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国抗日）题材文艺作品的历史观差异

时间：2020-03-24 05:19:42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文艺作品与形式，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某种价值观、历史观的反映。跳出中国的角度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我们自己认识的二战（中国艰辛抗战、被侵略、任人宰割）有很大的不同。没有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是很难深刻体会纪念二战反法西斯胜利的意义的。“我者”与“他者”之所以对于二战题材产生历史观差异，实际上与战后处理与冷战格局有关，“战争责任谁来负”至今混淆不清，日本需要彻底反省才能真正面向未来。基于权威的《光明日报》主流媒体文献，重新解读二战题材的文艺作品，不是复仇，更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文艺观的体现，而是正视历史记忆、战争创伤、民族苦难，“仇必和而解”，为文化和解与共同的未来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他者”的文艺作品如何看待“二战”

（一）西方人看“二战”（抗日战争）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与日本战争，有两部电影非常著名：1.《太阳帝国》对日军的失败满怀同情，对中国人民所承受的战争苦难视而不见。这种对侵略者充满崇敬，对被侵略者则漠不关心与刻意丑化，到底是什么价值观？2.《黄石的孩子》对待中日之间那场长达14年的战争，终于站在了正义的立场，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暴行与中国人所受的苦难、伤害被展现于银幕之上。银幕之外，美国人民不得不思考：美国是如何被卷入那场战争的，有幸的是，二战的战火始终没有烧到美国本土。[1]

（二）日本人看“二战”（抗日战争）

日本的战争题材影片很多是反映“日本如何在战争中遭受苦难”的，譬如其中以日军和美军在冲绳的激战以及以广岛、长崎遭核爆为故事背景的影视作品尤其感人。8月15被称为“终战日”，为纪念终战，每一年的这一天，日本各大电视台会播放反映和平主张，或是表现亲情、爱情等的战争片。以百田尚树的畅销小说《永远的零》改编的同名电影2013年一经上映，就引起轰动。该影片以日本二战零式战机飞行员为题材，描绘了士兵在战争中对生命的留恋、对和平的向往，这样的主题令人落泪。在日本，中国所拍摄的抗战题材影片被称为“反日片”。在许多右翼分子看来，“反日片”无非是想激起“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被公开放映的机会很少。有些中国拍摄得离谱的“抗日神剧”，日本国民则一笑了之，因为它们被归类于科幻动画频道。

二、“我者”（中国）的文艺作品如何书写“二战”

（一）70年前“我者”（中国）的文艺抗战

如果你是一个兵，你就上战场；如果你是文人，你就拿起笔；如果你是一个艺人，你就上舞台。抗战时期除了军事直接抗战、外交抗战以外，还有影视抗战等多种文艺形式。不同民众面对日本铁蹄，不愿做亡国奴，共同书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战篇章。

1.抗日电影。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上海组织战地摄影团，拍摄了《抗日血战》《暴日祸沪记》等抗战新闻纪录片，以及《国人速醒》《血钱》等抗日动画片和《共赴国难》《东北二女子》等抗战故事片。随着抗战的逐步深入，中国电影工作者陆续拍摄了一系列优秀作品[2]，例如《民族生存》（1933）、《中国海的怒潮》（1933）、《烈焰》（1933）、《战地历险记》（1933年）、《民族生存》（1933年）、《风云儿女》（1935年）、《狼山喋血记》（1936）、《保卫我们的土地》（1938）、《热血忠魂》（1938）、《老百姓万岁》（1938-1939）、《保家乡》（1939）、《好丈夫》（1939）、《中华儿女》（1939）、《长空万里》（1940）、《东亚之光》（1940）、《火的洗礼》（1940）、《青年中国》（1940）、《塞上风云》（1940）、《风雪太行山》（1940）、《日本间谍》（1943年）[3]等。抗战胜利之后，《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将传统故事《铡美案》置放于抗日战争的背景之下，浓缩了抗战前后将近10年间的复杂社会生活，通过素芬及其一家人的悲剧命运，深入地展现了普通中国民众因战争而遭遇的身心创痛，为历史留下了不朽的影像记录。这部典型的史诗般的家庭伦理片，在中国电影史上地位很高，例如，李道新认为这是“中华民族见证抗战历史、恢复创伤记忆的最佳载体”。[4]

