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卖”粮票换手表_倒卖粮票
时间：2019-02-20 05:38:4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六弟乔迁,请我去喝喜酒。酒至半酣,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块手表放在我面前说:“五哥,你还记得这块表么?”我凝神看去,这是一块陈旧的上海牌手表,由于年代久远,已不能使用,表壳蒙上了星星点点的锈斑,时针、分针和秒针呆呆地僵着,一动不动。微微醉意中,我怎么也想不起这块表的“来历”,便轻轻地摇了摇头。他哈哈大笑着说:“这是那年你和小弟用卖粮票的钱给我买的表哩!”他的话把我记忆的闸门打开,我猛然醒豁(方言:明白)过来,拿起那块老掉牙的手表,一面细细地审视,一面兴奋地点着头说:“对!是那块表!”
刹那间,我想起了34年前的那段往事……
上个世纪70年代初,六弟在云阳沙沱区沙沱公社当知青。1974年底,新疆某部队到该地招兵。此时,六弟已经过3年上山下乡的锻炼,有参军资格了。经过推荐、报名、体检、政审等各道关卡后,他终于脱颖而出,穿上军装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1975年1月6日离开云阳,乘轮船逆长江而上,抵重庆转乘火车赴新疆服役。动身时他给我拍来一封电报,叫我务必于1月9日上午10时左右在朝天门码头与他见面。
那天,我兴致勃勃地带着小弟,如约在重庆朝天门码头见到了神采奕奕的他。寒暄过后,他从身上摸出一个旧信封来,低声对我说:“五哥,这是335斤四川省粮票,我当兵后用不着了,你带回去补贴家用吧。”
我一怔,忙问他,哪来这么多粮票?他告诉我说,他接到应征入伍通知后,就把锅盆碗盏、被子衣物、桌椅床柜,甚至蓑衣草帽一物不剩地与生产队的社员换成了粮食,然后通过“后门”关系在区粮站换成了粮票。那时物资奇缺,尤其是被称为“宝中之宝”的粮食,更是在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中。得知这粮票的“来路”还正,我才放心地收了下来。我那时在一个企业当铆工,每月粮食定量45斤,父母已年迈,食量不大,我便对他说:“其实家里的粮食也基本够吃了。”小弟听后说:“可以把这些粮票拿去卖钱呀!”我听了后想了想说:“六弟,这几百斤粮票是你当几年知青的全部‘资产’,干脆卖了给你买一块手表,如何?”
六弟听后面带喜色,却又摇着头说:“算了嘛,这太麻烦了。”就现在而言,手表早已普及,谈不上什么珍贵之物,可在那个时代却是“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三转一响”者的“成就感”,绝不亚于现在别墅、小车的拥有者。六弟渴望拥有一块手表自然在情理之中,但也知道把这些粮票卖成钱买一块手表绝非易事,因而又摇头婉拒。见了他的表情,我坚定地说:“一言为定!”六弟只好默认了。
当天下午,六弟和我们分别后,和几百名新兵一起登上了赴新疆的火车。我和小弟即着手实施卖粮票买手表的计划。
那个年代私下买卖粮票的现象非常普遍。我所在的车间体力劳动强度大,职工的粮食定量比较高,师傅中家庭有困难的,都把省下的粮票卖钱看成一条有效的解困途径。师兄弟中若有差点零用钱的,也常常如法炮制。在工间休息时,他们常常在一起交流粮票交易的行情。我对此道早已“耳濡目染”,并不陌生。只是买卖粮票属“投机倒把”的违法行为,我那时正在争取入党,为挣“表现”从不涉猎;但此番为了践行对六弟的承诺,我决定大胆地“闯”一回。
我家住在重庆郊区一个叫“双碑”的镇上,附近有重庆特殊钢厂及嘉陵机器厂两个大型企业,镇里人口众多,热闹繁华。我和小弟决定每个周日去“黑市”分批卖粮票。
