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新篇故事 [西南民族工作开新篇]

　　1949年11月至1952年7月，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主政大西南两年零八个月。西南五省（区）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最集中的地区，面对西南解放初期严峻、复杂的民族问题，邓小平与刘伯承、贺龙等西南局领导为西南少数民族的解放和发展殚精竭虑，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卓有成效的具体措施，开创了西南民族工作团结稳定、逐步发展的新局面。
　　
　　探索符合实际的民族工作之路
　　
　　当时的大西南包括西藏、西康、四川、贵州、云南五个省（区），与缅甸、印度、越南、巴基斯坦等8个国家接壤，国境线长达7400多公里。解放初期，在西南2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7000多万各族人民，其中藏、彝、苗、白、傣、哈尼等30多个少数民族的人口即有1800余万，约占全国少数民族的60%。这些少数民族大多杂居或聚居在西南数千公里的国境线上。西南少数民族人民为创造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历史和捍卫祖国的独立与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国民党实行大汉族主义统治，边疆民族地区敌我矛盾、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
　　西南民族问题直接影响西南边疆的稳定、国防的巩固，关系到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大局。如何通过解决民族矛盾，实现不同历史起点的民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共同发展，成为解放大西南后主政大西南的邓小平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
　　邓小平对西南的民族问题高度重视，从一开始就把民族工作放在巩固国防的战略高度来认识，他说：“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能解决”，“单就国防问题，也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他胸有成竹、满怀信心地说：我们进军西南以来，有这么一个概括的认识，西南的民族问题复杂，西南民族问题必须解决好。
　　邓小平充分认识到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重要性，为开创西南民族工作的新局面不断探索实践。1950年7月，中央民族访问团西南访问团到西南地区访问时，邓小平专门邀请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副团长费孝通到他办公室叙谈民族问题。邓小平首先谦虚地称自己“在少数民族问题上，还是一个小学生”。然后问费孝通：你认为当前民族问题主要应抓些什么？
　　费孝通坦率地说：“还是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问题。解放前，少数民族除了受本民族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以外，还要受汉族统治阶级的压迫。因此，他们对汉族有一种反感心理。解放以后，情况完全不同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大家庭里，各民族一律平等，但是因为现在刚解放，少数民族地区与广大的汉族居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差距很大，因此，他们在心理上对汉族的隔阂仍然存在，所以，让少数民族了解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很重要。”
　　邓小平赞同说：“问题抓到点子上了。少数民族有点怕汉人，确实有历史原因。现在我们的干部就要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他们心目中的汉人形象，凡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干部都要深入下去，和他们交朋友，要使他们认识到，我们是新汉人。”邓小平还对费孝通十分中肯地说：“汉族和少数民族有了矛盾，首先我们要承担责任，自己要先认错、道歉，这样才能取得人家的谅解。”费孝通被邓小平的坦诚所感动，进言道：“要解决民族隔阂，主要应该反对大民族沙文主义。”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在中国的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很深的。由于我们过去的以及这半年的工作，使这种情况逐渐地在改变，但不是说我们今天已经消除了隔阂。少数民族要经过一个长时间，通过事实，才能解除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他们同汉族的隔阂。我们要做长期的工作，达到消除这种隔阂的目的。”
　　邓小平的谈话使费孝通深受感动，两个多小时中，他敞开胸怀，畅所欲言，与邓小平共同探讨消除民族隔阂、解决民族问题的要旨。这次谈话，对费孝通影响很大，费孝通认为，不同民族之间“和而不同”，在新中国的民族政策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几十年后回忆起这次见面，费孝通仍很有感触地说：“那次谈话，小平同志当时就触动了我，我体会到我们既要看到民族的特点，也不能忘掉民族间的共性，承认区别是为了团结，以促进共同发展进步。这在我的思想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的认识。”
