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耳曼异教文化与基督教思想的碰撞

摘 要：英雄史诗《贝奥武甫》反映了它所在时代的宗教思想特征。这个时代各民族文化不断撞击融合，基督教开始在欧洲传播，人们的思想、信仰及社会文化无不受其影响。本文就是对《贝奥武甫》中模糊潜在的基督教思想与日耳曼异教文化的碰撞具体展开的论述。

关键词：《贝奥武甫》 日耳曼异教文化 基督教思想

英雄史诗，乃是各民族用以歌颂光荣祖先丰功伟绩的文学形式。它以诗行形式将传说时代的历史和英雄组合起来，具有浓厚的超自然和神话色彩。史诗是对远古时代的追忆与联想，由此，人们将世训代代留传。史诗中的英雄具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他们兼备一般勇士的特征和超凡人肉体的能力，是一个民族在开创和发展中“各种斗争胜利者的总称”。史诗经传唱、记录、整理和再创作，以优美的形式和韵律将动人的故事展现给人们，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沉积在英雄史诗中。中世纪的文学中，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贝奥武甫》（Beowulf）歌颂氏族部落英雄人物贝奥武甫的英雄事迹，其意义和影响非同寻常。任何文学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政治、历史、宗教等发生联系，以不同形式反映特定时代的文化特征。毫无例外，《贝奥武甫》也揭示出了它所处历史背景下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思想内容，具有独特的时代性。

一、历史背景

公元纪年起始，不列颠岛上的居民凯尔特人仍然过着氏族制生活。公元1世纪罗马征服了凯尔特人，将不列颠划入其统辖之下。5世纪，罗马军团不得不放弃该岛，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入侵，他们征服了原住民。后丹麦人入侵不列颠，和盎格鲁-撒克逊人长期厮杀斗争，最终被逐出境。诺曼的骑士封建主不甘落后，也加入到侵犯不列颠的行动中。因此，不列颠在它最初的历史中经历了长期的战争，经过不同部族或民族的统治，它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也受到极大影响。入侵不列颠的日耳曼族——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定居不列颠时，已进入晚期的氏族社会开始出现分崩瓦解的迹象。与此同时，国家制度开始发展，阶级出现，原始的氏族联盟转而成为王国。

5世纪盎格鲁-撒克逊征服不列颠时，欧洲已进入“中世纪”这一历史时期。日耳曼人入侵罗马帝国的时候，连年的战争、掠夺和破坏使古典文化遭到空前的浩劫，古典文明昌盛时期的繁荣不复存在，留下满目疮痍的颓败景象。公元5至7世纪西方文化处于荒凉倒退的状态，所以中世纪又被称为“黑暗时期”。中世纪欧洲封建时代文化得以重建的基础包括三个方面，即希腊罗马的古典遗产、基督教文明和日耳曼文化。在新兴的蛮族王国和封建制度确立过程中，统治者需要一套适合其社会发展的思想文化体系。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不复使用，唯一保存着文化传统的是基督教教会，僧侣是当时能读会写、掌握文化知识的群体。世俗文学作品重新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英雄史诗经由僧侣记录成文方得流传。史诗歌颂部落时代的英雄人物，是各国封建化和基督化之前的产物，“反映氏族社会晚期各民族的生活，其中被认为最重要、最完整的当属《贝奥武甫》”。

