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山寨现象”:身边的全球化现象
时间：2019-02-16 05:48:5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大概自去年秋天以来，“山寨”一词异军突起，从南而北，很快席卷全国。先是山寨手机,继而山寨游戏机、山寨笔记本、山寨液晶电视，原来的假冒伪劣忽然摇身一变成为“山寨产品”。再后来是山寨明星、山寨红楼梦、山寨春晚、山寨文化，一拨儿一拨儿扩散开来，一发而不可收，似乎只要稍微有点名气的东西都可以搞出一个山寨版。而你如果没听说过山寨产品，不选择功能强大又非常便宜的山寨手机还抱着你的诺基亚、摩托罗拉等洋品牌不放，无异于老土、落伍而又弱智、愚昧。
的确，山寨产品和山寨现象，从最早最有名的“山寨手机”一出现，对它的看法就众说纷纭，两极分化。远不像当年对假冒伪劣那样众口一词，人人喊打。
反对山寨现象的一方认为，山寨产品就是仿冒、造假、盗版、侵权。它罔顾规则，漠视法律，粗制滥造、模仿抄袭，侵犯知识产权、偷漏国家税收，破坏了创新者的权利，无助于中国产业的发展和竞争力提升，最终也无助于消费者的利益。中国消费者多年来深受假冒伪劣之苦，中国企业长于模仿抄袭缺乏自主创新更是根深蒂固，中国也为此常常被西方国家指责侵犯知识产权、纵容造假抄袭。如果任由山寨现象泛滥，将是以邪压正，就不会有中国企业愿意创新、愿意研发，而如果中国永远靠模仿抄袭来发展，真的国将不国。因此，山寨产品应该坚决禁止，山寨现象应该抵制和批判。
不过，支持山寨现象的声音声势也不弱。它们认为，确有一些山寨产品侵犯知识产权、打擦边球，但多数山寨产品并不违反现行法律。山寨产品受到社会广泛欢迎，说明其适应中国广大下层消费者的需要，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山寨产品和山寨现象，代表的是一种来自民间的、草根的力量。它们是对既有秩序的不满、对精英和强权的反抗，是对跨国公司和垄断厂商依靠自己及其利益代表者国家乃至国际机构所制定的规则牟取暴利，凌驾于大众之上的一种反叛，是对热衷于消费这些高档产品的“精英人士”和“高尚人士”的嘲弄。你的NOKIA手机三千块一部，我的NAKIA手机比你也差不了多少，却只要一千块。实际上那部手机只价值一千块，其余两千是付给NOKIA品牌费用垄断利润。至于山寨文化，如山寨春晚、山寨百家讲坛，更代表了草根和民间意识的觉醒。既是底层大众的自娱自乐，又是一种摆脱了精英文化束缚与压制的大众文化的萌芽。这种草根文化的觉醒符合今日中国平民大众的需要，草根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平起平坐，才是今日中国日益走向公民社会的现实。
由此看来，对于这一争议很大、评价两极的现象，确实很难一言以蔽之地否定或者肯定。我以为，要想对山寨产品和山寨现象说点什么，首先要看看山寨产品和山寨文化的内涵究竟是什么意思。只有把内涵搞清，才能避免大家各说各话。实际上，时下很多评论者对山寨产品或者山寨现象的内涵看法并不相同，根本没搞清对方说的是什么意思就盲目开打，如同京戏“三岔口”，或者如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不知在跟谁交战。
打开网络，百度一下，山寨的解释扑面而来：
“‘山寨’一词源于广东话。是一种由民间IT力量发起的产业现象。其主要表现为仿造性、快速化、平民化。主要表现形式为通过小作坊起步，快速模仿成名品牌，涉及手机、数码产品、游戏机等不同领域。这种文化的另一方面则是善打擦边球，经常行走在行业政策的边缘，引起争议。”
“山寨指仿冒或伪造第三方商品的生产厂家。‘山寨’从字面来解释是：在山寨中，逃避政府管理。”
“在其他产业，山寨厂多是表示那些供应正规厂上游配件的非正规作坊，或者生产成本低、质量不稳定产品的草莽厂家。”
“山寨文化是以极低的成本模仿主流品牌产品的外观或功能，并加以创新，最终在外观、功能、价格等方面全面超越这个产品的一种现象。山寨文化在抄袭与超越的羊肠小道上一路狂奔，尤其是挣脱了牌照的束缚，彻底颠覆了传统的行业潜规则，建立了以山寨文化为基础的价值序列。”
…………
从这些解释来看，山寨产品确实是五色杂陈，泥沙俱下。为迎合消费者对最新产品款式、功能的渴求和追逐名牌的心理，大多数山寨产品不得不模仿、抄袭这些新产品，造出一个与知名品牌极为相近、很容易误识的牌子。为了降低成本，它们选用廉价配件，追求速用速弃，不求产品精致耐用，但求应市及时，廉价可用。为尽可能廉价，它们往往逃避监管和税收，特别是逃避品牌、专利方面的费用。由以上这些来看，山寨产品肯定违反现行法律、规则，往好里说充其量也就是似是而非、模糊不清的擦边球和灰色地带。从效果上来看，山寨产品确实满足了许多消费者特别是农民、农民工和城市低收入者等底层消费者买不起昂贵正牌产品又想赶上消费潮流的需要。与此同时，它也满足了一些青年人对大牌、名牌的虚荣心理（假的LV手袋和真品有时候确实很难区分）和与大品牌对着干的矫情。