　　邓小平认为要彻底铲除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消除产生民族隔阂的历史顽疾和社会根源，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根本在于帮助西南各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取得成效。在当时复杂的内外关系形势下，要在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开展党的各项工作，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帮助西南各民族，所要采取的步骤和途径是什么呢？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和无畏胆识，不断实践、不懈探索，开拓创新，为促进我国西南边境的稳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极为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1950年6、7月间，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为了让各民族人民感受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决定从分散居住在祖国各地的各兄弟民族中选派代表赴京参加国庆一周年庆典活动。中共中央西南局积极组织了具有重要影响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为主的参观团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和到天津、上海等地参观学习。邓小平对组织西南各民族代表团倾注了大量心血，对代表们给予特别关爱。当时，一些民族上层人士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存有恐惧和戒备疑虑心理，为了解除这些上层人士的思想顾虑，西南局各级领导做了大量的工作，西南各民族代表团的组团工作非常成功，西南代表团成为进京观礼团中代表人数最多（64人，占全国各团代表总数的41.7%），代表民族也最多（17个）的观礼团。代表们赴重庆集中时，因云南代表大都来自边疆，距离重庆2000余公里，交通极为不便。中共云南省委深为解决交通工具犯愁。邓小平获悉后，立即指示西南军区有关负责人：代表们此行已经很辛苦了，不能再让他们担惊受苦，派最好的飞机和飞行员接送云南代表。代表团抵渝后，邓小平专门宴请全体成员，频频举杯，提议为西南地区各民族大团结，为新中国的繁荣昌盛干杯。11月22日，代表团回到重庆后，邓小平又指示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致欢迎词时，为了让代表们便于看见，邓小平站上小木凳，用他那极富特色的川音，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28日，邓小平在繁忙的工作中又挤出时间，与西南代表团的代表会面、交谈。此前，他认真翻阅了代表团整理的参观情况汇报，熟悉代表们的情况及想法，因此，谈话时成竹在胸，就少数民族工作的重要地位、区域自治和少数民族的社会改革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他特别强调：首要的问题就是团结，要把西南建设好，就要依靠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邓小平并就代表们关心的何时实现区域自治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改革问题等作了详尽的讲解及精辟的分析。邓小平的言传身教，教育了广大汉族干部，感动了少数民族人民，促进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友好关系，各民族代表亲身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党外人士也深深体会到共产党是真心诚意为各民族老百姓办事的党，是一个讲民主、讲团结的党。
　　
　　建立民族区域自治政权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国家重要的政治制度。早在1947年5月，中国共产党就根据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取得了民族区域自治的一定经验。但是，西南是全国大陆解放最晚的地区，国民党反动派在此布置的残余力量不断进行各种破坏颠覆活动，加之匪患严重，封建势力强大，历史上党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基础比较薄弱，缺乏进步力量基础，因此，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这里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工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邓小平举重若轻，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真知灼见，率先在西南地区进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探索实践。
