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自然主义者

宋琳

宋琳走遍了大半个地球，“试着用心丈量了不同的人类家园”，然后回到了自己的故土。像个隐士一般的他，在这里继续写诗，时常画画，活成了半个自然主义者。

即便是无所不能的“的哥”，也常觉得望京像个迷宫：它背离正南正北、正东正西的经纬坐标，在京城的东北角斜逸而出，在多年散漫的野蛮生长之后，终于从一片荒芜之地，摇身一变成为不容忽视的商贸和居住区。仿佛无数的小区盘踞在道路方格之间，被商场、超市、饭馆、农贸市场和路边摊连接着，吞吐着北京人和外地人、中国人和韩国人、男人和女人，然而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称赞，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厌弃，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记忆与遗忘—你可以说，这就是望京。

宋琳的书房，就在望京一个拥有五千多户人家的如石柱积木般的楼盘里。随人潮进入老旧的电梯，缓慢上升至23层，左转进入走廊，打开左手边第一个门，捡起门缝下的家政、外语和印着暧昧女郎头像的卡片扔进垃圾桶，然后，你便看到了被诗人多多誉为“拢气”的房子。“‘拢气’—大概的意思就是‘气’不散，”那天宋琳煮好了云南小粒咖啡，还配上一杯茶和一盘葡萄，“好几个人在我这里住过，多多还没有租好房子的时候，也在这里住过一阵。他在这里写东西，说这里有气场。”

宋琳也是诗人。《南方周末》的编辑、诗人和画家马莉给他画过肖像，三条蜥蜴爬行在宋琳的头和脖子上，因为马莉总是想起宋琳的一句诗：“一群蜥蜴在阳光下做着游戏/一群僧侣在默祷中上上下下爬楼梯”（《致埃舍尔》）。她回忆在一个饭局上初次见面的时候，宋琳几乎没说什么话，而那也应和他的另一句诗，“诗人在语言的牢笼外不期而遇”。

生于1959年，早已年过耳顺的宋琳头发花白，旅居法兰西多年，也曾游历新加坡和阿根廷，但始终改不了一口缓慢又跳跃的福建腔。采访他的时候正是北京的秋天，那让他想起古诗传统里的“悲秋”，天空开阔而深邃，秋意慢慢地渗透进来，而再过些日子，“北风一吹，树叶开始变黄、落下来”，过了这个最舒适的季节，这个南方人就要回到他定居不久的大理去，那里的气候如同他的家乡，还有诗歌、音乐、朋友以及残存一点波西米亚念想的陌生人和修行者，当然，也安顿他这个隐士般的“半个自然主义者”。

异乡的流亡者

宋琳并不是一个明星式的诗人—没有呢绒帽子和黑色围巾，没有黑色的大衣和黑色的皮鞋，我们两次在他楼下碰见，他要么拎着拖把和垃圾桶，要么拎着另一袋杂物，总之毫无大诗人的派头；然而一谈论诗歌和文学，他就会露出温和而明亮的眼神，先是用他的口头禅“对，是这样的”首肯你的问题，接着徐徐亮出自己的高见。

但在上世纪80年代，情况也许恰恰相反。学者张闳就曾在一篇名为《丽娃河上的文化幽灵》的文章中回忆道，“经常看见一群年轻学生跟在宋琳的身后，在后门的小酒馆里神出鬼没，其间时常夹杂着一些身份不明、举止落拓的陌生人。”

那时候的宋琳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一名青年教师，一个不受时间束缚的人，一个“青春的慷慨挥霍者”。“我总是深夜才开始阅读或写作，书从不读完，诗常写过即扔。”在一次访谈中他说自己的宿舍常有耗子出没，床下的袜子几乎找不到成双的，废弃的手稿满天飞，然而“光临过寒舍的上海和外地诗人算起来可以开列一个长长的名单。真有假冒某某或身份不明的访客，但通常只要能说出一个诗人的名字来就会受到款待，因为诗人的名字在那个时代就是秘密接头信号”。

