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林》所引《左传》灾异林辞考述
时间：2020-03-19 05:05:5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易林》与《左传》之时代相隔遥远,性质截然不同,但两者均涉及到灾异。《易林》原为占筮之作,其作者本长于灾变之说。于是,《易林》对《左传》灾异大加引用便不难理解。在考述《易林》所引《左传》灾异林辞的基础上,分析了作者援引《左传》、畅谈灾异的深刻的社会根源。
〔关键词〕《易林》;《左传》;灾异;干预朝政
〔中图分类号〕 B2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2689(2009)04-0161-03
西汉一代,易学昌明,名家辈起,佳作纷呈。《汉书·儒林传》有载:“自武帝立五经博士…… 至孝宣世,复立……施、孟、梁丘《易》……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施仇、孟喜、梁丘贺、京房在西汉易学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他们的著作如《周易施氏章句》(施仇撰),《周易孟氏章句》(孟喜撰),《周易京氏章句》、《京氏易》、《京氏易传》、《易飞候》(以上四部为京房撰)等等,也广为后人称颂。但是,还有一位在西汉易学传承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易学家以及他的著作,却常被易学研究者所忽略。其人名焦延寿,其书为《焦氏易林》(又名《易林》)。
一、《易林》、《左传》及其灾异之说
焦延寿,西汉梁人,字赣,焦、谯相通,故古书中有时也作谯赣。《隋书·经籍志》记载焦延寿著有《易林》十六卷、《易林变占》十六卷,而今仅存《易林》一书。《易林》本是占筮之作,其《易经》的每一卦演变为六十四卦,用“之”字表示,如《乾之乾》、《乾之坤》,共得四千零九十六卦,每卦多为四句,每句四言,偶有三言,称为“林辞”。这四千多首林辞,上至国家政治、军战戎役,下至渔猎耕织、商旅羁行,抑或风情民俗、男女情爱,甚至神话传说、古今史实,兼收并蓄,无所不包,为后人展示了一幅广阔的社会画卷。林辞多叶韵,如“栾子作殃,伯氏诛伤。州吁奔楚,失其宠光”(《大畜之同人》),故明朝杨慎在其《升庵集》中称赞道:“《焦氏易林》,西京文辞也,辞皆古韵,与《毛诗》、《楚辞》叶音相合,或似诗,或似乐府童谣”,[1](562)可见《易林》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焦延寿学识渊博,在创作《易林》时,广泛援引经史百家,熔铸林辞。《易林》中便有大量林辞引用了《左传》的典故和辞语,如“襄王叔带,郑人是赖。庄公卿士,王母忧苦。”(《萃之蛊》)襄王,周襄王;叔带,王弟昭公也,皆曾依附于郑国。此林之典指叔带作乱,致使襄王奔郑一事,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独宿深夜,嫫母畏昼。平王逐建,荆子忧惧。”(《涣之蛊》)平王,指楚平王;建,即太子建;荆子即楚子,亦指平王。林辞引楚平王驱逐太子建一事,载于《左传·昭公二十年》;“佩玉繠兮,无所系之。旨酒一盛,莫与笑语。孤寡独特,常愁忧苦。”(《需之蛊》)则直接引用了《左传·哀公十三年》吴申叔仪的话语,“吴申叔仪乞粮于公孙有山氏,曰:‘佩玉繠兮,余无所系之。旨酒一盛兮,余与褐之父睨之……’”
在《易林》所引《左传》典语的林辞中,大量涉及到了春秋时期灾异事物,下文有详考。其实,焦延寿在《易林》中不仅援引《左传》灾异,还将前朝当代大量灾异融入林辞,如“兴役不休,与民争时。牛生五趾,行危为忧”(《否之艮》),事见《汉书·五行志》所载秦孝文王五年“有献五足牛者”;“豕生鱼鲂,鼠舞庭堂。奸佞施毒,上下昏荒,君失其邦”(《蒙之比》),辞出《汉书·五行志》所载昭帝元凤元年“黄鼠衔其尾,舞王宫端门中”。另外,焦延寿还自创了大量灾异林辞,如“上政摇扰,虫螟并起。害我嘉谷,季岁无稷”(《解之既济》);“山石朽弊,消崩坠落。上下离心,君受其祟”(《谦之姤》)等等,不胜枚举。