　　1950年7月，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在适合成立地方民族民主政府的地区，可以成立地方民族民主政府，在民族杂居的地方组成联合政府，在联合政府下面，可以实行小的区域自治。其后，根据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邓小平又首先设计可以将民族乡的建立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补充，以保障杂居区内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邓小平同时指出，“要创造经验，开始先在一个地方作出经验后，再把经验运用到其他地方去。”在深入调查研究后，他把大西南的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建立的突破口选在了甘孜藏族地区。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是大西南第一个创建的民族区域自治政权，也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地区级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它的建立，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和伟大实践，浸透着邓小平的智慧和心血。可以说，邓小平是创建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奠基人。1950年6月25日，邓小平在为中共中央西南局起草的关于康定区工作问题给西康区党委的电报中指出：“在康定区必须坚决实行区域自治的方针，愈快愈有利。”这个历史性的决策，是在他缜密分析建立西康藏族自治区的有利条件基础之上得出的。7月21日，邓小平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中，曾两次提到“康东”(即今甘孜州)，七次提到“西康”(主要是指当时西康藏族地区)。他说：“今天我们在西南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首先开步走的应是康东，因为各种条件比较具备。第一，藏族同胞集中；第二，历史上有工作基础；第三，我们进军到那个地方后，同藏族同胞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第四，那里还有个进步组织叫东藏民主青年同盟，有一百多人。有这些条件，就能马上去做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可以直接影响西藏。”
　　甘孜，古为羌地，唐属吐蕃，是康巴藏区的主要组成部分。全州幅员15.3万平方公里，境内有藏、汉、回、彝、羌、纳西等25个民族。其中，主体民族藏族占78.4%。各族人民以大范围聚居小范围杂居形式分布于全州。甘孜州雄踞西南边陲，是孕育《康定情歌》的地方，又是藏汉文化交融地带，也是川藏交通要道，是连接我国西南与西北的重要通道和藏汉贸易的中心集散地。自古以来，这块富饶美丽的地方一直在政治上、军事上发挥着东屏四川、南控云南、西摄西藏、北啸青海的战略作用，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对于如何保证适时、稳妥、成功地在康东建立民族区域自治政权，邓小平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意见。邓小平的指示不但涵盖面广，而且具有充分的操作性，其内容包括充分尊重当地藏族和有关人士的意愿，命名问题须与藏民代表人物交换意见；搞好民族团结，消除民族隔阂；军队和干部要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把经济搞好；作好卫生和文化工作等等方面。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按照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部署和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努力开展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建设的筹备工作，于1950年11月17日至24日，在康东隆重召开了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万人集会游行庆祝。11月25日，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了《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宣言》，宣告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在邓小平亲自关怀下，康定解放仅8个月时间，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就正式成立。
　　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成立，为西南地区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和区域自治工作稳步发展既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又积累了成功的经验。至1951年底，西南全区先后成立民族自治区及民族联合政权 150 个以上。1952年，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中又建立 65个民族自治区，在民族杂居区中建立了172个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两年总计全区实行区域自治和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少数民族约达1000万人以上。在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和区域自治机关内，充分体现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原则。