他的师大诗友们包括夏忠义、朱大可、张小波、李颉、格非、王晓明、张闳、李洱而老师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城市文学的奠基人施蛰存。张闳说华东师大是“当代先锋诗歌的圣地之一，同时也是‘文化盲流’的集散地”，而宋琳就是“盲流”中的一个。求学和任教华东师大12年，住的都是集体宿舍，“差不多过着一种类似原始公社的生活”，但这并不妨碍诗人生发和葆有诗意，“那时我们虽然穷愁潦倒，却不为物质发愁，过得很充实。诗、玄学和天下事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1991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宋琳去国离乡，抵达巴黎。那天下着绵绵秋雨，他的法国妻子怀着身孕到机场接他。最初的文化兴奋过去之后，“流亡也就真正开始了”。那是与过去生活的无限期阻断，是无家可归—离开中国时，他把所有家当都打包在一个行李箱里了。

然而流亡意味着更多。“流亡是一种精神氛围，它是没有终结点的一种生活状态，你不知道在这里会怎么样，也不知道哪天能回国。”1992年，他在致敬犹太诗人保罗·策兰的诗《保罗·策兰在塞纳河》中写道，“这是不可避免的失语/一个人/在外邦”。虽然巴黎是他一直向往的城市，但在这座异域博物馆里，“在异乡，我们沦为没有意义的符号”。

一个中文系毕业的中国人，在法国能做什么呢？“一个比较容易的专业可能就是汉学吧”，他于是进入巴黎第七大学远东系，攻读哲学硕士和博士。那是宋琳难得的一段读书时光，但即便是研究的准备阶段，也凸显他散漫的性格。为了阅读中文古籍，他需要经常到第七大学附近的东方图书馆查阅资料，但一进图书馆，就往往忘记自己研究的主题，而被其他书所吸引，例如东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还有相传为唐代吕洞宾所作的《太乙金华宗旨》，一本在国內都甚少出版、然而在国外却译注甚多的道教著作，弗洛伊德的弟子荣格从这本书里发现中国的炼金术并为德文版撰序。

于是一个吊诡的情况发生了：如他的朋辈一样，在国内时宋琳拥抱西方文学和学术，到了西方，却不得不研究起中国的经典来。硕士完成后，他的博士课题继续选择研究晚明清初的学者方以智，阅读大量古典哲学和学术著作。但他的博士学位最终没有读完就放弃，一方面是怀疑继续读下去的意义，另一个原因则是始终更愿意写诗，他说：“我本性上不太适合做学问，因为写学术文本的工作跟科学家的工作是一样的，所以我就一直有点抵触—我喜欢读书，喜欢埋头在图书馆里随便翻翻。”

“在你生命最困顿的那段时间里，学问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我问他。“学问，其实是问学，不断地问学，对我个人来讲很有警示作用。”宋琳说，“我并不是一个怀疑论者，但怀疑作为一种方法很重要。”他的原则是疑人所不疑，“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怀疑主义盛行的时代，这个怀疑主义首先是针对自己的，如果你没有怀疑的能力，那么你的头脑就要被禁锢。”

1997年，宋琳举家旅居新加坡，四年后又去了阿根廷，夫人申请了法国驻阿根廷大使馆的一份工作。那些经历大大丰富了他对南洋和南美洲的知识，“我个人诗歌的版图也得到了拓展，你知道我可是到过马丘比丘和火地岛的为数不多的中国人之一。”他说，“我算不上旅行家，但我试着用心丈量了不同的人类家园，被写下来的只是点滴。”

2003年至2005年，宋琳每隔半年回到国内，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任教，2006年去沈阳师范大学任教，直到不久前辞掉教职，成为完全自由的写作者。

从乡间来，回乡间去

在书房，这些往事是适宜被重温的，因在天光晦明之间，点起香烟，记忆之门便自然打开。

说起来未免有弄玄的嫌疑，但当我站在宋琳的客厅，面对光线涌入又匍匐蔓延于木质地板的阳台，多少还是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感动—远处并无高耸的楼宇遮挡视野，连通的阳台与长方形客厅呈Y形，Y的一边“枝头”种满绿植，客厅则简单陈设茶几、单人沙发与椅子，质朴的博古架上也只是摆几件极其朴素的罐子，墙上、暖气片上、墙角则是宋琳自己的绘画。至于客厅靠近玄关的这头则连接另一个“客厅”，其实应为餐厅，但被宋琳当作完全的书房，书架并排靠墙，长桌上堆满书籍和文件。主卧和次卧分列客厅两侧，厨房则隐藏在玄关一侧。

