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兴学潮中的“西部镜像”

摘要：随着资本主义势力在四川的渗透和民族资本、官僚资本的逐渐发展，清末四川各级各类新式学堂不断涌现，传统封建教育逐渐走向瓦解，四川教育在变革的降痛中掀开了艰难的近代化历程。清末四川的新式教育起步虽晚，但成效显著，一改元、明、清中叶以来四川文化教育地位的衰落之势，一跃成为全国新式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成为清季兴学极富代表性的地区。清末四川新式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既是早期四川近代化和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近代四川的社会变革，有力地促进了四川民众知识结构的更新和思想观念的进步，为近代四川社会变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清末；四川；新式教育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3-0138-06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渗透和民族资本、官僚资本的逐渐发展，四川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逐渐走向解体，四川传统封建教育逐渐由衰落走向瓦解，新式学堂开始逐渐涌现，四川教育在变革的阵痛中掀开了艰难的近代化历程。尽管相对于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而言，近代四川的新式学堂的起步要晚，但成效显著，是清末新式教育发展极富代表性的地区。清末四川新式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既是早期四川近代化和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近代四川的社会变革。在本文中，笔者拟就清末四川近代新式教育的兴起进行梳理和探讨，以求教于大家。

一、清末四川新式教育兴起的历史背景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以及伴随而来的西学东渐改变了中国社会固有的运行轨迹，使中国迅速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隅居西南的四川，由于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较为间接，在鸦片战争之后，四川的社会形态仍然属于传统的封建社会，直到19世纪末四川的门户被列强所洞开。1890年3月，清政府被迫签订了《烟台续增专约》，规定将重庆作为通商口岸。1891年3月1日，重庆海关正式成立，重庆开埠，这标志着四川大门被列强完全打开，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之下，四川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步履蹒跚地迈入早期现代化的门槛。

随着资本主义的涌入，四川传统的封建经济结构逐渐走向解体，这不仅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出现，而且也刺激了四川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1891年，四川第一家外资企业——直德乐洋行和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森昌火柴厂在重庆创办。之后，随着收回利权以及发展实业的倡导，到19世纪末，四川在棉纺织、缫丝、造纸、火柴、印刷、采矿、采盐、制糖等领域建立起了一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如1891—1900年就新建了10家资本主义工商企业。20世纪初年之后，在清政府和地方行政当局发展实业的号召下，四川成立了劝业道，并在各县普遍设立了劝业局，专门办理工、农、商、矿等事宜。1905年，四川筹备成立重庆总商会，1908年，四川全省总商会在成都成立，四川出现了一个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高潮，四川的民族资本和近代工业由19世纪末的火柴、矿业等扩大到电灯、自来水、玻璃、航运、建筑等近30种行业。1901年到1911年，四川先后创办了108家资本主义工商企业，比1891年到1900年创办的厂矿增长了8倍，在这些厂矿中，有的商办工厂创办资本已达30万元。在传统手工业方面，尽管一些手工业受外国商品冲击开始濒于消亡，但井盐、夏布、草帽编织等传统手工业由于没有外国商品的竞争而迅速得到发展，缫丝、丝织、猪鬃等行业也在新的环境下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四川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既对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为清末四川新式教育的兴办奠定了经济基础。

随着重庆开埠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对四川渗透的加剧，西方宗教势力也大量涌入四川，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英、法、美等国传教士纷纷在四川开办教堂，发展教徒。1883年，四川有24个州县建立了天主教堂，到1892年，全川有天主堂161所，布道室1239处，到1901年底，四川外籍传教士已上升为189人，教徒和皈依者7889人。到1909年，据不完全统计，英、法、德、美等国传教士共达511名。为了传教和培养治华代理人，外国教会纷纷开办学校，仅据1901年的统计，外国教会就在巴蜀大地办了各级各类学校460所。这些学校不仅办在重庆、成都等通衢大邑，也深入到偏远小县，全省平均每县有洋人办的学堂3.3所。除学校以外，教会还兴办了不少医院、药房、救济院、孤儿院等慈善机构。1891年时，四川全省仅有这类机构13个；到1901年已猛增到213个，净增15倍。西方宗教势力的侵入尤其是教会学校的创办，也对清末四川新式学堂的创办起了催发和示范的作用。

