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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帝王篇【论《庄子》书中的帝王形象】

    时间:2019-02-11 05:43:5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摘要:《庄子》书中,涉及到古代帝王之处甚多,本文对此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试图通过对《庄子》书中帝王形象的研究,进一步了解庄子的政治思想。   关键词:《庄子》 帝王 政治思想
      
      《庄子》全书三十三篇,除《刻意》《寓言》《渔父》三篇没有提到帝王之外,其余三十篇每篇均涉及到了帝王形象。可见在《庄子》一书中,帝王形象是值得特别关注的一组人物。研究这类形象,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庄子的政治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近世之君残暴无道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革时代,各种政治黑暗层出不穷。庄子对此极为失望,虽极有才华,也有一套治世主张,却对统治者采取了极为强烈的不合作态度。《秋水》: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在《庄子》书中,对庄子拒绝为相有不同记载,或曰楚国,或曰齐国,或曰齐、楚二国,然要之皆表明了庄子和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究其不合作的原因,乃在于庄子深刻地意识到当代君王多是骄奢淫逸、残暴不仁,视人命如草芥。《人间世》:
      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
      本段借颜回之口,指出了卫君行为专断、草菅人命、残暴无道。而此种现象并非特例。《说剑》:
      昔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如是三年,国衰。
      赵文王作为一国之君,不思治国而好剑士,兼又不惜人命,搞得国家因此衰败,则君王之德衰矣。《则阳》篇中的一段话更加集中地说明了春秋战国时期君王的残暴不仁:
      至齐,见辜人焉,推而强之,解朝服而幕之,号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灾,子独先离之。曰‘莫为盗,莫为杀人’。荣辱立然后睹所病,货财聚然后睹所争。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争,穷困人之身,使无休时。欲无至此得乎?……今则不然,匿为物而愚不识,大为难而罪不敢,重为任而罚不胜,远其涂而诛不至。民知力竭,则以伪继之。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夫力不足则伪,知不足则欺,财不足则盗。盗窃之行,于谁责而可乎?”
      柏矩到齐国游历,见到受刑示众的尸体,悲愤不已。当是之时,统治者聚敛财富,残暴无道;百姓力穷智竭,铤而走险。天下大伪,实自上始,而遭难者却是百姓。又《��》:
      然而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
      庄子借田氏窃齐这一事件,深刻揭示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道德标准的混乱,所谓仁义只不过是统治者的工具而已。他愤怒地指出:“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正因如此,庄子对于当时的统治者丝毫不假以辞色,敢于直接斥责这些君王的昏庸无能。《山木》:
      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系履而过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惫邪?”庄子曰:“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
      庄子衣着破旧,遭到了魏王的嘲笑,而庄子则毫不留情地以“昏上乱相”反驳魏王,表达了自己对这些君王的蔑视。
      《庄子》书中的近世君王,也并非完全都是残暴无道。庄子为了更好地宣扬自己的学说,又往往将近世君王刻画成好道者的形象,为其学说张目。《养生主》:
      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德充符》:
      鲁哀公问于仲尼曰:“卫有恶人焉,曰哀骀它。哀公异日以告闵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执民之纪而忧其死,吾自以为至通矣。今吾闻至人之言,恐吾无其实,轻用吾身而亡吾国。吾与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文惠君和鲁哀公在这里都被塑造成了好道者的形象,但庄子在这些地方只不过是借寓言来宣扬他的思想而已。我们并不能因为《庄子》书中有这类好道君王的形象,就掩盖近世君王残暴无道的现实。
      