这种粗略的描述并无助于读者体会那种光线的微妙变化带来的感受。或许可以这么说：需要光明，你就靠近阳台；需要安静，你就选择稍小的那个“客厅”（书房）。这种明暗的转换，就像是一个隐喻，入世与出世，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中国人总要作各种聪明或糊涂的选择。如果让宋琳选，他多半会选隐逸，从乡间而来，自然也会回到乡间去。

小时候他跟外公外婆生活在闽东周宁县的七步村，直到十岁回到父母工作所在的宁德县。在七步村，农人采茶、农忙，妇人洗衣、取水，日出日落和牲畜的鸣叫都给他无形的心灵的滋养，他尤其记得“昼寂”的现象：寒暑假不用上学，或者平日不在课堂上课，当大人们都出去劳作，天地之间便一片寂静。“有一次上体育课，老师就说今天我们到山上去躲猫猫，到了松树林，所有人都躲起来，剩下一个人去找。我找到一个地方，然后用松枝把自己盖起来，因为太舒服，我就睡着了。黄昏的时候等我醒来，所有人都不在了，我就整整做了一场白日梦。”

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城市，估计整个学校都要疯掉，但在农村，没人认为那会有什么危险。人们从容地按照节令生活，随着季节的变化在变化，而这种“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特性在城市几乎消失了，“每天都是重复的一天，我们所有的感受就钝化，人也就破碎了”。

他最后一次回七步村，记忆中的人文景象所剩无多，最让他痛惜的是村中溪流上的廊桥都已被拆除。那是他小时候在桥下玩水仰头可见的标志建筑，而在他下乡的咸村，溪流已多半沦为垃圾场。“乡村”的沦陷和消失是今日中国人见惯不怪的残酷真相，宋琳也早认识到，故乡不可能回去，农耕时代的美、完整性也无法复现，即便自己再喜欢隐逸派诗人，例如陶渊明，也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然主义者”，因为你再无法逃脱城市的“人工意象”，自然只能是记忆和遥想之物。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云南大理还没有被大规模的商业开发破坏，“所以，它虽然不是我的家乡，但在那里我的很多记忆却可以被唤醒。”宋琳说。

在诗之外，表达世界

2003年搬进来之后，这里不仅仅作为一个纯粹的书房（他的大多数书都留在了巴黎），也作为一个画室存在。

2006年的某天，他到望京著名的“流水席”主人黄珂家去吃饭，朋友给他看一本画册，他才知道诗人芒克原来也画画。“第二天我就给王艾（也是一个诗人朋友）打电话，告诉他芒克画画了。王艾早期在圆明园也画画，写小说，写诗，我就跟他约，我们也画画吧。他第二天好像就去买好笔、颜料和画布，回来就开始画画。我后来听他说，因为要抽烟，怕影响家人，他就经常躲在卫生间里，边抽烟边画。”

宋琳的二哥在“文革”时期画过一些宣传画，他也临摹过几次；下乡时“为了逃避劳动”，也画刊头，抄毛笔字，搞宣传；后来还有一次，画家邵飞在宋琳家留下一个画画的箱子，在巴黎也有朋友送他油画颜料，但都没有让他走上绘画之路。2006年，到了年底，王艾给宋琳打电话，说海波搞了一个诗人的画展，问他想不想参加。当时离开展还有两周时间，他就赶着画了几张，结果，从此画画就成为一个习惯保持下来。

宋琳的绘画往往带有超现实的氛围，就像诗歌具有各种修辞，例如墙角一张画的是美籍俄裔诗人布罗茨基的肖像，背后还有一匹黑马，因为布罗茨基有一首诗《黑马》，其中有一句：“它来到我们中间寻找骑手”。他也画他的伯父，一个走南闯北的油漆匠，在当地享有盛誉；还有一幅《迁徙》，画面上一只躺在地上的犰狳，一个螃蟹戴上游泳圈，一个裸女像放风筝那样牵着一架飞机，还有一个松子和一个古时观天用的仪器。选用这些意象有什么道理呢？似乎没有，只是即兴地觉得他们形成了某种关系和想象的空间。