2.抗日戏剧。抗战戏剧肩负着呼唤民众抗日救亡的历史重任，自觉地与大转折时代、国恨家仇联系在一起，使其成为民众发泄抗战情绪的爆发点，普通民众把抗战戏剧当作了自己的代言人。抗战戏剧包括抗战题材的话剧、歌剧、舞剧、音乐剧、木偶戏等多种形式。比较典型的有1937年中国剧作者协会夏衍等集体创作的三幕剧《保卫卢沟桥》，金剑啸、潘富玉创作的独幕剧《海风》《最后一课》，田汉的《乱种》《战友》《回春之曲》，夏衍的《咱们要反攻》，楼适夷的《S·O·S》，于伶的《回声》，洪深的《飞将军》《走私》，凌鹤的《再上前线》《黑地狱》，章泯的《我们的故乡》，陈鲤庭的《放下你的鞭子》等。最典型的如话剧《放下你的鞭子》，演遍了大江南北，处处受到民众的欢迎，激起千百万群众的爱国热情，成为演出史上的奇迹。尽管战地宣传话剧在艺术形式上较为简单，却照顾到了中国普通民众的最低观赏水平，使得文盲充斥的底层民众能够得以欣赏、受到启发。戏剧家们在创作演出时着力进行大众化、民族化的努力，从而使话剧的审美情趣更加贴近民众。正是这些贴近民众抗战戏剧，彻底完成了话剧大众化、民族化、本土化与中国化的任务。[5]1938年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委派郭沫若领导与组织了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1个孩子剧团，分赴全国各个战区进行宣传演出，宣传与动员全民投入抗战。1941年以后，在陪都重庆共演出239部多幕剧、独幕剧，例如《全民总动员》《一年间》《国家至上》《夜上海》《雾重庆》《屈原》《北京人》《天国春秋》《法西斯细菌》《戏剧春秋》等均引发民众共鸣。伴随着这些抗战戏剧的演出，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组织了群众献金活动，“擦皮鞋的小孩子、黄包车夫、码头工人、老妈子、洗澡堂里揩背的、茶楼酒店的堂倌”等底层劳苦大众成为抗战捐款的主力。第三厅用这些捐款购买了10辆卡车，组成抗战交通队，定期将抗战宣传品、慰劳品送往抗战前线。[6]

抗日戏剧中有一种特殊类型——街头剧，典型的有《放下你的鞭子》《凤凰城》《野玫瑰》等。[7]街道旁边就是抗战戏剧的舞台，走路经过的旁人不知道是演戏，停下来看个究竟，最后人越聚越多，这样宣传了抗日。王鼎钧在西逃途中回忆一个叫《放下你的鞭子》的街头剧：一个老汉带着一个小女孩在街头卖唱，两人就是乞丐。小女孩没吃饭，饿昏了，根本唱不出来，老汉还要打她：赶紧唱。观众实在看不过去了，上前干涉：你怎么可以打小孩呢？一问才知道老汉是难民，日本军队占领了他们家乡。老汉向观众控诉日本军队的暴行，观众个个都义愤填膺，摩拳擦掌。最后老汉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周围怀着同情心的观众扔下不少零钱。一个小型的演剧队边走边演，走到一个村子演完了，再到下个村子：一天演三场两场，八千里路云和月。[8]

3.抗日歌曲。典型的有《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松花江上》，左翼进步歌曲《抗敌歌》，延安根据地的《延安颂》《革命将士出征歌》《抗日将士出征歌》《工农齐武装》《二月里来》《兄妹开荒》《黄河大合唱》，东北抗联的《露营之歌》等。

4.抗日诗歌。例如田间与柯仲平等在延安发起的“街头诗”运动，诞生了《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义勇军》《坚壁》等名篇。

