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创办背景
时间：2020-04-22 05:22:1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基督教从唐朝开始就在我国傳播发展，虽然曲折不断，但是到了19世纪初期，以马礼逊为首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纷至沓来，不仅带来了基督教义，先进的西方知识，更促使了传教士中文报刊在中国的发展，开启了我国近代报刊发展的序幕。《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作为我国境内第一份中文报刊，它创办的背景涵盖了当时基督教新教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英国扩张的需要、晚清时期清政府严厉的禁教政策以及19世纪30年代的广州所具备的特殊社会环境还有编者郭实腊个人的努力。
【关键词】：《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基督教新教;禁教;郭实腊
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上已经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从唐代的景教到元朝“也里可温”的壮大再到明清时期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开展的西学东渐，再到康雍乾以后严厉的禁教措施，可见基督教在中国的传入发展也是一波三折，直到19世纪初期，伦敦布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苏格兰传教士马礼逊（Rev.Robert Morrison）到达广州传播福音，揭开了基督教在华传播的新的一页。这一次的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不同于以往，因为它有了新的历史任务，这一时期来华传教士的显著特征就是将晚清西学东渐以一种全新的姿态，以更大的范围影响着中国近代化的进程。马礼逊在中国境内首次把《圣经》全译为中文并予以发表，使基督教经典得以完整地介绍到中国。他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第一份中文月刊，在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上位居首尊。而在1833年，由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创办于广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则是传教士们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中文刊物。本文将着重探讨《东西洋考》创办的社会历史背景。
一、基督教新教的发展以及英国的东扩
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ism）是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以后相对于天主教会、东正教会等旧有势力的基督教概念，代表着一种对基督教信仰的新见解。随着近代科学和哲学的不断发展，在经历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也在发生着深刻地变化。1739年，约翰·韦斯利（John Wesley）兄弟在英格兰成立了韦斯利宗，并掀起了一场奋兴运动。这场福音奋兴运动面对社会道德的堕落、宗教情感的淡漠，号召人们研读《圣经》，过虔诚、简朴的生活，恪守教义。福音奋兴运动大大推动了基督教内部的改革，刺激了教会的传教动力。新教各教派开始建立海外传道组织，决心把基督教义传遍整个世界。著名的基督教史学家威利斯顿·沃尔克（Williston Walker）指出：“福音奋兴运动的最重要成果之一是近代新教传教事业的兴起。”[1]59518、19世纪，新教的海外传教事业蒸蒸日上，将福音带到了世界上许多地方，各类传教组织和机构也不断发展壮大。新教传教士们到处建立学校、翻译《圣经》、开展出版事业，他们不仅将基督教教义传播到世界，更重要的是将西方工业革命的巨大成果——先进的现代学校、医学、科学技术、机器带到其他地区，推动了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但是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国家不断的扩张和殖民，以及随之而来的侵略行径，传教士在这一背景下的活动多多少少也帮助了侵略者对殖民地的掠夺。
在《马太福音》24：14里写道：“这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基督教的传教历史证明，宗教的复兴和传播，往往是伴随着经济和政治的扩张。1640年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并且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体制，18世纪后半叶，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使得纺织、机械制造、煤炭冶炼都实现了机械化，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生产力极大提高，社会财富急剧增长。[2]429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就使得英国急需扩大海外市场，也需要大量的工业原料和廉价的劳动生产率，这些都促使英国需要不断的海外扩张以及争夺殖民地，因此，基督教的传教运动也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主义的扩张而开始了。