更多的画被堆放在了次卧，它们有一些參加过展览，有一些则像练习曲，成为诗人表达世界的另一种方式。这个书房里的书多数与诗歌相关，也有部分哲学、社会学和其他人文著作。书架上放着一张2005年从扬州买来的古琴，虽然宋琳自己会吹一点口琴、笛子和箫，而不会古琴，“但是看看也觉得挺美的”，于是也就收起来。

诗人们都是害怕寂寞的动物，即便不主动邀局，如有朋辈同好在附近，心里也会安心许多。在望京，宋琳书房的附近有赵野、欧阳江河、西川、杨黎、野夫、王家新、朱朱、吕德安他们有的定居北京，有的则在云南同时拥有住处。而在大理的朋友更多，野夫、潘洗尘、李亚伟、树才、李笠、莫非、叶永青、岳敏君

宋琳恐怕不会喜欢再回到上海去，虽然他对上海非常有感情，那座城市的都市化进程在中国可能是唯一呈现了城市景观的，然而要时时面对“物质主义”，“到新天地或稍微时尚一点的地方去，你就会有一种压抑感，你需要一身行头和装扮，然后你看看周围这些人，他们全都在谈具体的事物”，北京可能稍好，只是气候和交通太让人烦恼。

2013年他在大理居住了半年，2014年住得更长。我们见过三次，从一个夏天跨到一个秋天。到了冬天，等这篇小文章刊登出来，宋琳在望京西园四区的这个书房已然不存在—回北京时他将住在另一个小区。而这个书房里的诗集、油画、笔筒、朋友送的石子、自己买来的古琴都将迁徙至一个陌生之地，多多说的“气”终究散了，虽然记忆还在。

宋琳 1959年生于福建厦门，祖籍宁德。1983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91年移居法国，曾就读于巴黎第七大学远东系，先后在新加坡、阿根廷居留。2003年以来受聘于国内部分大学执教。目前专事写作与绘画。著有诗集《城市人》、《门厅》、《断片与骊歌》、《城墙与落日》，曾获得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奖、《上海文学》奖等。

文|李舟 图|赵卫民 李舟

即便是无所不能的“的哥”，也常觉得望京像个迷宫：它背离正南正北、正东正西的经纬坐标，在京城的东北角斜逸而出，在多年散漫的野蛮生长之后，终于从一片荒芜之地，摇身一变成为不容忽视的商贸和居住区。仿佛无数的小区盘踞在道路方格之間，被商场、超市、饭馆、农贸市场和路边摊连接着，吞吐着北京人和外地人、中国人和韩国人、男人和女人，然而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称赞，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厌弃，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记忆与遗忘—你可以说，这就是望京。

宋琳的书房，就在望京一个拥有五千多户人家的如石柱积木般的楼盘里。随人潮进入老旧的电梯，缓慢上升至23层，左转进入走廊，打开左手边第一个门，捡起门缝下的家政、外语和印着暧昧女郎头像的卡片扔进垃圾桶，然后，你便看到了被诗人多多誉为“拢气”的房子。“‘拢气’—大概的意思就是‘气’不散，”那天宋琳煮好了云南小粒咖啡，还配上一杯茶和一盘葡萄，“好几个人在我这里住过，多多还没有租好房子的时候，也在这里住过一阵。他在这里写东西，说这里有气场。”

宋琳也是诗人。《南方周末》的编辑、诗人和画家马莉给他画过肖像，三条蜥蜴爬行在宋琳的头和脖子上，因为马莉总是想起宋琳的一句诗：“一群蜥蜴在阳光下做着游戏/一群僧侣在默祷中上上下下爬楼梯”（《致埃舍尔》）。她回忆在一个饭局上初次见面的时候，宋琳几乎没说什么话，而那也应和他的另一句诗，“诗人在语言的牢笼外不期而遇”。

