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屈的川东地下党|川东地下党

　　【编者按】 　　人民战争的炮火锻造出一个新中国,但这其中也蕴含着战斗在敌占区的共产党人的殊死奋斗。重庆,这座西南的工商重镇,历来是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盘踞之地,从大革命开始到新中国成立,重庆地方党组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他们的鲜血浸透了巴山渝水,用生命书写了重庆革命历史上悲壮的一页,他们同样是人民共和国重庆新篇的奠基人。
　　川东地下党是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组成部分,她英勇奋斗,屡仆屡起,在长期革命斗争与若干挫折中成长起来,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左”的错误的发展和党内生活不正常的影响,一度对川东地下党的历史给予了不公正的评价,许多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段历史终于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历史上遗留的问题也逐步得到解决。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和重庆解放60周年之时,我们不能忘记川东地下党这一段悲壮的斗争历史,不能忘记那些牺牲了的和幸存下来的地下党人曾经为共和国、为重庆解放所立下的不可磨灭的功勋。
　　本刊为纪念川东地下党的先烈和先辈们组织了一组稿件,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深深怀念,并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川东地下党的由来
　　
　　川东地下党这个概念,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地形成的。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两度设立属于四川省委领导的川东特委,但均为时不久就撤销了。当时,省委在重庆时,设立川西特委驻成都,领导川西片区党的工作;省委在成都时,则设立川东特委驻重庆,领导川东片地区党的工作。
　　抗战以后,四川省党的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不久,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分成川康和川东两大片区。1938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决定,四川省工委撤销,同时分别在重庆和成都建立川东特委和川西特委。之后,在重庆曾先后三度成立了川东特(临)委,即:
　　――1938年11月至1943年9月的川东特委。
　　(1943年9月,特委书记廖志高调回南方局,旋返延安,川东特委撤销,分别成立上川东特委和下川东特委,抗战胜利前亦撤销。)
　　――1947年10月至1948年12月的川东临委。
　　――1949年1月至重庆解放的川东特委。
　　三届特(临)委,和一度设立的上、下川东特委均直属党的中央局(先后是南方局和上海局)领导。通常习惯上所说的川东地下党,就是指的抗日战争以后重建起来的,一直到解放为止的川东地区党组织。她与四川其他地区党组织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和工作联系,但又是一个独立的组织系统。
　　
　　四川省委紧急撤离,川东地下党积极寻找上级
　　
　　1946年4月30日,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成立,负责领导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四省和《新华日报》的工作。吴玉章任书记,王维舟任副书记。
