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语境下的“反对”修辞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

　　摘 要：本文通过历史的视角审视了中国传统的精英批判方式，分析了这种批判方式在当下大众文化话语环境下面临的困境，并以韩寒现象为例，指出了在新的大众文化话语环境下，异于传统精英批判方式的大众“反对”修辞方式的表现特征，同时也指出了这种“反对”修辞方式面临的问题。
　　关键词：精英批判 “反对”修辞 大众文化
　　
　　对现实社会的种种现象进行质疑、批判或做形而上的思考，历来就是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的本质工作之一，现代以来，其批判特征更加突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词有两个基本来源，“最早出现在19世纪的俄国……第二个来源是两个世纪前的法国”①，“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人”②，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批判精神。当然，这种批判精神日益随着知识的分化发展和历史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在知识体系的分化发展过程中，当其分类日益向狭窄的学科专业分化，知识分子逐渐成为专家、学者、技术化官僚，笼统的社会批判责任也就逐渐变成专业学术以外的事情，抑或批判已转向从更加专业的角度展开。在此形势下，站在中国当下的语境里，从知识的外部环境看，意识形态的整合，特别是商业环境下大众文化语境的逐渐形成，使得传统的批判形式日益失去接受者，换句话说，就是在大众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双重过滤下，欲使一种超越个人之外的批判感受获得广泛的社会共鸣已经非常困难。
　　但是，在这种环境下一个充满批判意识的韩寒却“成功”了，他的博客点击量上亿次，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风云人物，编辑自己的杂志《独唱团》……如果说十年前韩寒是利用其青春叛逆和不服从吸引了大众注意的话；那么今天韩寒却是捡起了知识分子丢下已久的批判大旗吸引了更广泛的大众层面注意，并且获得了相当的认同。韩寒的成长、成熟，不仅扭转了大众对他的认识，同时他也在不断引导着新一代青年对中国现实社会的关注和思考。
　　韩寒今天能够获得社会持久的注意，根本原因在于他在某种层面继承了现代中国以来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然而，仅有批判意识是不够的，当代有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仍然存在，但是能获得如此注意和认同的却不多。这必然涉及第二个方面，韩寒的叙事修辞策略与过去是不同的，其批判叙事必定经过对大众文化语境适应性的改造，唯其如此才能更受大众欢迎。在本文中，为了以示与传统的精英批判方式的区别，笔者更愿意将韩寒干预现实的方式理解成“反对”修辞方式，笔者在后文中还将进一步论述到这一点。那么，韩寒到底寻到了哪种更加适合当今时代的“反对”修辞术？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厘清，过去的批判修辞术是怎样的？
　　
　　一、如何反对：精英文化语境下的批判修辞术简析
　　众所周知，现代中国的转型是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开始的，在这场文化批判运动中，参与者大都是精英知识分子，其批判所指和修辞策略都体现着精英的思维和话语方式。
　　精英知识分子最初以《新青年》等杂志为阵地，以一批有海外学习经历的青年留学生为主体，他们以白话文为主要方式，发表大量的批判封建思想意识和陈规陋习的文章。
　　这场以精英知识分子为主导的批判方式凸显出不同以往的现代色彩。首先，它是以现代报刊为主要传播方式，加速了思想流动的速度。《新青年》《申报》《小说月刊》等新兴的杂志报刊大量涌现，打破了过去以书本和口头传播思想信息的局限性。
　　其次，与白话文运动同时展开，他们以推进社会进步为目标，开始了从文章形式和思想内容全面的变革。20世纪初的封建政权已被推翻，但是封建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民主与科学精神仍未落地生根。在此背景下，精英知识分子以白话文运动的方式向各种封建思想和意识进行猛烈的攻击，显得非常前卫。