生于1959年，早已年过耳顺的宋琳头发花白，旅居法兰西多年，也曾游历新加坡和阿根廷，但始终改不了一口缓慢又跳跃的福建腔。采访他的时候正是北京的秋天，那让他想起古诗传统里的“悲秋”，天空开阔而深邃，秋意慢慢地渗透进来，而再过些日子，“北风一吹，树叶开始变黄、落下来”，过了这个最舒适的季节，这个南方人就要回到他定居不久的大理去，那里的气候如同他的家乡，还有诗歌、音乐、朋友以及残存一点波西米亚念想的陌生人和修行者，当然，也安顿他这个隐士般的“半个自然主义者”。

异乡的流亡者

宋琳并不是一个明星式的诗人—没有呢绒帽子和黑色围巾，没有黑色的大衣和黑色的皮鞋，我们两次在他楼下碰见，他要么拎着拖把和垃圾桶，要么拎着另一袋杂物，总之毫无大诗人的派头；然而一谈论诗歌和文学，他就会露出温和而明亮的眼神，先是用他的口头禅“对，是这样的”首肯你的问题，接着徐徐亮出自己的高见。

但在上世纪80年代，情况也许恰恰相反。学者张闳就曾在一篇名为《丽娃河上的文化幽灵》的文章中回忆道，“经常看见一群年轻学生跟在宋琳的身后，在后门的小酒馆里神出鬼没，其间时常夹杂着一些身份不明、举止落拓的陌生人。”

那时候的宋琳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一名青年教师，一个不受时间束缚的人，一个“青春的慷慨挥霍者”。“我总是深夜才开始阅读或写作，书从不读完，诗常写过即扔。”在一次访谈中他说自己的宿舍常有耗子出没，床下的袜子几乎找不到成双的，废弃的手稿满天飞，然而“光临过寒舍的上海和外地诗人算起来可以开列一个长长的名单。真有假冒某某或身份不明的访客，但通常只要能说出一个诗人的名字来就会受到款待，因为诗人的名字在那个时代就是秘密接头信号”。

他的师大诗友们包括夏忠义、朱大可、张小波、李颉、格非、王晓明、张闳、李洱而老师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城市文学的奠基人施蛰存。张闳说华东师大是“当代先锋诗歌的圣地之一，同时也是‘文化盲流’的集散地”，而宋琳就是“盲流”中的一个。求学和任教华东师大12年，住的都是集体宿舍，“差不多过着一种类似原始公社的生活”，但这并不妨碍诗人生发和葆有诗意，“那时我们虽然穷愁潦倒，却不为物质发愁，过得很充实。诗、玄学和天下事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1991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宋琳去国离乡，抵达巴黎。那天下着绵绵秋雨，他的法国妻子怀着身孕到机场接他。最初的文化兴奋过去之后，“流亡也就真正开始了”。那是与过去生活的无限期阻断，是无家可归—离开中国时，他把所有家当都打包在一个行李箱里了。

然而流亡意味着更多。“流亡是一种精神氛围，它是没有终结点的一种生活状态，你不知道在这里会怎么样，也不知道哪天能回国。”1992年，他在致敬犹太诗人保罗·策兰的诗《保罗·策兰在塞纳河》中写道，“这是不可避免的失语/一个人/在外邦”。虽然巴黎是他一直向往的城市，但在这座异域博物馆里，“在异乡，我们沦为没有意义的符号”。

一个中文系毕业的中国人，在法国能做什么呢？“一个比较容易的专业可能就是汉学吧”，他于是进入巴黎第七大学远东系，攻读哲学硕士和博士。那是宋琳难得的一段读书时光，但即便是研究的准备阶段，也凸显他散漫的性格。为了阅读中文古籍，他需要经常到第七大学附近的东方图书馆查阅资料，但一进图书馆，就往往忘记自己研究的主题，而被其他书所吸引，例如东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还有相传为唐代吕洞宾所作的《太乙金华宗旨》，一本在国内都甚少出版、然而在国外却译注甚多的道教著作，弗洛伊德的弟子荣格从这本书里发现中国的炼金术并为德文版撰序。