《贝奥武甫》早在6世纪就以口头形式流传，创作于七八世纪，其完整的手抄本创作于10世纪。全诗3182行，除引言外，分为四十三节，是现存古代盎格鲁-撒克逊诗歌中最长的一首。史诗的故事，部分源于历史，部分源于民间传说，始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欧洲大陆居住时期，所以主人的战斗冒险情节部分发生在丹麦，部分发生在瑞典南部。如前所述，主人公贝奥武甫生活在氏族社会，生活以异教思想为主导，可是史诗成稿时社会生活早已发生巨变：以异教思想为主导的氏族制度已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公元597年，圣奥古斯丁奉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一世之命，率领僧侣来到不列颠传教，这标志着英国的宗教信仰已从多神教转向了一神教。僧侣诗人整理修订《贝奥武甫》时，基督教已在英国取得国教地位，教会势力与封建贵族分享国家政权，掌控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教育事业。《贝奥武甫》经僧侣诗人之手最后定稿，无疑打上了时代烙印。民间流传的口头创作一经整理，基督教观念必然添加其中，于是作品体现出了多神教和一神教的双重宗教观念，两种思想交织。下文针对异教思想与基督教意识的碰撞展开具体讨论。

二、《贝奥武甫》中的古日耳曼异教文化传统

古老的民族诗歌是在原始居民劳动过程中产生的，所以“民族诗歌具有原始的集体性质”，他们反映部族的历史传说、信仰和生活。盎格鲁-撒克逊的英雄史诗《贝奥武甫》反映出以血族关系为基础、高度发展的集体。主人公贝奥武甫就是一位具有高度集体意识的英雄人物。青年时代的贝奥武甫得知丹麦王国受魔怪骚扰，生灵涂炭，便毅然奔走相救。这表明他不仅具有侠士精神，而且具有“泛民族主义思想”。当时欧洲社会国家之间、氏族之间战乱纷纷，不能和平共处。贝奥武甫能为别国利益挺身而出，可谓难能可贵。在丹麦王宫里，他不因自己的勇气而妄自尊大，而是虚怀若谷、彬彬有礼，恪守君臣之道。他在自己人面前甚为恭顺，对敌又异常凶猛。贝奥武甫当之无愧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心目中的一个英雄典型。尽管后来他成了国王，但并非图谋高位权威。老国王阵亡后，他不接受高特国王之位，甘愿辅佐国王之子赫德莱德，直到王子死后方才登基为王。这足以表明他胸怀坦荡，忠诚无私。后来国内毒龙为患，尽管他已年迈，却义不容辞地承担了杀死毒龙的艰险使命。毒龙被杀，他受伤致命，临终不为自己身亡而悲，却因自己不惜牺牲生命为子民换来财富而感到欣慰：

为了眼前这些玮宝明珠，

我要感谢万能的主，光荣的网，

永恒的上帝，是他庇护我

在临终以前为自己的人民

获得这么大一笔财富

我用自己的残生换来这一切，

你务必拿它去供养百姓。

（2794—2800行）

如此无私无畏、爱民如子的好君王怎能不受黎民百姓的爱戴呢？

身为武士，贝奥武甫以英雄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当他要与格兰道尔的母亲搏斗时，他对丹麦人赫罗斯加说：

请不必悲伤，智慧的国王！

与其哀悼朋友，不如为他报仇。

人生在世，谁都不免一死，

要死就让他死的轰轰烈烈，

对于一个武士来说，

那样的死

才是他人生最美好的事。

（1385—1389行）

贝奥武甫就是这么一位轰轰烈烈的有原则的英雄。他一生与异族战斗，杀死格兰道尔母子保全丹麦王国；浴血奋战，取胜毒龙，为人民赢来大批财富。在战争中他展现了英雄品格，实现了英雄理想，成为人民仰慕的英雄形象。

作为远古时期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贝奥武甫》又呈现了一幅氏族社会的特有画面。氏族制度开始出现社会分化的迹象。诗中英雄都属于贵族阶级，氏族国王和臣下的关系也极为明辨。在此社会体系里，亲属关系异常重要。主人公贝奥武甫就是地道的贵族，他效忠国王海格拉克，而海格拉克就是他的舅父。诗中许多其他人物也处于这样的人物联系范式之中。人们的道德观念相应地建立于这一范式之上，认为个人的首要责任是保卫亲人和同族。贝奥武甫就是无私忘我、为众服务的民族英雄。他的人民说：

