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研究的“曲通”范式

时间：2020-04-01 10:07:02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内容提要：自古以来，儒学被认为在实用层面上有所欠缺。研究儒家哲理与财富的关系必先了解“道”与“术”的关系，学界在这方面的看法可以归结为“不通”、“直通”与“曲通”，其中“曲通”才是对儒家“道术”关系的正确理解。先秦时代的儒家以“士”为己任，很少从事商业实践。孔子对财富的正当追求持肯定态度，但原始儒学中关于经济与财富的内容大多是从国家治理的层面来谈的。“道术”之间不存在实证的、逻辑的关系，但是存在迂回的、动态的、体验的、时间性的联系。《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载的成功的商业案例是对儒家哲理智慧“曲通”式的应用，儒家独特的“曲通”模式保留了“道术”之间无限丰富的意义，既是一种更加整全的视角，也是一种真正能够应用于高级商业决策的哲理。

关键词：儒商；曲通；原始儒学；道术关系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17）10-0001-09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儒商”研究成了当前的热门课题。自古以来对儒学的种种诟病中，关于“实用性”①的质疑都是首当其冲的。要阐明儒家哲理与商业实践之间的关系，必须先了解儒学之“道”与“术”的关系。“道术”关系也是儒学现代转化的重要问题。世界其他各大文明传统中，基本没有对“实用性”的质疑。很多儒家学者为此感到不公平，认为国人对文化传统缺乏尊重。但是，儒学既不同于“科学之科学”的西方哲学②，也不同于承诺了“彼岸”与“救赎”的宗教信仰。儒学本着入世精神与自力责任去追求此世的幸福，正是儒学独特价值之所在。儒家的宗旨是“体用不二”，修道与日用伦常紧密联系，没有特殊的一套仪式和语言，而是融化在生活之中。在基督教、佛教等宗教中，“德福一致”由超越的信仰给予保证，而儒家要提供现世的幸福，便不能回避“实用性”问题。要阐明儒家特色的“道术”关系，首先要排除功利实用主义的误导。实用主义并不等于实际的幸福与圆满，也不应当将其作价值判断标准③。

一

目前学界对儒学“道术”关系的认识，主要有以下三种：

道术不通。这种“不通”有时表现为儒家学者为了“道尊”而故意制造的“不通”。先秦时期有子思子之抗议态度；元代理学家刘因（1249-1293）不奉召，认为“不如此则道不尊”；近代马一浮先生持有否定物质文明进而否定与此相关的知性认识的“护教”态度。“不通”还表现在儒家学者客观认识上的偏见，如孟子对于“王霸”的看法；宋明理学将“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打做两截④。近代“强国论”指责儒家导致科学技术落后；“自由主义”指责儒家限制了民主的发展；“泛道德论”则完全不考虑儒学的实用性。近代以来各种西学著作的翻译与引进、胡适等人倡导的“全盘西化”，均是认定儒学已经不合时用。

西方学者中，韦伯（Max Weber，1864-1920）在《中国的宗教》[1]一书中认为儒家伦理抑制了资本主义的产生。韦伯说儒家崇尚中庸，不求进取，缺乏行动的热情；追逐利益与儒家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儒家权威主义压抑了个人的发展，而进取的个人主义恰是资本主义的支撑性精神。受韦伯思想的影响，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1920-1969）《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2]一书也认为现代文明的特征是科技化和专业化，儒家官僚的业余理想（amateur ideal）不适合成为专业技术型人才，不适合精密的现代经济体系，从而也不适合在现代文明中生存。此外，已故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的专著《美国与中国》[3]认为儒学传统阻碍了工业化进展，使中国无法走向现代化。当代学者余英时（Ying-shih Yu）质疑新儒家的“开出说”，并用“良知的傲慢”[4]类比于西方“知性的傲慢”。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所谓新儒家在道德理想与践履之间的困境[5]，都否认儒学在“道术”之间可以互通。

道术直通。从原始儒家⑤开始，就有着“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名声，但这是时代导致或应用适当性的问题，不是儒家理论本身的问题。原始儒家经典中对于“道”之“实用性”是毫不怀疑的。《古文尚书·大禹谟》有“正德，利用，厚生”之“三事允治”，但尚未说明三事之间的关系。“道术直通”思想可以追溯到孔子极其自信的言论如“如有用我者”、“焉能系而不食”、“我待贾者也”等等。孔子本人政绩卓著，评价他人的标准是“如有所誉，其有所试”（《论语·卫灵公》），“圣之时者”本身就是实践智慧的表达。《论语·子路》中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阳货》中孔子云学《诗》则可“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些都明确了经典与实践之间的直接相关性。如果将“道术”关系在广义上理解为“有无”、“虚实”、“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则原始儒学在“天人”、“内外”等方面的整全性认知都是“直通”理论的佐证。《礼记·大学》之“修身为本”、“德本财末”，《礼记·中庸》之“合外内之道”均是“直通”的典型表达。儒家《易传》属于义理之学，其中“德业并重”、“开物成务”、“制器尚用”、“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易传·系辞上》）等等说法都表明“易道”之实有可行。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直通”关系只能在“道”的形上层面来讲，不可坐实。也就是说，儒家“道术”关系在本体论上是“直通”的，但不可理解为工夫层面上的“直通”。牟宗三先生已经区分了儒家话语的“实有层”与“作用層”⑥。比如“人与天地万物一体”是本体论上的实有，而不是实践中的“直通”。《易》学之“象数派”是直接应用型的代表，从西汉的孟喜、京房到北宋的邵雍代代有传。但是“象数派”将道术混同，走入了偏门。南宋时期吕祖谦、陈亮、叶适等主张将儒学与功利结合起来；明清之际顾、黄、王吸取“袖手谈心性”而亡国的教训，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清代嘉道年间龚自珍、魏源主张改革；清末康有为利用曲解孔子学说来为变法服务；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将“本体直通”误解为操作层面上的“直通”。近代中国面临生存危机之时，洋务派依然强调“中体西用”（张之洞《劝学篇 · 明纲》）。当代学界倡导恢复儒教、恢复古礼、移植古代政体，民间读经运动等等，都是试图将形上层面的“直通”坐实在器物层面，必然会产生“时代错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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