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君士坦丁一世对多神教实行宽容政策的原因

摘要：君士坦丁一世是罗马帝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在位期间不仅保护和支持基督教，也对传统的多神教采取宽容政策。他对多神教的宽容是其宗教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出于实际的政治考虑，是为了达到巩固统治、统一帝国以及维持社会稳定的目的。

关键词：君士坦丁一世；罗马帝国；多神教

中图分类号：K5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4-0186-04

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在位期306—337年)是继戴克里先(Diocletian，在位期284—305年)之后又一位有所作为的罗马帝国皇帝。在位期间，他不仅再次统一罗马帝国，而且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政治和军事改革，尤其是对基督教实施支持与保护政策，令基督教由此获得合法地位并逐渐成为帝国国教，从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本人也因此被后世学者认为是“第一位基督教皇帝”，通过完成“一场波澜壮阔的宗教与社会革命”，“给世界文明以一个新的起点”。对于君士坦丁一世的基督教政策，中外学者从原因到影响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大量论述，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同时，在论及他对多神教的措施时，现代学者也多看到了他并未对多神教赶尽杀绝，而是采取一种宽容政策。例如，陈志强教授指出“君士坦丁在大力扶植基督教时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迫害多神教”，“君士坦丁对当时帝国社会多种宗教信仰流行的现状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在推行其宗教政策中力图保持一种没有倾向性的最高仲裁权，在实际行动中极力消除宗教对立”；奥斯特洛戈尔斯基则指出君士坦丁一世“仍然允许异教举行礼拜仪式，甚至亲自参加异教的，特别是对太阳神的某些礼拜活动”，但学者们并未就其原因进行具体分析。本文将尝试从君士坦丁一世所处的历史环境分析其对多神教采取宽容政策的原因。

一、继承传统政策以保证辖境稳定

君士坦丁一世对多神教实行的宽容政策，既是对罗马传统上宗教宽容政策的继承，也是其父帝国西部皇帝君士坦提乌斯·克罗鲁斯(Constantius Chlorus，292至305年任凯撒，305—306年为帝国西部皇帝)在其管辖区域内所实行宗教政策的延续。

罗马自共和国时期以来就有着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的传统，允许各种宗教在不危害国家的情况下自由发展，这是影响君士坦丁一世在决定保护与支持基督教的同时，对传统的多神教继续实行宽容政策的历史渊源。

罗马本是意大利半岛上的一个城邦国家，在共和国和帝国时期不断的对外征服过程中，为了怀柔被征服者，减少他们的反感并巩固武力征服的成果而采取实用主义的宗教政策，把地中海世界被征服地区和民族的大小神明纳入罗马的万神殿中，以调和态度对待各种民间崇拜与仪式，并努力促成各种神明崇拜的互换与混合。布克哈特就此指出，在罗马帝国，罗马人对于其他民族的神祗，“会承认它们是神，即使不是他自己的神”，“祖先的各种迷信虽然被死板遵循，但对待其他迷信的态度是友好而非憎恨”，“外来诸神不仅被放在本地神祗旁边一并传播，还依其内在的亲缘关系而替换了本地神祗”。即使在基督教出现后，这种宽容政策也并未发生重大改变。现代学者仔细考察后世基督教会所极力渲染的所谓“十次迫害”后，发现“爆发这种流血事件也不是非常普遍。在很长时期内，基督徒的生活是平安无事的”。

实际上，对基督教最严重的三次迫害分别是公元64年尼禄(Nero，在位期54—68年)于罗马大火后对被指控为纵火者的基督徒的第一次迫害、戴西乌斯(Decius，在位期249—251年)皇帝时期的迫害以及戴克里先于公元303年开始而由伽勒里乌斯(Galerius，在位期305—311年)于311年病重时下令停止的最后一次迫害。尼禄对基督徒的迫害主要集中于罗马城内，戴西乌斯时期的迫害范围虽广但时间很短，由戴克里先开始的最后一次迫害时间最长，但也不过8年，而且在这8年中也只有前4到5年可算严苛，即使如此，帝国西部的高卢、西班牙、不列颠等地的管理者也并未真正认真执行这一迫害政策。就整体而言，从公元1世纪开始的对基督教的所谓“十次迫害”并非帝国宗教政策的常态，只是新兴的基督教与帝国之间互动过程中的插曲，在这些插曲前后，基督教在帝国的宽容政策下实际上是不断得到发展的[。