世上所有的国王

数他最仁慈、最温和、最善良

（3180 —3181行）

“诗中描写英雄与人民团结一致，这是氏族制度本质所使然，因为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都感到个人和他自己的氏族或部落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

史诗《贝奥武甫》从信仰方面反映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异教思想。盎格鲁-撒克逊人最初信仰多神教，反映出原始居民对陌生异质的自然威力和社会发展规律所持的敬畏。这种信仰笃信各种生活现象无不源于上帝、精灵或神话人物的意志。多神教神话是构成原始诗歌的一个重要基础。战神瓦丹（Woden）是主神；雷神索尔（Thor）是支配太空的天然力；女神弗雷娅（Freya）掌管爱情和生育；提尔（Tyr）是掌管阴暗的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他们相信各神必须接受万能女神菲尔特（Wyrd）的律令。在史诗《贝奥武甫》中命运女神时有出现，体现了生产力低下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面对强大的自然力而产生的宿命论思想。诗中第六章结尾处这样写道：

如果我打败了，

就请把我这一身漂亮的盔甲

派人交给海格拉克国王，因为

它是雷塞尔的馈赠，威兰德的杰作。

命中注定的事，你无法抗拒。

（451—455行）

如诗文所述，威兰德（Wayland）乃是古代斯堪的那维亚人的冶炼神，相当于日耳曼人的Vulcan。而“命中注定的事，你无法抗拒”则反应了他们无法摆脱命运的宿命论观念。英文原文可以更好地体现他们的信仰：

To Hygelac send， if Hild should take me，

Best of war-weeds， warding my breast，

armor excellent， heirloom of Hrethel？

and work of Wayland， Fares Wyrd as she must.

命运女神菲尔特，据说她掌控着人类的命运，即使是后来的基督教信徒也对她十分敬畏，譬如，《麦克白》（Macbeth）中的“三女巫”（Weird Sisters）由此而来。第九章，自比“不甘失败的英雄”（574行）的贝奥武甫讲到海上的冒险经历，认为自己受命运之神菲尔特的眷顾，所以杀死九个海怪后被海浪托起带到芬兰人的土地上。诗中几乎每个诗节都要提到命运和命运之神。贝奥武甫头盔上和战袍上的野猪装饰图案也可以反映出他们的信仰，因为野猪是日耳曼部族最喜爱的弗雷娅（Freya）女神所崇奉的动物。第十八章妖怪格兰道尔被打败后，丹麦王设宴接待贝奥武甫等，王后维瑟欧赠与贝奥武甫“布罗辛的项圈”（the Brisings’ necklace），据传这个项圈是弗雷娅的一件宝物。

史诗还从侧面反映出北欧古代日耳曼人氏族之间和国家之间经常发生血仇摩擦。即使在贵族内部，各种矛盾亦层出不穷。宗族间及宗族内部的矛盾在史诗中通过几个插曲得以体现：之一，丹麦某部落酋长赫纳夫与弗里西亚国王芬恩发生纷争，芬恩是赫纳夫的姐夫，结果却两败俱伤，赫纳夫与芬恩的儿子阵亡，后来芬恩被赫纳夫部将亨格斯特杀死在卫兵群中；之二，丹麦王为调解他的国家与希索巴人的世仇，将女儿嫁给希索巴国王弗罗达的儿子英格德，新婚希索巴族中一位青年替父报仇，杀死了公主的一位侍从，于是，以联姻缓解世仇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双方再次处于敌对状态；之三，瑞典国王奥根索有两个儿子：欧赛尔和奥尼拉，奥尼拉继承王位后残害欧赛尔的两个儿子伊恩蒙德和伊吉尔斯，于是兄弟俩投靠高特国王赫德莱德（海格拉克之子），结果使赫德莱德大祸临头，奥尼拉追杀兄弟俩，赫德莱德也赔上了性命，贝奥武甫继位后，派兵支援伊吉尔斯，最后杀死奥尼拉替赫德莱德报了仇；之四，贝奥武甫的外祖父高特国王雷塞尔原有三个儿子：赫巴德、赫斯辛和海格拉克，赫斯辛误杀赫巴德，老王伤心过度而亡，新国王赫斯辛在瑞典人和高特人的氏族纷争中阵亡，海格拉克接替王位并杀死了瑞典国王奥根索，为兄弟报了仇。诗中不乏类似事件，反映了氏族时代屡见不鲜的血仇或掠夺性战争是此历史时期内主旋律的战乱形式。

