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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国大典前天安门的装饰布置

    时间:2020-03-20 05:10:3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1949年上半年,随着人民解放军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向江南诸省区胜利进军,建立新中国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新政协)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成立并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等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在讨论定都这一问题时,毛泽东说:“蒋介石的基础是官僚资本,因此他定都南京;我们的基础是人民群众,因此我们定都在北平。”

    在确定定都北平后,7月1日,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拟订的开国大典方案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人民群众游行活动3项内容,其中阅兵仪式的安排和地点,决定着整个开国大典的程序和场所。北平西苑机场场地开阔平坦,适合集结大批人群,但西苑机场距离市区太远了,而且也没有检阅台。那么,大典和阅兵的地点应选在哪里为好呢?这个问题让开国领袖们颇费脑筋。

    一直到1949年8月初,距离开国大典的时间只有几十天了,周恩来提议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和阅兵仪式,随即得到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的赞同。

    天安门,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原名承天门,取“承天启运,受命于天”之意,后毁于兵火。清顺治八年(1651年)重建后改称天安门。它是旧皇城的正门,城门五阙,重楼九楹。

    天安门广场和天安门城楼是老北京的中心地点和市区街道的樞纽,位置正好处于纵贯南北的皇城中轴线的中段、紫禁城之南。从天安门广场整体布局上看,天安门城楼可以作为开国大典的主席台和检阅台;广场位于市中心,受阅部队和群众往返方便。

    天安门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熊熊火炬正是从天安门广场燃起的!1919年5月4日,北京爱国学生们齐聚天安门前,点燃了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的火焰,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的伟大序幕,在这里举办开国大典。无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刚解放时的北京天安门如荒冢般寂静,因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巨大的城楼残砖断瓦,金黄色的琉璃瓦顶蒿草丛生,野鸽筑巢(后在清扫时,竟装载出几大卡车野鸽粪);红墙凋残,墙皮脱落、斑斑驳驳;雕花的门窗残破不全,东斜西歪,有一块没一块;几个又小又破的六角宫灯,脏得已经看不出颜色;金水河中满是淤泥污水。在广场东侧,房屋低矮破旧;广场西侧,垃圾堆积如山;广场南面,小商小贩,叫卖吆喝,嘈杂混乱;广场中间,坑洼不平,积水发臭。

    1949年8月9日至14日,中共北平市委和市政府召开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会议作出了为迎接开国大典整修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的决议。市政府责成建设局提出整修工程计划。

    天安门广场修整工程定于9月1日开工,全部工程必须于9月底前竣工。工程主要包括:清除广场上多年遗留的垃圾和障碍物,平整广场地面;修缮天安门城楼作为主席台,清除楼顶杂草,粉刷城楼和广场四周城墙;在天安门广场的合适位置设计并修建一个升国旗的设施,供大典时用;修补天安门前、东、西3座门之间的沥青石渣路面1626平方米,供游行的群众和阅兵的部队通过;美化天安门附近环境,种树、种草。

    市政府建设局在广场北面竖起了一块“建设人民首都”的横幅标语,广大北平市民怀着主人翁的责任感,投入整修天安门的紧张劳动中。刚刚诞生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平市委筹委会组织了近6000名团员、青年参加义务劳动。他们克服种种困难,用锄头、铁锹等工具铲土除草,用手搬石头,先后填平300多个坑洼,运走垃圾,清除地面障碍物,在天安门前、东、西3座门之间以及中华路全段,开辟了一个上万平方米的能容纳16万人的大广场。

    在此之前,北平市政府已发动了一场为时91天的清洁大扫除运动。此时,市建设局又组织各方面专业人员,清理城楼顶部的蒿草和尘土;修补城墙,整修门窗和廊柱,将它们粉刷一新;修补城楼两侧的台阶;修理金水桥和对金水河进行清淤,注入清水等等。经过历时十几天的辛苦而火热的奋战,原来破败不堪的天安门及其广场终于焕然一新。

