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沙龙，押沙龙！》的解构主义解读] 解构主义名词解释

　　《押沙龙，押沙龙!》被认为是福克纳最复杂、最晦涩、最难懂的作品，也可以说是美国文学史上最为复杂的作品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解读它，可以得出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结论，这正是伟大作品的魅力所在。本文尝试用解构主义的观点解读《押沙龙，押沙龙!》，力图在解构主义文本理论的观照下探寻文本的意旨，或者说探寻文本意旨是如何产生的。
　　
　　一、解构主义的语言观、文本观
　　
　　索绪尔认为，所有的语言符号都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其形式，表音的符号，即能指，二是这一符号代表的意义，即所指。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但一旦确定下来，二者就有了约定俗成的对应关系，所指的意义是确定的，也是稳定的。其所指意义取决于符号之间的差异，语言的价值就决定于这种差异。德里达虽然接受了索绪尔的语言差异论思想，但又从根本上解构了这一思想，他制造了“延异”这一概念，“延异”具有延缓与差异两重意思，延缓是指延迟的行动，时间上的绵延，差异是指空间上的拓展。德里达认为，延异是产生差异的运动，是造成差异的原因，它永远处于变化之中，因而能指与所指不可能是一一对应的。符号的差异构成运动，符号之间相互牵涉转换，组成一个不可穷尽的网络。符号的所指意义也随之变得不稳定、不确定，它只是延异形成的踪迹，既显现又抹去，相互牵延，四处播撒没有终极。由于语言符号的延异特性，文学作品也具有一种永久存在的异质，作品的意义被无限期推延。又因为书写符号并不能完全传达作者原意，符号与意义之间也永远存在着异质。因而文本的意义具有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德里达认为文本运动主要通过“播撒”来实现。播撒是德里达对“延异”一词的进一步扩展。在他看来，播撒是一切文字固有的功能。因为文字的延异造成的差异与延缓，使意义的传达不可能是直线传递的，不可能像在场形而上学由中心向四周散开，而是“像种子一样，将不断分延的意义，这里播撒一点，那里播撒一点”。不断地以向四面八方散布所获得的零乱性和不完整性来反对中心本源，并拒绝形成任何新的中心地带。播撒试图进一步消解那种通过等级程序，而获得明晰的意义去把握真实的可能性，显示出在无始无终的符号，延异网络中的文本自主性。播撒总是不断地、必然地互解文本，揭露文本的零乱、松散、重复。通过播撒，任何文本实际上都宣告了不完整，非自足性，播撒标志着一种不可还原和生生不息的意义多样性。一个文本的写作(形成)过程是一个正在产生差异、更新结构、延迟意义的运动过程，它是一个文本的赋意过程。播撒指一个文本就像种子一样，可以被播撒到其他的文本中去，在其中生根发芽，产生新的结构。文本的播撒构成了一种文本的相互作用，即文本间性。每一个新文本都是通过参考其他文本而构成。新文本在接受其他文本时，一方面它与原先的文本产生差异，使自己的结构变更而处于延异之中;另一方面，原先的文本也因为与新文本之间产生的差异而获得新的意义，进而也使自身的意义处于延异中。
　　
　　二、福克纳对语言的功能问题的思考
　　
　　福克纳早在一九三四年出版的《我弥留之际》中对语言的功能就有所思考，表现出对言语表意功能的质疑。小说女主人公艾迪•本德仑有这样一段话：“于是我接受了安斯。后来当我知道我怀上卡什的时候，我才知道生活才是艰难的，这就是结婚的报应。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明白了言词是最没价值的;人在说话间那意思就已经走样了。卡什出生时我就知道母性这个词儿是需要有这么一个词儿的人发明出来的，因为生孩子的人并不在乎有没有这么一个词儿。我知道恐惧是压根儿不知恐惧为何物的人发明的;骄傲这个词儿也是这样。我知道生活是可怕的，并非因为他们拖鼻涕，而是因为我们必须通过言词来相互利用，就像蜘蛛们依靠嘴把吐丝从一根梁桁上悬垂下来，摆荡、旋转，却从不接触……他躲在一个词儿的后面，躲在一张纸做的屏幕的后面，他捅破纸给了我一刀。可是接下去我明白欺骗了我的是比安斯和爱更为古老的言词，这同一个词儿把安斯也骗了。”