远古居民认为他们生活周围的事物充满不可言说的神秘力量，他们将之形象化并加以虚构，用来解释各种生活现象。诗歌《贝奥武甫》中有许多恶龙、怪兽、蛇等形象，是英雄历险中仇敌的象征。贝奥武甫杀了食人恶魔格兰道尔，却发现了荣格所说的“可怕的母亲”，更危险的母兽——格兰道尔的母亲。贝奥武甫与毒龙决斗，获得了被其藏匿的珍宝。搏斗象征了冬夏的交替。代表夏天之神的贝奥武甫与代表残冬的恶龙决斗，是为了挽救地球宝藏。诗中黄金是土地出产的金黄谷物的象征。挽救地球宝藏——这种除暴安良的善行与敌人的作恶正是神话的原型。日耳曼文化传统为文学作品中“无意识的原型提供了一系列对应形象”。

三、《贝奥武甫》中潜在的基督教意识

《贝奥武甫》于6世纪就以口头形式在民间流传

开了，七八世纪时才得以创作。而基督教6世纪末就传入了不列颠，它经过适当改造从奴隶主的统治工具变为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它的一神论信仰、赎救观念和仁爱主张等都迎合建立欧洲新秩序的需要。据说，《贝奥武甫》中基督教思想是僧侣抄录时所加。然而，从年代来讲，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在其口头流传时，潜在的基督教意识对故事产生了影响。总之，基督教主题在这部史诗中频繁出现。在当时的社会，人们无法理解命运，于是将命运和命运女神菲尔特联系起来，而且同上帝联系起来。新生命诞生时，他们感谢上帝的福赐；祝福送行时，他们会向上帝祈祷；临危有了希望，他们认为上帝佑护；与恶魔殊死搏斗时，他们认为上帝公决以分雌雄。《贝奥武甫》中反复出现了God以及它的许多替换词，如the Lord， the Wielder of Wonder，the Almighty， the Creator， Father Almighty， Wiser God，sacred God，the Master， the Sovereign Ruler， the Mighty Maker，the Lord of Heaven等。举例说，诗中第二十二章如是描述贝奥武甫与妖母的决战：

但神圣的上帝把握着胜负，

英明的主，天上的统治者

主持正义，决定让贝奥武甫

轻松地从地上一跃而起。

（1553—1556行）

他们还说“人类的命运永远掌握在全能的上帝手里”，表明日耳曼人面对命运寄希望于上帝的观念。诗中引用《圣经》典故，如把水妖格兰道尔说成是该隐的后代，以此来说明他杀人不眨眼。诗的第一章结尾引用了该典故：