从教育自身角度来看，清末四川新式教育的兴起更直接与近代中国教育变革的宏观背景有关。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国人切身感受到了“船坚炮利”的威力，同时也使国人认识到要想避免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惟一的办法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在洋务派的倡导和大力推动下，从19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创办了以京师同文馆等为代表的一批外国语、军事、技术等类型的学堂，这是我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发轫。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把“变法”与“兴学”联系在一起，强调“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百日维新”期间，在维新派推动下，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设京师大学堂，筹办高、中、小各级学堂，兼习中学西学，各省会大书院改为高等学堂，郡城书院改为中等学堂，州县书院改为小学堂等。部分省份开始遵旨行动，虽然由于变法最终失败导致教育改革大多未及实施，但在全国造成了很大影响。到20世纪初，一些有识之士更进一步认识到当时已进入“学战”时代，大力倡导设立新式学堂。而遭到八国联军沉重打击的清王朝这时也被迫改弦更张，于是宣布实行“新政”，并把“求才”作为首要事务。1901年9月，清廷谕令建各级新式学堂，将各省省城所有书院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书院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和蒙养学堂。随后，新学制颁行全国，科举制度最终废除。这样，兴学便成为清统治者的既定国策并切实推行到全国，各类新式学堂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晚清四川的新式教育即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涌现和兴起的。

二、清末四川新式教育兴起的全“镜像”

四川新式学堂兴起于甲午战争前后，据有的学者考证，四川现今可考的最早的新式学堂是1892年川东兵备道黎庶昌在巴县设立的洋务学堂。1901年，清政府下诏实施新政后，兴学之风在四川迅速兴起，四川各级各类新式教育得到迅猛发展。

(一)高等学堂的起步

近代四川新式高等教育发端于甲午战后兴建的四川中西学堂。甲午战败之后，一时朝野震动，深感

兴学救国刻不容缓。在这样的背景下，湖北自强学堂、天津中西学堂等新式学堂相继诞生。在四川，四川总督卢传霖也奉旨于1896年6月18日在成都创办了四川中西学堂，聘请英、法教习，“分课华文、西文、算学”，这既是四川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也是当时西南地区最早的近代新式高等学堂。四川中西学堂的创办，标志着四川近代高等教育的诞生。

1901年清政府下诏宣布实施“新政”之后，1902年初，四川总督奎俊仿照京师大学堂章程，上书朝廷，将锦江书院、尊经书院以及四川中西学堂合并改建为四川通省大学堂。同年年底该学堂改名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由翰林院编修、学部二等咨议官、华阳人胡峻任第一任总理。四川省城高等学堂设有普通科、正科、师范科(包括速成师范和优级师范科)、体育科，该学堂在办学模式上借鉴日本，既是当时四川最高的新式学堂，也是近代中国西南地区第一所包含文、理、师范、医学、体育多科性的综合大学堂。

除了四川省城高等学堂这一国人自办高等学堂之外，清末四川新式高等学堂还有与之性质迥异的教学大学——华西协和大学。该校筹建于1905年，1910年在成都正式创办，由美国人毕启(J.Beech)担任校长，办学经费来自差会的拨款和传教士的募捐，教员大多来自英、美、加三国。尽管该大学的办学目的在于“借助教育为手段以促进基督事业”，培养被“基督精神渗透”的西化知识分子，但该校在学校的组织方案、专业设置、课程计划、教育管理方面采用了当时英美的大学教育模式，办学方式灵活，特点鲜明，客观上为四川地区培养了大批的医学人才，成为四川乃至西南地区现代医牙药学的先驱。

