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建筑的愿景 建筑企业愿景

　　电影和音乐是我的嗜好，建筑呢？如果我说这是我的“新欢”，则未免轻薄，所以要说重一点。也许我可以如此概括：小说是十九世纪最重要的文学形式，古典音乐也在十九世纪达到巅峰；二十世纪最重要也流传最广的艺术形式是电影。那么二十一世纪的文化表征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建筑。原因很简单，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必会走向都市化，而都市生活的“硬体”就是建筑。特别是在亚洲的大都市，楼层盖得愈来愈多，也愈来愈高，整个的都市景观为之彻底改变。
　　建筑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在上海住的一位年轻朋友对我说：他每天驾车奔波于高楼大厦笼罩下的高速公路上，一年之间顿觉老了十年！建筑会影响时间？会催人老化？一点不错！我们生活的外在环境变了，空间愈来愈大，速度愈来愈快，这种时空的压迫，使得人感到老了。上海尤其如此，因为它的都市景观变化太快，在过去十几年，浦东的摩天大楼如金茂大厦和高级住宅，一幢幢的拔地而起，连我这个研究三十年代摩登上海的人也顿觉“异化”了。上海从一个我熟悉的城市，变成了一个我不熟悉的大都会。
　　香港呢？维多利亚港两岸，两幢新起的近一百层高的IFC和ICC，一在港岛，一在九龙，对港相望，像是两大巨兽，守望着“东方明珠”，成了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两座图腾地标。除此之外，整个九龙和新界已经变成世界上最密集的“垂直”住屋区，幢幢数十层高楼，模式大同小异，从地面遥望上去，楼中的公寓个个像蜂窝，事实上它的面积也小得可怜，但价格昂贵。这些新楼，不见得全是为住家，部分是为“炒家”而盖的。生活在这个人口最密集的弹丸之地,怎能不关心建筑？因为建筑和建筑物已经全然控制了我们日常生活空间。目前只有台北，我的感觉还是一个乡村式的城市，它的里巷文化依然是这个城市的基础，然而这一两年来连台北的房地产也飙起来了，像一个小台风，再过两三年，是否会变成另一个香港？
　　仅此，已经令人咋舌了。然而建筑似乎与音乐和电影不同：一般人生活在其中，却对建筑不敏感，它似乎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你生活在其中，不知不觉间已被这些建筑物改变了。
　　我以前也是一个租屋而住的人，只要有自家的空间就满足了，还管它什么外在的环境？直到三四年前我开始搜集资料，写一本关于香港的英文书（City between Worlds: My Hong Ko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才发现香港的一切都和空间的“逼迫”有关，也逼得我开始关心建筑。
　　
　　 一
　　全球化都市的建筑景观是什么？
　　这是我最关心的话题。我曾屡次提到荷兰建筑大师库哈斯（Rem Koolhaas）的观念――“通属城市”(generic city)，这个名词的涵义是：现在的全球各大都会（特别在亚洲）已经没有各自的特色，而是新旧杂陈的大杂烩；都市规划（city planning）已经全部破产；现在都市的发展全靠经济市场和消费力的推动，而非历史和文化传统造成，所以也无所谓历史和集体回忆，人类的经济生活流动最需要的就是机场、酒店和商场――这三样东西变成所有“通属城市”的坐标，所以从库哈斯的这个观点看来，香港应该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通属城市”。
　　库哈斯是一个极端聪明而有创意的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他这个“实事求是”的描述，还带点反讽和批判的意味。他批判的是上个世纪的理性都市计划――以为合理的规划可以为都市居民带来生活的幸福，这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建筑理论的一种乌托邦想法，源自法国大师柯比意（Le Corbusier），在他那篇名文《光辉城市》（La citéradieuse）中提出一个理想：如果都市建筑都照他的设计――功能至上，工作、生活、娱乐分区，统一规划，并配以其他交通设施――可以彻底改变城市人的生活，使之变得更美好；而他说的：钢骨水泥足以改变建筑原料，科技工程早已进步神速，端靠建筑师是否有胆发动一场革命，把十九世纪以来的残余生活价值观全盘撤换，构筑新的、理想的、光辉灿烂的城市。是否如此？