跨国公司的代工生产体系衍生出的“贴牌生产”和所谓“副牌”、“尾单”、“水货”、“行货”等等令人真假难辨的概念更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也使山寨产品更加复杂。就产业发展效应来讲，山寨产品一方面大大加速了相关产品的普及和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地方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则极大地压抑了中国厂商创名牌、搞创新的动力，破坏了产业升级、结构转型的战略。此外，它还极大地破坏了中国产品、中国制造、中国道路的形象，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与不良后果。因此，对于山寨产品，虽不必一律取缔，也绝不能放任自流。区别对待的依据，只能是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不违法违规就应容许存在，自生自灭；有积极效应的还应当鼓励支持；但对于违法违规的则应取缔不怠。
至于山寨文化，譬如山寨版春晚、山寨版歌会、山寨版百家讲坛等等，则应与山寨产品区别开来，完全应当允许和鼓励：只要不违反现行法律，你当然无权限制草根大众的自娱自乐，当然无权限制大众不拿你明星大腕当回事，不买你权威专家的账。如果说它们的做法侵犯了文化产品的知识产权，现有法规对于文化产品创造者权益的保护还不完善，那首先是完善相关规则的事，而不能拿大众的创造与自娱来清算。
对于山寨产品、山寨文化等山寨现象上述立场，我以为是应有的、可取的态度。这种态度，当然算不得新鲜，即使最容易情绪化发泄的网络媒体上也有许多理性的网民持此态度。而对待山寨手机、山寨产品乃至山寨文化的政策，本来也不是什么难题。其依归就是规则与法律、秩序。至于某些地方、某些部门或官员对盗版侵权、假冒伪劣视而不见，甚至同流合污，那是另外的问题。
然而，应当特别注意到，上述观点、见解、政策建议，都是以承认现行秩序、规则乃至法律的正当性为前提的。但是，这个前提是有争议的、可以讨论的，其中许多法规，特别是关于知识产权、专利保护、品牌价值、技术许可等等的法规，都是广为争议的，既不具备理所当然的道德基础，也不必然带来正的社会福利效应。应该说，许多有思想的人士支持山寨现象的理由，山寨现象之所以引起如此巨大的争议，都是基于这一认识的。
不可否认，当今世界上现行的一切有关物质产品、非物质产品生产和消费的规则、法律、制度等等，都是西方强国依据其道德、价值、利益所确定的，都是以西方国家在上述领域的强势地位和既得利益者身份为基础的。这些规则也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随着经济发展和国际化而逐渐形成的。二百年前乃至一百年前，西方强国的规则是强权掠夺，是丛林规则，是殖民体系，曾经受害的广大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迄今仍在体味殖民掠夺和剥削的遗存。而那时候强者从弱者那里掠夺的，无论是物质资源还是非物质资源，是不受今天的知识产权与文化遗产保护规则所左右的。引起轩然大波的圆明园兽首拍卖事件，就是由于今天的法律不能追溯到过去的侵权，或者即使有追溯力有关国家可以不予承认、不参加相关协定（比如许多西方国家都未签署有关战争掠夺文物归还原主的国际协定）而使受害者的权利无法得到保护，正义无法伸张、难于物归原主。而今，当西方强国成为经济统治者、知识垄断者和既得利益者的时候，就推出了一套不可打破现行秩序、绝对维护知识产权拥有者权利、不允许任何对物质与文化财产施加侵害的规则，并以各种手段维护这种规则，依靠这些规则牟取暴利。
实际上，这些规则并不都是绝对正确的，其福利效应也是需要重新审视的。譬如，治疗艾滋病的药物，由于昂贵专利费造成的过高价格令大多数非洲患者无缘使用。这种制度一方面固然保护了有关公司的知识产权和创新精神，但另一方面却不得不眼睁睁看着一个接一个病患由于无钱用药抑郁而终。在活生生的人命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两端，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现有规则。在某种意义上，山寨的精神就是不承认这些规则，要打破这些规则。所以，预设立场地认为现行秩序不可破坏，现有规则一切正确，山寨就是捣蛋，犯上作乱，恐怕失之偏颇。换言之，如果既有秩序和规则本身就有问题，山寨的精神则含有破旧立新、挑战旧秩序的积极意义了。由此来看，山寨现象不是那么简单，还真应当仔细捉摸一番。我以为，往深里说，对它的态度关乎全球化时代的交往规则，关乎全球化的方向（全球化就是西方制度和规则的全球化还是按照某种有待确立的新规则的全球化），关乎我们对于“反全球化”思潮的认识，也关乎中国发展之路的认识与选择。