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之特立独行【特立独行的“士人与世相”】
时间：2019-02-16 05:51:5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读大学时在前门一小书店的打折堆里曾拣出了《百年嬗蜕：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当时翻遍那本黑白皮的书也没明白作者杨国强究竟是何方神圣。再看封面上的提要，突然想起他是已读熟的《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和四卷本《陈旭麓文集》里常见的名字，遂拿下！
转眼间《百年嬗蜕：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断断续续读了近十年，直到先生的新作《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以下简称《士人与世相》）醒目地摆在了常去书店的推荐架上。
虽然书中的论文或已收入《百年嬗蜕》或在杂志上刊登过，但《士人与世相》仍不是一本容易评点的书。不易并不在作者的文字，其文字按照“豆瓣”上某位网友的说法“比当下时兴的那些史论著作明显高了几个档次”；也不在其关注的论域，晚清的士人与世相稍知历史之人大概都可以谈上几句。而是作为一本学术著作，在这个爱说“规范”的年代里，好像不太讲求“规范”。
规范要求论文都要有学术史回顾，《士人与世相》中则篇篇皆无。规范要求论题能限定范围，最好退能解剖麻雀，填补空白，进则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但《士人与世相》中举目都是《清代的功名与富贵》、《论“庚申之变”》、《晚清的清流与名士》之类的“巨无霸”论题。规范要求严格定义核心概念，并围绕核心概念展开论述，但《士人与世相》则整本未见定义任何核心概念。一本学术著作如与通行规范不相凿枘，大多时候可判断其不太入流。但《士人与世相》的“特立独行”在我看来正凸现了先生研究之特色和其背后的深切关怀。而要了解这些特色和关怀，先生在序中所说“读史多年，大半都与晚清士大夫缠磨于古今中西之变的感慨苍凉之中”正是最好的夫子自道，以下试解说之。
与先生治史岁月相伴随的是曾文正公、胡文忠公、左文襄公、李文忠公，以及沈文肃、彭刚直、丁文诚、曾忠襄、刘忠诚、张文襄、翁文恭和李越缦、王湘绮、盛愚斋和张季直等晚清士大夫的各类辑集。上述人物背后都沉淀着厚重的研究成果，先生最初即是以曾国藩个案研究一举成名。但吊诡的是，时至今日曾国藩等的排印本全集几乎都已出版，对他们的研究却仍然多停留在单个人物，或细部补充，能一一翻检通读进而做综合开拓性讨论的实属凤毛麟角。若至今还未出排印本，只刊印影印原稿本的，如李越缦和赵能静的日记等，龙飞凤舞，字迹难辨，开卷的人可能就更为稀少。应该说，晚清士大夫（尤其是所谓一线士大夫）研究的停滞不前肇端于当下学风之转移，自梁启超写《李鸿章传》始，百多年来此领域为史学界一块精耕细作的熟地。虽然“熟地”意味着晚清士大夫研究渐变为一个“老课题”，其材料也在“老课题”的引领下多转化为“常见史料”。但对史学而言课题本无所谓新和老，稀见史料与优秀成果也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可是近年来学风以创新为目标，以前沿为本位，“新课题”和“稀见史料”基本赢家通吃，而这些看似难出成果的一线士大夫们则备受冷落。学风转移带来的一大后果即是研读日记、年谱、传记等士大夫史料的基本功夫逐渐流失。尤其对比日本京都大学以基础史料为聚合的著名学术共同体或岭南、香港等地年年常开、薪火相传的历史人类学理论、方法的研讨班，晚清士大夫研究基本功夫的传承状况就更加不容乐观。不过课题不受重视，功夫逐渐流失仍仅是表象，更深层的困境为如要在晚清士大夫研究的“老课题”中发现新问题和真脉络；“常见史料”在识字辨义之外，还要能读出背后三昧，对研究者的要求其实非常之高。即使不背上古今中西的十字架，至少也应具备或接近“当年“三家村”学究所普遍拥有的基本知识”（罗志田语）方有可能。而先生正是目前对这类“基本知识”相当熟稔，并能将基本知识升华为史识洞见的学人之一。这从他多年来与晚清士大夫的“缠磨”中可见一斑。