　　四川省委成立后,重庆党组织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加强地下党建设,推进民主运动,深入农村开展工作,随时准备对付国民党扩大内战发动的突然事变。正当重庆党组织在省委领导下,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斗争即将勃兴的时候,1947年2月底,蒋介石密令全国各地军警宪特机关,限于2月28日前,将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中共公开机关人员强迫送回延安。3月8日,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全部撤离。由于紧急撤离,省委来不及建立领导秘密党组织的新的领导机构,重庆和川东各地党组织与上级一度失去了联系。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和严峻的形势,川东地下党一方面指示党员按照过去的工作方针坚持工作,不乱找关系,避免出问题,另一面积极寻找上级组织。不久,川东地下党与上海局(及原南方局)分管西南地区工作的钱瑛取得了联系。钱瑛指示,在重庆,党组织要放手发展,并对组织进行清理和联系。此后,重庆市委陆续与巴县中心县委书记萧泽宽、川南工委书记廖林生、万县地区负责人涂孝文和秀山地区负责人邓照明等取得联系。一些原来与省委和《新华日报》直接联系的党员,也先后与市委接上关系。川东地下党又找到了上级,恢复了组织关系。
　　
　　迅速清理、调整、组建川东党组织
　　
　　川东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工作情况,得到了钱瑛的肯定。1947年10月,根据上海局的指示,在重庆成立了中共川东特别区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川东临委”),王璞任书记,涂孝文、萧泽宽、刘国定、彭咏梧为委员,统一领导重庆和上、下川东地区以及川南、黔北部分地区党的工作。
　　川东临委成立后,对所属组织进行了清理、调整和组建。改重庆市委为重庆市工委,刘国定任书记,冉益智任副书记,李维嘉为常委,许建业为委员;撤销了巴县中心县委;建立了上川东地工委,驻广安,王璞兼书记;建立了下川东地工委,驻万县,涂孝文任书记,彭咏梧任副书记;建立了川南地工委,驻泸州,仍由廖林生任书记,余时亮、李培根任副书记。1948年4月还建立了南(川)涪(陵)工委,驻南川,由李治平任书记,刘渝明任副书记。同时,还相继建立了一批县委、县级工委和特支,在市内的一些重要部门和基层也陆续建立了党的组织。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川东各地党组织成倍发展了起来。
　　
　　上下川东起义均被围剿
　　
　　根据上海局的指示,川东临委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农村,先后派出了大批党员和“六一社”(1947年成立的党的外围核心组织,主要成员是学生运动骨干――编者注)社员到奉节、大宁(即巫溪)、巫山和梁山(梁平)、达县、大竹及华蓥山区,加强农村工作,建立了一系列两面政权,组织了秘密农会,积极筹集地下武装,开展武装斗争,以配合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斗争。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率部挺进大别山。川东临委决定,在已有一定基础的上下川东地区发动武装斗争,配合刘邓大军的战略进攻。这年11月,彭咏梧带着一批干部前往下川东,部署云(阳)奉(节)两巫(巫山巫溪)的武装斗争,并成立了“川东民主联军下川东纵队”,下属巴北、奉大巫、七南、开县四个支队。翌年1月7日,云奉两巫武装起义首先在巫溪西宁(桥)举行。但起义遭到敌人重兵围剿,彭咏梧在突围中不幸牺牲,其它支队在敌人围剿下虽然坚持战斗,但由于寡不敌众,不久也告失败。
　　与此同时,川东临委又派邓照明到梁(山)达(县)大(竹)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同年1月17日,梁大达起义。2月2日,敌人派兵对梁、达、大三个游击区进行围剿。经过一个多月的迂回游击,起义部队战斗力遭到重创,被迫分头撤离,各自隐蔽,起义领导人邓照明等先后撤回重庆,梁大达起义也未能成功。
　　
　　川东地下党遭到大破坏
　　
　　1948年初,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到上海向钱瑛请示汇报工作,钱瑛作出三条指示: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开展“对敌攻心”斗争;可以发展“特别党员”。这三条指示很快辗转传达到川东临委。面对上下川东武装起义的失败,1948年2月,川东临委召开会议,调整了工作部署,决定暂不发动全面起义,而着重于准备工作。根据开展“攻心斗争”的需要,川东临委决定,改变市委地下机关报《挺进报》发行方针,把报纸公开寄给国民党当局大小头目,以瓦解、动摇敌人的心理。
　　《挺进报》原是《新华日报》撤离后,几个与党失掉联系的党员和进步青年根据香港寄来的《新华社通讯稿》编印的传单式油印小报。起初,仅在熟悉可靠的同志中传阅,后来,在党员和进步群众中不胫而走,这引起了重庆市委的重视。1947年7月间,当时的重庆市委与这份油印小报接上了关系,根据需要,决定以这份传单式的油印小报为基础,发行市委地下机关报《挺进报》,并为此专门建立了《挺进报》特支,还建立了“电台”支部和几处收音站,负责收听新华社广播消息,为《挺进报》提供稿源。