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国力日益强大，社会日渐富足。然而，纵观三十年，我们的产业发展，基本上是引进和模仿，真正的自主创新十分有限。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的经济仍然如泥足巨人，大而不强，长于模仿，疏于创造，只能靠简单加工赚取可怜的辛苦钱，并且搞得资源耗尽、环境恶化、社会不安。也正是基于这种形势，国家于几年前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大力鼓励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
应该说，我们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也走过与我们类似的靠仿制起家的发展道路，但最终都走上了以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为主的发展轨道。日本和韩国就是其中的代表,不仅经济起飞，而且自主创新和知识产权也获得长足进展，如松下、索尼、三星、现代等品牌已大致能和西方强国平起平坐。印度则是另一个代表。它的引进和模仿有限，经济发展速度和社会富裕程度也远逊于中国。但是，印度一直强调自主创新，强调科技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不仅创造出了塔塔等知名品牌，形成了软件产业和IT产业的自主发展之路，而且搞出了“宝莱坞”等知名文化品牌。中国和印度发展模式的比较这几年一直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
当然，无论是日、韩也好，印度也好，都是后发展国家，都经历过和正在经历追赶西方强国的过程。一般来说，后发展国家发展、创新的过程，自然是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过程，是向西方学习、模仿、再创新的过程。要加入先来者主导的经济游戏，自然要遵从它们所制定的游戏规则，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许可、品牌价值、标准制定等等。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要不要走这样的发展道路，能不能走这样的道路？山寨现象所内涵的问题，至少要从这个高度来看待。
中国是后发国家，当中国按照西方现代化的路径开始现代化过程之时，西方国家早已完成了现代化，并且形成了一整套现代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与游戏规则。以中国人的勤劳智慧和吃苦耐劳，加之丰富的自然资源、劳动力等自然禀赋以及对外开放的政策，在一般大规模生产产品的加工制造上，中国很快赶上了西方，在当今世界上鲜有对手。西方国家也深知在这一点。要跟中国比低成本、赛性价比，它们望尘莫及。于是它们放弃了在一般产品制造上与中国竞争，索性通过跨国公司和国际投资将产品生产转移到中国。但当它们放弃了低端的生产加工过程以后，为了生存和利益便更加强化了对其具有绝对优势的技术、品牌、设计和标准的控制，通过不断压低生产加工环节的附加值和提高技术、品牌与设计的附加值大赚其钱，并不断强化和保护这种垄断地位。想当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取代关贸总协定（GATT），本质上就是制度性地强化这种垄断与保护。因为《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所指向的、所保护的只是物质产品的生产和贸易，而WTO与GATT的主要差别就是增加了《服务贸易总协定》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直接指向和保护服务贸易与知识产权。
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轻易地压低物质生产过程的价值而提升无形资产的价值，依靠技术、设计、品牌与标准大赚其钱，又是与全球化时代强势文化、影响力、生活方式、流行时尚等软实力的作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依靠其控制的强势媒体和大众娱乐在全球化时代得以深入到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城市和乡村，依靠其电影、电视、网络、体育、服饰、时尚等等文化消费，不断在全世界复制着同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文化，不断吸引和诱惑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令其对发达国家的消费方式、消费习惯、生活方式、品牌、设计等趋之若鹜。