(二)专门学堂的创办

近代四川的专门学堂肇始于戊戌时期，发展于清末“新政”之后。1898年，四川省矿务商务总局监督宋育仁创办了西文学堂、算学学堂，此乃清末四川专门学堂创设之始。实施“新政”以后，四川武备学堂、法政学堂、师范学堂等专门学堂纷纷兴起，并得到迅速发展。1903年，川督岑春煊在成都建立四川武备学堂，本科分为步、马、炮、工、辎五种，学制三年；同年，创设“官弁学堂”，以“讲求战术，训练将才”，学制1年。1904年，又创办了“四川官弁学堂”；1906年，又成立了“测绘学堂”、“兵备处研究所”，分别以研究地形地貌、制作军用地图和军政为宗旨。1908年，又创办“四川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小学堂”、“高等巡警学堂”(1911年又创办了“官弁小学堂”)。在法政学堂方面，随着1906年清末宣布预备立宪后，当年在成都和重庆分别创办了“官办法政学堂”和“公立政法专门学堂”。1908年之后，四川法政学堂越来越多，仅1910年重庆就又创设了官立法政学堂、川东公立法政学堂、重庆公立法政学堂、川东官弁法政学堂、川南法政学堂。到1910年底，“省城公立法政学堂骤致发达至十四、五堂之多”，迄清灭之前，成都之法政学堂“几及二十堂”，这些学校学生多者六、七百人，少者亦不下百人。

随着清末四川兴学潮的出现，为了满足兴学对各类师资的要求，四川近代新式师范教育逐渐开始发展起来。1903年初，岑春煊将成都锦江书院改设成都府师范学堂，招生305人，半年毕业，这是四川开办最早的新式师范学堂。1903年，四川省高等学堂正式开办，在学堂中设有速成师范科和优级师范科。同年，四川还在各县选派1～2名官费生赴日本学习速成师范。1906年，又在成都和重庆分别创办了“四川通省师范学堂”、“四川优级师范选科学堂”和“川东师范学堂”，锡良接任川督之后，在他大力重视和倡导下，初级师范学堂以及带有应急、过渡性质的师范传习所也在各地大量开办起来。到1907年，四川有优级师范选科学堂1所，初等师范学堂30所，学生2 728人。1909年，四川共有优级师范2所，其中完全科、选科各1所；初等师范学堂18所，其中完全科8所，简易科10所；传习所讲习科等18所，共计38所。近代四川新式师范学堂的兴起不仅为四川近代教育之嚆矢，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四川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

(三)实业学堂的肇始

为了满足推行各项“新政”、大力举办各种实业之需，清末“新政”时期，四川陆续创办了一批实业学堂。1901年，四川蚕桑公社在合川创立，该校以“指授新学，以开风气，而扩利源”为宗旨，这是四川近代实业学堂的发端。1903年，在成都又创办了“四川工业学堂”。1904年，又创办了“工务学堂”，“以开风气，而兴工艺”；1905年，四川创办了“艺徒学堂”，附设蚕桑研究所；1906年，四川劝工总局办“艺徒培训班”，招收各边远州县有志者入学。1906年，四川农政总局在成都设立“中等农业学堂”，以“课蚕桑实业为先务”。四川布政使和劝业道周孝怀设“四川通省农政学堂”，以培养农政官员为主，学生由各县限额申送，经考试入学。1907年，川省学务当局设“中等工业学堂”，设有窑业、染织、采冶、理化四科。1909年，四川又在成都开办了“财政学堂”，分设中等科、高等科和别科，1909年，通省劝业道建立“劝业员养成所”，培养鼓吹、劝导发展实业的人才；1910年，川省学务公所设“实业教员讲习所”，“以教授关于农工商三项实业，养成各府州县实业教员为宗旨”。1910年，又成立“四川商业讲习所”，造就商业人才。除此之外，成都还创办有“商工实业学堂”、“机器局工业学堂”、“铁路学堂”，重庆有“联合县立中等商业学校”，永川有“县立中等农业学校”，江油、遂宁、渠县、长寿、合川、荣县、宜宾、会理、南部、梁山、涪陵、广汉等县均设有实业学堂。从清末四川实业学堂来看，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工业、商业学堂主要集中在成都、重庆两地；一般州县则是中、初等农业学堂，尤其是以蚕桑类为主，这与四川蚕丝业历史悠久、较为发达有关；二是在整体上四川的实业学堂以中等程度为主，在学堂数量和学生数量方面占据全国前列。如根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各省实业学堂学生统计表”的统计，四川地区各级实业学堂尤其是中等实业学堂不论在学堂数量还是在学生数量上在当时全国范围内都是属于较为领先的(!)。四川各类实业学堂的学生毕业后，分布于四川各个行业，极大地促进了四川农业、工商业的发展和进步。