据1952年10月统计,全西南区参加各级人民政府工作的少数民族干部达两万余人。如云南西双版纳自治区政府委员中,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占55%,各民族群众占30%,中共党员占15%。傣族农民思伟章，27岁就被选为副州长。基本上做到了民族自治机关的干部民族化。民族区域自治加强了各民族间和各民族内部的团结，民族纠纷大为减少，各民族内部的各部落、各地区、各教派也因自治州、县、乡的建立和人民政府的教育帮助，相互之间联系密切了,原来打“冤家”的也多数取得和解,原来对立的也逐渐走向团结合作,西南广大兄弟民族真正享受了民族平等及民族民主的政治权利。各级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也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注重解决民族地区经济问题
　　
　　邓小平极为注重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他把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放在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增进民族团结和解决民族问题的首要和核心的位置，并提出一整套围绕民族发展这个主题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1950年7月，邓小平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从经济上看，现在不开步走也不行了。”“首先是粮食问题，……再如市场问题,贸易问题,金融问题等，这些经济问题也遇到了，如果不解决，就会动摇政治的基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面得到些好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如果我们只给人家一个民族区域自治的空头支票”，“这是不行的。”
　　建国初期，西南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区人口总数的1/4，经济结构和社会状况比较复杂，有的民族还处于封建农奴制阶段或奴隶制阶段，还有10余个民族保留着浓厚的原始公社制残余。经济上以农业或畜牧业为主，辅之以土特产及编织之类的手工业。而手工业尚未发展到商品化阶段，大都自造自用。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土地贫瘠，耕种技术落后，“种一坡，收一箩”，生产生活条件极差，主要靠土特产收入维持生计。加之受到残酷的压榨剥削，各族人民生活痛苦，衣不蔽体，食不裹腹。
　　西南各少数民族经商的很少，彝族、苗族等更鲜有其人。凡生活必需品特别是藏族地区需要的大量茶叶，彝族、苗族及其他民族地区需要的盐和布匹等均须仰赖外地供给，且大多是经过土司、头人、锅庄、行栈或汉商之手出售，经层层盘剥，价高质次。据其时调查，川南彝区，中间剥削至少在45%以上。
　　少数民族地区币制相当紊乱，在民族内部一般不以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只进行偶然的以物易物。边疆的工业品基本上靠国外供应，在交通闭塞，商业落后的情况下，商品交换极不公平，如用一根针可以换取基诺人的一只大母鸡；云南怒江有些地区，五六斤贝母只能换一斤牛肉。
　　民族地区交通更为困难，很多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山高林密，峡谷陡峭，车马难行，与世隔绝。虽然贵州、云南部分地区有公路铁路，但“火车没有汽车快，不通国内通国外”。运输工具主要靠骡马或用人力背运，从云南昆明到云南西南部边境需要一个月时间，由西康康定到西藏拉萨更需时约三四个月。运输成本的高昂，大大妨碍了少数民族地区物资的交流，严重阻碍了当地丰富资源的开发利用，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取得平等的同时，企盼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如何实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给人民以看得见的实际利益，使各族人民走上富裕之路，这是邓小平在主政大西南时考虑得最多的问题。他多次指示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应该立即着手把民族地区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最大问题”来抓。
　　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邓小平把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贸易工作作为解决少数民族经济问题的突破口。邓小平一开始就对开办贸易机构提出严格要求：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主要是服务于生产，服务于物资交流。他说：“我们在贸易上实行等价交换，但是有时还要有意识地准备赔钱。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很重要的一环是贸易，经济工作应当以贸易工作为中心。要帮助少数民族把自己的贸易活动组织起来，这不是我们能够包办的。贸易中要免除层层中间剥削，使他们少吃亏。这样经济就活了，他们的生活也就会好起来。”他还具体指示，“比如贵州的少数民族，大多住在山上，如果我们能够给他们解决吃盐的问题那就一定能够得到他们的拥护。”“又如西康现在还不通汽车，怎样从经济上同内地沟通，从内地进什么货，他们的东西怎么运出来，价格如何，怎样使他们有利可得，这些都要妥善处置。”他强调：要鼓励私人资本到民族地区做生意，贸易要遵循互助互利、等价交换、群众不吃亏的原则进行。要从群众吃盐、吃肉等小问题抓起，首先使他们在贸易中获得利益。在分类帮扶，使少数民族有利可得的前提下，“帮助他们逐步地从农、工、牧、商等方面发展。”