　　时至今天，让人生疑的是：一场超越个人眼前生存与生活的大规模社会现实批判活动，何以能吸引如此之多的人关注和关心？其思想怎么会普及得如此之快？众多的研究资料表明，所谓的新文化运动，甚至到达高潮的五四运动，只不过是以接受新思想的少数学生为主要群体，周策纵在其《五四运动史》中就指出过这点：“粗略地看，在‘五四运动’开始时，受过某种新形式教育的人大约已经有一千万之众。和全部人口比起来，这些新知识分子所占比例很小，大约有3%,但他们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我们已在正文论述过。”③于新文化运动而言，大多数普通国民只不过是接受者，而非参与者。
　　因此，所谓新文化运动不过是在精英知识圈子内部进行的。在这种语境下，其所关注讨论的话题必然是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国家独立、民族强大等超越个人生存生活的宏大话语。这种话题的产生与整个民族面临的外部落后的生存环境相关。在此形势下，所有事关“落后”与“进步”的文章必然能在圈子内获得广泛的响应甚至论争。在精英知识分子眼里看来，连故乡的破败（《故乡》）、农村老妇人的痴呆（《祥林嫂》）、旧知识分子的落魄（《孔乙己》）、乡村无赖的死亡之路（《阿Q正传》）……都具有超越一般个人生存状态而上升至切实的社会批判意义。
　　精英文化语境下的批判修辞策略，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产生环境是非常特殊的。政治的不稳定，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威统治；面临着外敌入侵，救亡与图变革新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统治者本身对新出现的现代报刊媒介还没有找到一种有效的控制方式……然而正是在这种没有强大外力阻止，没有话语发生与接受间的断层的环境，导致精英的反对修辞策略采取了一种较为直接的方式，对于一切用现代眼光看来落后的思想采取猛烈的批判。可以说对于旧传统的批判在精英知识分子之间基本上达成了一致，但是在新的未来道路该如何展开，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却存在差异。但是精英的倡导仍然只是在知识圈子内部，要从知识圈子内部向外部民众普及仍然存在种种困难。作为启蒙先驱的鲁迅对此感受最为深刻，他将自己比喻成铁屋子里的先觉醒者，对于仍然沉睡的国民无法唤醒感到深深的悲哀。鲁迅显然想将自己的批判思想引向普通国民，而绝不是精英知识分子小圈子的内部觉醒。当他将视角指向普通国民时，一方面，他的叙事批判策略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他力图用最简单的故事和最容易触动大众的理解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反对和愤怒；但是另一方面，在启蒙的同时，他发现的却是不可救药的国民性，一群亟须疗救的灵魂。
　　鲁迅的这种批判修辞策略可以说是精英文化语境下的代表，对日后的中国文学创作在批判现实精神的形成产生极重的影响。
　　总体而言，精英文化语境具有以下特征：文字和媒介被少数人所占据，话语权也被少数人掌握；精英以启蒙者自居，充满救国救民的使命感，精英文化下的群众是被训导的角色；批判性是精英文化的重要特征，注重社会中的种种丑恶现象，实行从表及里的批判。
　　但是这种精英的批判修辞方式在新的大众文化语境下却面临巨大的挑战。
　　
　　二、无物之阵：大众文化语境下精英批判困境
　　如果说上世纪精英知识分子色彩鲜明的批判意识被人普遍接受，是因为精英文化语境由少数人掌握了文化资源而导致作为接受者没有选择的余地下造就的；那么，在文化资源不再作为稀缺资源、精英批判语境迅速崩溃的今天，这种传统精英语境下的批判修辞方式则面临严峻的挑战。
　　这种挑战是来自多方面，首先是文化语境的改变，在大众文化语境下，过去沉默的大多数作为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已经日益凸显，他们需要自己的消费话语、需要日常生活中形而下的感性欢乐。精英语境下宏大超越性的批判话语，已经超越了他们的需求。精英对于宏大社会问题的批判日益成为边缘化的喃喃自语；或者变成将矛头直指大众文化，与大众兴趣为敌，批判大众文化的堕落和肤浅。站在大众语境下的今天，我们发现，精英眼里的大众日益成为群盲，而大众眼里的精英则不断成为人民公敌。一方面，精英话语极端关注的权力批判已经没有什么读者；另一方面，精英的与民为敌使其批判指向陷入虚无。因为大众是这个社会构成的主体，关心衣食住行、向往更美好的生活、渴望更舒服的娱乐消费是这个群体回归到人的欲求层面最基本的想法。大众关注日常生活是人的正常需求，难道要批判日常生活么？保持着精英批判理想的知识分子就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日益陷入批判的无物之阵。