(四)新式中小学堂的兴起

早在甲午战争期间，四川就出现了一些国人自办的新式中、小学堂，如：1894年，巴县就创办了弹子石小学堂。1898年，忠州创立了私立江氏神滩小学堂。1898年5月，清政府下旨令各省县将书院改学堂后，当年，云阳县改五溪书院为新式小学堂，其他各府、州、县也逐渐将书院改学堂。1901年清政府实施“新政”下诏兴学之后，各地掀起了废旧学、办新学的热潮，四川的新式中、小学堂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901年8月清廷下令命省属书院改为大学，府及直隶厅州属书院改为中学，州县属书院改为小学。四川遵照执

行，纷纷将书院改为新式中、小学堂。随着新学制的颁布和科举制度的废除，四川新式中、小学堂得到了迅猛发展1907年，四川共有小学堂7629所，小学生233000余人；1908年有小学堂8700余所，小学生277000余人，1909年有小学堂9700余所，小学生328000余人。在全国仅次于直隶，居全国第二位。在中学堂方面，相对于小学而言，中学发展较慢，1905年，普通中学仅8所；1907年48所，中学生5074人，1909年为51所，中学生5828人。除了大力兴办、推广新式中小学堂之外，“新政”时期四川还大力发展平民补习学堂和简易识字学塾，在各地普设半日学堂，“专教贫苦子弟之无力入学及无暇入学者，务以开农工商者普通之知识”。从1909年开始，四川还开展了对私塾进行改造，在此基础上广设“简易识字学塾”。据1911年的《教育杂志》报道：学部调查各省简易识字学塾成绩，以四川为最，全川计有一万六千三百余塾，学生二十四万五千余人。

三、清末四川新式教育发展的特点与影响

(一)清末四川新式教育发展的特点

首先，兴学虽晚，成效显著。

清末四川新式教育发展可谓“起步虽晚，却成效显著”。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新式学堂数量大、学生多。1903年，四川新式学堂仅有28所，在校学生1550名，四川学堂及在校学生分别占当年全国学堂总数和在校学生总数的3.6％和4.9％；到1907年，其学堂数已达7775所，在校学生242 782名，学堂数居全国第二，学生数居全国第一；1910年更增至学堂11387所、在校学生411738名，1910年四川学堂数及在校学生数占当年全国学堂总数和在校学生总数分别上升至26.7％和32％。7年间，学堂和在校学生数分别增长406倍和265倍；二是新式学堂层次完整、种类齐全。经过发展，到辛亥革命前夕，四川不仅有大量普通学堂，还有数量不少的专门、实业、师范学堂；三是新式学堂遍布全川。到辛亥革命前夕，四川的140多个州县全部改建或新建了新式学堂，兴学延伸到边远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虽然四川近代新式教育开启较晚，但却一改元明清中叶以来700多年的四川文化教育地位的衰弱之势，开始转身变为全国新式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其次，重视民族地区教育发展。

清末四川兴学没有局限在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四川盆地周边地区，而是延伸到了川边藏族聚居的原西康省辖区，随着清政府1906年平定巴塘、理塘上层喇嘛和土司叛乱并在川边地区陆续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之后，在川边藏区出现了一股兴学的热潮，川边藏区的新式学堂由此迅速兴起。据史料记载：1907年，川边藏区有学堂2所，学生数60人；1908年，川边藏区学堂发展到34所，学生数1033人；1909年，川边藏区学堂增加至39所，学生数1500余人；1910年，川边藏区学堂达到122所，学生数3100余人；1911年，川边藏区仅巴塘、理塘、定乡、盐井、河口、稻城六处学堂就已达到200余所，学生数9000余人。开办的新式学堂除有官话学堂之外，还有普通初等、高等小学堂、实业学堂(畜牧学堂、蚕桑学堂)、专门学堂(喇嘛学堂、藏文学堂、巡警学堂、师范学堂)。在四川地方政府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川边藏区学堂从无到有，兴学地区也由局部几乎扩展到整个川边藏区。川边藏区新式教育的兴起，对于维护民族团结、边疆巩固、促进汉藏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以及川边藏区的开发均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第三，地方官员高度重视、大力支持。