    开国大典时的天安门城楼,鲜艳的红旗在城楼两侧迎风飘扬,朱红色的廊柱间高悬着8盏大红宫灯,形神兼备的毛泽东主席画像悬挂在正中门洞上方,两侧是宽大的巨幅固定横标,这全新的装饰把天安门映衬得金碧辉煌、雄伟巍峨。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举行时,主席台设在修缮一新的天安门城楼上,城楼檐上悬挂着醒目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大字标语。城楼东西两侧还有两条巨幅标语,内容是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新闻总署署长的胡乔木拟定的,一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另一条是“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这两条标语秀丽的字体出自时任中央办公厅科长的钟灵之手。早在延安时期,钟灵的字就誉满延安全城,延安城墙上的大标语几乎都是他的手笔。这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刷写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开国标语,钟灵拿出了看家的本领。他仔细丈量天安门的尺寸,确定了字的大小,每个字都高2米、宽2.2米。由于两条标语的字数不一样,左边的标语比右边的标语多一个字,钟灵在设计时,将“政府”二字写得紧凑了一些,确保了两条标语的长度相同。

    到了一周年国庆时,经胡乔木建议,周恩来同意,天安门城楼东侧的“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被改成“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这一改不仅体现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也使两边字数完全对称了

    开国大典那一天,在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着8盏鲜艳的巨型宫灯。说起这8盏大红宫灯,其背后还有一段故事。

    1949年9月2日,周恩来签署了“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的批示。负责大会现场布置的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致祥接到批示后,将天安门的设计任务分配给了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前身——笔者注)舞美队。受领任务后,舞美队队长苏凡立即找来毕业于日本美术专科学校、艺术造诣在当时华北军区部队中属一流的两名日本籍队员,一个是40岁上下的小野,另一个是30岁出头的森茂,令他俩用最短的时间,设计出最好的布置方案。

    小野和森茂都是抗战时期反战同盟的战士,抗战胜利后自愿留华,为中国人民服务。八路军解放华北重镇张家口时,小野随部队进驻张家口,担任了歌剧《白毛女》的舞美设计。这是歌剧《白毛女》离开延安后第一次在解放区大城市演出。小野画了一幅高3米、宽4米的巨幅宣传画,他还画过其他宣传画,曾得到《晋察冀日报》的高度赞扬。森茂14岁就来到中国东北丹東,1946年6月,他被调到《晋察冀日报》社属下的利民广告公司绘制图标,期间他设计了“白毛女”香烟的商标。

    1949年2月,小野跟着华北军区电影队进驻北平,森茂则跟着裕中烟厂的负责人到了石家庄。他和小野一直有联系,在小野的帮助下,森茂也被调到北平,在电影队画电影广告。4月,抗敌剧社改为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分设戏剧、歌舞、军乐、舞台美术等队,苏凡担任舞美队队长,小野和森茂也就成了苏凡手下的得力干将。

    这两名日本画家从日本民间保留的不少源于中国文化精华的艺术中得到了熏陶,因此,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陌生。在设计之初,便想到了中国宫灯。他俩认为,在天安门城楼悬挂宫灯,既能体现出民族风格又能充分显示出浓烈的节日气氛。

    的确,中国宫灯的历史源远流长。民间传说,木匠祖师爷鲁班在营造宫殿时就制作了宫灯,距今已有数千年历史了。小野、森茂长期在中国北方农村生活,他们深知,张灯结彩、大红灯笼高高挂是中国人民喜庆的传统形式。所以他俩确定了设计的基点,在天安门城楼的10根红廊柱中间悬挂8盏红色宫灯。

    几天后,小野、森茂用16开白橡皮纸画出了20张草图,呈送周恩来审定。周恩来仔仔细细地看了后,删去了金水桥桥栏上扎满彩球的设计,而对这8盏太阳般的宫灯则非常欣赏。

    方案被批准之后,苏凡便带着小野、森茂跑遍北平城购买宫灯,但偌大的京城压根儿就没有那么大的宫灯。

    此时距开国大典只有10天了,苏凡着了急,张致祥听了汇报也急得直上火。就在大家心急如焚之时,小野急中生智问了一句“能不能找一个扎宫灯的艺人来,我们自己扎”?这句话提醒了苏凡,他急奔故宫,可故宫里的工匠都表示做不了那么大尺寸的宫灯。

    经多方打听,苏凡总算从老北京那里得到了线索。在明清之际,北京宫灯久负盛名,北京城云集了全国各地的能制宫灯的能工巧匠,当时北京灯市口曾是盛极一时的灯市。清朝末年,“文盛斋”是当时最著名的灯笼铺。1915年,“文盛斋灯画扇庄”曾以宫灯等工艺品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与茅台酒一起获得了金牌。苏凡听了这些传说,便再次前往故宫,在清宫档案中寻找资料。通过走访老宫人,得知在西城区丰盛胡同住有一位70多岁的扎宫灯老艺人。苏凡赶忙叫上小野、森茂,来到丰盛胡同,拜访这位老艺人。