于是一个吊诡的情况发生了：如他的朋辈一样，在国内时宋琳拥抱西方文学和学术，到了西方，却不得不研究起中国的经典来。硕士完成后，他的博士课题继续选择研究晚明清初的学者方以智，阅读大量古典哲学和学术著作。但他的博士学位最终没有读完就放弃，一方面是怀疑继续读下去的意义，另一个原因则是始终更愿意写诗，他说：“我本性上不太适合做学问，因为写学术文本的工作跟科学家的工作是一样的，所以我就一直有点抵触—我喜欢读书，喜欢埋头在图书馆里随便翻翻。”

“在你生命最困顿的那段时间里，学问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我问他。“学问，其实是问学，不断地问学，对我个人来讲很有警示作用。”宋琳说，“我并不是一个怀疑论者，但怀疑作为一种方法很重要。”他的原则是疑人所不疑，“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怀疑主义盛行的时代，这个怀疑主义首先是针对自己的，如果你没有怀疑的能力，那么你的头脑就要被禁锢。”

1997年，宋琳举家旅居新加坡，四年后又去了阿根廷，夫人申请了法国驻阿根廷大使馆的一份工作。那些经历大大丰富了他对南洋和南美洲的知识，“我个人诗歌的版图也得到了拓展，你知道我可是到过马丘比丘和火地岛的为数不多的中国人之一。”他说，“我算不上旅行家，但我试着用心丈量了不同的人类家园，被写下来的只是点滴。”

2003年至2005年，宋琳每隔半年回到國内，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任教，2006年去沈阳师范大学任教，直到不久前辞掉教职，成为完全自由的写作者。

从乡间来，回乡间去

在书房，这些往事是适宜被重温的，因在天光晦明之间，点起香烟，记忆之门便自然打开。

说起来未免有弄玄的嫌疑，但当我站在宋琳的客厅，面对光线涌入又匍匐蔓延于木质地板的阳台，多少还是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感动—远处并无高耸的楼宇遮挡视野，连通的阳台与长方形客厅呈Y形，Y的一边“枝头”种满绿植，客厅则简单陈设茶几、单人沙发与椅子，质朴的博古架上也只是摆几件极其朴素的罐子，墙上、暖气片上、墙角则是宋琳自己的绘画。至于客厅靠近玄关的这头则连接另一个“客厅”，其实应为餐厅，但被宋琳当作完全的书房，书架并排靠墙，长桌上堆满书籍和文件。主卧和次卧分列客厅两侧，厨房则隐藏在玄关一侧。

这种粗略的描述并无助于读者体会那种光线的微妙变化带来的感受。或许可以这么说：需要光明，你就靠近阳台；需要安静，你就选择稍小的那个“客厅”（书房）。这种明暗的转换，就像是一个隐喻，入世与出世，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中国人总要作各种聪明或糊涂的选择。如果让宋琳选，他多半会选隐逸，从乡间而来，自然也会回到乡间去。

小时候他跟外公外婆生活在闽东周宁县的七步村，直到十岁回到父母工作所在的宁德县。在七步村，农人采茶、农忙，妇人洗衣、取水，日出日落和牲畜的鸣叫都给他无形的心灵的滋养，他尤其记得“昼寂”的现象：寒暑假不用上学，或者平日不在课堂上课，当大人们都出去劳作，天地之间便一片寂静。“有一次上体育课，老师就说今天我们到山上去躲猫猫，到了松树林，所有人都躲起来，剩下一个人去找。我找到一个地方，然后用松枝把自己盖起来，因为太舒服，我就睡着了。黄昏的时候等我醒来，所有人都不在了，我就整整做了一场白日梦。”

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城市，估计整个学校都要疯掉，但在农村，没人认为那会有什么危险。人们从容地按照节令生活，随着季节的变化在变化，而这种“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特性在城市几乎消失了，“每天都是重复的一天，我们所有的感受就钝化，人也就破碎了”。

