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剿匪【邓小平与滇境大剿匪】
时间：2019-02-19 05:34:1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西南边陲匪患猖獗，人民生活受到极大干扰。当时主政西南的邓小平，运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强有力的军事打击，历时两年，终于灭除悍匪，稳定西南，显示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领袖风范。
烟尘滚滚匪患猖獗
祖国的西南，是大陆最后解放的地区。国民党作了较其他地区更为周密的部署，安插了大量潜伏敌特，企图作为“反共复国”的游击根据地。他们与各种反动势力互相勾结，兴风作浪，组织发动土匪叛乱，破坏革命新秩序，阻碍了各项工作的开展。剿匪问题就严重地摆在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面前。
1950年2月6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会议的任务是总结进军西南以来的工作和讨论西南今后的形势和任务。会议在西南局小礼堂召开。邓小平首先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鉴于匪患日趋严重，剿匪应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他针对部分干部“大江大湖都过来了，山沟里翻不了船”的轻敌麻痹思想，告诫大家说，西南真正的战争还在后面，我们绝不能低估敌人的反抗力量。剿匪要遵行“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结合的方针。
按照会议精神，2月21日，西南军区发出剿匪指示:坚决剿灭匪患。从此各军区集中兵力，对腹心地区及交通沿线的股匪展开了大规模的清剿。
从3月中旬起，在贵州起义的国民党军相继有15个团叛变为匪。为增加贵州剿匪的力量，西南军区从驻云南昭通一带、原准备调到川南掩护长江航运，保证粮道畅通的十五军中调四十五师赴贵州参加剿匪。4月初，四十五师两个团急行军3天，突入被叛军占领的纳雍城内，歼匪600余人，打击了叛军的嚣张气焰。
邓小平总结前段剿匪工作时发现，在剿匪问题上缺乏统一领导，军队和地方各强调自己的任务，不能很好配合剿匪。有鉴于此，他指示，我们必须以一元化的剿匪斗争，来组织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的力量，统一指挥，统一政策，全力进行剿匪。为了贯彻这一指示，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共同于1950年3月15日下达了《关于组织一元化剿匪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军区、军分区至县、区、乡均应成立剿匪委员会，为一元化剿匪领导的组织形式。剿匪委员会原则上以同级党委书记为主任或副主任，将全体人民团结组织起来，积极有效地开展剿匪斗争。
精密部署铁壁合围
在领导西南进行剿匪中，邓小平对云南的剿匪工作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在云南，由于1950年2月才解放，各项工作之开展较其他省为晚，土匪暴乱发生得也较晚。云南解放后，大部匪特潜伏隐匿，以待时机。4月，匪特利用人民政府在征粮收税工作中出现的某些偏差，煽动抗粮抗税，乘机叛乱，尤以腹心地区玉溪、楚雄、文山诸专区为严重，匪特一度占领新平、牟定、盐兴、易门、广通、西畴6座县城。云南与外省的交通4、5月份亦被阻断。他们袭击县、区、乡革命政权，抢劫仓库和群众财物，残酷杀害我军政干部和群众。其中包括中共通海县委书记张盾、易门县县长王启勋、楚雄县县长陈海等，据不完全统计，仅半年时间，云南因匪乱而牺牲的解放军629人，地方干部、群众1065人。
到1950年5月中旬，土匪已发展到250股，达4.5万余人。鉴于匪患问题日趋严重，为了领导全省开展好剿匪斗争，云南省委于5月2日向全省发出《关于争取群众坚决镇压土匪恶霸叛乱的指示》并报西南军区。5月下旬，西南军区对云南省委的《指示》作出批示。指出，匪特组织叛乱，除了客观原因外，在主观，我们干部作风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不讲政策、脱离群众等错误，亦为招致匪特叛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必须检查纠正。组织群众防匪自卫，实行一元化的剿匪领导工作。
