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命力的名言名句 生命力的三种表达
时间：2019-02-11 05:42:4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曹禺的剧作《雷雨》《原野》《北京人》，重点塑造了三类人物，这三类人物展现了三种生命力的表达，从中可以看到曹禺先生对人类命运的忧虑与探索，以及对原始生命力的热切呼唤。
关键词：原始生命力 封建文明 生命的需求
生命是一种自然的状态，爱恨欲求是生命自然的表达，然而几千年的文明却使这种表达的声音由激昂转为微弱，以至于无声。“像人一样活着”这种自然本真的生命状态却成了经过几千年文明洗礼的人类拼死追求的生活目标。这是人类生命力的自然弱化，还是几千年文明对人类生命力的挤压？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在他的剧作《雷雨》《原野》《北京人》中对这一论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繁漪第一次喊出“我也是要一个男人真爱我，要真真活着的女人”，到《北京人》中作者通过袁任敢之口所表达的对“原始天性”的呼唤，曹禺在剧作中给我们完整地展示了人类原始生命力的泯灭、原始生命力的复苏与抗争，以及人类应有的原始自然本真的生命状态，从而揭示了在几千年文明的进程中人类所付出的泯灭生命力的巨大代价。
曹禺的三部经典剧作《雷雨》《原野》《北京人》，在人物设置上大致相同。都有两个家庭：一个是封建大家庭，一个是平民小家庭。重点都写了三类人：一类是封建文化塑造的毫无生命力的懦弱灵魂，比如周萍、焦大星、曾文清；一类是从压抑中觉醒、敢于追求生命权利的勇敢女性，比如繁漪、花金子、愫芳；一类是自然率真、全身充满了生命活力的鲜活形象，比如四凤、仇虎、袁圆。前两类人物都生活在封建大家庭，从外貌上看，他们忧郁而又苍白；从内心看，他们压抑而又痛苦。而后一类人物形象活力四射，精神饱满，敢爱敢恨，率真天然，一切莫不出自内心，有着鲜活的生命力。从这三类人物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曹禺先生对人类命运的忧虑与探索和对原始生命力的呼唤。
一
爱情是最私人、最应自我表达的人类情感，是每一个成年人最自然的权利。在“五四”文学中，很多作家把能挣脱家庭的束缚、敢于自由恋爱作为追求个性解放、具有自我意识的标准，为此生发了“五四”文学中爱情的主题。曹禺先生剧作中的人物也同样面临着爱情的考验，不同的人交出了不同的答卷。
在《雷雨》中，当周萍带着些许来自乡间的原始生命力从乡下回到阴沉压抑的周公馆，他唤醒了繁漪深藏在内心的“一点野性”，他们遵从了自己的内心需求走到了一起。然而随着周萍回到周公馆时间的增长，父亲的威严、封建伦理的观念让周萍难以承受，他无法承受内心的煎熬，选择了逃离。他不是不爱，而是不敢爱，从他即使和四凤在一起，也是经常酩酊大醉，让我们看到了他内心的矛盾与痛苦。但在矛盾中他最终选择了撤退，他在封建伦理观念面前熄灭了自己内心的需求，自我的生命力由此走向泯灭。如果说周萍还曾经有过自我，那么《原野》中的焦大星则从不知自我为何物，焦大星原本很喜欢自己的妻子花金子，但由于母亲不喜欢花金子，焦大星就对自己的妻子想爱而不敢爱，他的懦弱让花金子失望透顶，才有了后来的红杏出墙。
《北京人》中的曾文清是一个美丽的空壳，从外表到内心都苍白无力，他爱愫芳，却怯于妻子的淫威不敢行动，只是把这一分感情藏于自己内心，失望的愫芳终于离他而去。这三个人在面对爱情时，都熄灭了自己内心的生命需求，让自己成了生命的空壳。
这三个人都出生于封建大家庭，与他们的懦弱相对照的，是他们都有一个强势的家长。《雷雨》中的周朴园、《原野》中的焦母、《北京人》中的曾思懿。他们强大而专制，既是封建家庭的主宰者，又是封建伦理的执行者；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用封建伦理观念铸造着子孙们的灵魂，将他们一个个变成没有自我的生命的空壳。周萍在父亲面前从来都是唯唯诺诺。那么焦大星在母亲面前也只是惟命是从。曾文清在曾思懿的淫威下变成了无声的承受者。如果说周萍还曾经有过生命的表达，那么焦大星和曾文清则是彻底的生命的无力者。如果说这三位是封建文明的驯服者，那么周冲、曾霆则形象地展示了封建文明是如何驯服他的子孙们的。周萍等人的今天，就是周冲等人的明天。
封建文明的教化，使原本应该有的生气蓬勃的生命黯然失色。父性文化势力对生命的挤压，逐渐缩小着生命体自由呼吸的空间，长期压缩的生存场使人逐渐丧失了原始的生命本能，受制于生存环境，进而转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认为个人权利争取的不可能。封建文明对生命力的桎梏，不仅压迫个体的抗争，而且阉割人类的生命意识，形成“妻贤子孝”父权高高在上的封建家庭伦理秩序，在这个氛围中，“服从”是最高的准则。这样生命力被扼杀，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了。
二
繁漪、花金子、愫芳，这三位女性是曹禺作品中最令人注目的形象，读者对这三位女性关注的焦点，大多集中在她们生命力的觉醒，以及觉醒后的抗争。
