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之中的真相

时间：2020-03-24 05:12:29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1975年结束的美国与越南之间的这场战争是后现代主义视域下一场全方位的战争。它不仅出现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中，也不断地在新闻报道、影视文化和文学文本中大量呈现。那么这场历时之久的战争是如何走进美国公众的视野进而成为整整一个时代的文化印迹呢？笔者将从政府意识形态宣传中的战争、新闻报道中的战争、影视文化中的战争和文学里的战争等四个层面来全面剖析到底什么才是一场真正的越南战争，揭开谎言之中的真相。

[关键词]越南战争;意识形态;新新闻体;影视文化

[作者简介]卢姗（1978-），女，文学博士，吉林警察学院中外语言系讲师（长春 130117）。

1975年4月30日，一架直升飞机从美国大使馆的屋顶将最后一批在越南的美国人从西贡运往停在太平洋的军舰上。至此，一场旷日持久的与前法属殖民地越南的战争——一场从未向越南正式宣战的战争宣告结束。总统福特不无悲哀地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一天，被北越打败，这是美国的悲剧。”战争戛然而止，然而这场历时之久的耗战并没有因为美军的撤出而真正结束，美国人在把越南战争变成美国战争的同时，也把战争的祸水引入了美国。越南战争与国内风声水起的反文化运动遥相呼应，一步步侵蚀着美国社会生活中传统的价值观。

事实上，如果不是越南战争在六十年代大规模的升级，多数美国人也许根本不能在地图上找到越南这个地方。菲利普·卡普托在《战争的谣言》中曾写到，当主人公在军官学校接受训练时，大多数的预备役军官还不知道越南在地图上的哪个位置。那么这个远在大洋彼岸，国土面积只相当于美国新墨西哥州大小的国家是如何走进美国公众的视野，建构为“相互联结的意象”而存在于每个国民心目中的呢？笔者力图从政府意识形态宣传中的战争、新闻报道中的战争、影视文化中的战争和文学里的战争等四个层面来全面剖析到底什么才是一场真正的越南战争，揭开谎言之中的真相。

一、国家意识形态中的越南战争

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不是游戏”，也不是“冒险家和嗜赌者的单纯的娱乐”，更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再现。”[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王小军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页。斯拉沃热·齐泽克认为，政治无论就其哪个方面而论，本质都是彻底的意识形态的东西。

“意识形态”一词最初由法国哲学家特拉西于1796年正式提出并第一次把这个概念引入西方哲学史。西奥多·阿多尔诺认为，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同一性思维”，无情地抹杀精神的差异性和他性。它“作为一种教条、一个思想、信念、概念等的复合体的内在的意识形态的概念，其目的是说服我们相信其‘真理’，而实际上服务于某种秘而不宣的特殊的权力的利益。”[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等：《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页。特里·伊格尔顿指出，意识形态不是“一套教义”，它“表示人栖居于阶级社会的角色以及按照社会功能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价值、观念形象中的生活方式，并因此而阻碍他们对作为总体的社会的真实的认识。”[英]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汪正龙、李永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5页。从中可见，意识形态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是社会、历史与文化的深层互动。它关乎信仰，在思维中提纯理论又无法脱离实践，它游走于主体与客体之间，既影响和参与主体的认知过程，又蕴含于主体的价值评判之中。那么，美国政府是如何向公众传播意识形态的呢？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教授马丁·范克勒韦尔德认为，在拉开战争的序幕之时有两种仪式最为重要：表达恐惧的仪式和展示力量的仪式。从五十年代插手印度支那事务以来，美国政府为了刺激公众的情绪和获得舆论支持不断地利用国家机器进行意识形态的恐惧宣传。从1952年赢得大选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开始，美国政府就坚定地认为，越南作为“自由世界”对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他的多米诺骨牌理论认为，越南的陷落将会导致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等地的蔓延，从长远来看，甚至会威胁到夏威夷和美洲大陆。1959年，苏共领导人“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宣言激起了美国文化和政治学者的敏感。肯尼迪更是宣称，美国将为打败共产主义“不惜任何代价，甘愿承擔任何后果。”1961年，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曾号召美国人：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是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在肯尼迪激昂口号的蛊惑下，数以万计的美国青年热血沸腾奔赴越南战场。

这不仅是出于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考虑，更是美国作为“世界自由城墙看守人”的职责和义务。尽管这项任务是“痛苦、危险和代价昂贵的”，作为美国人仍然不可以有所倦怠。从五十年代中期直到1965年，美国公众对越南战争的认识一直停留在政府及主流媒体的宣传层面，直到1965年10月才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战游行。

1955年，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出版了小说《沉静的美国人》，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分析判断力准确地预言了美国日后将介入越南的命运。在小说中，作者以英国新闻记者汤玛士·傅勒的视角塑造了正派、诚实、沉静的美国人亚尔顿·派尔。派尔对约克·哈定那种“既不沾染共产主义，又不带殖民主义色彩”的第三种力量的理论深信不疑，挟带着《红色中国的进展》《对民主的挑战》和《西方的任务》鲁莽地闯入越南，固执地想把它变成现实。派尔深信“假如印度支那丢掉了……，暹罗也会丢掉。马来西亚会丢掉。印度尼西亚也会丢掉。”他被这套理论武装得水泄不通，幻想以自由和民主来拯救越南。

从派尔的经历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政府借助国家机器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中，没有提供有关越南的社会、政治和宗教倾向的相关信息，而是始终将冲突限定在冷战的视域范围之内，被陈述为危及国家安全的，甚至具有精神意义的。例如：政府宣称美国正在领导“自由世界作战，抑制侵略成性的共产主义”;而保卫南越是“反对苏维埃俄国的代理人军队”。在战争中，惨无人道的行径仅仅被描写为“失败”“越轨”，当越南战争在学术界和媒体评论界被视为一场“灾难”的时候，官方竟然也认为这场灾难“主要是由于正义和无私的仁慈过头”和“做好事鲁莽犯错”，是一次“失败的十字军东征”。这样标准的宣传伎俩不仅形成了当时文化的一个普遍的特征，同时也塑造了派尔这样“天真”的拥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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