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诉42年，抗日战士洗刷“特务”罪名:巫师三洗刷罪名
时间：2019-02-20 05:38:0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一) 1928年,刘昭桐出生在山东省滕县(现在的滕州市)界河镇土楼村,父亲是一名佃户,靠给地主干活供养刘昭桐兄妹6人。1941年刘昭桐13岁时,遇国民党军队抓壮丁,成为当地抗日组织、原国民党第39集团军教导2团团长马广汉领导的游击队中的一员。马广汉见刘昭桐聪明伶俐,上过几年学,就让他当自己的贴身勤务兵,以后又当过卫生员。当时,马广汉带着这支1000多人的队伍,在微山湖周边的滕县、枣庄附近打游击。刘昭桐跟着马广汉干了两年,亲身参加了多场战斗。之后,他又跟随国民党特别工作团爆破科科长李同保一起活动,炸日本人控制的铁路,打击侵略者。
不久,刘昭桐又给国民党军统局特务、临枣组组长马朗斋当勤务兵,每天伺候马朗斋及其家人的起居生活。抗战胜利后,刘昭桐听说一位以前和他一同在马广汉部队当兵的同乡成了国民党济南地区铁路警察的头目,便找到这位同乡想谋份差事。在这位同乡引荐下,刘昭桐到南京,在津浦铁路沿线当了一名警察。1949年南京解放后,铁路系统由解放军接管,刘昭桐除了当铁路警察,还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两浦区分会代表。
不久,刘昭桐离职回到家乡,利用自己以前在游击队当卫生员时学会的医疗技术,开办了一家小诊所。当时全国百废待兴,各个部门都急需人才。刘昭桐在外面闯荡多年,不但有医疗技术,还打过游击,乡里认为他是个人才,就让他担任乡文教卫生委员。后来乡里成立了联合诊所,刘昭桐又被调到联合诊所当医生。1958年,刘昭桐调到木石露天煤矿卫生科工作,户口也转到了卫生局。此时,刘昭桐刚刚30岁出头,有幸福美满的家庭,正想趁年富力强时干一番事业,却万万没想到一场厄运正等着他。
1959年1月16日,刘昭桐正在给人看病,几名公安突然找到他,向他出示了逮捕证,随即把他带走。直到被关进看守所,刘昭桐才知道自己被捕原因是涉嫌犯有特务罪。
刘昭桐参加过国民党军队,群众怀疑他有历史问题,这本是情理之中的事。可刘昭桐想不通的是,他参加的国民党军队也是抗日队伍,他在这支队伍里以及后来在国民党军统组织里都只是一名普通的勤务兵,根本谈不上特务罪。再说,早在“肃反运动”(肃清反革命运动)中,刘昭桐就向组织上如实交代了自己的历史问题,如今怎么就成了“特务”呢?
虽然刘昭桐一直不承认自己当过特务,滕县人民法院仍于1959年6月2日作出判决,认定他“于解放前参加军统特务组织,积极从事特务活动,窃取我军情报。解放后长期隐瞒,企图抗拒交代其历史罪行”,以“特务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刘昭桐被投进监狱后,不服滕县法院的判决,向上级法院提出上诉。结果还是“维持原判,驳回上诉”,气得刘昭桐把判决书撕得粉碎。
(二)
性格倔犟的刘昭桐坚信自己没有罪,无论在监狱里,还是在劳改农场,繁重的劳动之余,他总是一有时间就写材料,一次次向上级法院和有关部门申诉。然而,一份份申诉书寄送出去,都如同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5年过去了,刘昭桐刑满出狱。他的公职被开除了,只好回到老家界河镇土楼村当农民。由于仍戴着“特务”的帽子,在村里还得接受监督劳动。村里安排他到砖窑去烧砖,每天抱着100多斤重的砖坯往返运送,十分辛苦。刘昭桐仍然没有间断过向有关部门申诉自己的冤案,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文化大革命”中,像刘昭桐这种“反革命特务”自然在劫难逃。当地群众和红卫兵经常高呼着口号,冲进刘昭桐家,把他家砸得稀烂,把他打倒在地,还拉到台上批斗。倔犟的刘昭桐大声争辩,“造反派”们认为他不老实,便用更加猛烈的拳脚对付他。
刘昭桐戴着“特务”的帽子,不但自己遭受残酷的折磨,家里人也都受到了连累。开批斗会时,他的妻子也经常被拉上台跟他一起挨批斗,遭受拳打脚踢。妻子因此患了精神病,每当听到有人喊口号或敲门,她都吓得瑟瑟发抖。
