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对梁启超《群书概要》的抄袭与发明] 钱穆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初名《群书概要》，梁启超著，是根据梁氏1923年起在清华学校的讲义整理的，1925年列为《清华周刊丛书》之一种，由清华周刊丛刊社初版。此前已有讲义本流出。其第一篇讲《论语》、《孟子》，分总说、《论语》编辑者及其年代、《论语》之真伪、《论语》之内容及其价值、《论语》读法、《论语》注释书及关系书六节。
　　《论语要略》，一名《孔子研究》，钱穆著，是根据钱氏1924年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讲义整理的，商务印书馆1925年初版。是否还有讲义本存世则未可知。其第一章为《序说》，内分《论语》之编辑者及其年代、《论语》之真伪、《论语》之内容及其价值、《论语》之读法及本要略编纂之体例、《论语》之注释书关系书及本要略参考之材料五节。
　　以下取梁著讲《论语》的二至六共五节内容和钱著《序说》部分五节内容作一次对勘校读。
　　第一节
　　梁著题为“《论语》编辑者及其年代”，内说：
　　
　　《汉书・艺文志》云……据此，则谓《论语》直接成书于孔子弟子之手……此书最少应有一部分为孔子卒后数十年七十子之门人所记无疑……窃疑纂辑成书当出有子曾子门人之手，而所记孔子言行，半承有曾二子之笔记或口述也。
　　
　　钱著题为“《论语》之编辑者及其年代”，内说：
　　
　　班固《汉书艺・文志》云……此说最为无病。大抵《论语》所记，自应有一部分为孔子弟子当时亲手所记录者。而全书之纂辑增订，则出于七十子之门人耳。
　　
　　此节题目全同。和梁文相比，钱氏增引了郑玄、程子、徂徕春台三人关于《论语》编辑者的三种说法，但均认为“殊难确定”，最后的结论是《汉书・艺文志》的说法“最为无病”，则还是回到梁氏所断。
　　而钱氏最后补充一条意见：“至其书名，直至汉初始见，则《论语》之编辑，或在周末秦时？今考书中多有战国末年人窜乱之迹，盖又非尽七十子门人之真相矣。”
　　钱穆先生说《论语》书名“直至汉初始见”，不确。
　　王充《论衡・正说》篇里有“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始曰《论语》”的记载。可见汉时人是认为《论语》书名在“孔子孙孔安国”时就有了的。这可能就是钱穆先生之说所本。
　　但《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篇中有“曾点，曾参父，字子皙，疾时礼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论语》所谓浴乎沂，风平舞雩之下”的记载。以前有人认为《孔子家语》是王肃伪造的，现在看来这么简单的断伪是不确当的。随着阜阳竹简的出土，《孔子家语》的成书时间不排除秦汉以前的可能性。
　　又，《礼记・坊记》篇里有“《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的记载。《汉书・艺文志》说《礼记》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论也”。参照出土的郭店竹简，则《礼记》成书时间也有秦汉以前的可能性。
　　所以，钱穆先生说《论语》书名“直至汉初始见”这句话，又未进行论证，纯属画蛇添足。因为本节讨论的“《论语》编辑者”自然是指原始的编辑者。而关于《论语》书名最早出现于何时，则需要详加考核，不是简单一句话就能定下判断的。
　　从钱穆先生写“至其书名，直至汉初始见”这句话来看，他是将之作为一种业经证实的观点甚至是一种“常识”来处理的。要么钱先生那时候还不知道《礼记》、《孔子家语》这些书里有相关记载，所以轻率的做出断言；要么就是钱先生认为《礼记》、《孔子家语》里的这些记载都不可信，所以径下断言。无论哪种可能，其实都反映了包括钱先生在内的当时很多学者治学思路和方法上普遍性存在的一种弊端，那就是“丐辞”的广泛使用。