艾迪的思考是很形而上的，颇有几分解构主义的色彩。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意在说明“道”的玄妙与不可言说，揭示了语言的局限性。艾迪独白的核心内容就是揭示言语的虚幻性、欺骗性，显示出她对言语的蔑视，人总是躲在言词背后生存的，言词掩盖了人的内心世界，阻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人就像是挂在不同角落的蜘蛛一样。言词与它代表的事物本身是分离的，完全是两回事;没有真实性。这正如言语中能指与所指的分离，言语并不揭示事物的本质。它成为人与人互相欺骗的媒介，同时人自身又被言词欺骗。
　　福克纳在《押沙龙，押沙龙!》中表现了同样的思想，小说中有一段写到萨德本在海地学习当地的语言，借助昆丁之口，作者对语言发了一番议论：“他监管着小岛，平静骑着他的马到处溜达，一面学着那种语言(那根细瘦、脆弱的线，爷爷说，靠了它人们秘密、孤独生活的小小表面、角落与边缘能偶尔在一个瞬间被连接上，然后重新沉没进黑暗，在那里精神发出第一声呐喊却不被听见，还会发出最后一次叫唤但仍然不被听见)”。在福克纳看来，语言只是一根脆弱的线，它只能偶尔在某一瞬间传达人的思想，使孤独的人类有互相交流的机会。但它永远都是传情达意的障碍，是人类交流的障碍。语言与思想之间、语言与现实之间永远都是有距离的。正因为如此，任何语言的表述都会产生歧义。
　　福克纳在《押沙龙，押沙龙!》中还对叙述话语的特征进行了思考，在他看来，正是不同叙述者的叙述话语创造了一切：故事、情节、人物、意义等等。但叙述话语一旦发出声音总是变了调、走了味儿。由于语言本身的延异特征和不同叙述者叙述话语间的异质性特征，作者的权威被消解了。正如米勒所说：“成为小说家便意味着创作出一个叙述的声音。这一言语行为根本无法对作者摇摆不定的个性起到一种施为性确认作用。反之，它具有一种非个性化的效果，因为无论怎么努力，作者都无法用自己的声音说话。” “所有的叙述都是从坟墓那边传来的轻声细语，它总是引用已经说出或写出的东西，将其作为活的言语杀死，但同时又让其幽灵般的作为记忆中的言语复活。”
　　《押沙龙，押沙龙!》第一章罗莎叙述部分一开始就强调，萨德本的故事只是叙述话语的产物：“她用阴郁、沙嘎、带惊愕意味的嗓音说个不停，到后来你的耳朵会变得不听使唤，听觉也会自行受到混乱不灵，而她那份无可奈何却又是永不消解的气愤的早已消灭的对象，却会从那仍然留存、梦幻般、占着上风的尘土里悄然出现，漫不经心而并无恶意，仿佛是被充满反感的叙述召回人间的。”罗莎喋喋不休的声音在昆丁脑中引起种种幻象，给人一种不真实之感。在第八章，作者又强调了语言叙述的虚幻性质，揭示了叙述话语与现实、叙述话语与历史、叙述话语与思想间的距离。“他们互相瞪视──相怒而视，他们的声音(现在是施里夫在说话），虽然存在着间隔的纬度所造成的轻微差别(这差别不在发音或音调上而是在表达方式和惯用词语上)，说话的可能是这个或是那个，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两个人一起在说：两人像一个人那样思想，那声音恰好之中出了那个思想，只是思想变得可以听见，具有人声：他们两人，在他们之间，从早年间故事和流言的陈谷子烂芝麻里，创造出了人物，这些人说不定在任何地方都从未存在过。他们是影子，并非存活过然后死去的血肉之躯的影子，而是原来就阴影的东西(至少是对两个人之中的一个，对施里夫)的影子。”
　　所有的叙述者都试图讲一个真实的萨德本故事，但一方面由于他们缺乏足够的材料，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叙述中有强烈的主观性，所以叙述话语与事实之间的距离产生了。这种距离感和不确定性，构成了《押沙龙，押沙龙!》最主要的特征。使萨德本故事成为一个无穷无尽的叙述话语构成的语言游戏。
　　
　　三、《押沙龙，押沙龙!》文本的异质性与文本的自我解构
　　
　　所谓文本的异质性，是指在一个文本中多种叙述声音、观点、思想互相矛盾，甚至互相对立，互相指涉，相互解构，但又彼此依存，使文本的意义始终处于一个不断消解与重构的动态过程。文本没确定性，呈现出多元的、开放的状态。《押沙龙，押沙龙!》正是这样一个充满了异质性的文本。