5月6日，云南军区召开了有军队和地方领导干部200人参加的全省第一次剿匪工作会议。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关于剿匪的指示，学习了东川军区“铁壁合围”的经验。会议要求部队迅速学会从大兵团作战转为分散的剿匪作战的战术，实行“先腹心地区，后边沿地区;先匪患严重及交通要道两侧地区，后其它地区;先对付最大最凶残的股匪，后对付较小的股匪”的作战原则。并划分了各部队剿匪区域。会议决定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匪乱严重地区组织区以上各级剿匪委员会。
云南省第一次剿匪工作会议后，第十三军以9个团的兵力向滇南地区土匪展开围剿;第十四军以8个团兵力在滇西地区剿匪，四十三师向滇东北地区展开剿匪。这样，有力地推进了全省的剿匪工作。
1950年5月底，陈赓主持召开云南军区师、分区以上干部会议。他在会议上结合云南的实际，提出了:把军事进攻、政治上瓦解与发动群众三者结合起来，执行宽大与镇压政策，以“坚决惩办首要分子，教育胁从分子，争取大多数”为今后剿匪方针。10月12日，云南军区召开第二次剿匪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6个月来的剿匪工作。随后，云南在全省土匪叛乱地区普遍成立剿匪委员会，并成立了云南省剿匪委员会，由省委第一书记、云南军区政委宋任穷亲自负责。全省还成立了专区级剿匪委员会10个、县级剿匪委员会68个和区级剿匪委员会183个，负责组织指挥剿匪平叛战斗。
清剿龙绳曾叛乱武装
位于云南、贵州、四川、西康4省结合部的昭通地区匪情严重。这里有一支3000多人的封建民族武装“西南人民革命军尹武纵队”，司令龙绳曾，是云南有名的封建帮会头目。四十三师进驻昭通后，对龙绳曾进行了一系列的团结工作。云南解放后，中共云南省委、云南军区很注意团结争取他。1950年4月初，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政委宋任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周保中特邀龙绳曾、安纯三赴昆明，亲切接见并设宴款待。会见中，对他们响应卢汉起义，使昭通和平解放的功绩详加慰勉。并诚挚地规劝他们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为人民服务。并明确告慰龙绳曾:“经西南军区批准，任命你为昭通警备区副司令员，‘尹武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昭通警备区警备总队’ 由你兼任总队队长之职。”另告慰安纯三:“你将上调省政府任参议之职。”龙、安当即表示，“诚恳接受教诲，绝不辜负厚望。”
但龙绳曾、安纯三回到昭通后阳奉阴违，在整编其部队时，龙绳曾借口所属官兵彝族居多，不易集中为由，拖延集中部队。安纯三在对所部进行改编的第二天，即率领残部叛逃到贵州威宁继续为匪作恶。龙绳曾至5月23日只将其驻昭通的1300余人集中整编，而其他所属分布在巧家、凉山等地的2000余人的部队则拒不集中，还继续扩大实力，将永善、巧家等地的“尹武”纵队与各地惯匪武装相结合，组成各种名目的“反共救国军”、“反共自救军”等，并面授机宜，策动暴乱。如4月30日，“抗粮军”大队长计光华匪部300余人，袭击会泽县中寨乡人民政府。5月，四十三师师长、昭通警备区司令员张显扬在从昭通赴昆明开会途中，在支锅山遭刘振清匪部700余人的伏击。更为严重的是，四十三师128团进驻镇雄县准备进剿盘踞在龙里坝的田栋云、陇承尧匪部时，蒋匪特务指使恶霸地主袁吉三之妻，乘我警卫员给团首长烧开水的不备之机，把烈性毒药投入壶中，曾给周恩来总理当过警卫员的团长范金标、副团长郝世贵饮水后中毒，生命垂危。后经全力抢救，范金标团长脱离危险，而副团长郝世贵因饮水较多，中毒太重，抢救无效，不幸逝世。张显扬司令员多次将这些情况告诉龙绳曾，责其立即下令停止此种罪恶行动。而龙绳曾仍抵赖说:“不会有此事，也不知道有此事。”
在此期间，龙绳曾仍积极继续和贵州威宁、西康盐源以及彝良、盐津、镇雄等地匪首互相勾结，囤积粮弹，密谋叛乱。5月26日，龙绳曾召集所属驻昭营以上骨干在其公馆秘密开会，宣称:“我们受了约束，毫无自由，如不另图谋，无法生存。”联络这些匪首共谋叛乱。6月12日晚他又召集会议，作出叛乱的具体部署。
