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与信仰之间：教会大学的两难处境（1922—1951）

摘要：1922年兴起的非基督教运动和1924年兴起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对教会大学的基督教信仰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自此，教会大学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与信仰之间的巨大张力。为了缓解这种张力，教会大学一方面调整办学目标以适应中国政府和社会的要求，另一方面却在一定的范围内坚守基督教的办学方针。华中大学在此两难处境中的调适与努力。折射出教会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微妙关系。

关键词：教会大学；华中大学；办学目标；基督教特色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9-0129-05

1922年兴起的非基督教运动和1924年兴起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对教会大学的基督教信仰提出了严重的挑战。教会大学被要求取消强迫的宗教教育和宗教活动、以教育为主而不是以宗教为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又开始在教育领域推行“党化教育”，希望将国民党的主义融合到教育中，将党的信仰灌输给学生，并藉此取代基督教精神对学生的渗透，掌握对教会大学的控制权。因此，自1922年开始，教会大学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与信仰之间的巨大张力。一方面，为了满足中国政府和社会的要求，求得生存与发展，教会大学必须向世俗化的方向迈进：另一方面，世俗化的方向又常常使西方的支持者感到担心，他们害怕教会大学将日渐失去基督教的特色，同时，虔诚的基督教信仰也使基督徒教育家们不甘“堕落”，因此，他们在政府允许的范围内，努力推行基督化教育，希望能坚守基督教的信仰。在生存与信仰的巨大张力之间，教会大学是如何自处的？他们又为两者的融合做出了怎样的努力？本文即以华中大学为中心，以其不同时期办学目标的调整为切入点，来具体考察教会大学在生存与信仰之间的两难处境。

一、19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办学目标的转变

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基督教学校很少明确标明其教育宗旨，如张文昌所言，“过去之基督教教育有目的乎？……试一检查各地教会学校之章程，载明目的者实如凤毛麟角”。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基督教学校没有办学目标，或者其办学目标“似无而实有，亦似有而实无”。实际上，早期基督教学校的办学宗旨是非常明确的，即灌输基督教教义和传播基督教信仰，最终促使整个中国社会基督教化。

但从1920年代后期起，在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巨大压力下，基督教学校开始根据中国政府的政令法规来调整其办学宗旨。1926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第十一届年会根据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的教育宗旨，明确提出基督教学校的宗旨为：“造就健全国民，发展共和精神，培养职业知能，更以基督之牺牲与服务精神，完成其高尚人格。”中华基督教教育会还将此宗旨在《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多处刊载，以示宣扬之效。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将“党化教育”和“三民主义”教育作为其教育宗旨，在对基督教学校的管理上。企图以“党化教育”取代“基督化教育”。这一状况引起了基督教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关于基督教学校以后办学方针的讨论不时见诸于报章杂志。基督教教育工作者们当然是不愿放弃基督化办学宗旨的，奈何当时的中国已非往日一盘散沙的中国，当时的政府也非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或还不能完全独立的北洋政府，南京政府此时正亟待树立权威和有所作为，民众也热切期盼着建立起一个独立强大的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基督教教育工作者们既不能与政府的规章相对抗，就只能低姿态地进行顺应，希望能将“三民主义”教育与宗教教育作一定的调和。缪秋笙指出，“基督教学校所提倡的宗教教育，与一般普通学校所注重的道德教育，在形式上虽有不同，但基本的目的则同在养成健全的人格与高尚的品格。”这里的道德教育，应理解为国民政府所提倡的“党化教育”或“三民主义”教育。缪秋笙将宗教教育比作普通学校的道德教育，将两者相提并论，目的就是希望两者能并行不悖，不致用后者来取代前者。谢扶雅则对基督化教育和党化教育以及三民主义教育的关系有较多阐释。他认为，基督化教育与党化教育非但不冲突，而且还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即同心圆的关系。党化教育是一个大圆，它包含着基督化教育，而基督化教育则是处在党化教育这个大圆中心的小圆。也就是说，基督化教育是党化教育的核心，在党化教育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并将会对党化教育做出巨大贡献。谢扶雅还牵强附会地将基督化人格比附为三民主义，希望两者能融为一体。他这种将基督化教育与三民主义融合的努力，虽在理论上还可勉强编个圆通，但在实践上却困难重重。国民政府也丝毫不理会基督教教育工作者们抛出的橄榄枝，对他们这些煞费苦心的解释毫不领情。因此，教会大学唯一的出路只能是顺应政府要求，调整办学目标，并在院系和课程设置以及宗教活动等方面都作相应的调整。下面我们以华中大学为中心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的考察。

