　
　　单位与创收
　　
　　一九九四年四月出版的台湾《当代》杂志第九十六期，发表了台湾社会学学者叶启政对大陆社会学状态的一些感想，叶启政在《封闭、单位与创收》一文中，集中表达了他对大陆单位现状的感受。叶启政感受到，在大陆，单位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体。“单位不只是工作场所，也不只是养家活口的经济来源，而是整个生命负托的地方，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个人与日常生活一切有关的东西，都需依靠单位提供”。但在现在时，因政府财政无法应付因物价膨胀而形成的单位经费要求，就要求各单位自力更生，自行想办法创造收入，来维持单位的存在。叶启政认为，鼓励“创收”强化了单位对于成员的重要性，单位变成了公司一般，成为大家挣钱的自动转化组合。创收的驱力渐渐有凌驾了原先预设的工作目标的趋势。叶启政站在他个人感受的角度，称这种创收是另一个走向实用的“文化大革命”。他认为，这种单位的创收，基本上并未必与专业学术完全脱节，但有可能出现的弊病是：一、使单位内的学者不能人人都专心一致地把心力奉献给学术专业，可能使一部分在专业上能力差而创收能力强的人掌有经济上的生杀大权，又导致外行领导内行。二、会使无法有效滋生创收机会的基础研究无人问津。叶启政认为，创收会使实用挂帅、功利取向的趋势更加明显，虽未必使学术的根完全斩断，却会使一部分根腐烂掉，使长出来的树营养不良。
　　
　　“厨师困境”
　　
　　孙立平在《东方》一九九四年第二期撰文，把中国今天的农民比作“厨师”，认为当今之中国农民面临着被一个收入有限的雇主雇佣的“厨师困境”。孙立平认为，近年来，在中国农村暂时的繁荣过后，农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再次拉大，两者收入差距现在又上升为1∶2.33。孙立平认为，“厨师困境”的基本问题在耕地面积少而剩余劳力严重过剩，八九十年代后，耕地以每年约1千万亩的速度锐减，中国农村就业人口达5.23亿人。据有关专家在八十年代末计算，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只拥有3.6亩土地，平均每个种植业劳动力实际播种面积为5.3亩，平均每亩投工14.67个标准劳动日，每个农业劳动力全年平均投入农业的标准劳动日不超过一百个。孙立平认为，解决农民经济状态现状的途径是提倡兼业和减少“厨师”数量，一方面是由城市吸纳一部分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劳力，另一方面是发展乡镇的城市规模。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远远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孙立平认为，农村的危机与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势必会妨碍国民经济发展以及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型。
　　
　　关于忠君观念
　　
　　宁可、蒋福亚在《历史研究》一九九四年第二期撰文，讨论“中国历史上的皇权和忠君观念”。他们认为，甲骨文和金文中不见“忠”字，商和西周典籍如《易》、《诗》、《书》中也没有“忠”字，可见奴隶制的宗法贵族制度在血缘与等级的制度中把人们彼此关系凝结起来，并不需要忠君观念，春秋战国，奴隶制崩溃，社会关系急剧变化，新的伦理道德应时而生，“忠”字由此而诞生，起初，忠不过是指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忠诚，虽也包括君臣关系，并非专指臣下对君主单方面态度，真正把忠提到重要地位的是孔孟，孔子不仅阐发了“忠”字的各种涵义，把它列为教育弟子的四科之一，而且第一次把“忠”从君臣相互关系的准则改变为臣下单方面对君主的态度。孔子虽认为君臣关系应有条件，还是把君权摆在很高的地位，强调君臣之间上下尊卑的等级区别。孟子则把孔子的认识进一步发展到极限。作者认为在地主经济的基础上，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形成后，忠君观念才真正有了土壤。秦始皇把皇权提升到绝对、神秘的高度，董仲舒加以理论上的强化。这也就是说，是董仲舒和《白虎通》的作者们真正建构了皇权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忠君是封建政治行为的最高准则的政治规范。
　　
　　洋务运动中的文化失策
　　
　　《探索与争鸣》一九九四年第一期发表黄清根的论文，认为在洋务运动中文化上的失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知识分子的待遇忽视与失当。黄清根认为，在洋务运动期间，各层次的新型知识分子至少在三千人以上，他们其实掌握着文化知识与科学技术，是近代化的重要动力，但洋务官僚却忽略了对他们掌握的知识的重视。2.对人才培养的忽视，洋务派虽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但仍使用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又没有新的教育措施，所以没有多大成果。3.对海外学子所学所长不予重视，洋务官僚轻视留学生而使他们回国后难以施展才学。4.提倡学术研究和尊重学者没能一以贯之并蔚从风尚。5.倡导开放往来，但又对近代西方的新理论、新思想因隔膜而总是涉其浅，未历其深，甚至拒其受，不愿或不敢引进致用。
　　
　　文明的未来模式
　　
　　《浙江社会科学》一九九四年第一期发表申曙光、宝贡敏、蒋和平的论文，论及文明的未来模式，认为脱胎于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轻工业文明更先进、高级、伟大的文明。它遵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原则，是一种建立在生态系统不断进化基础上的持久文明。生态文明强调科学技术的生态规范化，以生态能源为基础，却采用不造成生态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的能源形式，虽依赖于科学技术，却避免了科学技术在工业文明中产生过的污染。它的价值观，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经济价值观，强调满足人的生态需求，提高人的整体生活素质。在对自然环境的态度上，工业文明是一种灰色文明，而生态文明则是一种绿色文明。目前工业文明向着生态文明的过渡，体现在价值观念、消费观念、城市发展模式、人口生产模式、科技发展、平等观念等一系列的转变。
　　
　　新闻的做法
　　
　　美国一位研究新闻及新闻记者的学者吉伯尔(Gieber)曾作过一个有关新闻传播的研究，题目就叫做《新闻就是新闻记者做出来的东西》。台湾远流出版公司最近出版了美国学者罗西科(Bernard Roshco)的一本专著《制作新闻》，专门研究关于新闻的社会学内涵。据《中国时报・开卷》翁秀琪介绍，在这本《制作新闻》中，罗西科从社会学的角度，把新闻产生的过程看成是一种社会过程。新闻既然是做出来的，自然就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定义和形式，它是随着社会、文化、科技条件而有所不同。罗西科从新闻记者与消息来源互动这个重要的社会过程中，来凸现新闻制造过程中的重要陷阱。例如，新闻制造过程是一个安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媒体将一些非例行化的过程，强行通过像新闻路线安排这种结构化的做法，来应因新闻本质上的一些要求。例如，新闻制造过程也是一个斗智过程，因为聪明的消息来源会很知道记者要的是什么，会采取各种策略来“喂”记者。记者与采访对象之间是互动关系，罗西科进一步指出，新闻制造过程更经常是一种妥协的过程。罗西科的这部专著以揭露美国新闻机构的新闻制作概念作为实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新闻制作的这种运作，对主流社会机制仍是靠拢的姿态，具有不利于独立报道及研究的偏见。
　　文事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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