　　柯比意自己设计的房子并不多（而且有的还不能住，生活诸多不便），但他的这个理想却影响了不少建筑师和都市规划者。直到七十年代范度利（Robert Venturi）写了一本书叫《建筑的复杂和矛盾》（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被公认为“后现代”建筑理论的开山之作，推翻了这个理想。但柯比意的功能形式主义依然在建筑美学上甚有权威性，对日本建筑师如安藤忠雄影响甚大。库哈斯更进一步认为建筑师的使命和任务已经与柯比意的时代（二十世纪中期）不同了，不再为改变城市而服务，也不能凭设计蓝图创造新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的现实变化太快了，建筑师反而要接受变化的挑战。所谓接受挑战，并不是被动地适应原来的环境，而是就当地业主情况的需要，做崭新的设计，使得新建筑和旧环境之间产生一种吊诡式的组合。这类“通属城市”的新建筑，虽不能把一个都市全盘改观，但其造成的冲击力还是对都市生活有影响的――至少可以充满动感和活力。它所反讽的反而是毫无特色、既庸俗又统一的建筑，香港的大部分公寓大楼偏偏属于这一种，是纯从市场利益考虑设计出来的，所以通通是一个模子。说它“通属”不如说它“通俗”。后现代主义所标榜的也是通俗，但却重多元和戏谑（parody）的风格。我认为库哈斯代表了二十世纪建筑的一股新潮流，用一句俗话来说，就是不按理出牌，但往往出人意表。
　　另一本我认为颇具代表性的书，是伊贝林斯（Hans Ibelings）的《超现代主义》（Super-Modernism），此书的副标题就是“全球化时代的建筑”。所谓“超现代主义”，伊贝林斯指的就是几位国际级的建筑大师――库哈斯，赫尔佐格和德梅隆（Herzog & de Meuron），让・努维尔（Jean Nouvel）,伊东丰雄等人――的风格。他们设计出来的建筑是“中性”的，但无论如何“通属”，设计都非常突出，大多是摩天大楼，材料十分优秀；它们不受任何地域文化环境的限制，但又君临天下，无可避免地为当地加上新的象征意义：用一句话语来说，就是他们彻底颠覆了“地方”（places）原有的传统意义，而将之变成“非地”（non-places）。但吊诡的是：这些超级“非地”又成了景观和景点，吸引游客，把自己变成符号，因此可以超越地域时空，成了“全球化”的文化表征。弗兰史・基尔洛伊（Frank Gilroy）为西班牙东北部的毕尔巴鄂（Bilbao）设计的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 Bilbao）是一个最有名的例子，也是最具地标性的建筑，连带使得这个城市国际知名。
　　这一切带来的是一种新的流行时尚，这些新的“超现代主义”的建筑物把“全球化”的观念具体化了，空间变成了一种新的符号，它的意义是新加的――往往也是建筑师自己加上去的抽象诠释，早已取代了旧有的文化传统。建筑师也成了“太上皇”，在世界各大都市游走，竞相投标，被选中以后，更成了媒体宠儿，至于造价是否超值，则是业主的问题。最近出版的一本谈论这批超级建筑师的书，就叫做The Edifice Complex――盖高楼大厦的情结，与弗洛伊德的Oedipus Complex（弑父情结）语意双关，其背后的权力欲望更是呼之欲出。
　　
　　 二
　　面临这一系列的全球化挑战，我们不禁要问：本土的反应是什么？目前中国大陆是最大的业主，全世界的建筑师都在受雇之列，据称世界上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起重机都集中在中国！那么中国本土的建筑师又如何面对这一波新的“列强侵略”呢？
　　答案很简单：在中国，建筑是一门新兴的行业，建筑师的人数不多，忙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著书立说，和洋人大师抗衡？直到最近几年，建筑界的本土声音才逐渐茁壮起来，也逐渐产生建筑的文化批判。二○○九年夏季号的《今天》杂志，是讨论“中国当代建筑专辑”，内容丰富，由香港大学建筑系任教的朱涛主编。书中各篇文章对于这个“建筑全球化”的批判很厉害。这些中国评论家认为：在中国，各级政府大兴土木的目的不完全是为了改进人民的日常生活，而是所谓的“面子工程”，然后才考虑到成本和质量。直到最近才把这个次序倒转过来。二○○一年建设部提出：城市规划要加大公众参与，但到底如何参与？则似乎没有明言。