作为其整个研究的中心和重心，先生文字中与所谓“核心概念”最接近的是晚清士大夫，但离“核心概念”这种西方学科内部衍生出来的术语最远的也是晚清士大夫，因为这四个字根本无法定义，也难以就其本身开展演绎分析。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只能依靠先生日复一日的“缠磨”来显现。在这“缠磨”中看不见的是先生埋首苦读，静坐沉思，常常一天仅能推敲得数百字的青灯岁月，看得见的则是从青灯岁月中淘洗出来，专属于先生的独特文字。这些文字有时能勾勒出独特的人物，令其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如先生就以拙诚和智术，侠动和淡泊，百结忧悒等文字论曾国藩的多重人格。其中如拙诚、智术、侠动等均为不二之选，易它词则去文正公之真情态远甚，若更代之以封建官僚、刽子手、改革家等就只能感叹五十多年来史学界语词的苍白和无力。有时则能提炼出自那个时代里自然衍生出来的几组时词，如功名与富贵，理与势，义理与事功，清流与名士等等。这些时词既是概念，先生会梳理它们自身以及概念和概念之间的演化脉络；同时又是问题，而且都是依托于历史情境之下虽一直存在却被遮蔽甚深的问题。以上种种决定了：
第一，先生的研究具有极强的脉络感，而这种脉络感的建立很多时候需要考察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历史发展进程和整个的历史事件，但在操作层面上，那些表面颇“巨无霸”的论题因有晚清士大夫这一集中对象而成为中观的，可推进的论题。像《清代的功名与富贵》这样的题目看似无比巨大，但先生作此文之命意却是要让阅读者知道一个常识，即在清前期士大夫的功名与富贵往往是割裂的，不为正比例的。请不要小看这一常识！在所谓封建社会发展至顶峰，官僚贪污腐化必猖獗到不堪入目的想当然话语之下，这一常识的不普及已经相当久远。而在这常识被揭示之后我们会发现历史情境中士大夫的哀乐、荣光、无奈与矛盾突然就在眼前。如再联系先生另一篇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后王朝权力结构升降起落（《军功官僚的崛起和轻重之势的消长》）的长文，就会顿悟为何先生会拉出从勋臣到重臣再到权臣的变化轨迹，原来这条轨迹和那个常识叠加就给了我们一个有关清代主流士风嬗蜕的整体关照。
其二，在先生研究中史料无须稀见，他能在最一般的史料里读出别人从未提及的东西，比如常见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先生从中既能读出在清末梁氏作为被通缉的钦犯，却能在士议鼓荡的年代里深度干预朝政的有趣故事，也能借民初他回国后的双眼看到废科后失去正常上升凭借的知识人各显神通跻身体制的积极和不易。题目也并不时髦。大多是看似说烂的题目，如一鸦、二鸦、洋务、新政、义和团。但先生的魔力在于他能运用其独一无二的文字以全新的角度切入，提出真正的问题，进而成一家之言地用老却极其重要的题目把握住士大夫――这一近代中国卷入时代变迁最深，也最能反映时代变迁的群体。
其三，正因为士大夫是近代中国卷入时代变迁最深，也最能反映时代变迁的一个群体，其所涉及的问题就不仅仅是士大夫自身，而是近代中国各类重大问题，从而让先生的研究处处都体现出对“古今中西之变”的见道解读。
以反满意识为例，在美国中国学界，“新清史四书”中至少有路康乐（Edward Rhoads）的《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权力》和欧立德（Mark C. Elliott）的《满洲之道：八旗制和晚期帝制中国的种族认同》直接讨论此问题。其他如柯娇燕（Pamela K. Crossley）等学者的研究也都或多或少涉及此问题。“新清史”如此重视“满洲”当然与美国学界对“族群”问题的偏爱有关。此类研究在史料上多强调用“族群”自身语言书写的材料；在视角上则突出“族群”的独特性和与其他“族群”的差异性；在方法上一般拒绝“根基论”或“自在论”而强调建构和塑造“族群”的因素和进程。正是有了上述研究特色，“新清史”对清代的“古今中西之变”才会得出不少受到学界重视的独特看法，此无须赘言。但如果将时段从整个清朝缩小至清末。先生的研究对当红的“新清史”来说就正是一种挑战。