　　什么是“丐辞”，胡适先生是这样介绍的：“在论理学上，往往有人把尚待证明的结论预先包含在前提之中，只要你承认了那前提，你自然不能不承认那结论了：这种论证叫做丐辞……丐辞只是丐求你先承认那前提；你若接受那丐求的前提，就不能不接受他的结论了。”（《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以本例为证，钱先生说《论语》书名“直至汉初始见，则《论语》之编辑，或在周末秦时？”，你若接受了“汉初始见”这个前提，则必然接受“在周末秦时”这个可能性结论。而“汉初始见”这个前提本身其实是“尚待证明的结论”。这样的论证思路和方法显然是不妥的。
　　第二节
　　梁著题为“《论语》之真伪”，内说：
　　
　　先秦书赝品极多，学者最宜慎择。《论语》……未尝无一部分经后人附益窜乱。大抵各篇之末，时有一二章非原本者。盖古用简书，传钞收藏皆不易，故篇末空白处，往往以书外之文掇记填入，在本人不过为省事备忘起见，非必有意作伪。至后来辗转传钞，则以之误混正文。周秦古书中似此者不少，《论语》中亦有此例。如《雍也篇》末“子见南子”章，《乡党篇》末“色斯举矣”章，《季氏》篇末“齐景公”章，《微子》篇末“周公谓鲁公”、“周有八士”章，皆或与孔门无关，或文义不类，疑皆非原文……据崔东壁（述）所考证，则全书二十篇中末五篇……皆有可疑之点……崔氏所疏证大致极为精审（参观《崔东壁遗书》内《洙泗考信录》，《畿辅丛书》中亦有此书），由此言之，《论语》虽什有八九可信，然其中仍有一二出自后人依托。学者宜分别观之。
　　
　　钱著题为“《论语》之真伪”，内说：
　　
　　古书每真伪混淆，不易别择。《论语》虽大致可信，而其间亦有窜乱……附记混入正文之例。古人书籍皆用竹简，传钞收藏皆不易……篇末空白处，传之者往往以书外之文掇记填入。在本人仅为省事备忘，非必有意作伪。而后人辗转传钞，遂以混入正文。先秦古书，似此者甚众，《论语》中亦有其例。如一《雍也》篇末“子见南子”章，二《乡党》篇末“色斯举矣”章，三《季氏篇》末“齐景公”章、“邦君之妻”章，四《微子》篇末“周公谓鲁公”章、“周有八士”章等，皆或与孔门无关，或文义不类，疑皆非原有之正文也……据清儒崔述之考证，则全书二十篇中之末五篇……皆有可疑之点……《论语》一书，其中亦自有分别，非全部皆孔门相传之精语，学者固当分别而观之明矣。
　　
　　此节题目亦全同。文字上梁说“先秦书赝品极多，学者最宜慎择”，钱说“古书每真伪混淆，不易别择”；
　　梁说“经后人附益窜乱”，钱说“其间亦有窜乱”；
　　梁说“古用简书，传钞收藏皆不易”，钱说“古人书籍皆用竹简，传钞收藏皆不易”；
　　梁说“篇末空白处，往往以书外之文掇记填入”，钱说“篇末空白处，传之者往往以书外之文掇记填入”；
　　梁说“在本人不过为省事备忘起见，非必有意作伪”，钱说“在本人仅为省事备忘，非必有意作伪”；
　　梁说“至后来辗转传钞，则以之误混正文”，钱说“而后人辗转传钞，遂以混入正文”；
　　梁说“周秦古书中似此者不少，《论语》中亦有此例”，钱说“先秦古书，似此者甚众，《论语》中亦有其例”；
　　梁说“皆或与孔门无关，或文义不类，疑皆非原文”，钱说“皆或与孔门无关，或文义不类，疑皆非原有之正文也”；
　　梁说“据崔东壁（述）所考证，则全书二十篇中末五篇……皆有可疑之点”，钱说“据清儒崔述之考证，则全书二十篇中之末五篇……皆有可疑之点”；
　　梁说“学者宜分别观之”，钱说“学者固当分别而观之明矣”。
　　钱文较之梁文，只不过是个别字词上的少许改动，沿袭痕迹明显。且所举例证也基本都是从梁著转引的崔氏考证所得。
　　但本节通篇只说“略举前人考订之说”，而不提任公之名。
　　本节中钱穆先生自己的贡献，是补充了日人伊藤仁斋《论语古义》中的一种观点，根据日人徂徕春台《论语古训外传》制作了一张简表，最后引用赵翼“于杂记圣人言行真伪错杂中取其纯粹以成此书”的话作为煞尾。