　　其实大多数的公众是盲目的，在香港也是如此。前几年“西九龙文化区”的设计竞赛，三大投资集团在政府支持下,和香港公众“玩”了整整一年，还有问卷调查，题目莫名奇妙，所以我拒绝回答，最后政府知难而退，重新来过。我想在大陆的情况也差不多。然而真正有资格做批评的“文化研究”学者，似乎又对建筑毫无兴趣，这也正是我近年不揣冒昧，大声疾呼，以外行人的角度介入的原因。
　　我认为任何重大的建筑规划，都应该有三方面的人士参与：第一当然是建筑界，第二是政府和财团，第三则是公民社会及其代表。目前在中国大陆，几乎没有公民社会的参与，只有少数的建筑师，或以自己的设计，或经由文字论说，提出一些本土性的见解。在此我要特别举出两位。
　　一位是目前备受尊重的张永和。我觉得他虽然行事低调，但从他的数次演讲和展览中我得到的印象是：他是少数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潜移默化，对西方现代建筑了如指掌的建筑师，他的设计风格和库哈斯等人恰恰相反，不重体积的超大特大，也不重形式上的标新立异，而更关注建筑本身的人文意义。二○○八年威尼斯的建筑双年展，我有幸代表香港地区参加，也特别参观了中国馆，由他和名作家钟阿城联合设计，展出的竟然是平民居屋的各种照片和用于四川地震重建的木材材料，表面上平庸无奇，但骨子里却充满了中国老百姓的草根竟识。张永和甚至故意用库哈斯的“generic”这个字来描写中国的平民住宅――它们平淡无奇，有时是乱七八糟，但这就是一般人的生活模式。这一个展览，我觉得是一种“表态”，它所反对的就是西方这些建筑大师的傲气（hubris），每个人以建高楼大厦、争奇斗胜为目标，根本不顾平民日常生活上的要求，也不顾市容肌理（urban texture）的改变。因此我们要问：到底他们是“为中国而设计”？还是“设计中国”？我认为张永和属于前者，库哈斯和他的国际同行们属于后者，虽然库哈斯还领导他的哈佛学生深入珠江三角洲调查，写了一本大书《大跃进》（The Great Leap Forward）。问题是，故意用政治运动的名词做书名，用意何在？张永和二○○九年暑期在上海举行的一个讲习班上的演讲题目，就叫作“可大可小”，我猜还有“以小窥大”的涵义。
　　张永和虽然从来不叫口号，但我可以为他杜撰一个：“为人民而设计”。听来颇为反讽，因为在建筑界的关键词中已无“人民”这种字眼，国际大师竞相投标的大多是政府的公共建筑。就以最近中央电视台（CCTV）所摄制的九集纪录片“为中国而设计”为例，内中选出的九幢新建筑全是官方的公共建筑，计有北京国家大剧院、鸟巢体育场、首都机场T3航站楼、苏州新博物馆、上海金茂大厦、喜马拉雅中心、广州歌剧院和CCTV新大楼，没有一幢是平民居屋。公共建筑在中国当然由政府出钱，人民只有被动地参与（譬如到鸟巢去看奥运会比赛），从自己的“生活世界”进入这些大建筑，犹如刘姥姥走进大观园，壮大的景观令人意乱神迷，完全受其主宰。这九幢新建筑只有一幢苏州博物馆直接和中国文化传统连上线，这是贝聿铭的“收山”之作，也费尽功夫。我曾去现场参观过，觉得整个设计倒真的符合“可大可小”的美学要求，它不是“复古”（因为材料都是新的），而是一种从传统作“创造性的转化”，特别从小处（如吸取阳光的窗户）可以见其创意，但整体上维持了传统苏州庭园的格局，并不故意出奇。后院的一道长墙设计，更有山水画的意味，从纪录片中得知：为了这道墙，煞费周章，怕一不小心会影响到隔壁的拙政园。功能和艺术巧思在这道墙上微妙地结合在一起。我认为可圈可点。
　　比起贝聿铭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建筑设计，苏州博物馆显得很淳朴，毫不夸张，我猜有的评论家可能认为它不够“实验性”。中国建筑界最近流行的一个名词就是“实验建筑”，其代表人物包括张永和、刘家琨、王澍、马清连、张雷等人，他们“有别于长期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国营设计体制和市场经济所催生的商业主义设计模式”，而自成“独立的创作组群，注重研究的工作方法”，并在作品中“分别引入了叙事建筑、概念建筑、建构/建造、地域主义、都市主义等当代建筑学的话语”（《今天》总八十五期，255页）。我觉得这种“实验建筑”一部分是纸上谈兵，不见得有实际的影响，其“话语”的成功多于实践，但作为中国本土的声音，绝对是珍贵的，值得重视。