　　精英渴望大众和自己一样思考，与自己共鸣，但在大众文化语境下，这是不可能的。如许知远对大国模式崛起的警惕，对《货币战争》中充斥着阴谋论的剖析，对盲目爱国热的抵制，爱国主义已经成为某些人的商业炒作……文章不乏深刻到位的分析，充满厚重的批判意识。这在精英语境下，或许能赢得掌声，一如鲁迅，虽然他不断地雕刻描画国民劣根性，深恨“哀其不争，怒其不幸”的麻木国民，但他仍然是那个时代青年的精神导师。但是放在今天，许知远们得到的却可能是很大程度的不被理解，大众不明白他们喜欢的东西为何受到批判，即便他启示的可能是更接近事实的真相。鲁迅是批判令国民感到切肤之痛的现实，而许知远却要批判令大众沉迷其中的娱乐生活，二者相差遥远。这正如波兹曼所指：今天我们面临的困境，可能不是外来压迫的奴役，而是“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失去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④。
　　大众文化语境下，人们需要的可能并不一定是沉重的真相，而是某种大众情绪；不一定是逻辑正确，而是流行价值正确；不一定是导师，而是明星……
　　要解决这种矛盾，或者说要适应这种语境，必须采取另一种修辞策略。而这是作为已经习惯了精英修辞术的许知远们所不能习惯的，由于坚持精英的批判方式，在他的笔下自己甚至成了“祖国的陌生人”；如何才能适应当下，必定要等到另一种修辞方式的出现，才算完成了精英批判方式向大众语境下的批判方式转换。
　　
　　三、如何反对：大众文化语境下“反对”修辞术特征
　　对于影响力渐弱、渐趋淡出公众视野的韩寒来说，多年后卷土重来，且受到广泛关注，可能是一个意外。但是对于日益堕入肤浅的感官快乐、令一些人倍感空虚的大众文化而言，韩寒的出现未尝不是必然。面对传统精英知识分子的犬儒化，社会上自私自利的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的盛行，韩寒第一次将沉溺眼前娱乐文化的80后和90后一代人的目光，成功引向充满问题和不甚完美的现实社会，新一代青年第一次大规模的将目光从只关心自身转向关注社会，完成对自我的超越。他切中了这个喧哗时代的要害。
　　但是韩寒使用的却不再是传统的精英批判方式，在他身上再也没有过去启蒙者身份的影子，不再担负超越大众之上布道者的角色，他是大众中的普通一员。他打破了庞大复杂的专业知识障碍，用常识的眼光打量现时中国，将自身的感受用大众最能接受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正是韩寒能获得如此庞大的大众认同的根本原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更愿意将韩寒干预社会的修辞方式称之为形而下的具体的“反对”，而非形而上充满抽象理论的“批判”。
　　韩寒作为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中的一个特例，其复杂性可以通过多重的比较视角得出。
　　首先，与精英文化语境中的知识分子相比较，韩寒没有太多国家民族复兴的思想包袱，没有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急切和忧愤，没有建立一个“理想国”的明确意识，没有布道者的心理和姿态。有人将韩寒比作鲁迅，也许在批判意识上二者有一些共同点的，但是在思想认识、文化心理、文化姿态上、文化目的上，二者完全不同：鲁迅是精英知识分子中精英批判精神的代表，韩寒则是大众文化语境下充满反对精神的一分子。如果说鲁迅是专制时代的战士，韩寒则是现代社会的公民；鲁迅是高高在上的布道者，韩寒是和大众平等站在一起的平民；鲁迅是激越的，韩寒则是和平的；鲁迅是严肃的，韩寒是幽默和讽刺的。精英通过前一种方式将自己与大众区隔开来，这种区隔始终使大众无法参与精英的理想，这也正是精英语境中精英批判始终充满无力感的根源之一。
　　其次，与大众文化语境中的精英相比较，韩寒没有鄙视大众文化肤浅的心理，没有对大众恶俗流行的冷嘲热讽……甚至本人就认同或采取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或引导一种潮流。如果将韩寒与许知远相比较，许知远的学识水平已经使他更加靠近专家学者的层面，他更像关注公共生活范畴的公共知识分子；韩寒则更像没有什么深厚学识的大众参与者。同是对现实社会的即时分析，许知远选择批判的都是一些相对重大的社会文化命题，叙述充满引经据典的厚重，分析角度更具学术性；而韩寒一般都是对某种社会具体现象发言，叙述全没有经典的厚重，他更像大众情绪的代言人，用大众的感觉和水平评判现实社会。从接受者角度而言，韩寒更容易被阅读。许知远的批判注定不能成为大众接受的方式，因为其宏大抽象的批判方式和相对深刻的反思方式都成为了大众阅读的障碍。韩寒与许知远相比，韩寒更像批判知识分子中的科普作家；而许知远则更像大众文化之上的知识分子，在今天，他那已经被固定的批判修辞策略，被那些远离这种精英批判思想的大众抛弃。
