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旬老爷子追忆四中生活
时间：2020-03-29 05:18:1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四中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顺天府在北京西什库筹建顺天中学堂，1907年2月正式成立。1912年9月29日，改名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1928年改名为北平市市立第四中学校。1949年改名为北京市第四中学，简称“北京四中”。校名由郭沫若题写，镌刻在校门的上端。
我是1949年由辅仁大学附属中学（今十三中）初中毕业后，考入四中高中的。那年头儿还不时兴录取通知书，而是依旧以发榜的形式公布录取名单。当我以期盼的目光发现“金榜题名”时，着实“春风得意”了一番。
不瞒您说，那时候，四中的教学条件很差，教室、教研室、实验室、学生宿舍是清一色的老旧平房。直到1953年才在操场南边盖了一栋二层教学楼，教学条件总算有所改善。
住宿生的生活也很艰苦。睡的是挤得不能再挤的通铺，臭虫之多把褥子都染上了点点血迹。主食几乎全是窝头，中餐和晚餐都是“浪打浪”般的大锅熬菜。没有食堂，每7名学生分成一组，轮流值日，负责领取和分发食物。在我的记忆里，在整个高中阶段，好像没吃过肉。校门外有个老头儿摆个馄饨摊儿，还有两口子卖老豆腐和烙大饼。如果能吃上一碗馄饨或者老豆腐，就算解馋了。
校方还是千方百计地改善学生的营养状况。经过多方努力，早餐能喝上豆浆了。后来，听说苜蓿的营养价值很高，就在礼堂后身儿的一块狭长地带试种苜蓿。由于那时一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土质不佳，光照不足，末了儿，只是稀稀拉拉地长出一些小苗，同学们并没有尝到鲜。写到这里，我查了查《现代汉语词典》才知道，苜蓿是一种重要的牧草和绿肥作物。不知道人类是否可以食用。但无论如何，学校的良苦用心和美好愿望还是值得赞许的。
入学没多久，我便迎来了1949年10月1日这个伟大的日子。这一天，我们要去天安门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一大清早，校园里已是一片热气腾腾的欢乐景象。同学们统一身穿白衬衣黑裤子，按班级整队集合，以四中的标志为先导。那是用冷布做的横幅，因为透明，缀上 “北京四中”4个黑色的大字，格外显眼。排着整齐的队伍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四中的队伍差不离排在广场正中央的位置。在这里，我近距离地聆听了毛主席响遏行云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顿时，广场上欢声雷动、群情激昂。
办好学校教师是关键。母校拥有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他们的形象、风采和音容笑貌至今我仍记忆犹新。
数学老师管恕先生，西服革履，戴金丝眼镜，背头梳得倍儿亮，可谓仪表堂堂，很有派。他练就一手绝活儿——上平面几何课时从来不带圆规，妙手一挥，画出的圆与用圆规画出的圆相比，总是八九不离十。他简直把几何课讲活了。
物理老师张子锷先生，高高的个儿，略显驼背。北京市劳模、特级教师、全国人大代表。他讲课深入浅出，严谨扎实，语言风趣幽默。讲课时，他不时地将课本中的物理现象与日常生活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抖出“包袱”，逗得学生乐不可支。比如，讲到“摩擦”的弊与利时，拿起杯子说：“如果没有摩擦，这杯子就会滑不溜唧的，‘啪擦’一声掉地摔碎了。不留神还会砸了脚！”号称“物理相声”。
化学老师刘景昆先生，教我们的时候已略显老态，但精气神还好。讲课时慢条斯理，面带笑容，注重启发，留有余地，鼓励学生质疑，教给学生自己去探索知识的规律。他还关心住宿生的生活，自制乳剂滴滴涕，在宿舍开展消灭臭虫的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生物老师王以诚先生，北师大生物系毕业，瘦高个儿，年轻富有朝气，教学非常认真。显微镜下观察草履虫和洋葱嫩皮，解剖青蛙和蚯蚓等实验，他都要求我们写好实验报告。生物学原来采用的是由谈家桢教授编写的课本，后因谈家桢的基因论受到批判，而改为《米丘林学说》。谓基因论是虚无的唯心主义，米丘林学说才是务实的唯物主义的。王先生还在实验室前的一片空地上搞了一块实验田，做冬小麦春化对比实验（即将冬小麦种子经过低温处理后改为春播）。结果经过春化的冬小麦提前出苗，并且生长发育正常；而未经过春化的冬小麦则出苗滞后，而且只长穗，不结籽，实验获得成功。此外，王先生还带学生进行美化校园的工作。我们在教室和宿舍前的空地修砌了100多个小花池，种植了20多种花卉，既美化了校园，也给我们的学习环境平添几分生机。
语文老师向锦江先生，颇有学者风度，由于过于严肃，给人以敬畏之感。他注意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写作能力，要求学生一学期在课余时间至少选读一本文学作品，并写出读后感。孙德喜同学在《人民文学》发表的习作，刘化樵同学在参加赴朝慰问志愿军代表团回国后所写的报告，向先生都予以鼓励，并向同学们推荐。尤为同学在作文中擅用北京方言土语，也受到向先生的表扬，称赞他的文章颇有老舍的风格。从此，这位同学便获得一个绰号——小舍。
音乐老师凌青云先生，东北鲁艺毕业，个子不高，精神头儿很足，是四中文娱活动的积极组织者和领导者。他除了指导合唱团和民乐队的活动之外，还举办过音乐欣赏会，一边播放中外名曲，如《海港之夜》、《遥远的地方》、舒伯特的《小夜曲》、《伏尔加船夫曲》等，一边进行讲解，培养了同学们欣赏音乐的能力。据说，他有个治疗和保护嗓子的秘方，使不少歌唱演员受益匪浅。
体育老师韩茂富先生，中等身材，匀称壮实。篮球是他的强项，在他的带领下，那时四中的篮球校队在北京市中学里算是一支强队。他由国家级篮球裁判晋升为国际级篮球裁判，在篮球界颇负盛名。他曾在人代会上提出重视和解决学生体质的“豆芽菜”问题，建议有关部门应该设法改进。
未登上讲台的陈景润先生，1953年厦大数学系毕业后，翌年被分配到四中任教。那正是北京的严冬季节，他身穿棉袄、棉裤，头戴棉帽、脚穿棉鞋，看样子还是抵不过寒冷的天气。他住在总务处前边的一间小屋里，同学们有时候从窗外看见他坐在铺着凉席的木板床上，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借着屋外射进来的阳光，在阅读捧在手上的一大厚本外文数学书。他那刻苦钻研的精神让同学们既感动又佩服。根据他的具体情况，领导考虑到他从事研究工作比教学工作更有前途，于是将其调到中科院数学所。果不其然，陈景润后来成为世界知名的数学家。
光阴似箭催人老，日月如梭赶少年。一晃，我离开母校已有近一个甲子，从一位二十啷当岁的小青年变成了80岁的老爷子。苏轼有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在我的记忆里，母校的那段生活，就好像鸿雁踏过雪泥之后留下的深深的爪印，历历可数。
（编辑·麻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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