这三位女性也都生活在封建大家庭。但是她们在面对爱情时的表现却与周萍等人大相径庭。繁漪在周公馆生活了十八年，十八年的压抑渐渐把她磨成了“石头样的死人”，周萍的出现唤醒了她原始的生命力。这种原始的生命力不容她屈服于社会世俗的一般逻辑，她遵从自己内心的需求，让生命燃烧成了一朵艳丽的花。她对伦理观念的蔑视，对生命压抑的抗争，表达了她对生命本能的尊重。如果说繁漪在抗争中还有犹豫，还有痛苦；那么花金子的抗争则更为果断，义无反顾。泼野风流强悍的花金子在软弱的焦大星那里，生命是处于压抑状态的。戏剧一开始花金子让焦大星做选择题的一幕，就是这种压抑情绪的发泄。然而被封建文明完全驯化了的焦大星，即使在夫妻俩的私人空间里，也不能回到生命的感性状态，花金子平日情感的无以寄托可见一斑。与焦大星相比，仇虎是感性的，强大的，充满力之美，他敢爱敢恨，敢想敢说敢做，充满了原生态的生命力，他对金子的爱，炽热而没有任何羁绊，这与花金子本身的生命需求相吻合，于是花金子的生命也被激成了一朵花。相对于繁漪和花金子的狂热的生命力，愫芳是沉静的。繁漪和花金子的反抗是缘于生命的渴望，愫芳的坚守则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而这种选择的背后是清醒的自我意识。当最后愫芳认识到这种坚守的无意义时，她终于迈出了曾家的门槛，去追寻自己的幸福。
这三位女性的身份都是情人，在生命本能和伦理观念的冲突中，她们尊重自己生命的本能，遵从自己内心的需求，在抗争中显示出生命的力量。社会约束力是人类文明进程的必需条件，但若以人本立场反观文明史，人类为文明进程所付出的失落天性的巨大代价不言而喻，“有谁能够算清人们为了由游牧生活过渡到定居的农业生活而付出的代价呢？这种代价表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和由于这种对本能的压抑所造成的痛苦中。”（葛兰西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繁漪、花金子、愫芳是值得赞美与肯定的。
三
四凤、袁圆、仇虎，这类人物形象，评论界探讨得不多，尤其是前两位。其实，正是在这类人物身上，寄托着作者对原始生命力的憧憬。
《雷雨》中四凤的出场，作者是这样描述的，“四凤约有十七八岁，脸上红润，是个健康的少女。她整个的身体都很发育，手很白很大，走起路来，过于发育的乳房很明显地在衣服底下颤动着。”“她的一双大而有长睫毛的水灵灵的眼睛能够很灵敏的转动”，“她有大的嘴，嘴唇自然红艳艳的”。四凤是自然的、健康的、灵动的。这样的外表是忧郁的繁漪和怯懦的周萍所不可能有的。周萍之所以喜欢四凤，就是喜欢她的自然、她的健康、她的青春，他觉得只有四凤才能救他。而在对待爱情上，四凤更是热烈执著、坚定不移的。相比繁漪痛苦的爱，四凤的爱情表达更果断、更有力。“世界大得很，我们可以走，我们只要一块离开这儿”，为了爱情，她愿意放弃一切，即使是私奔，四凤那敢爱敢恨的生命意识让人震撼。《原野》中仇虎的出场更是别具一格。在原野这个大背景中，“野人”似的仇虎身上，充满了一种“原始的力”，一种生命的激情。他对金子炽热的爱没有任何羁绊，对焦家的恨刻骨铭心一无阻挡。仇虎的身上更多的是自然原生态的生命力，他是生命的行动者。四凤和仇虎身上更多地体现了生命的力，《北京人》中的袁圆则更多地体现了一种生命的自然状态。 “她满脸顽皮相，整天在家里翻天覆地，没有一丝儿安闲。时常和男孩儿们一起玩耍嬉戏，简直忘却自己还是个千金的女儿。”她“正哭得伤心，转眼就开怀大笑，笑得高兴时忽然面颊上又挂起可笑的泪珠”，“但她一切都来得自然简单，率直爽朗，无论如何顽皮，绝无一丝不快的造作之感”，一切都源于生命的召唤，一切都遵从内心的需求。与其说曾霆喜欢上了袁圆，还不如说曾霆在袁圆的感染下，在遵循着生命的召唤，还原着生命的本能。
这三个人都出身于平民家庭，封建文明的熏染在平民家庭远没有在封建大家庭那么浓烈，因此四凤、仇虎、袁圆的生活环境相对宽松。
他们在自然地成长，自由地生活，他们的生命意志能够自由地伸展，爱恨欲求都能够自由地表达。他们敢爱敢恨、敢哭敢笑。这才是人类应该有的生活，自然本真的生活。曹禺先生在对这三个人物的褒扬和礼赞中表达了对这种自然本真的生命状态的呼唤。
结语
在《北京人》中，曹禺先生借助“北京人”的影子袁任敢的声音有这样一段表述：“这是人类的始祖，这也是人类的希望。那时的人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他们整年尽着自己的性情，自由的活着，没有礼教来束缚、没有文明来捆绑……没有现在这么多人吃人的文明，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正是由于礼教的束缚、文明的捆绑，才造就了周萍、焦大星、曾文清这样忧郁而苍白的灵魂，他们是生命的无力者；而在自由中成长的四凤、仇虎、袁圆则快乐而健康，充实而丰富，他们是生命的行动者，是自己情感的主宰者，是真正活着的人。
三类人，三种生命的表达，在这三种表达的对照中，我们看到了曹禺先生对人类命运的忧虑、对人类出路的探寻，更看到了一个伟大作家伟大的人文情怀。
参考文献：
[1][意]葛兰西：《“兽性”与工业主义》，《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
[2]曹禺：《曹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作者：李雪梅，陕西省安康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编辑：张晴E-mail：zqmz0601@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