戴克里先的迫害政策造成社会秩序不稳、多神教徒与基督徒的冲突日益激烈，令正常社会生活大受干扰。不仅导致梅利提尼(Melitene)与叙利亚(Syria)的基督徒起义，而且也引起了渴望恢复日常生活秩序的广大普通多神教徒的强烈不满。面对这种状况，戴克里先的后继者伽勒里乌斯已经被迫回归帝国传统的宗教宽容政策，于公元311年颁布了宽容敕令。君士坦丁一世之父君士坦提乌斯·克罗鲁斯在高卢地区执行传统的宗教宽容政策，虽受到了戴克里先的责备，但却令其辖境在他的全部统治时期得享和平安宁。两相对比，刚刚继承其父之位的君士坦丁不会不认识到，在基督教势力日益壮大而多神教仍然保持着相当影响的情况下，对任何一方进行迫害都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并削弱自己的统治基础，只有继承其父、实施契合罗马传统的宗教宽容政策，才能保证辖区内社会稳定并巩固自己的统治。因此，他才在与东部皇帝李锡尼(Licinius，在位期309—323年)于313年共同颁布的米兰敕令中宣布：“……为了公众利益……，授予基督徒以及所有其他人以自由，让他们遵循可令自己满意的敬拜方式，以便所有存在的神盟和天国中的力量得以保佑我们以及在我们统治之下的民众。……人人均享有追随认为适合自己的宗教的权利。……我们如此行事是为了不以任何方式表现出对任何敬拜仪式或方式的轻视”。米兰敕令的真正含义是通过把基督教正式纳入罗马传统的宗教宽容政策涵盖范围之中，让基督教与多神教在平等的政治环境中进行自由竞争。为了避免以另一种形式重蹈之前戴克里先和伽勒里乌斯迫害基督教的政策造成社会裂痕与混乱的覆辙，君士坦丁一世才决定在执行保护基督教政策的同时，对多神教实行宽容政策。

二、统一帝国的实际需要

君士坦丁一世对多神教的宽容，也是由于看到了多神教在当时仍然拥有巨大影响，同时，要想在伽勒里乌斯去世后帝国各个割据势力的大战中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决不能在争取基督徒支持的同时把多神教徒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去，为此必须实行宽容政策。

君士坦丁此时对多神教采取宽容政策首先是由于多神教在社会中具有庞大势力，不可等闲视之。论者在言及君士坦丁一世对基督教的保护和支持时，往往首先会提到当时基督徒人数众多，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据布克哈特推测，基督徒在帝国西部所占人口比例约为1/15，在帝国东部则为1/10；而根据美国社会学家斯塔克进行的估算，在米兰敕令颁布之前，基督徒

的人口可能在500万到750万之间，约占帝国人口总数的1/10。确实，如何对待众多的基督徒是当时一个精明的政治家必须注意的问题，但与之相对，非基督教徒在帝国总人口中占了大约9/10，即使他们没有基督徒那种严密的教会组织以及可以与基督教殉道者相提并论的热诚信仰，仅凭其人数就足以使任何没有丧失理智的政治家不敢忽视多神教徒的影响力。当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的士兵在罗马城内的命运女神(Fortune)的神庙中对女神口出亵渎之语，以致被暴民殴打至死时，马克森提乌斯也无如之何。君士坦丁看到了基督教的重要性，为此保护和支持基督教，但他同时也看到在多神教徒占绝对多数的社会中，若不对多神教采取宽容政策势必自取灭亡，遑论统一帝国。更重要的是，君士坦丁本人最初的地盘高卢和不列颠等地本为基督教势力薄弱之处，因此，出于现实考虑，更加不能对多神教徒实行压迫政策。在进行统一帝国的战争中，要想拥有一个稳定的后方基地，留给君士坦丁的选择只能是在基督教与多神教之间采取平衡政策。因此，他在击败马克森提乌斯并夺取意大利之后，才会与李锡尼联名颁布宽容敕令，申明其对待一切宗教的宽容政策，因为此时他统治的西部大部分民众信仰的都是多神教，而新夺取的以罗马为中心的意大利地区更是罗马传统多神教的大本营，要巩固自己在新占领地的统治，让它成为自己向东部发展时的可靠后方，就必须执行对多神教的宽容政策。