　　遵照邓小平的指示，西南解放不到一年，就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大小贸易机构184个和100多个代销店，吸收了少数民族干部247人。中共云南省委提出民族工作开展到哪里，贸易就进行到哪里，逐步建立起民族贸易公司、供销社、购销组，开展贸易工作。
　　同时，西南地区发动组织私商，配合国营贸易机构，一起深入各少数民族区域进行收购与推销工作，个别地区还帮助少数民族组织了供销合作社。西南各地贸易机构大力收购少数民族的土特产运出外销，同时运进当地急需的生活用品等物资，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
　　西康在1950年一年内就收购藏族人民的土特产及英国、印度等国滞销货总值人民币近150亿元（旧币，下同）；川南当年第二季度就收购彝区土特产总值4亿余元；川西在1950年1至5月收购各少数民族的土产共值3.6亿元。在土产收购价格上，一般提高甚至于超过抗日战争时期水平。为了照顾少数民族，少数的土产交易暂时还采取赔本收购。在收购的同时，以公平合理的价格大量供应食盐、布匹、针线及其他日用必需品。据不完全统计，西康在1950年一年内供应食盐、土布、食油、百货、包谷等约值6亿余元；川南1950年第二季度供应食盐、百货、包谷、土布等约值10亿余元；川西在1950年1至5月供应包谷、油、酒、糖、土布、食盐等约值3亿余元。这些举措，增加了少数民族同胞的收入，适当解决了当地的物资需要，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关系有了明显改善，过去严重存在的中间剥削大为减轻。人民币也逐渐在各族人民中占领了一定的市场份额。随着贸易的发展，商品交换价格日趋合理，基诺族群众一只鸡不是换一根针而是可以换720根针了。
　　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日趋活跃的基础上，1951年11 月，邓小平又强调，要在税收方面对各族人民实行少征的优惠政策。解放前，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残酷剥削压榨下，西南少数民族同胞的负担极重。解放后，西南取消了藏族同胞过去倍感痛苦的“乌拉”制度，废除了各种苛捐杂税，对税收公粮征收办法都经过与各民族的协商，对支援进藏部队的人畜运输付给足够的代价。各兄弟民族对交粮纳税逐步有了正确认识，积极踊跃，不仅完成了1950年度全部公粮，还缴清了1949年度的旧欠，有的地区甚至超额完成任务。在税收方面，为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土特产的恢复和发展，凡土产税均比现有舶来品税率订得低，对滞销土产则免征临时商业税。
　　为了促进少数民族地区与外界的交流，西南地区专门组织了规模较大的物资交易会。例如，1952年7月21日，西南区物资交易会在重庆开幕，西南八省区市和华东、华北、中南、西北等地区784位代表、180位列席代表与凭证参加交易的637人共1601人到会，其中不少交易者来自各民族地区。8月5日，物交会结束，共成交8333笔，成交金额5666亿(旧币，下同)余元，购销总值为11332亿元。其中，国营经济占51.35%，合作社经济占17.75%，私营经济占30.25%，其他占0.65%。同月26日至30日，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康定举办物资交流会，上海、雅安、康定、泸定、甘孜、理塘等地汉藏商人参加。经过两天会议三天交易，购销总值达13.8亿元。这些举措，大大促进了当地少数民族经济贸易的发展。正如1952年12月10日贺龙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总结：“一年以来，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组织了西南及省(区)、市、县各级的物资交流大会，组织了场镇的物资交流会，开展了大规模物资交流工作，不但恢复与发展了市场经济，加速了商品流转，而且开辟了远地销路，为大部分土特产找到出路，为工业品开辟了广阔的市场。”西南呈现出市场繁荣，物价稳定，生产增长，人民购买力提高的景象。
　　交通闭塞是阻碍云、贵、川少数民族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西南地区地广人稀，地理复杂，建设交通的成本非常高。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修了一些公路，但大多数路况很差，甚至因不能通车而形同虚设。解放初期，这里的公路和铁路屈指可数。
　　在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实践中，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西南局高瞻远瞩，强调“西南是交通第一”。早在进军大西南前夕，邓小平就不断指示要搞好民族地区的交通建设，并着手修筑成渝铁路的筹备工作。1950年1月2日，邓小平在向中共中央报告重庆解放一月后西南情况和汇报建设新西南的计划时，特别提出“着重于修成渝铁路”，以带动各行业的恢复与发展。因为，各行业的恢复与发展不仅与从事这些行业的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而且更是关系到整个西南工商业经济恢复的全局。
　　在筹备修筑成渝铁路的同时，邓小平领导中共中央西南局对关系整个工商业经济的重要基础行业交通、能源、以及机器制造业首先进行了恢复和调整。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的西南财委首先对以重庆为主的西南航运业进行扶持。仅在1950年4月以前就贷款60亿元（旧币，下同），在5月份又贷款40余亿元帮助航运业维修船只，另外政府贷煤3万吨、柴油700吨等。这些措施使得航运业迅速恢复并日益繁荣，西南的交通初步得到改善。同时，对在战争中遭到破坏的公路进行修补和维护。1952年6月7日，历经两年修建而成的成渝铁路即将通车时，邓小平激情洋溢地讲道：西南的铁路是全国建设中的一个重点，恐怕今后要争取每年有一条铁路开工；过去我们说过要修天成路，现在已经开工了，明年争取川黔路开工，川滇路也开工，甚至争取滇黔路开工；往后的任务是很多的，西南是交通第一，有了铁路就好办事。
