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失败的收买和未遂的“短促突击”_短促突击
时间：2019-02-19 05:28:2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中共驻渝公开机关在监视和迫害中巍然屹立 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中共设在其统治区的公开机关采取的一条方针是:既不得已容许其公开存在，却又千方百计地进行限制、防范甚至捣乱和破坏。中国共产党设在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就面临如此境况，无论是国民党军统还是中统，都对共产党这两个公开合法的机构采取了上述方针。
自1939年初邓颖超用周恩来的私人名义在城内租下曾家岩50号的部分房屋、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因日机轰炸从城内机房街和棉花街迁到市郊红岩嘴的“大有农场”以后，国民党特务就在曾家岩50号的巷口和红岩嘴进出大有农场必经之路的小道旁，设立了固定的宪兵监视哨所，美其名曰保护办事处的安全，实际上是公开监视记录八路军办事处进出人员的情况。比如，周恩来、董必武或钱之光等人几点钟坐什么车往什么方向去了，几点钟又从什么方向回来了等等。有关这样的记录，我们可以在重庆或南京的档案馆国民党特务卷宗里看到很多。这些监视盯梢的小报告，都是专职的国民党特务所为，而且还是一站接一站的流水作业，大部分内容应该是真实可信的。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小特务为了表现自己或邀功请赏而捕风捉影、随意编造的假情报。
对于国民党特务对中共人员可能的绑架、暗杀等行为，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也制定了严密的应对措施。比如，红岩和曾家岩的同志一般不轻易出去，需要出去时必须二人同行，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回来等等。因此，凡是公开的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人员，只要严格遵守组织纪律，一般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据目前所知，抗战八年间，在红岩嘴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曾家岩50号周公馆和化龙桥新华日报总馆的中共公开人员，仅发生过这样几起被国民党特务抓捕的事:1939年在市中心夫子池庆祝“五一”大游行时，国民党特务将带头高呼口号的川东特委宣传部长杨述抓捕；1940年2月，国民党将新华日报馆高峰寺印刷所林肖硖等13人秘密逮捕；1940年，进步文化人士陈波儿一行在红岩嘴误入国民参政会大楼被特务扣留；1941年春，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人员张裕如奉命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稽查监督处送宣传品时，被中统特务找借口羁押；1945年10月17日下午，南方局工作人员陈振兴从曾家岩50号周公馆出来搭公共汽车到国民政府各机关、团体送信，被中统特务盯住，待陈振兴在青年路下车，特务以他在车上偷了5000元钱为由，将其抓捕并严刑拷打，关押了几天；1946年初，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刘德明外出买菜时，被国民党宪兵扣押；还有一些《新华日报》的报丁报童被国民党特务抓捕和扣押。所有这些被扣押的中共公开人员，经过办事处、新华日报社以及周恩来的斗争，最后都回到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至于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的中共地下党负责同志，如罗世文、何功伟、张文彬、张露萍等人则另当别论。无论是办事处、《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还是《新华日报》的报丁报童，因为平时经常受到党组织的气节教育，被抓捕后个个都十分英勇顽强，有的虽然还受到严刑拷打，但都能保守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机密，拒绝国民党特务的腐蚀拉拢和收买，等待党组织营救，并最终回到革命队伍。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心重庆的三处公开机关――红岩、曾家岩和虎头岩，犹如三个坚强的战斗堡垒，巍然屹立在国统区的茫茫雾海之中。
特务对周恩来司机收买的失败
国民党对红岩、曾家岩和虎头岩的破坏是处心积虑和无所不用其极的。他们知道，要想从根本上撵走或消灭这“三岩”是不可能的，堡垒从内部最容易攻破，于是，针对红岩、曾家岩和虎头岩共产党人的各种“策反”伎俩也就应运而生了。比如，国民党特务曾对曾家岩50号周公馆的警卫人员用过“美人计”，对南方局青年组干部张黎群（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记者）用过反间计，将住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里的国民党人刘瑶章的女佣人和化龙桥新华日报馆印刷厂工人鲁滨收买为“特情”等等。为了从内部攻破中共这三个堡垒，当时重庆的国民党中统还发明了“打入”、“拉出”和“短促突击”的策略。国民党特务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就曾经物色过这样一个人――他就是周恩来的司机、当时有周公馆馆长之称的祝华。不过，这仅仅是国民党中统特务的一厢情愿。事实证明，这是一次失败的收买和未遂的“短促突击”。