华中大学早期的办学目标和动因是非常明确的，即为基督教运动服务，为中国基督教会培养领导人，并进而为中国培养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在关键的时刻将引领国家向正确的目标迈进。这里所谓的正确目标，显然就是基督化的目标，即以基督教来拯救中国，或日借助基督教的力量将中国建成一个强健的国家。关于这一点，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曾多次表述，他说，“我们认为，这所大学（华中大学）的工作与这个国家的基督教运动紧密结合”，华中大学是中国基督教运动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的成立源自中国的基督教运动，因此它的目标也是为中国的基督教运动服务，正所谓“我们的教育为了基督，同时也来自基督”。在他看来，学校不仅要向学生提供基督教的理想，而且还要在上帝之国的建立中发挥积极作用；华中大学也不仅是华中地区的一个高等教育机构，而且还是一个服务于这一地区其他所有的基督教力量（Christianforces），并与之合作以加强基督教运动的机构。既然华中大学的教育是为了基督，那么学校的目标自然是帮助基督完成这一工作，为中国基督教会培养领导人。所以，“我们不仅着重于使教学达到高水平，而且还要着重于为教会和中国培养学生的品格，以适合我们正在经历的关键时刻的需要。”这里的品格，当然是指基督的品格，即培养具有基督品格的人才；之所以说是“关键时刻”，是因为韦卓民认为，“在多重意义上，中国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处在一个迷茫、徘徊的时期，他希望在基督教环境中接受教育的华中大学的毕业生们，能成为基督教会和中国未来的领导人，积极参与引导国家向正确的目标迈进，用基督教来拯救中国。韦卓民的这一看法，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而是代表了当时相信基督教可以拯救中国的一批基督教教育家们的观点。这批人相信，要拯救中国，需要大批不仅具备卓越才能，而且具有伟大人格的人，而这个伟大的人格，就是基督的品格，因此，他们希望通过教会大学来培养学生的才能和基督化人格，为中国培养具有基督教品质的领导人，并由他们引领国人建立起一个强健的中国。

但到30年代华中大学注册立案后，这种强烈彰显学校基督教办学目标与基督教特色的做法。在学校的正式文书中已很少看到。注册后的华中大学组织大纲中，明确地将学校的办学宗旨调整为“实施高等教育，培植中国青年，务期发展其人格与智识，成为中国之忠实国民，适合社会需要，并扶助社会德智体群各方面之进展，而完成本校设立者（即圣公会等）办学之初志。”若不是在最后加了一句“完成本校设立者（即圣公会等）办学之初志”，仅从前面描述的办学宗旨来看，已完全看不出华中大学的基督教性质与特色，因而也就完全无法判断它与普通私立学校的差别所在。此办学宗旨一直维持到1950年代。1950年初，华中大学在阐述其办学宗旨时。也只是将30年代关于办学宗旨的表述中“完成本校设立者（即圣公会等）办学之初志”一句删去。即使在对校友的描述中，华中大学也并不强调其基督教特色。韦卓民在1941年1月24日给校友的信中说，“溯我校草创之初，固以讲究高深学术，培植有为青年，为人群谋福利，为国家增元气为职志。”信中丝毫不提及华中大学的基督教特色，更不以此来作为对校友的号召或凝聚力。由此可见，华中大学基督教的特色在当时的学生和校友中已颇为淡漠。1945年，华中大学在总结学校特点时说，“规模不大，经费比较稳固，无党派。不干预政治，一意以讲求高等学术，培养真实人才，复兴国家民族，促进世界大同为职志。校风以组织法制化，生活家庭化，养成爱团体、守纪律、牺牲小己、服务大众、坚苦卓绝、实事求是、具有世界眼光之人格为主。”1920年代末，缪秋笙、谢扶雅等在企图融合宗教教育和三民主义教育时还念念不忘的基督化人格，在这里也看不到任何踪影，而仅有“具有世界眼光之人格”的表述，或许还能让人联想到基督化人格与具有世界眼光之人格的些微联系。