　　邓小平特别关心西藏交通事业。根据毛泽东提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原则，为了尽快改变西藏交通落后面貌，他在向十八军军、师级领导交代进藏任务时就强调，“还必须解决补给问题，不惜任何代价抢修公路，强化运输补给保障”。经过紧张筹备，在进军任务下达一月后即开始修筑从雅安至甘孜的公路，公路修通后，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根据邓小平和贺龙的意见组成康藏公路工程委员会，将公路继续向前推进。《十七条协议》签订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康藏公路列入国家计划，几万名筑路大军奋战4年，修通了青藏高原上困难最大的第一条上等级公路，西藏地区交通落后的面貌得到极大改善，改变了西藏地区千年来人背畜驮的原始运输方式。邓小平对西藏的铁路建设也非常关心，他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过向西藏修铁路的问题，以后又提过几次。
　　1950年8月1日，中国民航首批开通5条航线，其中就有4条在西南，即：重庆――武汉――北京――天津；重庆――成都；重庆――昆明；重庆――贵阳。
　　在主政西南两年多后，邓小平深有感触地总结道，要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达起来，没有交通，那只是空谈。他说：我们过去提倡“货郎担”，现在货郎担子搞小的行，搞大的还不行，要大量的搞就需要公路，用汽车运输，没有这个基础，“货郎担”也可能没有货，挑空担子。现在少数民族地区需要发展交通，只有发展了交通，才能使那些地区的经济、文化发达起来，不然，将来我们要搞社会主义，那些地方还那样落后怎么能行呢？他再次强调：关键是要修公路。在邓小平的倡导下，西南军政委员会在百废待举、百业待兴、财政异常紧张的情况下，仍抽出资金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事业，使西南的交通状况得到很大改善。
　　
　　加快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具有远见卓识的邓小平深感发展民族教育和民族文化对于少数民族发展的重要性，而大力培养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则是做好民族工作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因此，在二野准备挥师进军大西南时，就储备了一批在实际工作中受党培养锻炼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干部。
　　主政西南期间，邓小平为适应党的民族工作的需要，以创办西南民族学院正规教育为主，加快培养少数民族干部。1950年 7月21日，邓小平在与中央民族访问团全体同志的交谈中，比较全面地阐发了关于民族工作的思想，并且专门强调了创办民族学院问题。他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既帮助少数民族逐步地从农、工、牧、商等方面发展，又要帮助他们提高文化水平，并且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他说，我们要尽快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应在少数民族地区办一些教育事业，动员一些人到那里去办学校。现在最好先办一些训练班，着重宣传民族政策。”西南地区缺人才，缺干部，“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迅速创办民族学院，吸收一些青年进民族学院深造。”同时，要通过办训练班和民族学院的方式，团结和争取一些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使他们成为能与我党合作的少数民族干部。7月22日，在邓小平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第3次全体委员会议上，他再次强调：“少数民族学校应速筹办。”8月15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召开常委办公会议，拟定在成都、贵阳和昆明设立3所民族学院，并且在向中共中央所作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八、九两月综合报告》中明确提了出来。11月，为加速少数民族干部培养，给建立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输送干部，邓小平又特别强调将创办民族学院及多办一些民族训练班的问题也列入民族工作急需做的三件大事之一。
　　1950年11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6次会议批准了中央民委拟制的《培养少数民族工作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其中规定：为了国家建设、民族区域自治与实现共同纲领中民族政策的需要，从中央至有关省、县，应普遍而大量地培养各少数民族干部。决定在北京设立中央民族学院，在西北、西南、中南各设中央民族学院分院一处，必要时还可增设。