每个年轻的女性都以背上LV的手包而荣耀，每个男孩子都以穿上NIKE的最新款运动鞋而自豪。而生产和包装不出具有全球影响力品牌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只能通过出卖苦力和资源、环境谋生，然后再去用流汗流血赚来的钱为这些品牌与设计买单。这就是今天的现实，不合理的现实。也是山寨现象背后的经济、文化与社会基础。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必去争议这种现实合理不合理，关键是我们有没有可能不理会一切现有秩序和规则，将西方强国制定的游戏规则抛在脑后，在中国实行“山寨规则”呢？不行，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说都不行。既无道德基础，也无现实可能。从道德基础来说，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说这些规则完全就是保护强者、保护先来者利益的规则。这些规则是在不断的制度演进与国际交往中逐渐形成的，是能够带来总体福利的增加的。在这些规则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西方国家也并非利益完全一致，也充满矛盾和竞争。这些规则本身，也具有重要的保护创造、鼓励创新的积极意义，而创新是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动力，符合人类的普遍价值。从现实可行性来说，如果排斥这些通行的规则，我们就会自外于世界，就无法与世界进行经济的交流。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当然离不开对外开放，在全球化时代，如果闭关锁国无异于自杀。作为后来者，我们承认既有规则，参与游戏，肯定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这或可看做入门费。但只有积极参与游戏，在游戏中发展壮大自己，不断增强自己的硬实力、软实力，才有可能进而实现改变规则、完善规则的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规则早就是过时的不公平的规则。但我们只有积极参与，才有可能如今天这样利用金融危机的机遇，利用我们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改变其规则。
这种思维实际上也适用于更广阔意义上的中国崛起问题。不久前读到一篇常住中国的西方人写的网文：《整个中国就是个大山寨》。文章从山寨产品说到中国人的行事方式、价值观、社会分化等等。“山寨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存在于中国社会文化中一种深层结构。我觉得，用山寨去标识某种现象和某个人群都是不恰当的。我更倾向于用阿尔都塞的方式去理解作为‘症候’的山寨现象，所以我更倾向于用山寨去标识整个中国。”我觉得“用山寨标识整个中国”的见解倒颇有几分道理。不过，我不同意文中所说山寨现象只是体现了边缘和草根对主流的崇拜与向往。或有崇拜与向往，但更有不满和反叛。实际上，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如何面对“山寨规则”的问题，也面临如何面对“王道”（主流价值）的问题。
而今我们面临的问题还很多，有许多关键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需要经济与社会进程的时间来检验。有人说，此次金融危机，就是考验中国经济模式（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低成本加工大规模出口的贸易模式、压抑消费过度投资的发展模式等等）的试金石。当我们的低成本仿制和大规模出口难以为继而我们的自主创新和发展模式转变又不那么顺利的时候，中国就遇到了一道坎。现在我们就正在跨越这道坎。这道坎不能靠山寨文化和山寨规则来逾越，而且反过来会考验山寨规则。或者说，只有当我们能在发展中不断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成果，在现有规则、制度与秩序的范围内真正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道路的中国之路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中国的“山寨规则”终于修成正果，成为主流价值之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