其他教会大学的办学方向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转变。1932年底，美国各差会联合派遣的“平信徒调查团”，对中国教会大学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后，对当时教会大学办学目标及重心的转移做出如下评论：“目标重心的转移，有些学校比较得更为显著。自然也有许多西教士虽在大中学办事，却并没有受到这种转移的影响。但我们敢坦然地说：一般富有思想和开通的领袖，渐渐地萦念到发展一种良好的大学教育上去了。他们所要发展的大学：第一，当使成为研究社会问题的优美工具：第二，当保存原有文化的最优美点：第三，当使之成为西方文化上所能贡献的最优美点之模范场点；第四，当培养青年男女，使之对于民众能作有用的服务工作。”也就是说，教会大学已由原来的主要为上帝服务，而逐步转向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发现中国固有文化的价值，展示西方文化，并服务于中国社会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教会大学要放弃宗教教育和学校的宗教目的，完全为中国社会和民众服务：而只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教会大学需要换一种方式来实现使中国基督化的目标。正如“平信徒调查团”所强调的，“这样的教育，并不是要对于基督教运动，减少了热忱，乃要对于基督化服务，存着更广大的观念；并不是要对于学生的精神生活，减少了兴趣，乃是要明了任何课内的卑劣教学，都有损害宗教的影响。所以精神革新应与智力训练，是息息相通而应该同时并进的。至于宗教教授，还是要完全保存着；用各种方法去灌输耶稣的教训，仍旧要继续努力的。可是高等教育的标准，是根本重要的，可惜从前太觉忽略了，以后自当十分注重。”

二、基督教信仰的坚守

虽然华中大学按照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私立学校规程》的要求，在其学校组织大纲中调整了办学宗旨。但这并不说明在华中大学已完全找不到基督教的因素。如果仔细察看学校的其他文字规章，就会发现校方努力保持基督教特色，并将其与当时社会环境和政府规章相融合的苦心。例如，华中大学的校训为：“牺牲服务，博爱大同”，这些字眼就具有较明显的基督教特色和西方文化特点。只是在当时的环境中，华中大学力图将其基督教的特色融合或镶嵌于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国家背景中。这一点从华中大学的校歌中可体现出来。歌词中“报国精忠”、“锄强除暴”，“祖国兴隆”等词汇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世界大同”也是中华民国教育宗旨中所提及的，是孙中山希望三民主义能最终达成的目标。因此，华中大学的校歌总的来说是迎合政府要求的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但是，校训及校歌中又反复提及“牺牲服务”、“博爱”等具有较明显基督教特色的字眼，这就体现了华中大学将两者融合在一起的愿望与努力。更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教育宗旨还是校歌，中英文的表述均有一定的不同。中文的华中大学校董会章程中，除说明董事会的组织构成外，还明确地阐述了学校的办学宗旨，这个宗旨非常合乎政府三民主义教育的要求，丝毫体现不出基督教的特色。但在华中大学的英文校董会章程中，仅仅说明了校董会的组织、权限及与西方设立者的关系，而根本不提及办学目标的问题。我们相信这不可能是章程起草者的疏漏，也不会是中英文翻译便利的需要，而实在是体现了华中大学领导者们的良苦用心。他们一方面要适应政府的政令法规和中国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又必须满足西方设立者的要求，同时兼顾世俗化与基督化两个方面，在两者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以使教会大学能在当时中国的环境中继续存在下去，因此，在中英文章程上不得不做一定的灵活变通处理。当时教会大学在中国生存处境的艰难，由此可见一斑。

只有在圈内，教会大学才能毫不避讳地直言其办学精神与宗旨，如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在写给基督教中学校长，请他们推荐学生的信中说，“查本校……素以发扬基督教精神，培养高等专门人才为主旨。为达成此种特殊任务，端赖我有关各中学之彻底合作；盖基督教中学之功，为教会大学之基，相需相成，理有固然也。”实际上，虽然华中大学在注册立案后，向政府和社会公开宣扬的办学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一定变化，但在学校管理者的心目中，华中大学的办学宗旨是自学校创建以来就不曾改变的，是一脉相承的。1938年，韦卓民在一篇文章中仍然强调，“中国教会大学的办学目的是训练教会工作人员和向新的中国提供领导人材。”他认为，教会大学虽然曾引领中国高等教育，并且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也仍然可以为中国高等教育作贡献，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因为仅从教会大学对高等教育的贡献来说，它不可能与中国的国立大学相比拟，而且这也不应该是教会大学关注的重点。教会大学的中心工作应该是努力满足基督教会的需要，它对中国的永久贡献应该是基督教精神。

实际上，面对因拥有更好的设备和更多的财政资助而变得越来越强大的国立大学，华中大学的其他领导者们也在思索：我们这类学校需要怎么做？我们存在的合理性到底是什么？华中大学理学院院长桂质廷的答案与韦卓民相似，即。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将基督教理想展示给我们的学生。对学术理想的贡献不是我们所独有的，而是高等教育机构所共有的，但将最高的学术理想与基督教的品格训练结合起来，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存在的正当理由。由此可见，将学校的目标定位于为中国培养具有基督化品格的人才，或日学校的宗旨是为中国贡献渊博的知识和基督教精神，不只是韦卓民校长个人的理解和决定，它同时也是华中大学同仁们和校方的共同理解和决定。