（二）当今纪念抗战胜利的多种文艺形式

当今，纪念抗战有多种文艺形式，不同文艺形式只是借助不同的文艺平台，内核都正视那场战争，重拾当年中国人民抗战的艰辛，为和平祈福。

1.现代影视作品纪念抗战。建国后的“十七年”时期（1949-1966）中国大陆保守估计产出600多部影片，其中战争片占有比例31%（数量超过180部），而抗战电影有36部，大约占战争片总数的20%。在2000年至2014年间，中国大陆内地共产出4135部电影，其中战争片超过220部，比例下降为全部影片总数的5%，而抗战题材电影112部，在战争片中的比例则上升到51%。在电视剧领域的统计也表明：2011、2012、2013年抗战题材电视剧在战争剧总数当中的比例分别达52%、65%和76%。抗战题材影视作品竟然占据战争片的“半壁江山”，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深思吗？[9]典型的有电影《晚钟》与《百团大战》，大型文献纪录片《大抗战》《长春往事》《东方主战场》《光明与阴霾——德日二战反思录》《烽火1937》等。试分析几例：《晚钟》（1988）作为经典人道主义战争片，最早突破了善恶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刻画了战争对于人性的异化和扭曲，反思与批判了不同形态、不同性质的战争灾难，给人类带来的负值效应。2015年7月上映的电影《百团大战》围绕“打不打”“怎么打”“怎样打才漂亮”三个战争主题展开。彭德怀和左权是当之无愧的前台主角，前者光彩四溢、果敢睿智，后者儒雅干练、有板有眼，毛泽东则是背后配角。梁山、姚尚武、小哑巴、冯师傅等八路军各级指挥员和普通士兵也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虽然小人物出场不多，但在关键的点上都为这场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10]2015年推出的《大抗战》的最大特点是处理好局部抗战与全国抗战的关系、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关系、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同时根据生动感人的故事来有效把握历史的宏观框架和具体细节之间的平衡。在历史文献的搜集、梳理、分析和运用上下苦功夫。[11]同样，2015年推出的《长春往事》，其创新处在于：以“普通人的抗战”作为第一原则，将情景、场景升格为剧情，真实刻画了敢于抗争、爱国守土的普通人形象，将最为普通的讲故事升级为一种“剧情化”结构，唤醒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长春南大营激战的东北军普通士兵的抗战记忆，这些经历过大历史、大事件的小人物是记录历史的最鲜活的载体。从重现战争创伤向叩问历史转变，从坚守价值立场向反思历史转折，体现了优秀历史纪录片的未来价值取向。[12]

有的作家小说是抗战题材的，后来改编成影视作品，成为文学纪念抗战的特殊类型。试举两例：严歌苓的小说《金陵十三钗》柔里含刚，风尘女子面对伪顽敌寇时，表现出刚毅决绝并奋起抗争。这些普通人也能够成为推动历史与记录的变量。改编的电影《金陵十三钗》与《南京！南京！》一样，都表现了面对巨大的灾难时候，超越于身份、地位的人性与人情之美，并且对侵略战争的非理性以及军国主义形成的根源进行了深入探究。刘震云的《温故1942》追忆抗战最为艰苦的1942年河南大饥荒岁月，300万河南农民表现出的求生欲望和存活本能，还原最为普通民众对天灾人祸时候鲜活的善—恶、坚强—软弱、善变—执着等本性。同样根据这本小说拍摄的电影《1942》体现出对生命意识和个体生命的珍视。

妓女往往是女性题材影视作品的永恒母题之一，引发巨大争议。丁莉丽（2015）书写的《从“妓女”到“神女”——从<神女><金陵十三钗>看“神女”的不同生产路径》，标题即出现“妓女”+“神女”，标新立异，回应当下电影文化生产中如何把握身体创作与黑色记忆的热点。《神女》中凸显了母亲身份，妓女形象凸显了圣洁形象。《金陵十三钗》中风骚妓女做出感人的抗日举动，以凤凰涅槃方式完成自己生理生命的死亡，从而获得精神生命的永生。两者对比，妓女与神女的图像再现，避开了女性身体的欲望表达，向观众呈现了女性主义电影形象表达与女性身体消费的符号特色，实际上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抗战“神剧”，这给我们以深刻启迪。今天妓女文化元素如何参与商业运作，并将女性创伤记忆作为合理性的娱乐消费，在电影票房与女性身体之间取得平衡，丁莉丽副教授的文章无疑是作了一个深刻回应。