“新清史”为突出“满洲”的独特性，普遍倾向于：清朝代表着一种特殊的政治风格、政治模式和政治统治。因此满洲人从未失去过自己的族群认同，以致满汉分殊一直到清末甚至以后都始终存在，而满汉分殊存在可以解释为何反满言论在十九与二十世纪都还能如此有力。以上观点如针对“汉化融合论”下的满洲人研究显得非常有力，但对清末满汉关系的整体判断却近似夏虫语冰。满人统治的特殊性一直存在，但清末的历史大变动却是汉族军功官僚的崛起。此后从庙堂到地方的权力转移进程是汉员的日益强势与满员的整体弱化。满汉分殊当然也一直存在，但清代的分殊并不意味着元代那样的人分等级，压迫深重，反而因分殊造成了入关当年历史血污的淡化和满人生计的贫困。但问题是何以在满人贫困，满员弱化，族群矛盾日趋缓和的同时，反满意识勃然涌起？何以太平天国的反满之声引起了士大夫守护名教的“八方激越”，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的反满意识最后却打落了清廷的皇冠？这些问题若一味强调利用满文档案或厘清满人的族群认同，大概会得出南辕北辙的解释。因为清末的反满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从汉族士大夫这一古老群体里分裂出来的激烈人物塑造的。因此反满意识的源头、内涵和影响也就多在他们的言辞、文章之中。在这些言辞、文章里虽然充满着不可究诘的多义和歧义，但却因那十年的特殊情势，比如在“戊戌”中被动员出来却再也回不去的汉族知识人重拾起了历史潜流中的族类之辩，又比如东西洋学理中民族主义的普遍被接受，终于让满汉矛盾失真地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矛盾，以致连幼小的钱穆、费孝通都知道了皇帝是满人，汉人要反满。而清末满文档案和档案中所展现的满人族群认同则同钱氏、费氏的认知相似，是对“失真”的“再映射”和“再再映射”，很多时候可能比失真还要走得更远。
其实以上三个研究特色也可进一步归结为两点即“通贯”和“整体”。先生由这“通贯”和“整体”牵入读者内心的并不是现代化“上升”的喜悦，也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沉沦”的痛心，而是阵阵欲说还休的“感慨苍凉”。此种感觉正是先生在《士人与世相》中倾注了他自己多年来的深切关怀所引起的。
先生年轻时多困厄，深造无门，又患病痛，十年蛰伏方得重入门径。重入门径后，既经过了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挥斥方遒，指点江山，以为市场化改革和民主政治即是解决一切问题良方的狂欢时代，也亲历了九十年代后资本力量主宰全局，高歌猛进背后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矛盾岁月。这促使他反思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历史进步主义的局限，进而转向了追寻一种“自有其理”（on their own terms）的晚清史独特写法的道路。同时近十年，被课题、期刊、评奖牵着鼻子走的学界渐渐浮出水面，与之相伴随的是学人的矮化和在矮化中节节支离，节节破碎的学风。在这一进程中有人选择了犬儒，有人选择了嘻游，有人选择了批判，而先生选择的是他常说的“临难不苟”。今时所谓“难”并不在烽火连天的命悬一线，也不在艰难时世的冻馁之忧，而在于种种随风潜入夜般诱惑下的坚持和自守。《士人与世相》会是今天的这般模样，字字句句背后正是先生一年又一年坐寂寞冷凳的坚持和自守。
如果说近代中国乃一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士人与世相》则让读者看到了大变局中晚清许多可爱、可叹、可悯的士人和可哀、可笑、可思的世相。百多年过去，今日之中国未见得就已走出变局，或许前路依然漫漫。由此看来，那些士人并不遥远，那些世相也绝不是仅供凭吊嗟叹的历史陈迹。他们都在如影随形。
（《晚清的士人与世相》，杨国强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八年四月版，36.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