《教务杂志》主要是在基督教界发行和传阅的一份英文杂志，在这样一份杂志上发表文章，韦卓民可以说是畅开心际的。1941年，他在该刊上发表《如何成为一所基督教大学》一文，在该文中，他是这样解释华中大学向教育部注册立案时制定的办学宗旨的，“十五年前提出注册问题之前，无人曾明确询问过办校目的。对政府而言，这是所教育学院，政府关心的是其教育效率和规范。在这方面，我们完全遵守政府的规章。”但是韦卓民接着提醒我们，“不过，注意一下办校声明的最后一句：‘完成本校设立者（即圣公会等）办学之初志’。这句话暗示了什么呢？”韦卓民明白地告诉我们：“它暗示着学院是作为中国基督教运动的一部份而创建的，为的是在中国人中传播基督教，为教会提供神职人员，为教会活动的不同部门提供平信徒领袖，帮助制订明智合理的政策，以便实现中国个人、社会的基督教式生活计划，促进世界基督教文化发展。”韦卓民认为，这样的办学宗旨才是教会大学所应该真正坚持和始终奉行的。

正因为韦卓民始终坚持这一观点，因此，他对有些教会大学在世俗化潮流中，为了适应社会的需求，大力兴办职业教育的作法。持反对和批评态度，认为这是见树而不见林，抓住了手段而失去了目标的做法。在韦卓民看来，“基督教教育只有一心一意，坚定地盯住自己的最终目标才能取得成功。”虽然基督教徒们可以向任何有益的工作伸出援助之手，但也要量力而行，要先“坐下来算算基督教教育的费用，免得打下地基后却发现无法完工。”现实情况是，要满足中国教育的所有需求，是远远超出教会能力的事。因此，“我们应当只做那些我们能做得最好的事，做那些对我们的事业至关重要的事。”那就是，“我们必须把基督教信仰教给我们的孩子，并尽可能地帮助其他儿童对之有所了解；要为我们的年青人准备勇敢无畏、生机勃勃的基督教生活，并在他们生活的团体中宣传这种生活；要让我们的青年男女坚定地追求上帝的真理，并用现代语言对之做出明智而非虚伪的解释，这就是我们应在基督教教育中力争所做之事，……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这应当是中国未来基督教教育的指导准则。”

三、结论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1922年以后，在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巨大压力下，教会大学为了在中国的土地上求得生存与发展，开始依据中国政府的政令法规来调整其办学宗旨。首先是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根据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的教育宗旨，明确将基督教学校的宗旨改为“造就健全国民，发展共和精神。培养职业知能”，同时他们也力图将基督教的精神融合其中，即“以基督之牺牲与服务精神，完成其高尚人格”。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大力倡导的“党化教育”和“三民主义”教育宗旨，基督教教育工作者是希望将其与基督教教育作一定调和的。遗憾的是，在国民党方面看来，“只有党化教育，没有基。督化教育；党化教育是必须实行的，基督化是必须取缔的。”同时，党化宗旨与基督化宗旨在本质上亦有矛盾，党化教育是要将党的主义和主张融合在教课当中，由此将党的信仰灌输到学生的脑海里去；基督教化教育是要将基督教精神渗透到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并最终将基督教的信仰灌输给学生。两者的冲突给基督教学校带来了极大的考验和挑战。但面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强硬姿态，基督教教育工作者们在抗争无效后只能低姿态的进行顺应。华中大学在其组织大纲中，明确地将学校的办学宗旨调整为“实施高等教育，培植中国青年，务期发展其人格与智识，成为中国之忠实国民，适合社会需要，并扶助社会德智体群各方面之进展”。但另一方面，华中大学却在其校训、校歌中多次使用具有明显基督教特色的字词，这体现了华中大学希望将基督教特色和三民主义教育宗旨融合在一起的愿望与努力。同时，在基督教教育圈子内，华中大学则毫不避讳地宣扬其基督教的办学精神与宗旨，并将学校的目标定位于为中国培养具有基督化品格的人材。

在具体的办学实践中，韦卓民和华中大学一方面顺应政府的要求，不将宗教课程作为必修课，也不进行强迫的宗教活动，但另一方面，他们为了坚守学校的基督教办学特色，也采取了一些办法向学生施加基督教的影响，促使学校的基督化，如通过强调基督徒教师的作用，鼓励和倡导宗教活动，以及提高基督徒学生的比率等来营造学校的基督教氛围，希望以此来保存基督化教育的效果，以应对世俗化潮流对华中大学的冲击。

通过华中大学的个案我们可以看出，在19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所面临的巨大的生存与信仰之间的张力，以及它们为了缓解这种张力而进行的种种调适和努力。这种调适与努力，折射出教会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微妙关系。

相关热词搜索：两难，处境，教会，信仰，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