　　本节中还有一个细节。钱先生在举例证时注明“说本崔述《洙泗考信录・论语源流附考》”。但是我们查崔述《洙泗考信录》并没有《论语源流附考》这篇。原来，这篇是收在崔述的《洙泗考信余录》里的。这是两本书啊。如果钱先生是直接援引的崔氏原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误呢？我们再看梁任公的此节文字，原来任公只提到了《洙泗考信录》而不及《洙泗考信余录》，钱先生估计是根据任公转引的，不及细查原书，以为是一本书，所以写成了“《洙泗考信录・论语源流附考》”。本想跳过任公直接标明出处，不想还是露了马脚。
　　更有意思的是，下面还要提到，后面梁任公开出的参考书里写清楚了《洙泗考信余录》，但是钱先生始终只写《洙泗考信录》这一种，则钱先生当时或许根本不知道有《洙泗考信余录》也未可知。
　　直到1974年，钱穆先生在《孔子传》一书的序言中说：“清儒崔述有《洙泗考信录》及《续录》两篇，为考订辩论孔子生平行事诸家之尤详备者”，在附录《读崔述〈洙泗考信录〉》一文中说：“清初负盛名有崔述东壁《洙泗考信录》五卷……又为《洙泗考信余录》三卷”，则已知前非。虽然这里钱先生又误记四卷《洙泗考信录》为五卷了。
　　第三节
　　梁著题为“《论语》之内容及其价值”，内说：
　　
　　其书编次体例，并无规定，篇章先后，似无甚意义。内容分类，亦难得正确标准。略举纲要，可分为以下几类：一关于个人人格修养之教训，二关于社会伦理之教训，三政治谈，四哲理谈，五对于门弟子及时人因人施教（注重个性的）的问答，六对于门弟子及古人时人之批评，七自述语，八孔子日常行事及门人诵美孔子之语（映入门弟子眼中之孔子人格）。右所列第一二项，约占全书三分之二，余六项约合占三之一……读之可以从各方面看出孔子之全人格。《论语》全书之价值，大略如此。要而言之，孔子这个人有若干价值，则《论语》这部书亦连带的有若干价值也。
　　
　　钱著题为“《论语》之内容及其价值”，内说：
　　
　　其编次体例，并无规定，篇章先后，似亦无甚意义。论其内容……略举纲要，可分以下之各类：一关于个人人格修养之教训，二关于社会伦理之教训，三政治谈，四哲理谈，五对于门弟子及古人时人之批评，六孔子之出处及其日常行事，七孔子之自述语，八弟子之诵美及时人之批评（孔子人格之反映），九孔门弟子之言论行事。右所列第一二两项，约占全书之半，其余七项则亦占全书之半。《论语》内容，大略如此。要之，论语者，表现孔子人格之良书也……盖孔子为人有若干之价值，则《论语》一书亦附带而有若干之价值也。
　　
　　本节题目全同。文字上梁说“其书编次体例，并无规定，篇章先后，似无甚意义”，钱说“其编次体例，并无规定，篇章先后，似亦无甚意义”；
　　梁说“略举纲要，可分为以下几类”，钱说“略举纲要可分以下之各类”；
　　梁说“关于个人人格修养之教训”，钱说“个人人格修养之教训”；
　　梁说“关于社会伦理之教训”，钱说“关于社会伦理之教训”；
　　梁说“政治谈”，钱说“政治谈”；
　　梁说“哲理谈”，钱说“哲理谈”；
　　梁说“对于门弟子及古人时人之批评”，钱说“对于门弟子及古人时人之批评”；
　　梁说“自述语”，钱说“孔子之自述语”；
　　梁说“孔子日常行事”，钱说“孔子之出处及其日常行事”；
　　梁说“门人诵美孔子之语（映入门弟子眼中之孔子人格）”，钱说“弟子之诵美及时人之批评（孔子人格之反映）”；
　　梁说“读之可以从各方面看出孔子之全人格”，钱说“论语者，表现孔子人格之良书也”；
　　梁说“孔子这个人有若干价值，则《论语》这部书亦连带的有若干价值也”，钱说“盖孔子为人有若干之价值，则《论语》一书亦附带而有若干之价值也”。
　　同样，钱文较之梁文，不过是个别字词上的少许改动，沿袭痕迹明显。但也有两处变化。
　　一是钱先生引用了《汉书・艺文志》“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知语也”这句，是梁先生没提到的。
　　二是内容分类和比例上作了小小的调整。
　　梁氏所分为八类，钱氏所分为九类。其中七类内容是相同的，而钱氏把梁说的“孔子日常行事及门人诵美孔子之语”这一类拆分为两类即“孔子之出处及其日常行事”和“弟子之诵美及时人之批评”，但添加了“孔子之出处”和“时人之批评”的表述。