焦延寿在《易林》中援引《左传》典语、畅谈灾异之说,确为不争的事实。灾异之说,就是以自然灾害和某些异常的自然现象来推断人事的吉凶休咎、政治得失成败、国家的兴衰存亡的一种远古的神秘的学说。《左传》中有不少篇幅谈到了怪力乱神、灾异祥瑞,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实情,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状况,确如童书业所言:“遇到有事时,便是鬼神的幸运临头了……尤其是水旱等灾荒,鬼神更被看成救主。”[2](117)春秋时代,是个神学盛行的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远远不足,对自然界中的一些特殊现象无法理解,于是便视为灾异,并且详细加以记录或过分渲染夸张,使其具有了神话色彩,所以杨伯峻曾评《左传》“好言鬼神怪异之事”。[3](1046)另一方面,由于统治者在某些时候要用这些灾异来麻痹和欺骗普通民众,以便于他们统治的稳固和长久,也促使了灾异的盛行,他们“利用当时天文学和医学等方面的成果,以及当时科学尚不能解释的现象,利用了他们的政治斗争的经验和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宣扬自然变异是有意志的天在赏善罚
恶”。[4](27)
焦延寿受业于易学大师孟喜,又传道于易学名家京房,而据《汉书·艺文志》所载,孟喜著有《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及其它著作,可见孟喜亦说灾异。那么,焦氏在《易林》中叙述春秋祥瑞,援引《左氏》灾异,当属正常且入情入理。班固曾明确评价焦氏道:“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汉书·京房传》)焦延寿的弟子京房乃是汉代最负胜名的易学大师,他最善于用阴阳灾异来推论政事,并以之来上疏进谏,上斥昏君、下刺奸佞。古人为学严守师法,焦氏之学上承孟喜、下传京房,亦当深通灾异之说,诚如葛兆光所言:“孟喜、焦延寿、京房的易学即所谓‘象数之学’就是候阴阳灾变书。”[5](284)下文所列举且考述的数十条林辞便是明证。
二、《易林》所引《左传》灾异林辞考述
缨急缩颈,行不得前。五石示象,襄霸不成。(《大壮之观》)
鹢飞中退,举事不遂,宋人乱溃。(《乾之兑》)
六鹢退飞,为襄毁祥。陈师合战,左股夷伤。遂崩不起,霸功不成。(《蹇之蛊》;“遂崩不起”在《困之坤》《旅之革》中作“遂以薨崩”)
鹢飞中退,举事不遂。且守仁德,犹恐失坠。(《解之噬嗑》)
退飞见祥,伤败毁坠。守小失大,功名不遂。(《革之遁》)
羽翮病伤,无以为强。宋公德薄,败于水泓。(《革之涣》)
上述二至六条林辞只是字句上稍有不同,所引之典和首条林辞一致,均出自僖公十六年:
十六年春,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鹢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对曰:“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襄霸不成”、“宋人乱溃”、“败于水泓”等指僖公二十二年的宋楚泓之战,襄公、宋公均指宋襄公,原文如下: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
“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
龙斗时门,失理伤贤,内畔外贼,则生祸难。(《坤之节》)
龙斗时门,失理伤贤。内畔生贼,自为心疾。(《遁之明夷》)
此林所援之典出于昭公十九年,“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国人请为禜焉”。
鸟鹊嘻嘻,天火将起。燔我室屋,灾及妃后。(《屯之晋》)
有鸟来飞,集于宫树。鸣声可恶,主将出去。(《屯之夬》)
鸟鸣庭中,以戒凶灾。重门击柝,备忧暴君。(《大过之涣》;“鸟鸣”、“凶灾”在《旅之困》作“鸦噪”“灾凶”)
室屋指宋大庙,妃后指宋伯姬。上述林辞所引之典均出自襄公三十年,见下文:
或叫于宋大庙,曰:“譆,譆!出出!”鸟鸣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灾。宋伯姬卒,待姆也。
腾蛇乘龙,年岁饥凶,民食草蓬。(《比之颐》;《豫之颐》“年岁”作“宋郑”)
此林之典出自襄公二十八年特殊的自然现象:
二十八年春,无冰。梓慎曰:“今兹宋、郑其饥乎?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以有时灾,阴不堪阳。蛇乘龙。龙,宋、郑之星也,宋、郑必饥。玄枵,虚中也。枵,秏名也。土虚而民秏,不饥何为?”