　　为了贯彻执行好中央两个试行《方案》，11月28日，邓小平在重庆接见西南各民族国庆代表团时，结合西南的实际，正式向代表们宣布，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在西南创办3所民族学院来培养干部。其中一所在成都，另外两所分别设在云南大学和贵州大学内。1951年中期，贵州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学院相继开始招生，培养西南各民族的建设人才。6月1日，西南民族学院在成都成立并举行第一期开学典礼，邓小平为该学院题词：“各兄弟民族团结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周围，建设一个独立强盛，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8月11日，云南民族学院正式开学。学校在创办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困难。由于语言文字不通，有的少数民族学员要求在民族学院使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邓小平就提出：因为翻译暂时还是问题，民族学院的教材最初只好多用些汉文，以后再逐步解决各民族的语言文字问题。
　　在邓小平等中共中央西南局领导的直接关怀下，西南各民族学院从无到有，蓬勃发展，少数民族干部从少到多，逐步壮大，西南三所民族学院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培养输送了一大批干部，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发展。1951年6月29日《新华日报》专门对西南、云南、贵州三所民族学院大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作了报道，第一期毕业学员就有46个民族1449名。1952年7月10日，西南民族学院举行第二期开学典礼，邓小平从百忙中专程从重庆赶到成都，并在会上作重要讲话。他说，要搞好民族工作，就“要有一批各民族自己的干部和自愿为兄弟民族服务的汉民族干部。这些干部必须是热爱祖国、联系群众、懂得政策的，这才能为各民族人民好好服务。”他热情勉励参加开学典礼的新同学说：“同学们要好好学习，将来毕业回去后，要好好为各族人民服务。”他再次欣然题词：“团结各民族于祖国大家庭的中心关键之一，是在于各民族都有一批热爱祖国，并能联系群众的干部”。邓小平先后两次为西南民族学院题词并作重要讲话，体现了他对各民族师生的殷切希望和对民族教育事业的无限关心。
　　在创办民族学院，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同时，邓小平还特别指出“应在少数民族地区举办一些教育事业，动员一些人到那里去办学校”，西南各省遵照邓小平的指示精神，把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作为民族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大力兴办各类学校。到1952年10月，西南全区已有公立和私立民族小学694所，学生超过20万人；有各类中学19所，学生9859人。在少数民族区域内参加农民业余学校学习的各族同胞约13万人。西南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繁荣及全面发展。
　　
　　必须使各族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邓小平关心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把解决群众亟需解决的困难作为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强调“必须使各族人民生活向上，逐步得到改善”。邓小平把解决群众生活困难同培养爱国主义联系起来。他说：如果过去吃不到盐，现在还是吃不到盐，过去穿不上衣，现在还是穿不上衣，过去吃不饱，现在还是吃不饱，这个国家究竟可爱不可爱呢？这是值得怀疑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要从政治上坚决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而更重要更根本的问题是要使各兄弟民族人民的经济生活一天天的好起来，没有这一点，爱国主义是巩固不起来的。拿一个民族来说，不受欺辱了，这个国家是可爱的，如果拿每个人来说，生活没有得到改善，还是不觉得可爱。他强调说：“哪怕是极小的经济问题，都能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使人民对政府和干部更加拥护。”
　　解放初期，西南少数民族大多数生活在大山里，不少人贫病交加，生活困苦，商品严重短缺，盐、茶等物品更是奇缺。为彻底解决少数民族日常生活所迫切需要的茶叶供应问题，发展边茶运销，中共中央西南局呈请中央核准,将边销茶叶税率减低至5%。国营贸易公司结合土产收购，大量供给藏民茶叶，仅1950年即运进藏区茶叶近40万包，超过抗战期间年输出20万包的数额，解决了藏民喝茶的困难。当年，西康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有计划地发放茶籽，在藏区进行试种茶树，西康全省大力恢复和发展茶叶生产。