张柏副教授（2015）书写的《叛徒、翻译官和女特务——新中国革命战争题材影片中的“内部的敌人”》：拉伸历史的纵深，在今天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在中国从全球“副班长”向争当“正班长”的权力博弈中，重新回想起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分析，追溯“文革”时期当权派与造反派之间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从而引入了“内部敌人”（包括叛徒、翻译官和女特务等）的银幕再现。以抗日题材影视作品《小兵张嘎》（翻拍新电视剧）、《南京！南京！》（电影）、《金陵十三钗》（电影）等进行分析，他们将内部敌人集中指向女性或知识分子。书写的是：汉奸都能被争取，穿长衫的知识分子则成为不在同一条战线上的内部敌人。这实际上是将中国政坛1949-1978年残酷博弈与对敌斗争的想象投射到新中国抗日题材影视作品中。影视想象是政治斗争的婢女！（参见“可见的左翼”——纪念夏衍逝世二十周年暨30年代反法西斯电影研讨会上张祖群副教授对丁莉丽副教授、张柏副教授的发言点评，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5.7.19）

2.文物展览纪念抗战。国民党正面战场主导的台儿庄大战、共产党主导的平型关大捷遗址，以及各地博物馆都进行文物展览纪念抗战。还有外国军队协助中国抗战的遗址也是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台儿庄大战大小遗迹合计53处，清真寺、关帝庙、火车站、中正门等10余处非常典型，铭刻着日军的残暴狡猾与中国军队抗日的坚忍勇敢。请将目光聚焦于1938年4月3日的那个黄昏，当时日军与中国军队正发生惨烈的大北门激战、清真寺争夺战、西北门争夺战等，其中敢死队肉搏战、文昌阁爆破、运河浮桥爆破等这些场面，最为惊心动魄，这段烽火岁月须被后人牢记。现今西小讲堂的南外墙上还残留着当时留下的密集的弹孔，每平方米大约几十个。1988年国家博物馆（当时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将布满最密集弹孔的墙面整体揭去，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至今在国家博物馆展厅里仍然可以看到这记录战争伤痕的墙面，时刻提醒着我们：国耻勿忘。清真寺两棵松柏在经历双方密集炮火之后，一颗枯死，一颗得以幸存，但是树干上布满弹头、弹片。台儿庄古城政府管理部门对此都做了详细的遗产解说。很多游客参观之后，不觉留下眼泪。弹孔墙与松柏，虽是普通人工物与自然物，却铭刻着日军侵华与中国军队抗日的历史真实记录。[13]

第二，为纪念“二战”中国军民的胜利，山西省修缮了平型关关口、乔沟主战场、老爷庙争夺战遗址、烽火台（灵丘县小寨和关沟一带）、白求恩特种外科医院（灵丘县下关乡杨庄村）等，平型关战役遗址被国务院定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1）。现在，以抗战为核心内容的灵丘县红色旅游产业已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14]

第三，2015年 7月7日，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抗战与文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馆藏文物系列展”，该系列展由文艺与抗战展、延安电影团史料展、抗战木刻展、抗战摄影展、梁又铭抗战美术作品展五个子展览组成。这次集中展览了1109件（套）历史文物、美术和摄影作品以及历史照片，全方位、立体性、多角度展现70年前中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以文艺为另一种抗日武器，发挥齿轮和螺丝钉的作用，积少成多，合力为抗战的最后胜利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其中最特殊的一件馆藏一级文物是一面于1939年10月击落日军战机而缴获的降落伞，八路军129师的文艺工作者在上面书写了中国军民的抗日战绩与庆祝中共七大召开的贺词。[15]

第四，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日军、苏军还在黑龙江省虎林市虎头要塞激战11天。虎头要塞遗址矗立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碑，历史在于使人猛醒。

3.文艺晚会纪念抗战。典型的有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由中央电视台直播的《胜利与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文艺晚会[16]；黑龙江卫视播出的抗战交响诗会《和平的钟声》，内蒙古卫视将播出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专题歌会《歌声中的回忆》，山西卫视将播出的《太行回声》朗诵音乐会等。