粮票分两大类,即全国粮票(俗称“满天飞”,意即在哪里都管用)和地方粮票,地方粮票又分省粮票(俗称“操遍省”)和市粮票(俗称“本地吃”),价格按其“级别”不同而各异,全国粮票每斤5角左右,省粮票每斤4角左右,市粮票每斤3角5分左右。六弟带回的300多斤省粮票按“市价”顺利卖完后,买一块价格为120元的上海牌手表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其风险也很大,要是被市管会的人抓住,不仅要没收,还要视交易额的大小及情节予以罚款,挂黑牌游街示众,甚至被送劳动教养。小弟是个十五六岁的中学生,鬼精鬼精的。那时学校成天搞革命大批判,他文化没学到什么,可社会知识却很丰富,给我当助手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他给我出主意说,我们每人每次只带10斤粮票去黑市。这样,即使“翻了船”,也因数额小,顶多被没收而不会受什么更大的惩处。我采纳了他的意见。那个周日,我俩商量好后,便分头行动。
我带着10斤粮票来到镇边永胜桥头,这儿是“黑市”交易的聚集地之一。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在桥上溜达两圈后,便有一个满面胡须的中年汉子靠上来低声问:“‘飞’(卖)‘子子’(粮票)么?”我点了点头。他问道:“‘满天飞’?”我摇了摇头说:“操遍省。”那人“嗯”了一声,说:“开价。”我答道:“4厘(每斤4角)。”那人点了点头。我说:“跟我走。”于是那人便跟在我身后离开了桥头,绕到17路车站背后,一手钱一手“货”成交了。我带着这4元钱兴冲冲回到家里,放好后又取10斤粮票出门继续去卖,在巷道口碰到同样“胜利归来”的小弟,我俩会心一笑,轻轻地点了一下头后,又各行其是了。这天小弟卖出30斤,我卖出了20斤,收入了20元钱。
就这样,我和小弟以“少量多次”的办法,过了几个周日,就顺利地卖出了大约280斤粮票,收入了110元钱。其间虽然遭遇了几次与市管会人员的“碰撞”,但都有惊无险。几经风雨,我俩的胆子也大了起来。当又一个周日来到的时候,小弟对我说:“还剩50多斤粮票了,干脆今天我们把它全部带到身上,早点卖完后凑齐钱买了手表给六哥寄去。”我同意了。小弟把50多斤粮票装进了衣袋,我俩一起到了另一个“黑市”交易地中心湾。
到了那儿不久,一个30多岁的高个子和小弟搭讪上了。几句话后,小弟就从衣袋里把那50多斤粮票掏了出来。那人伸出手来接时,我猛地喊了一声:“一手钱一手货!”这话提醒了小弟。小弟将手一缩,向那人问了句:“钱呢?”那人冷冷一笑,说:“钱?鬼想钱爱令牌,端公想钱跳起来!小小年纪就来搞投机倒把。走,跟我到市管会去!”我俩还没反应过来,四周忽地冒出几个彪形大汉来,把我们围住,推推搡搡地“押”往市管会。
50多斤粮票虽然不多,但也不少,他们十分重视。在市管会办公室,一个负责人盘问了我们的身份,问我们粮票从什么地方来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搞投机倒把活动的。对此,我早就“成竹在胸”。我谈了我和小弟的关系后,对他说:“我是制药机械厂的铆工,粮食定量高,最近刚发了工资,钱包就被偷去了。无奈,只得把平时省下的粮票卖了解决困难……”他们把我的话作了笔录。第二天,又派人到我所在的工作单位进行调查,证实我不是“专业”的投机倒把分子后,只把粮票全部没收了,未作诸如挂黑牌游街之类的处分。
可车间领导却不放过我,因为我平时表现好,他们说我是“两面派”,在厂里伪装进步,骗取组织信任,却在社会上搞投机倒把活动。我一口咬定我是因钱包被偷出于无奈。他们说不管什么原因,我的行为客观上是“投机倒把”,要我作深刻的检查。无奈,我写了一份检查。领导认为我检查不深刻,我又写了第二遍,把自己上纲上线地“批判”了一通,才算过了关。我原本是车间党支部当年三季度的“发展对象”,出了这事后,“发展”资格被取消,年终评先进工作者的资格也被抹脱(方言:取消)。班组里师兄弟们都嘲笑我,说我平时看起聪明,其实笨得很,连市管会的人都认不出来,啷个(方言:怎么)不“翻船”嘛……
幸运的是,虽然经受了这么一番“劫难”,但此前已卖出粮票的事却没有暴露,所获110元钱完好无损。那月发了工资后,我从中抽出10元来凑足120元,加上20张工业券,十分满意地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给六弟寄去……
看着这块表,我感慨万千地对六弟说:“一晃30多年过去了,现在物资丰富,我们再也不必为一块手表绞尽脑汁铤而走险了。”六弟点着头说:“是呀。现在我把它作为‘文物’珍藏起来,有特殊的纪念意义哩!”
(责编 何 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