在近代四川兴学的过程中，得到时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锡良、赵尔丰的高度重视和鼎力支持。在20世纪初年岑春煊、锡良、赵尔丰三位总督在任期间，他们对兴办新式教育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在督川中均“首先注重学务”。如：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后，岑春煊立即设立了川省学务处，作为专门的教育行政机构，四川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岑春煊之后继任总督的锡良更是大力鼓励和支持兴办新式学堂。1903年他一到任就健全机构，强化学务，采取多种举措培养、延聘师资，大力兴办各类新式学堂，并严格加强对其管理，成为当时四川新式教育兴办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推动者。清末最后一位川督赵尔丰在1906年被任命为督办川滇边务大臣时，就通过一系列举措在川边藏区掀起一股兴学热潮。为了筹备好川边兴学事宜，1907年9月，赵尔丰奏请设立“关外学务局”，作为主持川边学务的总机关，多方集资开办新学。1908年，赵尔丰还在巴塘筹设巡警学堂，在赵尔丰的大力重视和积极经营下，川边藏区各类新式学堂从无到有，兴盛一时。清末三位四川总督对新式教育的重视和倡导，这既是清末四川兴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同时这也是清末四川近代新式教育得以迅即发展的重要原因。

最后，深受日本影响。

清末四川新学深受日本影响这是四川近代新式教育发展的又一重要特点。究其缘由，这主要与清末四川兴学过程中日本教习的大量涌入以及四川大量留日学生返回后从事新式教育有关。在清末日本教习方面，据有的学者考证，当时在川日本教习超过100人之多，主要分布在成都、重庆、眉州、嘉定府、泸州、潼川(三台)、彭县等17个地方，基本遍布四川盆地各地，分布在34个学校，涉及军事、测绘、农业、师范、铁路、工业、外文、医学等专业学堂。从日本教习在四川新式学堂教授的科目来看，涉及日语、理化、博物、数学、军事、法律、自然、农学、生物、美术、工业技术、地理、音乐、医学等学科，几乎涵盖了所有近代科学。日本教习不仅在新式学堂担任教学工作，还参加了一些管理工作，引进了大量新式教育的仪器设备，许多学堂直接按照日本规制。如1902年日本教习秩父固太郎到彭县高等小学任教，就曾代学校从日本购回许多实验仪器和直观教具。而1903年创办的四川武备学堂的一切规制均仿日本，总教习由松浦宽成大佐、西原产之助大佐先后担任。在留日学生方面，清末四川是当时全国留日开展较早、派出学生最多的地区之一。1901年，时任川督奎俊应日本陆军大尉井户川辰三的要求，在省城书院及中西学堂中选取22名学生赴日本留学。此后，四川省内掀起了一股留日热，留日学生逐渐增多。据统计，1902年，四川留日学生为16人，1903年上升到57人，1904年为322人，1905年达到393人，1906年达到高潮，为800多人，占当年全国留日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位居全国首位。四川留日学生以学习师范和实业为主，学科涉及法政、商业、铁道、师范、警务、英语、工业、染织、数学、水道、体育、造纸、印刷、机械、物理、陆军和测量等不同方面。这些留日学生学成回国后，许多人回到四川任教于各种新式学堂，成为当时四川各类新式学堂师资的生力军甚至是新式学堂的创办者。如1902年，留学日本的袁治安、刘鼎彝、杨犀灵等人创办了彭县高等小学堂。1907年，彭县官立中学堂