　　还有一位实验建筑师特别引起我的兴趣――王澍。他既能言善道，也真正有实践，设计出不少有个人风格的建筑，尤以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的设计令人侧目，但我至今还没有去亲身体验过，在这里也只能“纸上谈兵”，从网上照片和《今天》刊载的访问稿中一窥端倪。
　　王澍作品的最大特色就是用中国的土材料和旧材料，包括老房子拆掉后的旧砖瓦，他甚至故意用古时的“拉毛”方法，“在普通的水泥砂浆上用一块布在那里拉，拉出毛来，它特别适合植物的攀起，而且它有一种中国人喜欢的质感，它有一种活泼的感觉”（同上，119页）。王澍设计的建筑物的墙，可以随自然的水气和阳光的变化而变色，他称之为“呼吸的感觉”，所以必须亲身体验。这是一种生活的建筑美学，源自中国传统的园林。他说象山校园是“一个十七世纪的中国人整出来的现代建筑”，“它没有英雄气概，没有宏大的主题，没有标记性，低低的一排房子，和山水交融在一起”（同上，118页）。我从照片中一眼就看到几个主要特色：泥土、植物和山水；它的“质感”一半出自材料，一般出自颜色（黯红、浅灰和黯黄），像是一幢幢古老的废墟重新复生。这种另类建筑绝对是反主流的，能够得到杭州美院和宁波市政府的支持（宁波美术馆和博物馆），已经很不容易。但这些依然是公共建筑，它既然是一种生活的建筑美学，当然应该属于人民生活，譬如平民住的屋村和私人住宅。它是否能够存在于大都市？我不得而知，它的园林风格需要足够的大自然空间，我觉得似乎和乡村更合配。如果在香港这样“逼”人太甚的大都会，是否有其意义？也许最多只能用之于新界的屋村重建？这就引起了我的一连串遐思臆想。
　　
　　 三
　　我的“理论”出发点是：全球化和急骤都市化以后，我们的生活空间所剩无几，要如何在“超现代主义”的高楼大厦笼罩下开创自己的生活空间，对于都市规划和公共建筑，我感到无能为力，只能尽一点批评者的责任。我们的生活空间不能完全被“规划”到无地自容，那么怎么办？
　　王澍的建筑美学带给我的灵感正是：我们的生活空间应该有“呼吸的感觉”，也应该和大自然连成一气。然而全球化下的都市建筑恰好相反，它构建了一个超越日常生活的“人工”（artificial）世界，以其雄伟和壮观的“坐标性”把生活带进另一个以经济消费为主的“美丽的新世界”，它标示的“假象”（simulacrum）恰是“明天会更好”，或者像葡萄牙诗人佩索亚所说的：“我只生活在现在，没有过去，也不知明天是什么。”然而佩索亚有他自己的空间：他说就在他居住的那条路上。他住屋的楼下是生活，楼上就是艺术。和现代人并不一样，事实上佩索亚的过去和回忆早已融入他的“现在感”之中，滋蕴着他的文学创作。而生活在二十一世纪大都会的我们呢？昨日的旧世界早已荡然无存，剩下的迟早也会被拆毁，所以我认为必须主动地开创自己的空间，用新的方法和形式把旧的文化回忆“重建”（re-invent）。就居住的环境而言，我认为需要重建的不是高楼大厦，反而是真实的而非虚构的田园景观。这又是一个悖论：过去二百年来，大家从乡村涌入城市，现在反而需要把乡村的大自然带回都市生活之中。这看似不切实际，但在近年来空气污染愈烈的情况下，反而显得更急迫了，也和日渐提升的环保意识可以挂钩。
　　我的“都市田园”的另一个灵感，得自威尼斯双年展香港团队的参展者Eric Schuldenfrei和Marysa Yau。这对夫妇设计的主题就叫做“urban pastoral”，也就是都市田园。设计很简单：在一个人工搭建的墙上挂了各种植物和花朵，而且都是土生土长的。它的象征意义也很明显：都市中的建筑物需要大自然的滋育，才能生生不息。现在大家都谈“持续发展”（sustainability），但又语焉不详，其真正的意义是建筑物利用大自然，如阳光、水分、空气，来维持它的耐久性，并且节省能源。“都市田园”的设计更进一步，要教育我们在居住和工作的环境中主动地去“耕耘”和维护大自然，美化环境，滋育人生。
　　这种做法看来容易，但在香港这个“逼”人的大都会并不简单，试问中环的汇丰和中国银行外壁何时挂过绿叶红花？银行区中有一个人工造出来的小天地，小桥流水，甚为清幽，但我很少看到有上班族在此憩息，况且它并非建筑群的一部分。最近在香港举行的一年一度的“设计营造周”请来一位法国的帕特里克・布兰德（Patrick Bland）先生，他以创造城市垂直式绿化空间而闻名。据《亚洲周刊》报道，他是法国“空中花园”大师，以生态为重，在世界不少城市的高楼大厦的墙上“结集逾一百多种植物，营造生物多样性”，“令人置身城市恍如住在山中”（二○○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号，48页）。这种做法也是出自同样的考虑，网上有不少他设计的“绿化”图片。为什么如此做“人工绿化”呢？本来就应该让红花绿草自然地长在都市里，而非现在的钢骨水泥清一色的“石屎森林”（这一个香港俗语真是恰中要害，垂直的摩天大楼取代了大自然的森林），有的营造商为了盖屋，宁愿缴罚款，也要把树砍掉，使得城市“石屎”擎天而起。这已是香港建筑的既成现实，完全由市场因素造成，无法改变。既然大自然无法自然进驻，只好从人工的方法着手了。