　　《挺进报》新的发行方式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震惊,国民党重庆行营主任朱绍良十分恼怒,要求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下令“限期破案”。
　　国民党特务经过精心侦查,发现了《挺进报》的线索。这年4月1日,国民党特务逮捕了工运干部任达哉,任达哉随即叛变,并带领特务逮捕了他的上级、市委委员许建业。许建业被捕后,坚贞不屈。但由于缺乏经验,本希望说服看守特务带信出狱,向组织报信,结果被特务出卖。特务们守伺许建业所在的志诚公司,4月6日,当市委书记刘国定前来与许建业接头时遭到逮捕。刘国定被捕后随即叛变,出卖了他所领导的一些关系,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破坏。但刘国定起初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4月16日,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被捕叛变后,冉供出了刘国定的真实身份,刘国定自此彻底叛变。由于刘国定、冉益智的叛变和出卖,川东临委、重庆市工委、上下川东地工委、川康特委,以及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机关和主要干部相继被捕,党组织遭到巨大破坏。在这一事件中,先后被捕的地下党员、干部和进步群众达133人。其中,重庆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宁沪8人,除宁沪8人外的125人中,多数被关押在重庆歌乐山军统集中营,被杀害的53人,下落不明的35人,获释、脱险25人,自首变节后仍被敌人杀害的4人,叛变投敌的8人。
　　
　　华蓥山起义失败
　　
　　川东党组织的大破坏,打乱了川东临委的工作计划。1948年7月上旬,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在岳池县罗渡乡召开了上川东七、八两工委负责人紧急会议。鉴于刘国定、冉益智的叛变和上川东地工委委员骆安靖也被捕叛变,大量组织遭破坏或暴露的危急形势,决定提前发动华蓥山周围数县联合大起义。8月10日至9月20日,华蓥山武装起义在广安、武胜、岳池、合川、渠县等县相继举行。起义共有2000多人枪,分别宣布成立了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第五、八、七、三、六支队。起义爆发后,国民党重庆行辕和四川省政府旋即调动重兵围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华蓥山起义又遭失败,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和五支队司令员杨玉枢、三支队政委杨奚勤等人相继牺牲。
　　黎明前的白色恐怖是空前的。川东临委及其领导的革命斗争,经历了农村武装起义的屡次失败和城市地下党组织连续大破坏后,所属的党组织,除川南工委、南涪工委和长寿、铜梁、荣昌、石柱等县以及黔北组织基本保持完整外,大部分遭到了破坏。
　　
　　川东地下党再次重建
　　
　　农村武装起义失败和城市地下党组织大破坏后,川东临委的领导成员仅剩萧泽宽一人,隐蔽在重庆的其他重要干部仅有上川东一工委书记邓照明。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萧泽宽、邓照明和其它一些没有受到破坏的川东临委属下的党组织领导人,以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主动清理恢复组织,在“六一社”的基础上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而此时,北平、上海、川西地区党组织,秘密派来干部,与重庆地下党平行工作,支援重庆。
　　重庆城中心与南岸区学运特支在大破坏中未受到损失,保持了组织的完整,他们此时积极寻找上级关系。1948年12月,南岸区学运特支书记赵隆侃与在香港的上海局领导机关取得了联系,并亲自到香港接上了头。上海局要求赵隆侃回到重庆设法找到萧泽宽或邓照明,通知二人立即去香港接头。12月邓照明到达香港,找到钱瑛,汇报了重庆地下党的情况。 1949年1月,邓照明从香港回到重庆,传达了上海局指示,又成立了中共川东特别区委员会(简称“川东特委”),萧泽宽任书记,邓照明任副书记。川东地下党组织系统再次重建了起来。