这恶魔的名字叫做格兰道尔，

他是塞外的漫游者，占据着

荒野与沼泽；这可恶的怪物

统治着一片鬼魅出没的土地，

那里是该隐子孙的庇护所，

自从该隐残杀了亚伯，自己的兄弟，

永恒的主就严惩了他的后裔。

主厌恶这样的仇杀，由于这桩罪恶，

主把他赶到荒无人烟的边鄙。

（102—110行）

该隐弑兄，罪恶深重，故遭上帝惩罚。此处借用这一典故就是要说明恶魔格兰道尔的恶行会受到严惩。贝奥武甫与之斗争暗含代表上帝惩罚邪恶的隐喻。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不仅《贝奥武甫》的细节体现出诗中的基督教意识，人物塑造方面也隐含着基督教思想的暗流。基督教大力向“蛮族”国家施加影响，与“蛮族”原有的文化结合，孕育出新的欧洲文化，这可以说是中世纪初期欧洲文化发展的全部内容。“三种文化传统在中世纪的融合也产生了一个包含三种文化的神命观念”，“基督教三位一体的三个同等重要的特征——力量、智慧、仁爱——代表了三个融为一体的比例相近的文化成分。力量（能量、活力）是哥特人的贡献；智慧是古典文化世纪的主要理想；仁爱则是希伯来人的情感主义的特征”。贝奥武甫把自己作为人民的庇护者，以勇敢无畏的精神和仁爱的品格感动人民。他善待伙伴，“他有仁慈的心肠，拥有上帝赋予的慷慨礼物”（2180 —2181行）。海格拉克死后，希格德王后把宝库、王国和御座都交到他手里。

他不愿

取代赫德来德（海格拉克之子）登上王座，

接受国王的权柄。相反的，

他极力扶持王子，友善地

辅佐他，尊敬他，直到他成年

有能力治理这个国家。

（2374—2379行）

可见，贝奥武甫的“仁”在于他并不觊觎权力。他爱他的子民，所以不惜以老命相拼，与毒龙同归于尽，最终为人民换来珍贵的宝藏。他保护着高特人：

家园和财产

免遭仇人的蹂躏与掠夺，自从

几位王子去世，是他保护了

百姓的利益，做了许许多多

善事嘉行。

（3003—3007行）

他的仁爱绝非狭隘，意气风发的他冒险与丹麦人的仇敌——格兰道尔母子展开了殊死搏斗，力挽丹麦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他编织了丹麦人与高特人的和平。在战火纷飞的氏族时代，贝奥武甫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和平意识显得弥足珍贵。所以他是他那个历史时代最仁慈的国王。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仁慈与基督教提倡的仁爱主张暗合了。贝奥武甫的形象是日耳曼民族的传统思想与中世纪潜在的基督教思想造就而成。史诗中日耳曼人的民族意识与基督教文化的撞击反映出这个时代的特殊性：“蛮族”文化与基督教文化

日渐融合。

结 语

日耳曼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有很大的差别，日耳曼人之所以能够接受基督教，两种文化之所以能够融合，有其内在的原因。基督教文化处于先进的地位，相形之下，日耳曼人的文化在许多方面亟待成熟。日耳曼人认为世界为诸神创造；但是，在善恶较量中，恶将战胜善，世界终将毁灭。可见，他们的精神世界缺乏对未来的信仰，而基督教对未来的信念正好补充其不足。于是，他们很容易地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和文化。且不谈那时的基督教为适应政治统治的需要已经经过了适当的改造，在那个封建国家形成和发展的时代，它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日耳曼民族必然还保留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其影响根深蒂固。尽管氏族制行将消亡，它势必要做一番垂死较量。基督教文化固然先进，新的文化形态被接受却不会一蹴而就。日耳曼文化本身也是一种动力，它为欧洲封建时代新文化的形成提供了许多新鲜的因素，比如，他们尚武且好动的性格、自立的生活态度、尊重妇女的习俗和对奇异、怪诞、对神秘事物的迷恋，中世纪文化因此独树一帜，对西方人的生活和思想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而基督教文化作为后来者，在蛮族向开化状态过渡的伊始，力量潜藏待发，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浸透到日耳曼文化中取得主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佚名：《贝奥武甫、罗兰之歌、熙德之歌、伊戈尔出征记》，陈才宇等译，译林出版社1996年版，序言，第8页。此外，诗行数码在文中直接出现，不再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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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作 者：赵喜梅，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和文学理论。

编 辑：康 慧 E-mail：kanghuixx@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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