其次，对多神教实施宽容政策也是为了稳定军中多神教徒士兵的军心，鼓舞其士气，以利于战事并巩固其统治。在帝国历史上，“军队决定着皇帝的命运”，“皇帝在位时间长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队的好恶、同士兵关系的好坏，以及如何满足军人的欲望，博得军人、士兵的支持或好感”。一方面，当时军队中的基督徒数量不断增加，军队的基督教化倾向日益明显；但另一方面，多神教徒也是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现代学者统计，戴克里先时代帝国军队总数约为45万人，其中大部分可能是多神教徒，否则一支绝大多数成员是基督徒的军队恐怕不会坐视戴克里先对基督教的迫害而不发生大范围叛乱。因此，君士坦丁在制定政策时，既要考虑到基督徒士兵的情绪，也要留意多神教徒士兵的福利，以把双方都团结在自己身边。否则，“若无军队作他的后盾，他的生命即将难保”。正是为了保持军中多神教徒士兵的忠心与好感，君士坦丁才采取对多神教的宽容政策，以稳固自己的地位。而在进军意大利与马克森提乌斯决战之前，他打出字母“XP”式样的拉伯兰军旗，教会史家尤西比乌斯宣称“XP”代表“基督”，但实际上“XP”也可以是多神教的象征物。这正体现了君士坦丁宗教政策的实用性与宽容性，既支持基督教，又宽容多神教。正是由于君士坦丁实行这种宽容政策，军队内部才不致因为宗教问题而发生分裂；也正因为如此，在罗马城附近的米尔万桥与马克森提乌斯的决战中，由基督徒和多神教徒共同组成的9 800名士兵。才能和衷共济奋勇战斗，为君士坦丁赢得胜利。

再次，宽容政策是君士坦丁与李锡尼之间联盟的重要纽带。在311年皇帝伽勒里乌斯去世后，帝国四分：戴克里先的共治皇帝马克西米安(Maximian，在位期286—305年)之子马克森提乌斯占据意大利，马克西米·达(Maximin Daia)成为帝国东部大部分地区的主人，李锡尼控制伊利里亚(Illyria，前南斯拉夫及其周边地区)，而君士坦丁则统治高卢与不列颠等地。马克森提乌斯与马克西米·达亚结盟，而君士坦丁则与李锡尼联盟。。在这四大势力中，马克西米·达亚宗教政策摇摆不定，对基督教时而迫害时而宽容；而马克森提乌斯则借迫害基督教为名实行暴政，屠杀多神教徒占优势的罗马元老和市民并没收他们的财产，从而引起普遍的憎恨，既无法消灭基督徒，又无法用迫害手段为自己取得对暴行憎恶与反感的多神教徒的支持。而宗教宽容政策不仅有利于君士坦丁与当时采取相似政策的李锡尼的联合，也让君士坦丁成为基督教和多神教双方共同的保护者。“米兰敕令”显示，君士坦丁和李锡尼在那个时代上自皇帝下至普通民众和士兵争论不休的宗教问题至少是暂时地正式达成了一致，也就是给予民众宗教信仰自由，宽容对待一切宗教，当然，其前提是不得损害公共利益，也就是不得反对皇帝和破坏社会秩序。在这种默契下，双方互相配合支持，在此前后分别击败了另外两股割据势力。

三、维持帝国稳定的政治手段

在公元323年击败之前的盟友李锡尼完成帝国的统一后，建立并维护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统治以及保障帝国的安定就成为君士坦丁施政的首要目标，而对多神教的宽容政策是其缓和宗教矛盾并维护帝国统一与安宁的重要手段。