　　此时,全国胜利指日可待,川东特委根据上海局“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工作方针,把工作中心又一次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发动群众,开展护厂、护校和保护城市的工作,迎接解放。
　　
　　狱中斗争浩气长存
　　
　　此时,川东地区党的大批优秀儿女被捕入狱。身陷囹圄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在狱中建立起秘密党组织,许晓轩、谭沈明、周从化、韩子栋、刘国�等是其成员。主要领导人许晓轩、谭沈明曾与罗世文、车耀先一起坐牢多年,有着丰富的狱中斗争经验。在狱中党组织的领导下,他们学习理论,出版《挺进报》(白公馆版),把“中共七届二中会全召开”、“北平和平解放”、“百万雄师过长江”等重要消息,通过秘密渠道及时传送给难友们,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
　　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发展,白公馆秘密党组织曾秘密策划过“准备暴动突围”的越狱行动;在狱中,他们饱含深情地绣出了心中的五星红旗;在最后牺牲的时刻到来之际,秘密党组织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
　　在渣滓洞监狱,形成了以李青林、江竹筠等人为首的党员领导核心。为了提高狱中难友们的思想水平,他们以学习国文为理由,向监狱当局争取到学习权利,组织起学习小组;为解决缺乏学习资料的困难,李青林、江竹筠(狱中难友亲切地称她为江姐)等凭着惊人的记忆,背诵《中国土地法大纲》《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员修养》等重要著作的主要内容,提供给大家学习;齐亮还写出心得《怎样做支部工作》,与难友共同交流加强党性修养的体会。通过党的理论学习和革命气节的教育,有力地抵制了国民党特务对革命者的分化、软化教育。在这个领导核心的带领下,渣滓洞难友们以监狱为战场,与国民党特务展开了一场场特殊的斗争:龙光章追悼会,春节联欢会,绝食斗争,慰问英雄江姐……
　　在狱中,他们深切感到必须从川东党组织遭受大破坏的惨重损失中总结教训,从党的内部寻找原因。1948年底,被监禁在渣滓洞、被捕前任沙磁区学运特支委员的张国维,经过对同囚一室的罗广斌的特殊家庭背景认真分析后,感到罗广斌是最有希望活着出去的人。于是,他叮嘱罗广斌注意搜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报告。从此,罗广斌就肩负这一特殊任务,一方面积极参加狱中斗争,另一方面想方设法与难友们交流,听取意见,积累资料。难友们把对敌斗争的教训和对党组织的希望与他进行交流。1949年元月,渣滓洞监狱的难友们为江竹筠丈夫牺牲周年纪念日组织了一次慰问江姐的活动,江姐回报了大家一份有关总结教训的讨论大纲:一、被捕前的总结;二、被捕后的案情应付;三、狱中的学习。大家对这份讨论大纲进行了深入思考。同时,白公馆的党组织也在就同一问题多次进行深入讨论。在两个监狱秘密党组织的领导下,党员们分别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嘱托罗广斌集中大家意见,出狱后向党报告。
　　1949年11月27日的夜晚,罗广斌等15位难友冲出白公馆得以脱险,他牢记战友们的嘱托,把狱中同志对党组织的临终寄语写成《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详细地记录和反映当时地下斗争、监狱斗争的艰难历程、大破坏带来的惨痛教训和英烈们的英勇忠烈和崇高精神风貌。
　　魔窟将倾,光明在望。在重庆迎来解放的前夜,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国民党特务对重庆的政治犯陆续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9月6日,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及秘书宋绮云等被秘密杀害于歌乐山松林坡。
　　10月28日,陈然、王朴、成善谋等10人被杀害于大坪刑场。
　　11月14日,江竹筠、李青林、齐亮等30人被枪杀于电台岚垭。
　　11月27日,许晓轩、谭沈明、刘国�等近200人被杀害。
　　11月29日,城区“新世界”临时看守所中的32人被押至松林坡杀害。
　　在渣滓洞和白公馆,前后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达300多人,仅有35人脱险幸存。
　　
　　黎明的曙光照耀山城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统治在大陆的灭亡。