二、清朝的禁教政策
到了17世纪末18世纪初，因宗教礼仪问题，在中国政府与罗马教廷之间，中国耶稣会与罗马教廷之间、耶稣会与其他天主教会之间，出现严重分歧——即礼仪之争，西方天主教就中国礼仪是否违背天主教义而争论，狭义来说就是指康熙与传教士就儒教崇拜而引发的争论，1715年，教皇克雷芒十一世（Pope Clement Ⅺ）颁布“自登基之日”（the Bull Exilladie）的通谕，规定了在华传教士的各项礼仪，违者将受到逐出教会的处罚，所有传教士必须服从。罗马教廷要求在华天主教不得祭祖、不得拜孔。康熙皇帝表示，中国祭祖拜孔，不过是一种尊崇的礼节，并无宗教性质，如果来华西人，不得像利玛窦那样对祭祖敬孔持尊重态度，不准在中国留居、传教。双方交涉多次，不得要领。后罗马教廷派使者将教皇的通谕带来中国，康熙帝回应道“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等人无一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条约，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钦此。”[3]111717年，康熙下令，禁止天主教在华活动。此后，天主教在华，再次步入低谷。雍正、乾隆朝又相继颁布禁止传教的法令，1727年，雍正皇帝颁谕：“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4]60
在清政府实行严厉的禁教政策的同时还一直奉行着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跟随马嘎尔尼一同来华的斯当东记录到：“这样多的人口，在这样广袤的地面上，遵守着一个统一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有共同的语言文字和生活方式，俯首帖耳于君主一人的绝对统治之下。他们同世界其余的人在许多方面有很大的悬殊，他们闭关自守，同其余世界无争，但也不愿同其余世界有任何往来。”[5]504-505长期的闭关锁国，使得清朝的统治者沉迷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他们完全不知外面的世界，对西方的先进科学和历史不仅一概不知，还存在着蔑视的心理，对西人都以“蛮夷”称呼。对世界地理的发现、工业的发展毫无兴趣可言，在他们心中，世界的中心仍然是自己。
三、19世纪30年代的广州
顺治十三年（1656）六月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朝开始实行海禁，但是当时的澳门港可以对外贸易。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朝正式开海，并且在云台山、宁波、漳州、广州这四个地方分别设立了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和粤海关，虽然当时进行对外贸易的口岸很多，但是这四个海关属于政府正式设立的海关。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皇帝以海防重地需规范对外贸易，下令只许广东通商，从1758年到1838年鸦片战争爆发的前夕，到达海关进行贸易的商船共计5107艘，广州也作为唯一的口岸，发展对外贸易。当时还存在着“十三行”，受清政府的委托作为中介来规范对外贸易，“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6]68从这一首诗中我们就能感受到当时十三行的繁荣之象。广州是这一时期世界范围内贸易的中心城市之一，“广州的位置和中国的政策，加上其他各种原因，使这座城市成为数额很大的国内外贸易的舞台……中华帝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全部贸易，都以此为中心。中国各地的产品，在这里都可以找到。”[7]301
在鸦片战争爆发以前，清政府对广东地区的对外贸易也有严格的管理条令，严格限制了外商的活动。但是根据美国人亨特的记载，真实情况并不是如此，“假如一个外国人在街上遇到麻烦事时，通常只要认个错就没事了，而中国人则为倒霉者被推到一边。”[8]19-20虽然当时清政府颁布各种严格的谕令来约束和规范外国人的行为，但是在“天高皇帝远”的广州，这些禁令并没有发挥出实质性的效果。这也充分反映出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在封建体制下外国人的殖民侵略气焰得到了助长，也为后来的鸦片战争埋下伏笔。同时，广州上层社会人士同外商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亨特在其著作里描述到“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地方，外国使节和政府高级官员、甚至与钦差大臣之间的会晤，也常常在这里进行。”[9]91文中的“这里”指的就是当时著名的行商潘绍光的居所。