根据尤西比乌斯的记载，李锡尼在统治后期曾大肆迫害基督徒，因此招致君士坦丁的兴师问罪并最终战败。皇帝瓦伦斯(Valens，在位期364—378年)手下的多神教徒秘书尤特罗比乌斯(Eutropius)，在其敬献给皇帝的《简要罗马史》(Historiae Romanae Breviarium)一书中则声称君士坦丁之所以进攻李锡尼是为了征服世界。6世纪的多神教徒历史学家左西莫斯(Zosi-mus)声称君士坦丁与李锡尼之争的原因在于君士坦丁野心勃勃要夺取后者的地盘。综合基督徒和多神教徒双方的言论，或许历史的真相可能是君士坦丁利用李锡尼违反宽容政策迫害基督徒这一借口而出兵以完成帝国的统一。君士坦丁在胜利后，虽然为了镇压李锡尼的同党而对曾经支持李锡尼的多神教徒和基督教阿里乌派(Arianism)进行压制，但这只是出于肃清异己的政治考虑，并非意味着宽容政策的转向。实际上，只要是服从并支持君士坦丁统治的宗教派别，他都给以尊重，比如，他对多神教徒的压制只限于原来李锡尼统治地区，并未扩展到西部。就一定程度而言，君士坦丁的这种做法可称是对李锡尼时期东部地区迫害基督徒政策的一种拨乱反正，通过压制部分过于狂热的多神教徒，既可以打击李锡尼的残余势力，又可以为重建宽容政策进行铺垫，促进多神教徒与基督徒之间的和睦共处，以缓和李锡尼时期东部激烈的宗教矛盾并安定社会秩序。正是出于这个目的，他一方面支持在东方各城市，如耶路撒冷(Jeru-salem)、伯利恒(Bethlehem)、安条克(Antioch)和尼科美地亚(Nicomedia)兴建教堂；另一方面，在建设新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时，君士坦丁不仅把从罗马城运来的多神教神像立于城中，还特意修建了众神之母瑞亚(Rhea)与命运女神(Fortune)的神庙。除了君士坦丁堡外，他也允许在其他地区建造神庙，甚至允许意大利翁布里亚地区居民为皇帝本人的家族建造奢华的神庙。同时，他还豁免多神教的祭司团体担任公职的义务。帝国各地的多神教神庙仍然拥有大量财富，享有帝国的馈赠和特权。君士坦丁本人继续自称为“大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在钱币上保留旧的神祗，尤其保留了太阳神作为无敌的伙伴”。他还颁布法令允许多神教徒如常进行祭祀活动，而自己也遵循古老的崇拜仪式，向各种祭司进行咨询。

布克哈特注意到“君士坦丁的外在行为总是前后不一致”，而“这种分裂情况在统治后期不减反增”，并认为“他希望给这两种宗教以直接的保证，而他也有足够强大的权力来维持双重立场”。实际上，君士坦丁的立场只有一个，就是通过消除教派对立、消弭教派冲突以稳定社会秩序，让帝国从内战所受创伤中恢复过来，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所以他才在镇压了李锡尼的残余势力后，继续保持对多神教的宽容政策。君士坦丁的外在行为虽看似矛盾，实则其出发点是一致的，而并不是在多神教信仰与基督教信仰之间摇摆不定。

余论

君士坦丁一世作为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与出色的统治者，深谙当时社会上多种宗教流行的现实状况，他既看到了基督教的潜力和重要性，同时也明白如果不兼顾当时仍有相当强大的势力与影响的多神教的利益，将不利于其统治，并导致社会因宗教争端而分裂，帝国必将难以长治久安。通过对多神教实行宽容政策，他向多神教徒显示了自己的善意，并获得了厌弃迫害政策带来的争端的大多数多神教徒的支持，从而有助于其实现巩固地位、统治并稳定帝国的政治目标。

一直以来，西方不少学者就君士坦丁一世保护与支持基督教政策究竟是出于政治动机还是个人虔诚信仰争讼不休。其实对多神教的宽容政策与君士坦丁一世保护与支持基督教政策是互相补充互为依存的两个方面，孤立分析其支持基督教的政策难免会为各种表象迷惑，而若认识到君士坦丁一世对多神教的宽容政策是由其政治目的所决定，则或许可为这一争论提供另一个观察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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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颖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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