　　最后，将韩寒与大众相比，他们似乎站在同一水平线上，韩寒甚至比许多大众的文化程度更低，高中毕业，出生于城市平民家庭，与一般大众无异。显然也正是如此，他的修辞方式不可能高高在上，而褪掉了精英分子特有光环的他，较能获得一般大众的文化身份认同。这为韩寒能吸引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奠定了前提，韩寒本人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一再声明自己只不过是这社会的公民，所发表的言论，不过是一个公民社会的常识而已。有很多甚至比韩寒文化程度更高的人都会被韩寒吸引，显然仅仅用韩寒始终清醒认识到非精英的公民文化身份来解释是不够的。韩寒在褪掉精英身份认识的同时，选择了一个更加平实的文化身份立足点――公民。承担公民的义务，珍惜并最大限度地运用公民的权利，用公民的眼光打量和批判这个社会现实中不合理的东西。从某种程度上看，韩寒更像从昨天的精英转变为今天的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公民。今天的社会虽然是名义上的公民社会，但是规则、公民意识、公民文化普遍仍未建立，韩寒也许树立了一个在公民意识相对匮乏的社会如何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标准。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公民底线的认识，韩寒的那些反对修辞术始终能把握限度，他不将自己的批判上升到抽象的理论层面，这当然会削弱他的批判力度，但也正是这种修辞策略使他避免了陷入某种极端的陷阱，同时因为这些具体可感的社会现象批评增加了大众适应性。
　　韩寒对公民权利的深刻认识，使得他的文章主题基本已经摆脱了文艺青年惯有的个人情绪抒发，而是对社会现实峻切的关怀和思考。比如，在他的《陌生人的来信》中，这样揭示了一个在当代社会蒙受冤屈者无法申诉的氛围：
　　
　　我们国家有一个部门，叫做信访办。古代老百姓受了当地官员的冤屈以后，就会上京告御状，运气好的还能拦到当官的轿子，运气最好的能遇见微服私访的皇帝，这些小概率事件乃是支持整个社会对公平正义向往的精神支柱。到了现代，领导们都换上了好车，不能再用拦轿子的方式自杀了，更大的领导由于电视曝光率很高，也不能微服私访了，就算下乡，最多也是去一些当地领导特地安排的影视基地，和一些农民艺术家们进行表演，但那都是影帝们在飙戏，和老百姓的关系不大，信访办是很多遭受了不公正待遇的人们唯一的出路。
　　当然，很明显，他们想得太天真了，在一个司法不独立的国家，你怎么能指望突然会有一个政府部门为你出头呢，一个小朋友打你一下，他妈妈骂你一句，他爸爸还揍你一拳，你去他爷爷那里举报他儿子和孙子，你明显是还欠踹你一脚。虽然他们那挑高三十米的办公楼大堂里可能挂着诸如为你服务等文字，但人家是把这个当书法作品在欣赏，你怎么能把这个误会成人家的行动纲领呢。
　　
　　类似的文章，在韩寒的博客里面俯拾皆是。韩寒有些言论被认为叛逆和极端，比如他与作家白烨关于文坛的争论，最后他归结：“什么坛到最后也都是祭坛，什么圈到最后也都是花圈。”文坛在他眼里是个屁。但是在这看似极端的背后，仍然蕴藏希望，比如，在他成为《时代周刊》的全球影响人物时候，他这样看待所谓的“影响力”：
　　
　　最后说回到所谓的影响力，我经常非常的惭愧，我只是一介书生，也许我的文章让人解气，但除此以外又有什么呢，那虚无缥缈的影响力？在中国，影响力往往就是权力，那些翻云覆雨手，那些让你死，让你活，让你不死不活的人，他们才是真正有影响力的人。但是不知道是因为他们怕搜呢还是不经搜，往往在搜索引擎上还搜不到他们。我们只是站在这个舞台上被灯光照着的小人物。但是这个剧场归他们所有，他们可以随时让这个舞台落下帷幕，熄灭灯光，切断电闸，关门放狗，最后狗过天晴，一切都无迹可寻。我只是希望这些人，真正的善待自己的影响力，而我们每一个舞台上的人，甚至能有当年建造这个剧场的人，争取把四面的高墙和灯泡都慢慢拆除，当阳光洒进来的时候，那种光明，将再也没有人能摁灭。（《散文一篇》）
　　
　　韩寒的叛逆和极端超越了青春期的单纯叛逆，他不是那种简单庸俗的生活行为的叛逆，而是有了自己独立思考后的批判。
　　但是在这个“超女、快男”盛行，“娱乐至死”的时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会来阅读这些不怎么“娱乐”的文章，并且争相传阅。