4.电视节目纪念抗战。一些电视栏目专门制作了抗战特别节目。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9月4日《开学第一课》讲述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诞生背后的故事，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开门大吉》《回声嘹亮》《天天把歌唱》《文化十分》等综艺节目精心设计了抗战题材内容。浙江卫视《中国梦想秀》连续5天播出抗战老兵系列节目，北京卫视《养生堂》推出“革命老区巡讲特别节目”。河北卫视《中华好民歌》、江西卫视《传奇故事》、旅游卫视《鲁豫有约》、《第一收藏》也制作了诸多抗战特别节目。[17]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推出《重返战场共赴国难——郝柏村的抗战之旅》《血沃南苑——29军抗战纪实》《百年魔影——日本对华情报战秘史》《大受降——抗战胜利受降纪实》《大接收——抗战胜利接收纪实》《武汉上空的鹰——苏联航空志愿队援华纪实》《我是一个兵：九三大阅兵老兵方队纪实》《洪流——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等一系列抗战题材纪录片，受到观众一致好评。

5.文学纪念抗战。例如叶君健在英期间的中外文创作和翻译[18]、王树增“战争系列”《抗日战争》三卷本等军旅文学作品[19]、张雅文的小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报告文学《与魔鬼博弈——留给未来的思考》、徐光耀的长篇小说《平原烈火》《小兵张嘎》；萨克族作家合迈德·蒙加尼的话剧《战斗的家庭》；维吾尔族作家黎·穆塔里甫的《战斗的姑娘》和《死亡线上的挣扎》；乌孜别克族作家秀库尔·亚里坤的抗战话剧《上海之夜》。[20]

6.家书纪念抗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编著的《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第1版）为人所称道。每一封家书背后都是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鲜为人知的历史与人生。不同于官方正统的历史，左权、吉鸿昌、谢晋元、蔡炳炎、张自忠、戴安澜等在家书里记载的更多的是历史的细节，是个人的带有温度的历史，也展现出他们的儿女情长的一面。[21]

7.美术纪念抗战。典型的有新兴版画、油画等“伤痕”美术作品，把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转变为人性的温情，由此关注战争中普通人的生命体验，从而挖掘出战争中人性的觉醒和呼唤。[22]还有木刻图像纪念抗战[23]、摄影纪念抗战[24]等。

三、学术讨论

为何会在“我者”与“他者”的文艺作品中形成如此巨大的差异？

（一）战后处理与冷战格局

“二战”后期，裕仁天皇最为担心的是如何维护“国体”，千方百计保住“天皇制度”。在他的眼里，天皇制度如同“他的人民、他的军队以及他的帝国……比什么都重要”。美军对日本本土空袭，原子弹在广岛与长崎爆炸，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对日开战，中国军队在最后几年的奋起反击……这些使得日本最终战败，但是他仍然希望维护天皇制度。美国看到登陆日本本土作战的巨大牺牲代价，当时测算预计会牺牲100万同盟军队，于是裕仁天皇与美国军方政府（以麦克阿瑟为代表）达成交换式的妥协：裕仁天皇下达“终战诏书”，全体军民向盟军投降；战后的审判中，剔除了天皇罪责，保留天皇体制。罗斯福认为应该像惩罚德国一样严厉惩罚日本，杜鲁门则担心日本“将成为共产主义的新阵地”，坚持独占日本。[25]这样的转变使得日本从此沦为美国的附庸，部分主权为美国所掌握。

1942年1月，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宣言》，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终形成，世界现代史上反抗法西斯与秉承正义理念的力量开始了空前的大联合。二战后期，美、英、苏、中等通过德黑兰会议（1943年11月28日至1943年12月1日）、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和开罗宣言（1943年12月1日）、波茨坦公告（1945年7月26日）等针对结束这场国际战争、处理战争遗留问题与维护战后和平形成了一系列协议和谅解，由此确立以遏制德、日军国主义复活为逻辑起点的战后国际（如成立了联合国）和平秩序和法权体系，学术界称之为雅尔塔体制。今天，俄罗斯仍然占据着日本北方四岛，美国驻军冲绳岛，中国收回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国土，这是雅尔塔体制的体现。而以美-前苏联争霸为核心的冷战格局与雅尔塔体系，在内容、性质上完全不同，但是在时间上互相重叠。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同意东西德统一（1990年），并且从德国（东德）、东欧、阿富汗、蒙古等国撤回驻军；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实现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1991年4月，戈尔巴乔夫访日，在归还日本北方四岛问题上“双方妥协”，签署《日苏联合声明》；1991年8月至9月，苏联默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个苏联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独立。[26]1991年12月，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总统职位，叶利钦所领导的俄罗斯联邦继承了苏联最为主要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随后，苏联解体，苏联的15个加盟国先后独立。