当龙绳曾紧锣密鼓策划叛乱的同时，我军也密切注意事态发展，从龙内部获取了很多重要情报，掌握了其阴谋活动情况。当云南军区把这些情况向西南军区报告后，引起了邓小平的特别关注。由于昭通位于乌蒙山区、地形复杂，又与西康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相连，如果龙绳曾发动叛乱，必将波及大小凉山引起更大的骚乱。因此，邓小平指示中共云南省委和云南军区在加强戒备的同时，尽量做好团结争取的工作，防止叛乱事件的发生。昭通警备司令员张显扬，政委薛韬多次宴请龙绳曾，向他晓以大义。龙绳曾表面支吾应付，暗地里却加紧叛乱准备。不久，昭通警备区又截获蒋介石给龙绳曾的委任状，委他为“滇东北军政长官”、“滇黔川康剿共总司令”。龙绳曾更加肆无忌惮，调动部队占领昭通城制高点，监视警备区司令部机关，剑拔弩张，叛乱在即。
6月18日，陈赓司令员向西南军区发了一份加急电报:“龙三（龙绳曾）及龙奎垣之叛变早在意料之中，我们为做到仁至义尽，争取在其未正式发动叛变前只令四十三师调集部队严密监视，一发现其行动即迅速聚歼。”邓小平接电后立即电示云南军区:“对龙绳曾、龙奎垣等部你们应不加任何顾虑立即整编，愈快愈好。争取扩大士兵及部分军官，对其中反抗与叛乱分子，应及时捕捉与镇压。”
就在这同一天，龙绳曾认为解放军四十三师部队已分散各地，昭通城区只有机关和很少一些非战斗部队，他梦想叛旗一举，大功即成。于是发动了叛变，袭击昭通警备司令部，杀害军代表3人。云南军区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指挥解放军奋起还击，激战两小时，龙绳曾匪部被毙伤219人，生俘1628人，龙绳曾也当场毙命，并俘其副司令唐声周，还缴获各种武器1400余支。同时，昭通警备区又派出部队到永善解除龙部三纵队司令龙奎垣所属武装，平息了此次叛乱。
事后，陈赓向西南军区和中央军委电报报告战斗经过，并提出准备用云南军区的名义发表龙绳曾叛乱被平息的声明。邓小平看了此电报后，肯定了部队的战斗行动，但对于如何处理战后事宜，却认为必须考虑各方面的影响，注意策略，以利分化叛匪头目，加强统战工作。于是，他提笔亲拟复电:“不宜采取发表声明形式，改为发布战报形式。对于所俘人员妥为管理，战士加紧训练，启发阶级觉悟，军官恶霸一个不放，再行分别处理。”
遵照邓小平的指示，陈赓将原以云南军区名义发表声明改由以云南军区司令部名义在1950年6月23日《云南日报》第一版上发表了第三号公报，公布龙绳曾、龙奎垣部进行武装叛变，被解放军歼灭之经过。同时，在该版的《云南日报》上，还刊登了揭露龙绳曾与各匪首密谋叛乱的来往函电，做到有理有节。平息龙绳曾叛乱，昭通人民拍手称快，昭通地区的局势从此稳定下来。邓小平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龙被扑灭后，大凉山彝民及川滇黔康边的工作会好做一些。”
四面出击平定西南
邓小平在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仔细阅看各军区关于剿匪部队艰苦奋斗、浴血奋战的报告。一次，邓小平看到，在川、康、滇三省相连的大凉山麓，云南军区129团2连在永善县黄华区被叛匪千余人包围在一个大山上。班长赵善廷带着班里6名战士担负掩护，吸引土匪火力，掩护连队安全撤退。但他们却被土匪逼到一处叫做“云岚嘴”的陡崖边，无路可走。千名土匪逼上来，狂叫“抓活的”。赵班长指挥大家把身上的子弹全部射向敌人，最后只剩几枚手榴弹也一齐投入匪群之中，7名战士毅然一同跳下云崖嘴的万丈悬崖，壮烈牺牲……加上以前看到其他军区部队在剿匪中的英勇事迹，邓小平非常感动，他指示:“目前对剿匪部队应着重鼓励。” 1950年5月23日，西南军区政治部专门将邓政委的以上指示作为一个文件下发各军区执行。邓政委的指示一语重千钧。西南军区党委机关报《人民战士》和重庆《新华日报》相继发表社论和有关文章，提出在剿匪部队中广泛开展立功运动，表扬和奖励参加剿匪有功的战士和群众。组织对前线部队和伤病人员进行慰问。云南的起义将领、云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卢汉以及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熊克武等纷纷在《新华日报》上撰文，赞颂剿匪部队在艰苦的剿匪斗争中所作出的牺牲和为巩固社会秩序建立的巨大功劳。党和各族各界人士的关怀，使战斗在前线的剿匪部队倍受鼓舞，决心尽快平息匪患，让人民早日安居乐业。