    老艺人看了如此大胆而豪放的设计图后,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么大的宫灯,我要带上两个徒弟在城楼上做,否则抬不上去。但宫灯的云头和金黄的流苏由你们做。”

    宫灯用料讲究,苏凡按照老艺人开的料单备齐了料后,老艺人和他的两个徒弟便来到了天安门城楼。苏凡、小野和森茂还有舞美队的十来个队员也上了城楼,日夜陪伴着老艺人,给他打下手。8个宫灯圆托由老艺人找木工做,两名日本画家负责画宫灯的云头和制作流苏。宫灯制作工艺非常复杂,每个宫灯需要56道工序,整整三天三夜,他们吃住全在城楼上。离庆典还有一天,8盏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宫灯终于制作成功了!每盏宫灯高2.23米、周长8.05米、直径2.25米、重80公斤,看上去雍容华贵,落落大方。

    9月30日,张致祥调来一个排的战士,搬来几架梯子,可折腾了好一阵,一个宫灯也没能挂上去。最后还是小野出了个主意,把宫灯拴在横梁上,两旁扎两个铁环,这才把8盏宫灯高高地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8盏大红宫灯和华丽的长长流苏,让天安门这座有500多年历史的古老城楼青春焕发。

    这8盏巨大的红宫灯,与人民共和国一同走过了45年的岁月,终于完成其历史使命。1994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45岁华诞,天安门城楼将要进行装修。城楼上的这8盏大红宫灯也被折叠式新型灯笼所代替。

    开国大典时悬挂在天安门城楼正中的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是由徐悲鸿任校长的国立北平艺专(新中国成立后改为中央美术学院——笔者注)实用美术系的讲师、画家周令钊绘制的。任务之所以交给周令钊,是因为早在1949年4月上中旬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的国共和谈中,周令钊画的一幅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的油画就悬挂在会议室内,得到了中央领导的一致好评。

    那年30岁的周令钊接到任务后激动得彻夜难眠。他带着他的学生陈若菊(后来成了他的妻子——笔者注)便投入紧张工作中。这幅画像是在天安门城楼的东山墙下完成的,他们把木板竖在墙上,工人们为他们搭起了3层楼高的脚手架。画像参考的原照片是新华社摄影记者吴印咸在延安时拍摄的,这张照片曾在中共七大会议上悬挂过,也是当时解放区最流行的一张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的像。周令钊、陈若菊和几位油漆工人站在高架子上,以原照片为摹本绘制毛泽东巨幅画像。他们认真地以革命浪漫主义手法,用画笔形象地把毛泽东的思维精神表达了出来:画中的毛泽东头戴八角帽,身穿粗呢子制服,脸部稍仰,洋溢着慈祥的笑容。他们把毛泽东的衣领画为敞口式样,来表现毛泽东开阔轻松的心胸。

    经过20天的努力工作,在画像即将完成的那一天,一向以严谨的军容风纪著称的大典筹委会副主任聂荣臻前来视察。他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隔着老远就发出了赞叹:“蛮像的!”等走到近处,聂荣臻发觉毛泽东画像的衣领是敞开着的,觉得不妥,因为开国大典要严肃一点儿。周令钊立即动手修改,“扣好”了毛泽东的衣领扣。

    9月底,绘制工作按期完成了。9月30日夜,工人们把巨像挂上了天安门城楼正中央。没多久,周恩来来到天安门审查,一眼就发现了问题:画像下沿有一行毛泽东手体字:“为人民服务”。周恩来着了急,对身边的人说:“毛主席怎么会那么不谦虚呢,在自己的画像下面写自己的名言?”他要求立即进行修改。一时间,在场的的人们赶紧动手搭脚手架,开聚光灯。周令钊遵照周恩来的要求,挥动刷子抹掉了白边黑字,涂成中山装的颜色,又加了一只扣子,看上去天衣无缝了。这下,周恩来才满意地笑了,握着周令钊的手说:“谢谢!”(题图为开国大典时的天安门城楼)

    (责任编辑:胡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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