成立，校长便是由杨犀灵担任，许多师资也都是留学日本者。另外，当时四川新式学堂中使用的教材很多都是由日本教习和留日回国的留学生翻译，有的则直接订购日本教材，如1908年，四川省学务公所订购日本早稻田大学讲义，有法政、理财、师范等科计24册。1905年在重庆办的聚奎高等小学堂，就是用巨资从日本购回书籍仪器和标本图画进行教学。近代四川新式教育受日本影响可见一斑。

(二)四川近代新式教育兴起的历史影响

作为清末四川实施“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近代新式教育产生和发展其目的无疑在于培养其所谓“变法”人才，巩固清封建统治，但客观上促进了四川教育的近代化并深刻地影响了近代四川社会的变革，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在四川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首先，清末新式教育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四川地区新式教育体系的基础。

清末四川地区新学的类型既有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又有高等教育；既有普通教育，又有专门教育；既有正规学校教育，又有社会补习教育；在对象上，既有一般的学堂，还出现了专门的女子学堂。在兴学区域方面，既有相对发展的城镇，同时也延伸到了偏远的民族地区，新式学堂在四川大地普遍建立。尽管当时四川地区的这些新学仍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但毕竟冲破了传统封建教育一统天下的局面，加速了四川正在走向衰亡的封建传统教育体系的解体，在学堂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对象、教学方法和管理等各方面，都与传统封建教育相异趣。在新式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和教育机构方面，不仅建立了省学务公所、劝学所等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而且还设立了一些官方和民间的教育研究机构、教育团体。清末四川新式教育的兴起和发展标志着四川教育近代化的起步，奠定了近代四川新式教育体系的根基，并进而为民国时期四川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其次，清末四川新式教育的兴起推动了四川社会风气的渐开和近代工商业的起步。

四川地处西南腹地，相对于沿海发达地区而言风气相对闭塞。清末四川新式教育兴起后，不仅启发了民智，而且还传播了新的思想，促进了四川社会风气的变化。四川新式教育的兴起不仅改变了民众对教育的旧有认知和态度，点燃了民众对新式教育的热情，而且催发了青年学子出川的步伐，促进了四川与外界的交流和联系，极大地冲击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旧封建观念，对四川女子的解放也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清末四川新式教育的创办更为四川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的人才，推动了近代四川经济特别是工、商业的发展。根据不完全统计，1900年以前，四川的民族工商企业仅13家，1901—1911年里，四川新建的企业为108家(官办军火工业及造币厂未计入)，平均每年建成数约为10家。其中不少厂矿、企业就系由当时新式学堂毕业的学生创办，如重庆果品公司、重庆磁器厂、重庆蜀眉丝厂、广安广合缫丝厂、泸州印刷厂、成都星火火柴厂、成都电镀工厂等四川一些重要的厂矿企业。清末新式学堂的创办不仅造就了四川早期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且为四川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最后，清末四川新式教育的兴起与发展推动了近代四川革命运动的发展。

清末四川的新式教育不仅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也带来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民主思想，新式学堂成了孕育革命力量的舞台和场所，一批师生逐渐成为四川具有先进觉悟的革命性力量，从而为清末四川的政治运动准备了社会基础和人才。如根据有的学者统计，四川同盟会员仅留日学生就达120余名之多，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前，许多四川留学生即表示“随时可以听候号召，放弃学业，投身革命”，四川学生中的革命志士更是不胜枚举，如“三大将军”邹容、喻培伦、彭家珍，黄花岗烈士秦柄、饶国梁等。在四川保路运动中，四川各学堂学生也积极参与。如成都叙属中学、法律学堂、第二小学600多学生“杂人民众中宣导最力”，这些学校亦成为“各道党人交通会聚之所”。四川陆军小学堂的学生还有许多参加了保路同志军的作战。在辛亥革命中，四川新式学堂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四川地区同盟会领导人物杨庶堪、张培爵、向楚等曾任重庆府中学堂监督或教习。他们在学堂内传播革命、发展组织，重庆府中学堂成为同盟会的活动基地和重庆辛亥革命的中心。

责任编辑　曹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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