　　对于梁概括的“对于门弟子及时人因人施教（注重个性的）的问答”，可能钱先生觉得不够完整或确切，所以更改为“孔门弟子之言论行事”，这是钱先生自己的发挥了。
　　比例上，梁说“右所列第一二项，约占全书三分之二，余六项约合占三之一”，钱先生则重新统计为“右所列第一二两项，约占全书之半，其余七项则亦占全书之半”。
　　第四节
　　梁著题为“《论语》读法”，内说：
　　
　　吾侪对于有价值之书，当用何法以善读之耶？我个人所认为较简易且善良之方法如下……读此书时先要略知孔子之时代背景，《左传》、《国语》实主要之参考书……《论语》之最大价值，在教人以人格的修养。
　　
　　钱著题为“《论语》之读法及本要略编纂之体例”，内说：
　　
　　《论语》价值，既在表见孔子之为人……求识孔子之为人，不可不知孔子之时代背景，……当参考《左传》、《国语》诸书……
　　
　　本节题目上半同，钱氏增加了其书“编纂之体例”的介绍。文字上梁说“要略知孔子之时代背景”，钱说“不可不知孔子之时代背景”；
　　梁说“《左传》、《国语》实主要之参考书”，钱说“当参考《左传》、《国语》诸书”。
　　沿袭痕迹同样存在。但本节也是梁钱二书最大差异所在。
　　梁归纳了六条方法，钱氏则归纳为四条方法，其中保留了“知孔子之时代背景”这一条，将梁说“翻阅次条所举各注”调整文字为“取历来学者对于《论语》之注释发明择要浏览”，而舍弃了梁氏其余几条“将后人窜乱之部分剔出”、“将全书纂钞”、“比较研究”、“一面读便一面思量组织法且整理资料”，另创两条为“求识孔子之为人”、“知时世之差……所以致用”。
　　梁氏自述所举方法为“书本上智识方面之研究法”，所以重在考据和辞章。而钱先生更关心的显然在义理方面。
　　惟梁氏此节最后说“《论语》之最大价值，在教人以人格的修养”，比起钱氏就书论书的说“求识孔子之为人，即读《论语》者第一步主要之工夫”更为深刻。而钱氏说“注意于本书与我侪切身切世有关系之事项，使书本有应用”，其实也与梁说意气相贯。
　　又，本节中钱穆先生增加了对其书体例的说明，即“先叙孔子事略，乃其学说之大要，次及门弟子言行，编选材料，一本《论语》本书而亦时及后世有关系之书”。换言之，钱先生理解的所谓“体例”，就是编次目次的意思。
　　第五节
　　梁著题为“《论语》注释书及关系书”，内说：
　　
　　《论语》注释，有汉郑康成注，已佚，近人有辑本。有魏何晏《集解》，宋邢�《义疏》。现行《十三经注疏》所载者即是……列举以下之注释书及关系书各种：一宋朱熹《论语集注》、《论语或问》，《集注》简而明最便读者……二清戴望《论语注》……三清刘宝楠《论语正义》最精博但太繁非专家研究者不必读……四清颜元《四书正误》“论语”之部……五清焦循《论语通释》……六清阮元《�经堂集》中《论语论仁解》……七清崔述《洙泗考信录》附《余录》。
　　
　　钱著题为“《论语》之注释书关系书及本要略参考之材料”，内说：
　　
　　《论语》之注释最先有汉郑康成注，已佚，近人有辑本。其后有一魏何晏《集解》梁皇侃《义疏》即现行《十三经注疏》所载者。二宋朱熹《论语集注》、《论语或问》，《集注》简明……三清刘宝楠《论语正义》。
　　
　　本节题目上半同，钱氏增加了其书“参考之材料”的介绍。文字上梁说“《论语》注释，有汉郑康成注，已佚，近人有辑本”，钱说“《论语》之注释最先有汉郑康成注，已佚，近人有辑本”；
　　梁说“现行《十三经注疏》所载者即是”，钱说“即现行《十三经注疏》所载者”；
　　梁说“《集注》简而明最便读者”，钱说“《集注》简明”。
　　沿袭痕迹同样存在。
　　梁氏说“清刘宝楠《论语正义》最精博但太繁非专家研究者不必读”，而钱氏于清儒相关著述中独列刘宝楠《论语正义》而舍其他，盖内心是以“专家研究者”自居，不言而喻也。但是钱氏忽略了他此书的对象本是师范学校二年级的学生，则又与梁氏所谓“太繁非专家研究者不必读”相悖。