　　1．情节的不确定性。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希利斯•米勒认为，叙述活动创造了阐释的无限可能性。他说：“我们之所以需要讲故事，并不是为了把事情搞清楚，而是为了给出一个既未解释也未隐蔽的符号。无法用理性来解释和理解的东西，可以一种既不完全澄明也不完全遮蔽的叙述来表达。”“叙事之趣味在于插曲或节外生枝，这些插曲可以图示为圆杯、结扣、线条的中断或者曲线。”
　　《押沙龙，押沙龙!》的四个叙述者在讲述萨德本的故事时，都限于在自己的视角下叙述，文本采用的是有限视点，每个人只讲述自己知道的事件，或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爱好创造事件。对萨德本家的事件，每个叙述者各有不相同的叙述，对同一事件每个人的理解又各不相同，同一个人的叙述也前后矛盾，往往不能自圆其说。每一个叙述者总是不断地解构另一个叙述者的叙述话语，同时又自我解构，传统小说中完整、连贯、统一的情节完全不存在，读者只听见不同叙述话语的嘈杂与喧嚣。这完全与解构主义消解同一性、连贯性、完整性、确定性的原则相同。
　　罗莎作为小说的第一个叙述者与另外三个叙述者不同之处在于，她本人就是故事中的人物，可以说她是同故事叙述者，她亲历了萨德本家的许多事件，但她当时年纪幼小，又思想偏执，所以不能给发生在萨德本家的种种离奇事情给予解释。她把萨德本家发生的事都提个头，却没有进一步讲述，引起的是读者的困惑与期待。康普生、昆丁、施里夫是异故事叙述者，他们在故事之外。三人都扮演了作家的角色，通过想象虚构了大量的故事和细节，是否可信则完全不能肯定。康普生根据自己的理解、兴趣，详细叙述了查尔斯•邦在新奥尔良、密西西比大学生活的情景，但他无法解释亨利为什么会杀邦，面对萨德本家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深不可测的谜团，最后不得不感叹：
　　
　　那真是不可思议。简直说不通。不过说不定就不定就是这样的：他们未作解释而我们本来就不该知道。我们有少许口口相传的故事：我们从老箱底、盒子与抽屉里翻出几封没有称呼语或是签名的信，信里曾经在世上活过、呼吸过的男人女人现在仅仅是几个缩写字母或者外号，是今天已不可理解的感情的浓缩人物，对我们来说这些符号就像是梵文或绍克多语一样弄不明白了;我们依稀见到一些人，我们自己就是潜伏在、等待在他们鲜活的精血里，在这一个如今也多少有几分英雄色彩的时代的黑黢黢的稀释物里，他们作出了单纯激情、单纯狂暴的行为，不受时代的影响也无法解释――是的，朱迪思、邦、亨利、 萨德本：他们全体。一个人在那儿，可是却少了点什么;他们像是一个化学分子式跟那些书简一起从那个被遗忘的棋子里给发掘出来，可得轻拿轻放，纸张变黄变脆，裂成碎片了，字迹暗淡，几乎辨认不出来了，然而意味深长，外形与内含都令人感到熟悉，是变化多端与有感觉意识的诸种力量的名与实;你按所需要的比例把他们放在一起，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你重新再读，很厌烦也很关切，细细研读，确保自己没有忘掉任何东西，没有作任何错误的判断;你又一次把他们放在一起，可是仍然什么也没有发生;仅仅是一些语词，一些符号，再就是那些形象自身，影子般神秘与安谧，映衬在一桩可怕、血腥的人事纷争之前。
　　
　　施里夫以调侃、超然的语调，玩世不恭、冷嘲热讽的态度讲述萨德本的故事，他完全是游戏的态度。有时他干脆说：“现在，让我也来一段吧。”但他明白自己的叙述难以令人信服。在他的叙述中大量使用了虚拟语气，更显露出其虚构性。比如他对萨德本对罗莎侮辱的话作了自己的推测，萨德本建议他们一起做一次试验性的繁殖拿出件样品来，倘若是个男孩那他们就结婚。但他又对罗莎的种种说法进行解构，认为“这件事是根本没有也是永远无法确定下来的”。
　　在谈到邦和朱迪斯的爱情时，他知道他叙述出来的情景全出自他的想象，却又说：“那又为什么不是呢?因为，你听着。那个老太太，那个罗莎阿姨告诉你什么来着，有些事情是必须得有的，不管它们存在不存在，必须比别的说不定更值得注意的什么事情更加耸人听闻，而且实际情况如何根本无关紧要，是不是这样?那件事正是这样。”
　　实际上，在四个叙述者的背后，还有一个叙述者，类似于传统小说中的全知叙述者，但他对每个叙述者叙述的事件却不是全知的，他不偏不倚，对每个叙述者的叙述采取的是模棱两可的态度。比如当施里夫在创造性地讲述萨德本的故事时，他发话了：“这都是施里夫设想出来的不过没准确实是这样的。”“这女人(邦的母亲)也同样是施里夫和昆丁设想出来的，不过说不定也很真实。”