他最后一次回七步村，记忆中的人文景象所剩无多，最让他痛惜的是村中溪流上的廊桥都已被拆除。那是他小时候在桥下玩水仰头可见的标志建筑，而在他下乡的咸村，溪流已多半沦为垃圾场。“乡村”的沦陷和消失是今日中国人见惯不怪的残酷真相，宋琳也早认识到，故乡不可能回去，农耕时代的美、完整性也无法复现，即便自己再喜欢隐逸派诗人，例如陶渊明，也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然主义者”，因为你再无法逃脱城市的“人工意象”，自然只能是记忆和遥想之物。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云南大理还没有被大规模的商业开发破坏，“所以，它虽然不是我的家乡，但在那里我的很多记忆却可以被唤醒。”宋琳说。

在诗之外，表达世界

2003年搬进来之后，这里不仅仅作为一个纯粹的书房（他的大多数书都留在了巴黎），也作为一个画室存在。

2006年的某天，他到望京著名的“流水席”主人黄珂家去吃饭，朋友给他看一本画册，他才知道诗人芒克原来也画画。“第二天我就给王艾（也是一个诗人朋友）打电话，告诉他芒克画画了。王艾早期在圆明园也画画，写小说，写诗，我就跟他约，我们也画画吧。他第二天好像就去买好笔、颜料和画布，回来就开始画画。我后来听他说，因为要抽烟，怕影响家人，他就经常躲在卫生间里，边抽烟边画。”

宋琳的二哥在“文革”时期画过一些宣传画，他也临摹过几次；下乡时“为了逃避劳动”，也画刊头，抄毛笔字，搞宣传；后来还有一次，画家邵飞在宋琳家留下一个画画的箱子，在巴黎也有朋友送他油画颜料，但都没有让他走上绘画之路。2006年，到了年底，王艾给宋琳打电话，说海波搞了一个诗人的画展，问他想不想参加。当时离开展还有两周时间，他就赶着画了几张，结果，从此画画就成为一个习惯保持下来。

宋琳的绘画往往带有超现实的氛围，就像诗歌具有各种修辞，例如墙角一张画的是美籍俄裔诗人布罗茨基的肖像，背后还有一匹黑马，因为布罗茨基有一首诗《黑马》，其中有一句：“它来到我们中间寻找骑手”。他也画他的伯父，一个走南闯北的油漆匠，在当地享有盛誉；还有一幅《迁徙》，画面上一只躺在地上的犰狳，一个螃蟹戴上游泳圈，一个裸女像放风筝那样牵着一架飞机，还有一个松子和一个古时观天用的仪器。选用这些意象有什么道理呢？似乎没有，只是即兴地觉得他们形成了某种关系和想象的空间。

更多的画被堆放在了次卧，它们有一些参加过展览，有一些则像练习曲，成为诗人表达世界的另一种方式。这个书房里的书多数与诗歌相关，也有部分哲学、社会学和其他人文著作。书架上放着一张2005年从扬州买来的古琴，虽然宋琳自己会吹一点口琴、笛子和箫，而不会古琴，“但是看看也觉得挺美的”，于是也就收起来。

诗人们都是害怕寂寞的动物，即便不主动邀局，如有朋辈同好在附近，心里也会安心许多。在望京，宋琳书房的附近有赵野、欧阳江河、西川、杨黎、野夫、王家新、朱朱、吕德安他们有的定居北京，有的则在云南同时拥有住处。而在大理的朋友更多，野夫、潘洗尘、李亚伟、树才、李笠、莫非、叶永青、岳敏君

宋琳恐怕不会喜欢再回到上海去，虽然他对上海非常有感情，那座城市的都市化进程在中国可能是唯一呈现了城市景观的，然而要时时面对“物质主义”，“到新天地或稍微时尚一点的地方去，你就会有一种压抑感，你需要一身行头和装扮，然后你看看周围这些人，他们全都在谈具体的事物”，北京可能稍好，只是气候和交通太让人烦恼。

2013年他在大理居住了半年，2014年住得更长。我们见过三次，从一个夏天跨到一个秋天。到了冬天，等这篇小文章刊登出来，宋琳在望京西园四区的这个书房已然不存在—回北京时他将住在另一个小区。而这个书房里的诗集、油画、笔筒、朋友送的石子、自己买来的古琴都将迁徙至一个陌生之地，多多说的“气”终究散了，虽然记忆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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