大蛇巨鱼,战于国郊。上下济塞,卫侯庐漕。(《噬嗑之讼》)
巨蛇大鳅,战于国郊。上下隔塞,主君走逃。(《剥之艮》《巽之临》)
大蛇巨鱼,相搏于郊。君臣隔塞,戴公庐漕。(《归妹之坎》;《未济之既济》“戴公”作“卫侯”)
上述林辞中有两个典故,前一句指庄公十四年“初,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后一句指闵公二年的狄人伐卫一事。卫侯即戴公,主君指懿公,曹即漕之误。引文如下:
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及狄人战于荧泽,卫师败绩,遂灭卫。卫侯不去其旗,是以甚败……及败,宋桓公逆诸河,宵济。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
高阜山陵,陂陁颠崩。为国妖祥,元后以薨。(《旅之姤》)
此林之典源于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晋卜偃曰:‘期年将有大咎,几亡国。’”杨伯峻于其下注曰:“卜偃之言验于晋惠公韩原之役,而《汉书·五行志》以为验于二十四年之晋怀公被杀于高粱。”
三、 《易林》所引《左传》灾异林辞探源
从上文林辞所引典故中,就可以看出《易林》具有鲜明的灾异思想。灾异思想很早就已出现,上古时期人们相信“天垂象,见吉凶”(《周易·系辞》),“日月告凶”(《诗·小雅·十月之交》)等等,便是明证。早在殷商时便产生的天人观念可以说是灾异思想的源头。在奴隶社会,最大的奴隶主被称为“天子”,意即上天子之。上天乃万物之主宰,是人们意识中的全能之神。当天子或其臣子们作出一些违反社会道德规范之举,给百姓带来苦难时,上天往往会降下灾异,垂象警世。相反,当天子统治有方、国泰民安时,上天则会降下祥瑞,示以赞赏。这便是天人观念。春秋时代天人观念、灾异思想相当盛行。申繻答郑厉公的一番话便是一证,“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左传·庄公十四年》)妖,即是指一些灾异,如前文之斗龙、鸣鸟、大蛇、巨鱼等。又如伯宗所言“天反时为妖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左传·宣公十五年》)。再如子产曾说道:“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昭公十八年》)杨伯峻对子产的观点是这样评论的,“这种科学的论点,也足以说明殷商奴隶社会流传下来的天人观念还很盛行。”[3](1058)到了战国时代,灾异思想仍在流传,《中庸》中便有言:“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两汉当是灾异思想鼎盛的时代,如论功劳,当首先归之于董仲舒。董在其《春秋繁露》中大肆宣扬天人观念及灾异思想,如“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贵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又如“人主以好恶喜怒变习俗,而天以暖清寒暑化草木,喜怒时而当,则岁美;不时而妄,则岁恶。”(《春秋繁露·王道通》)在这里,人主成了沟通上天神灵和凡间百姓的唯一纽带,习俗的好坏、社会的治乱,都和人主的好恶喜怒一脉相连。人主好恶喜怒不当,则上天定将降下灾异。
与焦延寿约同时代的刘向,又将灾异思想发扬光大,直接用灾异来批判时政,上谏人主,下斥奸佞,如“前弘恭奏望之等狱决,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后复视事,天阴雨雪。由是言之,地动殆为恭等。”(《汉书·刘向传》)又如“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国安,异众者国危,天地常经,古今之通义也。”(《汉书·刘向传》)
焦延寿的灾异思想当对董、刘二人在此方面的既得成果有所吸收,同时又加以创新。焦氏将西汉中后期腐败黑暗的政治与不同程度的灾异联系起来,政治黑暗才会导致灾异出现,政治腐败的程度直接导致灾异的大小,二者成因果关系。这就不同于董仲舒等人以灾异来预言政治变化、警示人主万民。正如陈良运所言:“焦延寿……运用《周易》变卦之法,揭示政治与周易的因果关系,将政治置于第一位,政治的好坏关系灾异的大小有无;而政治‘浊’、‘虐’、‘苛’、‘乱’,又有昏君和奸佞之因。这样形成西汉中叶独特的‘浊政’——‘灾异’因果关系说。”[6](545)焦氏直接用这种灾异新说来干预朝政,使之成为与昏君佞臣作斗争的论辩依据和锐利武器,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永瑢,纪昀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Z]. 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
[2]童书业.春秋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任继愈.中国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6]陈良运.焦氏易林诗学阐释[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李晓光)
Interpretation and Discussion of the Calamity and
Abnormal Phenomena in Yi Lin Quoted from "Zuo Zhoan"
TANG Tai-xiang
(Editorial Department Anhui Business College of Vocational Technology,Wuhu 241003,China)
Abstract:YiLin and ZuoZhuan"s times are very far away from each other and the characters are entirely different , but both of them involve calamity and abnormal phenomena.YiLin is used for divination and the author is good at saying calamity and abnormal phenomena.So it is easy to understand that YiLin quoted the calamity and abnormal phenomena from ZuoZhuan.The paper analyses why the author quotes and collgues the calamity and abnormal phenomena after interpreting them.
Key words: Yi Lin;Zuo Zhuan;calamity and abnormal phenomena;ontervene politics
相关热词搜索：左传，易林，灾异林辞考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