刘昭桐有6个孩子正在上学,经常被同学们骂成“特务羔子”,受尽嘲讽和白眼。学校召开批斗大会,经常将他的孩子拉到台上,逼着他们交代父亲的“反革命罪行”,要求与父亲“划清界限”。孩子们稍有不从,就会遭到谩骂和殴打。几个孩子不得不相继退学,因怕被人认出来拉去批斗,平日里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在受到各种残酷的折磨和非人的侮辱时,刘昭桐曾多次想自杀,可一想到有病的妻子和几个孩子,心又软了。如果自己自杀了,会被人说成是“死不改悔”、“自绝于党和人民”,不仅自己的冤屈无法昭雪,可怜的孩子们也永远都会背上黑锅。这样一想,他又顽强地坚持活了下来。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批冤假错案得到纠正,刘昭桐又看到了一线希望。一有机会,他就到各级政府上访申诉,县里不管,就到市里;市里不接受,就到省里;省里不行,就去北京。他家的经济相当困难,外出上访没有路费,每次都是求亲告友去借。为了省钱,他总是带着干粮步行到滕县和枣庄,来回一趟要走几十里路。去省里和北京上访就更麻烦了,去一次至少要10多天。他妻子的病情不稳定,见不到他就会发作。刘昭桐只好带着妻子去北京上访。他们盘缠只够来回路费,饿了就啃几口自带的干粮,渴了就到水龙头下喝几口自来水,晚上睡在火车站候车室里,天亮了就去找中央有关部门申诉。从家里带出的干粮吃完后,他们就到一些小饭店讨些残汤剩饭充饥。即使这样,刘昭桐每年至少也要到北京去两三趟。
(三)
刘昭桐的申诉终于有了结果,1981年4月26日,滕县人民法院对他的案子作出再审判决,认为他过去在国民党军队的行为“已构成反革命罪,但情节轻微,原判以特务定罪科刑不当”,改判对他免予刑事处分。
刘昭桐没有想到,自己苦苦申诉了22年,等来的竟是这样一个结果,他对再审判决结果不服,又上诉到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枣庄中院于1981年6月22日作出裁定,撤销了滕县法院的再审判决,发回滕县法院重审。滕县法院于1982年4月28日又作出裁定,驳回刘昭桐的申诉,维持再审判决。刘昭桐对裁定不服,再次上诉到枣庄中院,枣庄中院于1982年5月28日再次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滕县法院的裁定。
为了彻底洗刷掉自己的不白之冤,刘昭桐又一次走上了上访之路。有人对此很不理解,劝他说:“老刘,你以前监狱也蹲了,不该受的罪都受过了,即使现在证明你是冤枉的,给你平了反,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再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别说你不一定是特务,即使你以前真的当过国民党特务,又有谁去计较呢?你为这事来回折腾,值得吗?”刘昭桐回答说:“我以前参加游击队打日本鬼子,吃了许多苦。虽然我参加的是国民党军队,我本人却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共产党和老百姓的事。现在却被说成是国民党特务,我一想起就心酸,直想掉眼泪。这些年来,‘特务’、‘反革命’的帽子就像块大石头,压在我心里,我憋闷得慌!只要我还活着,我就得接着申诉,总得把这件事说清楚吧?”见他这么坚持,劝他的人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刘昭桐的几个孩子非常理解他,都支持父亲去上访。由于经济条件有限,他们只能给父亲一些路费。刘昭桐不愿让孩子们参与此事,坚持一个人在申诉路上走到底。
42年的漫漫申诉路,滕县人民法院、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各级政府的有关部门,都留下过刘昭桐的身影。刘昭桐从一个壮年汉子变成了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他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步行几十里路到县里、市里去申诉了,就骑着三轮车,载着老伴继续奔波。
工夫不负有心人。刘昭桐的不断申诉终于引起了最高人民法院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重视,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0年8月25日作出再审决定,裁定指令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2000年10月24日,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宣告刘昭桐无罪。
刘昭桐42年的冤案终于平反了,他捧着自己无罪的终审判决书,眼泪夺眶而出,喃喃地重复着:“我不是特务,这一天我总算等来了……”
[压题图:刘昭桐(左)和他的老伴(右)]
(责编 王 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