　　而戴望《论语注》，梁氏虽列入，但评价不高，称其“穿凿附会，间亦不免”；清颜元《四书正误》“论语”之部，梁氏评之为“习斋一家学说”；阮元《�经堂集》中《论语论仁解》实为“一短篇文”，所以钱穆先生未加采列。
　　值得一提的是焦循的《论语通释》，梁氏对其评价甚高，誉之为“其方法最可学”，为什么钱穆先生没有采列呢？我猜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此书焦氏未刻入《雕菰楼全书》，而收录此书的《木犀轩丛书》又不易得，恐怕写（讲）《论语要略》这时候的钱穆先生尚未及见此书。又或是因此书“将论语教义要点分类研究”（梁氏语），这种方法不为写（讲）《论语要略》这时候的钱穆先生所赞赏，所以舍弃之。此处可见梁、钱两位先生细微之差异。
　　至于梁氏提到崔述的《洙泗考信录》和《余录》，评之为“最谨严之孔子传，其资料什九取自《论语》。辨《论语》窜乱之部分，当略以此书所疑者为标准”，钱先生之所以像梁先生那样没有把它列入注释书关系书之代表，是因为在下面的《论语要略》“参考之材料”，钱先生交代了“编撰取材，多采诸（一）清崔述《洙泗考信录》”。则崔著已不单是“注释书及关系书”之一种，而是钱先生这本《论语要略》“编撰取材”的两大来源之一。
　　本节中钱穆先生又增加了对其书“参考之材料”的说明：
　　
　　本要略……所引专及原文或兼附注释，取易明晓，则以朱《集注》、刘《正义》为主。其他编撰取材，多采诸（一）清崔述《洙泗考信录》（二）日人蟹江义丸《孔子研究》。两书兼引他说，均注出处。或有仅具定论，未能详陈考订辨释之所以然，则以篇幅所限。
　　
　　最末加括号说明“（此章体例多采梁任公《群书概要》‘论语’之部）”。最末这一句最可玩味。什么是“体例”，我们上面已经援引了钱先生自己的交代，就是“先写……次写……”即编次目次的意思。而我们通过上面对梁钱二书相关章节的对勘校读，可以发现：不单“体例”（编次目次）几乎全同，内容上看，文字表述大同小异，多是个别字词的增减替换；而论证例证无不有很明显的沿袭痕迹。除了“方法”一段外，可以说同者什九。
　　陈西滢在《致志摩》一文中曾经针对鲁迅先生说过这样的话：“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晨报副刊》1926年1月30日）
　　我们现在来看梁、钱两书，显然钱书“序说”这部分就是以梁书“论语”这部分为“蓝本”写出来的。钱先生虽然作了“声明”：“此章体例多采梁任公《群书概要》‘论语’之部”，但这个“声明”未免对梁先生有些不公平。试看钱先生自认交代主要参考书时说“编撰取材，多采诸（一）清崔述洙泗考信录（二）日人蟹江义丸《孔子研究》”，我觉得把梁任公的名字加在“编撰取材，多采”的对象之中，要更为恰当。
　　在《钱穆纪念文集》里，有一篇钱穆先生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时的学生徐铸成的回忆文章，中说：
　　
　　这一年，他教《论语》、《孟子》。他教的与别人不同。钱先生在学问上，喜创新，喜突破别人做过的结论，总是要自己想，执著自己见解。学生们对他很钦服。
　　
　　而《论语要略》正是根据这一时期的讲义成书的。通过上面的对勘校读，我觉得这一时期钱先生对于《论语》编辑者及其年代、真伪、内容及其价值、注释书及关系书等方面的“学问”，均是承袭梁启超先生而来的，并无多少“创新”与“突破”。
　　钱穆先生在1982年完稿的《师友杂忆》一书中有一节是回忆“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时代的，中说“《论语要略》，述孔子事迹，亦多得益于瑞秋架上之蟹江义丸书”。这里的“蟹江义丸书”，就是前举《论语要略》“序说”部分提到的“编撰取材，多采诸……（二）日人蟹江义丸《孔子研究》”。关于《论语要略》和《孔子研究》的关联，本文不再展开。但是，钱先生晚年回忆不提梁任公对其《论语要略》一书的影响，也是很微妙的事。

相关热词搜索：概要，发明，抄袭，钱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