　　其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吃盐也非常困难，一年换到的盐仅够一个月食用，个别地区一人一年只能吃到4两盐。一些人家不得不将盐块包在布里，吊上绳线，在菜饭里浸三两下便立即取出，盐之缺乏及贵重可见一斑。针对这些情况，邓小平指示：一定要想办法解决各少数民族聚居地的食盐供应问题。他要求当地政府迅速解决贵州山区的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缺乏食盐问题，解决藏族地区群众交通不便，出产的皮毛、药材运不出来，当地人缺少的布匹又运不进去的问题。中共中央西南局为解决这一问题，在土匪骚乱、干部缺乏、情况生疏、交通困难的恶劣条件下，大量运销食盐到各少数民族地区增加供应；各地的党政领导克服重重困难，或组织马帮运输供应，或动员盐商挑盐上山下乡，而且都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供应，有时还免费向特别困难的少数民族同胞分发包盐。随着各地区土匪肃清、农村交通好转，盐务机关取消了封建把持的盐商制度，制定各民族及边远地区食盐运销办法，减低盐运成本和一切耗费，配合贸易公司收购工作，订立运销合同，推动正当私商小贩推销食盐，在各少数民族地区普遍成立食盐供应站或代销店，大力发动群众，组织各种运输工具完成运盐任务，确保了少数民族的食盐供应。为了减轻少数民族负担，呈准中央降低了各少数民族地区盐税，实行等差税制，各地区较原税额最少降低30%，最多的降低了85%。经过努力，各少数民族地区盐价普遍平稳，销盐量较解放前增加了一至三倍。保证对少数民族的食盐供应，被列为国营商业公司的一项政治任务，如发生食盐脱销，则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缺粮状况，各级党委和政府从实际出发，采取多项措施予以积极解决。中共中央西南局除向少数民族地区拨发大批救济粮外（如云南山区和川南彝族区就先后拨发救济粮二十五万斤以上），还在少数民族地区有计划有重点地举办各种农业货款，协助各民族人民恢复生产，解决了部分地区群众的农具、种籽、口粮等困难。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以前盛行种植鸦片烟，在西南局干部的引导下，逐渐把烟地改变为粮田。
　　为了从根本上改善少数民族的生活，邓小平把重点放在扶植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生产上。西南各级政府和驻守边疆的部队均采取具体措施帮助群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1952年5月22日，西藏工委在西藏拉萨郊区农村发放第一次无息农贷，共30多万银元，在群众中引起极大的反响。针对有的群众买不起好一点的生产工具，而且受文化科学水平和传统落后的耕作方法限制，有了也不会用的状况，邓小平特别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拨出专款，以投资方式购买农具分发给少数民族农民，并派人教他们使用，教他们修理，农业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为扶植少数民族地区畜牧业，中共中央西南局还组织牲畜防疫队到各地展开工作。
　　在西南各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的同时，邓小平还要求有关部门着手解决少数民族的医疗卫生等问题。解放初期，西南地区存在着普遍而又严重的缺医少药状况。在西南边疆地区，有病得不到治疗，疟疾、鼠疫等大面积流行，少数民族人口不断减少。各族人民有病只能求神、逐鬼或等死。对于少数民族地区落后的医疗水平及缺乏医药的问题，邓小平多次作出指示，他强调：要多派一些部队医生到少数民族中去，帮助群众治病，为群众送去药品。同时，必须多培养少数民族的医务干部，可以针对各地区的特殊疾病训练专门的医务人员。邓小平还亲自督促西南军政委员会从重庆、成都等地抽调医护人员组织医疗队到云南边疆巡回医疗。1952年上半年，他听说云南德宏抗疟力量不足，药品缺乏时，便与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商量，决定派西南军区后勤部部长余秋里、后勤卫生部副部长张步峰率领由重庆第七军医大学专家、教授与医护人员200余人组成的抗疟队到德宏去帮助工作。抗疟队临行前，邓小平亲自找余秋里谈话，恳切地指出：云南历史上是有名的瘴疠之地，早在三国时代，诸葛亮率兵南征，就有士卒感染瘴疠，祭泸水以消患的记载。1939年，国民党政府曾在云南搞过抗疟，但抗疟3年，却得出云南疟疾是不可征服的结论。我们共产党人，能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难道疟疾都控制不了吗？关键是态度要坚决，措施要得力，军民配合，群防群治。只要经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疟疾是可以征服的。余秋里一到德宏，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制定了“以部队防治为主，军民一齐动手，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组织力量，重点配合，全面实施”的抗疟方案。经过军民的共同努力，有效地控制了疟疾的流行。
　　1952年9月，西藏第一所现代医疗机构――拉萨市人民医院成立。此前，西藏没有一所现代医疗机构，各种疾病流行。人民解放军进藏后，努力开展卫生医疗工作，为群众免费治病，在接近群众影响、群众方面收到显著效果。1951年11月间成立的人民解放军拉萨门诊所，到人民医院成立时已免费为僧俗人民治病3.6万多人次，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在邓小平的亲切关怀下，中共中央西南局以国家投资方式，对少数民族在经济上采取扶助与发展相结合的方针，有步骤地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生产、生活和发展问题，有力地改善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给各族人民以“看得见”的实际利益，这种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使党和政府日益博得各民族的真心拥护和信任，各族人民逐渐消除了“石头不能当枕头，汉族不能做朋友”的历史隔阂，催生了各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和共同发展。
　　
　　责任编辑任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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