　　9月,钱瑛派人到达重庆,进一步向地下党传达保存力量,保护城市,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工作方针。随着解放日益临近,川东特委全力开展了迎接解放、保护城市的工作。
　　抗战期间,在周恩来和南方局领导下,在对敌策反方面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重庆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与国民党上层人物保持了较多的联系,他们与中共地下组织互通声气,互相配合。农工民主党秘密成员刘宗宽时任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参谋长,早在抗战时期就和中共南方局有联系。重庆解放前夕,又和二野派来的情报人员取得联系。他提供的情报,对二野进军西南解放重庆产生了重要影响。
　　针对民族资产阶级,川东地下党有重点地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等保护民族资本的政策,争取工商业资本家不抽逃资金,不疏散物资设备,发挥了很大作用。由于地下党的艰苦工作,重庆工商界代表人物纷纷向地下党组织靠拢,在对敌策反和稳定社会局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军队的策反工作犹有成效。地下党通过统战关系,策动了驻扎在江津北岸的川军一个师和市内的“反共保民军”一个师以及停泊在重庆江面的7艘军舰起义。当解放军兵临重庆城下时,国民党的军队、警察纷纷反正,为重庆解放减少了阻力。在川东所属49个县中(不包括黔北地区)中,经地下党的策反,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的有20个县,地下武装配合解放军作战解放县城的有两个县。
　　营救关押在歌乐山军统集中营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是重庆地下党组织在解放前夕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党组织通过上层关系,用赎买和保释的方式营救出了少数同志。在反动派进行屠杀的迹象愈加明显的紧急关头,地下党组织决定,采取武装劫狱的办法进行营救。为此,曾派人打入担任集中营地区守卫的国民党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准备里应外合进行劫狱。但由于种种原因,劫狱和营救计划未能实现,200多位党的优秀儿女和革命志士倒在了在黎明前的大屠杀中。
　　为了保护工厂和人民生命财产,地下党组织专门成立了“护厂联谊会”、“工人自卫队”、“工人纠察队”、“护厂队”、“家属防盗队”等护厂组织,领导工人群众和国民党特务进行了护厂生死搏斗。尤其是兵工系统的护厂斗争十分激烈。国民党派出大量武装力量,强行进入第21、29兵工厂厂区,运进数百包烈性炸药,企图一举炸毁这两个兵工厂的生产和动力等要害部门。兵工厂职工在党员的带领下,临危不惧,拒绝撤离工厂,拒绝为敌人抬炸药,当特务刚一撤离,工人群众即上前拆除炸药。第29兵工厂的共产党员、工程师刘家彝、简国治等18人光荣牺牲。工人们的坚决斗争,保全了重庆市的大部分兵工厂和重要的电力设施,重庆解放后,经过及时抢修,各工厂很快正常运转,使国民党的“重庆市三年无法生产”的阴谋破产。
　　护校工作也顺利进行。 “四・二一”学生运动结束后,重庆各校迅速转入迎接解放的工作中。重庆的各大中学以党支部或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为核心,普遍建立了护校组织,日夜站岗放哨。一些临近前线的学校,学生们自发组织支前活动,冒着炮火支援解放军。
　　1949年10月23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进军川黔的作战命令,二野及四野在北起长江、南到川湘桂黔边的千里战线上,开始向西南的国民党残余力量发起强大的攻势。11月30日凌晨,蒋介石乘坐飞机逃离重庆。
　　也是在这一天,重庆地下党通知工商界代表人物集中商会通宵守候,迎接解放,做到轮渡车辆畅通,水电不停。重庆电信系统党支部起草并以全体职工的名义,以当天第一封电报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致敬电,向党中央报告山城重庆解放的喜讯。
　　30日下午,川东地下党的代表和重庆工商界的代表乘轮渡过江到海棠溪,欢迎解放军入城。傍晚,解放军先头部队分几路在朝天门、储奇门等处进入市区,受到重庆人民的热烈欢迎,重庆宣告解放。
　　随后,解放大军迅速西进,解放了渝西各县。12月14日,重庆全境解放。

相关热词搜索：不屈，川东，地下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