　　妙的是这种想法也并非布兰德先生的专利，据称不少“超级现代”建筑大师们最近都在打屋顶花园的主意，如不能蓬荜生“花”，则想以绿化盖顶。这种做法又使我想起上世纪二十年代德国的经典名片《大都会》开头的一景：地底下出现一队队工人乘升降机换班苦苦工作，像是生活在监狱里，而楼顶上则有一个花园，充满奇花异草，资本家的儿子正和一群美女在此嬉戏。这一个场景暗示的是阶级的区隔和不平等，屋顶花园似乎只有资本家和有关阶级可以享受。
　　我认为不然。
　　最近读了一本书，名叫《花园：论人间条件》（Gardens:An Essay on the Human Condition），作者罗伯特・波格・哈里森（Robert Pogue Harrison）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他的论点别开生面，引经据典，一直追溯到《圣经》中的伊甸园――夏娃就生在这个天国花园中，也是人类的第一个园丁，人类从此对花园就有一种憧憬：它是人类在离开伊甸园后，经历多灾多难所向往的避难所，他认为从文学和神话中的想象乐园到日常生活的现实世界中的后花园，无论从寓言或现实层次，都有这个耕耘花园的需要，花园成了一种“人间的条件”，书中连中国名著《红楼梦》中的大观园也提到了，但却没有讨论苏州的园林。我个人的看法是，西方的花园偏向两极：不是神话式的乐园就是非常实际的屋前或屋后的花园，而中国的“花园”观念则和大自然分不开，所以更有“田园”的意味。中国传统的文化美学是以乡村田园为主轴的，宋明时期都市兴起，其都市生活并没有和乡村分开，所以才有“园林”，文人雅士和商贾大官在此做“市隐”，在喧嚷的市井中营造一个清净空间，在此修身养性，甚至园林设计皆与修身的道德规律有关；换言之，在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士大夫的传统中，花园/庭园早已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而非天国乐土，也无所谓“失乐园”，所以寓言的一面较为薄弱。然而曾几何时，这个传统的田园观已经在急骤的都市化中消失了，我认为是现代中国“人间条件”的一个缺失。目前中国大陆的城乡距离（及其贫富不均的分隔）要较西方先进国家为甚，在城里哪有“后花园”？在香港也只剩下九龙塘的少数花园洋房的旧屋，早已被四周的“石屎森林”包围。
　　这个现象似乎只有建筑界的部分专业人士在关注，Marysa和Eric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主持“深圳―香港建筑双年展”，把展览会场设在西九龙的一片大自然荒地上，前面是维多利亚海港，背后是“君临天下”高耸入云的豪宅，就在这片空地上，他们邀请大家“携带你自己的双年展”，鼓励自动自发的活动，顿时把这片空地营造成一个人文小社区，内中只有一个开放型的场馆，是以纸建成，展完即拆，其他的设计大多与日常生活有关，有时候故意做发人思考的联想，例如草地上有一个废物构成的装置设计，标题却是：“你认为这个装置怎样令你联想起一棵树？”又有一个装置设计，几块黑色木架上仿佛漂浮着一小片草地，它提的问题是：“香港有哪些地方可以透过农业和建筑（agri-tecture）改造？”很明显，这个双年展的目的是让我们把建筑与实际生活和大自然联在一起。他们发明了一个新名词“agri-tecture”，意指建筑和田园的结合，庶几为我们的城市添加生活意义。二○○七年的双年展由我的朋友王维仁主持，主题就叫做“再织城市”，他的解说更可圈可点：
　　再织城市强调的不只是单栋建筑的造型和风格，而是建筑与建筑的互相关系，交织所形成的城市空间。这不仅是市民日常生活的场所，也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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