到19世纪30年代，外国人在广州地区的状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甚至在广州还成立了一些由外国人建立的机构，例如印刷所和保险机构。由于当时的广州是清政府对外通商贸易唯一的港口，经过多年的发展，大量的外商在此居住。这些外国人在长期和中国人交往的过程中，熟悉了当地人的风俗习惯、语言、行为、生活状况等，一些广东的商人也掌握了一部分简单的英语，甚至还在广州人和西洋人之间还存在着专门用来相互交往和进行贸易往来的独特语言，这就是在广州早期口岸外交中产生的“广州英语”（the jargon called Canton-English）。这一种语言是广州本地粤语方言和英语的融合，它的出现也正是广州与西方经济交往在语言方面的反应，它“成功地弥补他自己语言的不足，并依照他自己单音节的表达方式，同时使用最简单的中国话来表达他们的意思。”[10]44这一种新奇语言的流通，不仅有效地促进了中西贸易沟通方面的问题，在文化层面也加深了中西之间的交往。
综上可知，在广州地区出现第一份中国境内的的中文报刊，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广州以其独特的历史身份，它作为帝国对外贸易的唯一切入口，聚焦着整个西方世界的目光，往来的各国商船和各种贸易信息为报纸的内容提供了大量的参考，众多外商雄厚的资金实力为报刊出版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传教士与广州上层人士的交好则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环境，传教士办报者对广州地区风土人情的熟悉和对中文的了解则为他们自主办报提供了保障，众多的外国人以及接受先进西学的知识分子，成为报纸的读者，西方先进的办报技术和经验，使得这一过程更加便捷。这一切都为广州成为当时中国内地的媒介中心提供了可能。
四、编者郭实腊
尽管清政府有严厉的禁教措施，但是这些并不妨碍传教士们对传播福音的热忱，他们悄悄来到中国大陆，从事秘密活动，在马礼逊之后，有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其中就包括郭实腊。
郭实腊，亦译郭士立，出生于普鲁士，18岁时进入柏林教会学习。1823年，前往鹿特丹，加入荷兰布道会。1827年抵达巴达维亚，他一度同麦都思同住，并跟随他学习马来语和中文。1830年12月抵达澳门，郭实腊穿中国服装，起中国名字，还为中国人看病，因此给当地人留下了好印象，与此同时，他在一切可能的场合广为散发基督教书籍。这一时期的英国等国家无视清政府的禁令向中国大肆倾销鸦片，导致中英关系非常紧张，一部分外国人期待着深入了解中国的沿海边防的情况用以服务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侵略欲望，郭实腊也是其中之一，1831年，郭实腊搭乘中国贸易船只，从曼谷出发开始了第一次沿中国海岸的航行，他是第一个进入中国内地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他到达了天津、北京、山东、上海、厦门、南澳群岛等地，并且特别注意到了中国的海陆条件。1932年2月25日，郭实腊以翻译和外科医生的身份乘坐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阿美士德号”（Lord Amherst）商船，开始再次沿着中国大陆、台湾。朝鲜以及琉球的海岸航行。此次的航行原本是为了打开一条新的贸易通道，尽管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但郭实腊趁此机会在当地人中散发了大量基督教书籍，希望消除中国人对他们的不信任。这是他第二次对中国沿海地区进行的探查，这次勘测了沿海地形，绘制了航海图，调查了重要口岸上的防务。1832年10月，他乘坐“气精号”（Sylph）从澳门出发，开始了对中国沿海的第三次勘察。这次航行，郭实腊携带了大量的宗教小册子分发给了沿途民众，并在浙江和山东的港口进行了仔细的勘察，探清了港口的船只、贸易规模等。在清政府严厉的禁教政策之下，郭實腊还能安然无恙的对中国沿海进行三次探查，揭示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在此之前，英国当局认为清政府的闭关锁国与禁教是无法突破的，但是郭实腊的行动刺激了英国侵略者的野心，他们开始顺利的扩大对华鸦片倾销。而海外的传教士也同样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给他们在中国发展传教事业带来了巨大的信心。郭实腊认为傲慢无礼和排外的中国人对西洋人有很大的偏见，而这一偏见严重地损害了在华西洋人的利益，为了维护欧美在华人士的共同利益，创办一份刊物是十分有必要的。
19世纪基督教新教传教事业的蒸蒸日上以及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导致的强烈的对外扩张的需求，还有晚清政府对传教事业的禁止还有编者郭实腊个人的努力，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下，《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于1833年创刊于广州，《东西洋考》的目的虽然是在传教，但是它传入了大量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开启了民智，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之后创办的《遐迩贯珍》、《六合丛谈》等，也多以《东西洋考》为范本，共同促进了近代报刊在中国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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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威廉·亨特著，沈正邦译.旧中国杂记[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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