　　2．人物的不确定性。叙述者的趣味不同，他们创造出的人物也各不相同，四个叙述者对小说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萨德本与邦的态度就迥然不同。在《押沙龙，押沙龙!》中至少有三个不同的萨德本与邦的形象。至于哪个叙述者是正确的，这个判断留给了读者，作者的意图如何也无从把握。在罗莎眼里，萨德本是个恶魔，根本不是个绅士，从来不是绅士，他以入侵者的姿态闯入杰弗生，完全对当地上流社会的敌意与挑战置之不理，他的行为出人意表，甚至是不可理喻。他从没真正融入杰弗生，就像他的大宅离杰弗生有十二英里一样。他是个魔鬼，给两家人带来了灾难，他的罪孽殃及后代，使两个家族毁灭。但罗莎的叙述里还有另外一种声音，那是对萨德本的爱慕之心，在她心里萨德本还有几分英雄的色彩。一方面她给昆丁讲述萨德本的历史，是让南方人“读到这个故事终于明白何以上帝让我们输掉这场战争，明白只有依靠我们的男子的鲜血和我们的子女的眼泪他才能制住这恶魔并把其名字及后裔从地面上抹掉。”她对萨德本充满了仇恨，另一方面，萨德本“毕竟为这片她出生的地区的土地与传统征战了四个体体面面的年头(而这个完成了这样业绩的男人，虽说是个彻头彻尾的恶棍，却也会在她眼里具有英雄的地位与形象)”。她甚至由衷地感叹“啊，他真勇敢，我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一点”。
　　如果说罗莎是在竭力把萨德本妖魔化，康普生先生则竭力把萨德本英雄化。他在读者面前塑造了萨德本高大的英雄形象，在他眼里，萨德本就像古代的俄狄浦斯王，充满了勇气，是意志与力量的化身，只是他命运不济，成为失败的悲剧英雄。施里夫则认为萨德本自私自利、冷酷无情，他心中只有自己的规划，家族、妻子、儿女只是他规划的一个部分，他拒绝承认邦，是因为波恩有黑人血统，会破坏他的万世王朝的梦想。在施里夫的叙述话语中萨德本就是旧南方罪恶的代表。
　　邦的形象具有神秘色彩。在罗莎眼里，邦是爱情的化身，罗莎尽管从没见过他，竟然会爱他，某种程度上说罗莎不是爱邦，而是爱上了爱情。在康普生的叙述中，邦成了慵懒的花花公子，情场老手，引诱者。他使亨利成为他的崇拜者，为此不惜放弃家庭继承权，施里夫和昆丁给予邦最大的同情。昆丁对妹妹凯蒂有非同寻常的感情，在他的想象中他就是邦，邦就像一个漂泊的感伤主义英雄。施里夫则认为邦是萨德本与前妻斗争的牺牲品，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萨德本的儿子，只是萨德本前妻报复萨德本的工具，但他随即又认为也许邦到杰弗生只是想取得父亲的承认，他也并不爱朱迪斯，只是萨德本的冷酷无情让他绝望，于是做出定要和朱迪斯结婚的姿态，最终给他带来杀身之祸。昆丁和施里夫在这人物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给予了他最深厚的同情。施里夫看来，邦想得到承认并不是为了财产，他只要能得到父亲的一张纸条、一点指甲、或一缕头发以表示对他的承认，甚至是一点暗示也行，他就会抛下朱迪斯、亨利，永远离开，再不回来。但萨德本是绝不会把他这个“黑鬼”看作儿子的。邦寻求承认象征黑人希望被承认，承认黑人也像白人一样是有人性、有人格、有尊严的人。
　　3．主题不确定，意义不确定。在解构主义者看来，语言就像是“一个无限展开的蛛网，网上的成分不断交换和循环，没有一个成分受到绝对限制，每一种东西都受到其他各种东西的牵制和影响”。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由此而产生断裂。詹姆斯•费伦说：“正是由于解构主义，我们才广泛接受了下面这些原则：语言本来就是不稳定的，不存在固定文本意义的超验锚地，文本意义完全可能是相互矛盾的，和大多数当代理论家一样，我承认这些解构主义原则的价值就在于它们使我们对语言、文本性和阐释的理解复杂化了。”
　　实际上，萨德本家族的故事由于失去了大量关键性环节，只剩下人们口中相传的残余片断，一些语词，一些符号，这个能指符号的所指，即意义，要完全依赖四个叙述者的叙述才能得以实现，而四个叙述者叙述中的萨德本家族故事具有不同的形态和内涵，所以，它也就变成了没有确定意义的能指符号。我们可以把《押沙龙，押沙龙!》视为一个大的文本，而四个叙述者的叙述内容则是各自独立的小文本，它们互相矛盾、冲突、对话，相互作用，使文本的意义永远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如果按照罗莎和昆丁父亲的叙述 ，萨德本故事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南方家族兴起而后败落的故事，有些传奇色彩，没有多少深刻的意义。而昆丁和施里夫的叙述则可视为《押沙龙，押沙龙!》主题的升华，他们对萨德本故事的解读触及到了南方最根本的问题，即种族主义的罪恶。但是，两个人叙述的部分虚构的成分却又最多，可能离事实最远，因为反种族主义思想的立足点在于邦的黑人血统，而这一点小说中从没点明，这样一来上述意义的可靠性就大打折扣，显得可疑。萨德本故事依然处于不确定状态，这种不确定性恰恰正是《押沙龙，押沙龙!》的意义所在。