盘踞在川、滇、黔、康4省边界的“反共救国军第八兵团”、“川滇康游击挺进军”等股匪及散匪4万余人，严重危及4省交界地区的局势。1950年8月，邓小平、刘伯承等西南军区首长决定，对该地域的土匪进行会剿作战。由十五军军长秦基伟统一指挥，由西康省之西昌、川南之乐山、宜宾，贵州之毕节，云南之曲靖、武定6个军分区和昭通警备区参加。会剿部队分东、西、南、北4个集团。其中，十五军四十五师、昭通警备区一部及曲靖、武定军分区之部队为南集团，负责围剿威宁、赫章地区之匪，是此次会剿的重点。会剿部队从1950年9月16日起，历时3个多月的艰苦奋斗，通过进剿、清剿、净化，歼匪3.7万余名。基本肃清了4省交界地区50人以上的股匪，建立区乡级以上人民政权600多个。
到1950年底，经过几个月的大规模清剿，云南全省共剿灭土匪42873人，投诚19065人。云南内地的股匪已大部被剿灭。正在云南各级领导欢庆剿匪取得胜利之时，1950年11月底，邓小平告诫云南省委和云南军区:经10余个月的围剿，大股土匪已歼灭，残余匪特逐步向国境沿线和边远山区流窜，并采取化整为零、公开与隐蔽相结合的手段，继续与人民为敌。想在那里依靠外国帝国主义作根据地。另外，蒋介石派云南解放前夕溃逃到中缅边境的国民党军李弥、鲁道源部，想以邻接越南、老挝、缅甸的国界上的民族聚居区域作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根据地，如要消灭反动派，把国防巩固起来，必须依靠各民族间的团结。对此，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1951年2月，云南军区召开第三次剿匪工作会议。会议决定除以部分兵力对腹心地区抓紧清剿小股匪及零散匪以求净化外，抽调主力部队向边境和山区推进，进行围剿。会后，云南军区所辖各军、师及军分区、边防区即组织兵力，向边境地带股匪进行围剿。1952年6月底，云南军区再次召开剿匪工作会议，向部队下达1952年下半年剿匪工作指示。会后，各边防区以野战军为主，先后组织部队对保山地区之江东，丽江地区之中甸，缅宁地区之大雪山，普洱地区之黑山等地区的股匪进行围剿。
宜将剩勇追穷寇
流窜云南中越边境马关、河口、金平等地的股匪与越南土匪周光禄合伙，组成“滇南剿共救国军”，人数达2000余人。当时，法国侵略军占领越南北部大片领土，“滇南剿共救国军”在法国侵略军的支持下，屡次窜回中国边境，骚扰破坏，对中越两国特别是越南的影响破坏极大。为绝后患，1951年4月，越南人民军总部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越南帮助剿匪。5月6日，云南军区滇南卫戍区遵照中央军委和云南军区指示，派出十三军112团、113团大部及省公安一团进入越南境内，于6月25日在越南人民军的配合下，对发隆、孟康之周光禄、杨国华匪部发起攻击。土匪顽固抵抗，战斗激烈。法国殖民军又派出10架飞机掩护土匪突围。在飞机掩护下，土匪化装分散逃窜，潜入山林。法军为牵制进剿部队，掩护土匪转移，竟多次派轰炸机、战斗机侵入中国境内河口、马关县轰炸扫射，炸毁民房415间，炸死炸伤群众241人。我国军队在河口上空将入侵的法机1架击落，俘法军驾驶员黑得曼等3人。入越进剿部队与越南地方干部一道，发动群众，开展政治攻势，帮助当地群众砍柴、挑水、打扫卫生，使当地群众积极协助部队，劝说被土匪裹胁的亲人回家自首，将匪彻底清除，计歼匪2231名。进剿部队把缴获的枪弹及军用物资全部移交给越南人民军后撤回国内。
1951年5月，逃窜缅甸北部的国民党残军网罗边境的地霸武装和部分反动头人，组成“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约8000余人窜入境内，进占澜沧、孟连、西盟等县的一些边境地带，并占据孟连县城，尔后又继续向耿马、双江两县进犯。云南军区遵照中央军委和西南军区的指示，集中6个团兵力进行合击。占据孟连县城之匪93师师长彭程带850余名匪徒，用24挺轻重机枪封锁通往城街的桥头。部队在炮火和机枪掩护下冲上桥头，将匪机枪手消灭，冲入孟连街子，歼敌一部，匪大部向境外逃窜。1952年2月，逃缅残匪1000余人又从耿马、双江、猛董、镇康结合部入境窜扰。滇西卫戍区部队将边境各要道严密封锁，然后以突袭手段对匪集中之箐门口发起攻击，击毙匪中队长石光汉，俘匪中队长石光兴以下30名。进占大雪山的另一股匪分散隐蔽，我部队组成若干小分队经19个昼夜搜捕，毙匪15人，俘43人。曾于1950年在楚雄地区发动叛乱的匪首丁锡恭、闻兴洲漏网逃到中缅边境后这次亦率部回窜，均被击毙。
1952年，云南军区各边防区以野战军为主，先后组织部队对保山地区之江东，缅宁地区之大雪山，普洱地区之黑山等地区之股匪进行围剿;内地军分区以公安部队带领民兵搜捕匪首、散匪。经5个月作战，歼匪26股1.1万人，基本消灭了边防区空白地带之股匪。
邓小平调离西南到中央工作之时，云南经2年的剿匪战斗，共歼匪94000余人，匪患基本根除，使新生的人民政权得以稳固，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