（二）战争责任谁来负

日本社会对于“战争责任”的理解，直到今天仍然呈现两种不同的立场：第一，从日本人自身的战争体验与受伤害出发，追究使日本国家陷入崩溃、遭受原子弹轰炸、被占领驻军的责任，这种观点认为日本政府、军部等对于鼓动战争应负战争责任。日本国民是战争指导者的“欺骗”与愚弄对象，是战争的被害者，而很少承认对他国造成伤害。另一种是从批判日本对相邻国家发动侵略造成他国伤害出发，对参与战争的所有民众、整体日本进行“战争追责”，这种观点是同盟国（战胜国）与受日本战争侵害国家的立场。“二战”以后，历届日本内阁首脑在靖国神社问题和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上遮遮掩掩，闪烁其词，引起邻国不安与抗议[27]，实际是战后日本对历史认识和战争责任认识不清、反省不彻底的表现。

笔者曾就“历史行为结果是否需要其后代所在国的民众在当今语境下负责”这个问题，在课堂里组织学生讨论。以选修我课程一名学生为例，他曾作为中国大学生代表参加了中、日、韩三国的青年领导力峰会。“峰会上，我们拿出三国的历史教科书进行对比，并且各自画出了国家近代史的大事件时间轴。现场的中国和韩国的同学一直在陈述日本的侵略史与一系列罪行，包括很多数字的出入，教科书上史实的出入。而日本的同学无言以对，气氛很尴尬。私下问同时参与该会议的一名很优秀的日本女大学生：是否感觉难过，难堪和莫名的委屈？她说：有，而且暗自为自己不明白历史的真相而感到深深屈辱。最后气氛缓和下来，大家开始明白：罪行是无法顺着血液传承的，声讨到他们的后代，也没有什么意义。”（访谈对象：2013级金融工程班：操思嘉）今天日本青年一代的国民只是迷茫地知道历史的片段和存在，他们是无辜的，而且青年是他们国家的希望，都是各自国家未来的脊梁。中国外交部门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反应绝非咄咄逼人，更不是复仇。侵略史是一个国家的创伤，如何治愈是一个永久的话题。“仇必和而解”，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曾经有长达2000多年的和平友好交往史，只是在近现代才出现战争记忆。日本政府真的需要正视历史，承认侵略事实，教育后代。我们共同缅怀死去的那一代，让历史悲哀的一页永远翻过去，让侵略历史永远不再重演。让我们共同珍视和平，维护和平，反思过去，创造积极的未来。

参考文献：

[1]周文萍.从《太阳帝国》到《黄石的孩子》——由中日战争的表现看中外合拍片里中方话语的增强[J].电影评介，2013（12）：15-18.

[2]陈阳.中国电影人的“电影抗战”[N].光明日报，2015-08-29（9）.

[3]郭淑梅.抗日电影：一条东北与上海的精神纽带[N].光明日报，2015-09-03（12）.

[4]李道新.为抗日战争留存生动丰厚的历史记忆——抗战电影记叙[N].光明日报，2015-09-03（12）.

[5]廖奔，刘彦君.辉煌的抗战戏剧[N].光明日报，2015-08-31（15）.

[6]李斌.抗战中的郭沫若[N].光明日报，2015-08-07（13）.

[7]吴潇怡、夏静.把街头当舞台——抗敌演剧队以戏剧展演鼓舞抗日[N].光明日报，2015-09-03（10）.

[8]王鼎钧.想起那些抗战戏剧[N].光明日报，2015-09-11（15）.

[9]詹庆生.抗战电影：中国伟大抗战的影像史和心灵史[N].光明日报，2015-08-03（14）.

[10]张东.电影《百团大战》：一场八路军的抗战大戏[N].光明日报，2015-08-31（14）.

[11]王均伟.全景式反映中国抗日战争的史诗之作——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大抗战》研讨会发言摘登[N].光明日报，2015-08-2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