　　
　　四、开放式文本结构
　　
　　按照解构主义者的观点，文本的意义永远处于不确定状态，同样，对于文学文本意义的解释永远也是不确定的。同时，意义之间又有互文性，文学的意义之间在不断地产生、消亡，又在不断地互相阐释，所以也意味着文学解读的开放性。在文学解读中，任何中心主义的意义追问，其实都会导致文学意义的真正缺失，文学永远处于这种意义不确定的边缘。任何作品都具有开放式的框架，它是多元的、多声部的、不确定的、流动的文本，不是一个封闭的、自足的实体，对文本的理解和阐释是意义的无穷增生过程。意义的不确定是形而上的整体性和自我同一性观念受到消解，逻辑受到解构以后语言所呈现出的意义多元共生、共存的可能性。但意义不确定性，并不是否定意义的存在，只是消除形而上终极性理解，它消解权威，促使种种意义不断地产生和消失，每一种理解仅仅是一种理解。这样一来文学文本永远是一个开放性结构，它对所有话语开放。德里达说：“如果不是对所有这些话语开放，如果不是对这些话语任何一种开放，它也就不会成为文学。”
　　由于《押沙龙，押沙龙!》极度复杂的叙述形式，使其很难有一个统一的、终极的意义，四个叙述者的叙述没有使故事更加清晰、完整，而是使之更趋复杂化、多元化，因为缺乏一个权威的居中心地位的叙述者，四个叙述者的叙述就显得不可靠，读者疑窦丛生，整个小说叙事结构的稳定性被破坏，有了很强的离散性，萨德本故事文本意义的客观性和确定性也随之消失，文本也变成不可靠文本，文本的结构和意义完全是开放的。福克纳在谈到小说中各位叙述者对萨德本故事的不同解读时曾说过那是“十三种方式看燕八哥”，读者应得出自己的第十四种方式，这种开放式结构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解读和阐释的空间。
　　（责任编辑：水 涓）
　　
　　作者简介：刘道全（1965-），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研究生，河南许昌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
　　
　　参考文献：
　　[1] 王岳川．文艺学美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380.
　　[2] 威廉•福克纳．我弥留之际[M].李文俊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0．
　　[3] 威廉•福克纳．押沙龙，押沙龙![M]. 李文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4] 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M].申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67、109．
　　[5] 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6] 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M].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 德里达．文学行动[M].赵兴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8] FrederickL. Gwynn.and Joseph L.Blotner ，ed. Faulker in th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1959.

相关热词搜索：沙龙，解构，解读，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