1939年，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立夫由徐恩曾陪同视察了中统重庆实验区的工作情况后指示说:“下一步要加强、加大监视工作的力度，凡是与周恩来打交道的人，更要特别注意，还要争取将所有的共党分子都网进来。”为了落实陈立夫的指示，了解周恩来在重庆的秘密活动，中统特务机关大小头目费尽了心机，下了相当大的力气，但终因中共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党在国统区秘密工作的“十六字方针”和“三勤”“三化”工作策略，并制定了一整套对付国民党特务突袭的组织纪律和防范措施，特务们的工作成效一直不大。
1942年春，国民党特务通过长期观察，发现周公馆里有一个叫祝华的年轻人经常出来在附近的小摊上购物、买烟。祝华在周公馆的工作主要是给周恩来开车，算是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于是，特务们又通过调查得知，祝华有个哥哥叫祝银松，是个天主教徒，在中山一路开了一家五金商店，主要从事小五金商品的经营和买卖。由于周公馆工作人员的生活津贴很低，每月只有三元五角钱，加上祝华此时又与办事处女青年谌爱梅谈恋爱，年轻人钱不够花，每月捉襟见肘，有时就到五金商品店里去找他哥哥借点钱用。祝银松有时给，有时不给，时间久了，还对弟弟有些不高兴。一天，祝华又到他哥哥店里去时，被一个中统特务盯上了，马上回去报告了他的上级。中统认为这是个好契机，要下功夫在祝银松身上做工作，争取将祝华收买过来，成为中统在八路军办事处和周恩来身边的内线。
中统重庆实验区区长陈建中将此事报告了中统局局长徐恩曾，徐十分同意开展此工作，还特别嘱咐中统重庆实验区行动科科长刘介鲁等要精心谋划，特别小心。此后，徐恩曾又将此事告知了陈立夫，陈立夫也对徐恩曾说:“此举甚好，你们一直打不进中共高层，争取此次打进去。如果能在周恩来身边有个内线，你们的工作就好做多了。”
陈建中和刘介鲁得到上级支持后，决定立即由中统重庆实验区女特务熊淑衡出面做此工作。这个熊淑衡是如何与祝华的哥哥祝银松联系上的呢？原来，在中统重庆实验区所领导的外围组织的党网关系中，有一个叫许蔚川的人，他的公开身份是陪都空袭服务总队总务组副组长，由刘介鲁直接联系。许蔚川与祝银松关系较好，祝银松在与许蔚川摆龙门阵时，无意中就把弟弟祝华经常找他借钱的事讲出来了，许蔚川向刘介鲁作了报告。国民党中统重庆实验区的特务们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如果能将祝华收买过来，建立为“特情”，不但可以详细了解周恩来的一切动态，还可以进一步偷窃文件，知道中共高层的许多重要机密。就这样，刘介鲁先介绍熊淑衡认识了许蔚川，许蔚川夫妇又带熊淑衡去认识了祝银松夫妇。特务们的如意算盘是，待熊淑衡与祝银松夫妇彼此熟悉之后，由熊淑衡秘密送一笔钱给祝银松的夫人，让她转交给祝华。等过一段时间钱用完了再告诉祝华此钱不是她家的，而是特务机关送的，用了人家的钱就要为人家工作，而且以后总有钱用，甚至是用不完的。如此，中统特务们坐等着美梦成真。
一天晚上，熊淑衡果然携一大包钱来到祝家，并将钱交给了祝银松夫人，然后谈了给钱的原因。祝银松夫人听后吃了一惊，真是没有想到，经常来的这个漂亮女子，竟是一名特务。过了两天，当熊淑衡又来五金商店探听她的计划实行得如何时，祝银松夫人将那一大包钱如数还给了她。就这样，国民党中统重庆实验区的特务们企图拉拢收买祝华、打入中共南方局高层的阴谋，还未接触到收买者本人便彻底落了空。
至于作为当事人的祝华生前知不知道这件事，我不得而知。祝老在世时，我曾多次在不同场合与他见过面，并曾于2001年冬在他北京的家里对他进行过详细的摄像采访，他倒是从未谈起过此事。
未遂的“短促突击”
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中统重庆实验区的特务们眼见一计不成，又心生二计。这就是他们在抗战期间为专门对付“友党”而发明使用的绝招――“短促突击”（也叫“突击建立”）。即先选好目标，然后专门盯梢其单独外出的时机，当“目标”走到偏僻路段没有行人时，迅速将其逮捕并秘密审讯，恐吓、利诱、拉拢、腐蚀、金钱、美女……无所不用其极，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让被捕者变节转向，为国民党所用，日后长期为其提供情报。在国民党中统特务具体运用的实践中，的确有少数成功的案例，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居然也想把这种卑劣无耻的手段用在祝华身上，而且还制定了一套详尽的实施计划和方案。这就是在两路口原川东师范学校内一个中统使用的防空洞里，布置出一间阴森恐怖的刑讯室，里面放满各种刑具；然后选择一个早晨或者上午，待祝华上街时将其迅速绑架到防空洞，提一个中统的囚犯当着祝华的面施以各种酷刑，“杀鸡吓猴”，先给祝华一个强烈的“精神刺激”；再由陈建中亲自用好烟好酒招待祝华，说服祝华变节转向，加入中统。这一切行动必须在两个小时内闪电般地完成，然后把祝华放回去。“行动方案”设计得如此周密和完备，可是，当中统重庆实验区将这个计划报给中统局本部审核研究后，被认为“危险太大，难以执行”而最终夭折，没有付诸实施。其中，让国民党中统局本部没有批准执行的最关键的两点是:一、因祝华是周公馆里中共的公开人员，如果将其绑架后他躺在街上不走并大声呼救怎么办？二、就算绑架成功，如果祝华立场坚定，不吃这一套又怎么办？这两点在中统特务们以往的行动中也多次发生过，如果真是这样，那中统特务就会吃不了兜着走，麻烦可大了。
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已经散去，当我偶然间发现这些尘封了多年的历史真相时，不禁感叹于抗战期间国共两党之间那场看不见硝烟的战场的诡谲和惊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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