　　不同的人对于韩寒博客的阅读心理和感受可能是多重的，但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网络时代的开放性与思想封闭的社会的冲突日益呈现，思想流动不再因为传统报刊传播方式而受到限制，使人们最终从激烈的思想碰撞中加深对社会的认识，并不是所有人都满足于单纯的感官娱乐，这一点构成了阅读韩寒的重要基础。并且，在社会言论运动方面，韩寒的出现，实在是寄寓了人们期望进步的愿望：“韩寒成为社会言论运动的神器、钟馗、孙大圣。这是运动中自然生成的一种技巧，人们把声望和力量输送、汇聚到代言人韩寒那里，希望通过（或者利用）韩寒‘硬顶上’，来达到‘要几大就有几大’的传播效应。这也相当于竖起一个叫做韩寒的云梯，去攻打一座城堡。”⑤
　　
　　四、抗争还是表演：大众文化语境下反对姿态悖论
　　既然是在大众文化下诞生，当然避免不了大众文化的烙印。在韩寒的阅读对象中，有多少人是冲着文章而去，其博客文章到底给多少人产生促进思考的影响，很难揣测。可以断定必有一部分人是为了追星而去，一如娱乐时代的粉丝文化，粉丝对明星个人关注超过对其产品的关注。
　　正是粉丝使韩寒成为有巨大影响的明星式人物，他的文章、举止行为似乎也是为粉丝而为。他青春、活力、玩刺激性的赛车、偶尔传播一些似是而非的绯闻、做一些软性的个人广告、接受一些个人采访、写一些幽默冒犯性的文字……这一切，完全符合大众文化娱乐需要的明星表演方式。
　　韩寒的这种充满表演意味的行为对其“反对”修辞术是否会产生影响，或者其“反对”修辞术本身就是明星表演的一部分，这在大众文化语境下已经变得殊难区分。
　　事实上，已经很难苛责他做一些明显具有广告色彩的行为，比如接受报刊采访，上一些杂志的封面，甚至接拍一些广告、电影。作为一个摆脱体制而存在的写作者，正是因为他一系列类明星的行为，使得他在经济上获得了不依赖于体制生存的独立；正是这种独立，才使他的写作相对自由，更具纯粹性。他曾经说，自己是靠职业赛车来维持生存的，是靠赛车来支持写作的，他的写作是不赚钱的。的确，就像互联网所显示的开放性特征一样，很多有意义的东西都是免费的；韩寒的博客也是如此，它向大众敞开，他的文章并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写作摆脱了权力限制、摆脱了经济目的，这使得他的写作能在更自由的层面表达自我及对世界的认知，有更大程度的纯粹性。
　　这样，我们似乎能够将韩寒的抗争和表演区分开来，并能理解他何以如此：为了保证抗争的纯粹性，在这个商业经济环境中，韩寒必须通过表演来获得生存的前提。但是，我们有理由担心，这种表演的腐蚀性，使得他的写作也蜕变成一种表演。当他的博客写作已经越来越受人关注时候，他的文集不断地重印，他就会越来越力图呈现给观众想看到的东西。今天，当过去看上去严肃的批判也可以通过巧妙的规避和转换而成为一个卖点，这种批判可能离他所启示的意义将越来越远，而离娱乐越来越近。不管他主观上如何保持文字的纯粹，但是在“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娱乐是……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⑥的今天，我们有理由担心，极有可能，抗争沦为一种“娱乐”，而这种娱乐最终将所有的抗争精神消解掉，人们“不再彼此交谈，他们彼此娱乐。他们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图像”⑦。最终，即使他想表达意义，读者消费的却还是娱乐，更何况他的文字已越来越呈现出大众文化语境下的娱乐意味。
　　
　　①② 许纪霖:《知识分子是否死亡？》,见陶东风主编《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③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陈永明译，岳麓书社1999年第1版，附录第529页。
　　④⑥⑦ [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前言第2页，第114页，第121页。
　　⑤ 庄礼伟：《陈文茜的80年代和韩寒的10年代》，《南方都市报》2010年8月8日。
　　
　　作者：华维勇，暨南大学中文系2009级博士研究生，华南师范大学办公室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
　　编辑：杜碧媛 E-mail：dubiyu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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