      二、三皇五帝乱世之源
      
      对于庄子来说,近世君王多是残暴无道,远非得道者的形象。对于儒家来说,这些君王也不是儒家心目中的圣王形象。故孔子漂泊多年,终无功而返。《孟子》书中对当时君王也多有指责之处。儒家向往的是三皇五帝之治,故孔子、孟子均多次称颂尧、舜。然而尧、舜这些儒家心目中的圣王,也是庄子要批判的对象。《逍遥游》:
      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杳然丧其天下焉。
      在儒家看来,尧帝实为万世君王楷模,但在庄子看来,尧帝距离大道还差得很远,所以要到藐姑射之山去求见四子。舜也同样没有达到道的境界。《知北游》:
      舜问乎丞:“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
      舜不明白道,故求教于丞,却遭到斥责。尧、舜相对于庄子所称颂的至人、神人,两者之间的境界简直判若云泥,故《逍遥游》曰:
      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热。是其尘垢 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
      藐姑射之山上的神人,混同万物,乃是得道者的形象,他身上的污垢,都能铸成儒家心目中的圣人尧、舜。不仅如此,就算是黄帝,依旧距离大道很远。《知北游》:
      知问黄帝曰:“我与若知之,彼与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黄帝曰:“彼无为谓真是也,狂屈似之,我与汝终不近也。”
      知北游之时,路遇无为谓、狂屈,因问大道,皆不得应,乃问黄帝。黄帝颇有自知之明,明确地告诉知:“我与汝终不近也。”《在宥》篇中,亦有有关黄帝的记载:
      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上,故往见之。
      黄帝问道于广成子,广成子谓黄帝有“佞人之心”,不足以语之大道。《在宥》篇又曰:
      黄帝退,捐天下,筑特室,席白茅,闲居三月,复往邀之。广成子南首而卧,黄帝顺下风膝行而进,再拜稽首而问曰:“闻吾子达于至道,敢问治身奈何而可以长久?”
      黄帝经过一番认真的准备之后,又去见广成子,而其态度则极为恭敬:“顺下风膝行而进”,广成子则是“南首而卧”。可见在庄子眼中,儒家的圣王黄帝和尧、舜一样,都是没有真正得道的君王。由这样的人来治理天下,天下能治理得好吗?因此庄子在很多地方都疾言厉色地批判他们。在庄子看来,儒家所称颂的三皇五帝,实为乱世之源,是后世社会混乱、道德日下的直接责任者。《庚桑楚》:
      吾语女:“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
      此段借庚桑楚之口,指责尧、舜之治,必将导致人与人相食的恶果。《缮性》篇曰: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枭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
      此段描述了道德日衰的状况,燧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均遭到了庄子的批判。《天运》篇更进一步对三皇五帝进行了无情的指责,并直接以“无耻”斥之:
      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其知惨于蛎虿之尾,鲜规之兽,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犹自以为圣人,不可耻乎?其无耻也!
      三皇五帝之治,其弊端究竟在于何处?一是以仁义礼乐治国。《马蹄》:
      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 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 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
      《在宥》:
      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 ,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骇矣。
      二是尚贤好智,不知贤人之扰乱天下。《徐无鬼》:
      夫尧知贤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贼天下也。夫唯外乎贤者知之矣。
      《��》:
      今遂至使民延颈举踵,曰“某所有贤者”,赢粮而趣之,则内弃其亲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乎诸侯之境,车轨结乎千里之外。则是上好知之过也!上诚好知而无道,则天下大乱矣!
      实行仁义礼乐,尚贤好智,其目的在于好利,遂使天下之民相轧相盗,唯利是图,迷失本性,而其根源,则是儒家所推崇的圣王,终致天下大乱。《庚桑楚》:
      举贤则民相轧,任知则民相盗。之数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于利甚勤,子有杀父,臣有杀君;正昼为盗,日中穴 。
      
      三、明王之治大道无为
      
      庄子在批判近世君王和儒家圣王的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他心目中理想的帝王形象,这些形象迥然有别于近世君王的残暴和儒家圣王的仁义。《应帝王》:
      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犹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
      有虞氏就是舜,关于泰氏,说法不一。成玄英云:“泰氏即太昊伏羲也。三皇之世,其俗淳和;五帝之时,其风浇竞。”①然庄子对三皇五帝均持批判态度,故成玄英说法有误。司马彪则解作“上古帝王”,李颐解作“无名之君”②。二人之说可从。所谓泰氏,乃是庄子虚拟的帝王之名,目的在于把他和舜对比,批判儒家所推崇的圣王,宣扬无为治世,不为外物所累的治国观念。《��》:
      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戏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
      又《马蹄》:
      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已此矣!
      这里所说的容成氏、大庭氏等远古之君,大多不可考,故林希逸《庄子口义》曰:“十二个氏,只轩辕、伏 、神农见于经,自此以上,古书中无之,或得于上古之传,或出于庄子自撰,亦未可知。”③此处所谓轩辕、伏 、神农三者,便如《庄子》中的孔子,具有多重含义,本是庄子要批判的对象,在这里又变成了治世的君王。像这样的君王,这样的治理,庄子称之为明王之治。《应帝王》:
      阳子居蹴然曰:“敢问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
      所谓明王之治,即指治国者游心于大道,不有心于教化而万民自化,功成而不居。在明王之治下,才能达到真正的治世,这与孔子所向往的礼乐治国,孟子所推崇的仁政治国截然不同。这种治世,庄子命之曰“至德之世”、“建德之国”。《马蹄》:
      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
      《天地》:
      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
      《山木》:
      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乐,其死可葬。
      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庄子的理想社会抛弃仁义礼智忠信,不尚贤能,不用机巧,民心归于素朴。这种理想,实际是庄子在老子的影响之下,在对现实的深刻失望之下而产生的,虽不能实现,却表现了庄子对理想社会的渴求。而要达到“明王之治”、“至德之世”、“建德之国”,其根本在于无为。《在宥》:
      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
      《天地》:
      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
      在这里,庄子明确地提出了以无为治天下的观念,《应帝王》更为集中而鲜明地表达了庄子相同的观点:
      无名人曰:“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心游于大道,清静无为,没有私意,则天下自然大治。
      总的来说,《庄子》书中涉及到了大量的帝王形象,这表明了庄子对现实政治的关心。他对近世君王和儒家圣王都采取了极为强烈的批判态度,然而遗憾的是他所推崇的明王之治,也终究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梦想而已。
      
      ①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
      170页。
      ②陆德明:《经典释文》下册,《庄子音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
      ③周启成:《庄子�斋口义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58页。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四川省教育厅青年基金项目“明代《庄》学研究”(项目编号:10SB142)阶段性成果
      作 者:李见勇,先秦文学硕士,内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
      编 辑:古卫红E-mail:guweihong007@sina.com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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