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语境下的物化叙事与物欲化人生:物欲人生
时间：2019-02-11 05:44:1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鲁迅将生命的最后十年留给了上海，上海成为他审视文化、审视人性最易触及、最为切近的窗口，鲁迅也将自己成熟而丰富的人生体验和生命感悟夹杂在有关上海的镜像描写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极富创造性的城市文本。通过“故”事的“新”编，鲁迅以物化手段坦陈常识，以物欲化人生反思生命，以小说形式完成城市书写。
关键词：鲁迅 《故事新编》 都市语境 物化叙事
１９３６年１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故事新编》。作为不因袭别人同时也绝不重复自己的杰出作家，鲁迅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①。1922年首创《补天》,1926年分别创作了《铸剑》和《奔月》，其余的三篇《采薇》《出关》《起死》则创作于上海时期，主要集中于鲁迅生命的后期，即1934年，1935年这两年。《故事新编》被后人誉为“现代奇书”，同样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持续挑战着历代读者的阅读经验和审美能力，成为鲁迅全部创作中重要的存在。从1924年1月成仿吾发表《〈呐喊〉的评论》，腰斩《呐喊》，独推《不周山》（即后来的《补天》）算起，在将近九十余年的《故事新编》研究中，研究者主要围绕着《故事新编》的题材问题、“油滑”问题、创作方法以及《故事新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并且在很多时候相持不下，伯仲难分。②难以归属的阐释困境一方面证明着鲁迅意料中的预言：“现在才总算编成了一本书。其中也还是速写居多，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③另一方面也充分地显示着《故事新编》特有的“召唤功能”，以其先锋独具的艺术形式和意味隽永的深刻底蕴，激发着人们探奇览胜的阅读兴趣和批评热情。正如陈平原所言：“《故事新编》矛盾空泛博大，主题单纯深邃，似乎很简单，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完；又似乎很复杂，千言万语也说不清；似乎很透明，一望到底；又似乎很浑厚，望不到边，探不到底。”④
本文的研究即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将研究的兴趣主要放在《故事新编》后五篇，试图在都市语境下探讨《故事新编》的创作情况，为多维度地透视《故事新编》提供一些粗浅的认识。
一
城市是商业文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区别于传统乡土，都市的异质性是多面相的，它一方面满足着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在现代教育、医疗卫生、商业消费、大众传播、交通安全等方面提供着诸多的便捷，另一方面也因金钱至上、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人性扭曲等负面效应而备受世人的诟病。为此，陈独秀当年这样评价都市上海的“魔力”：“什么觉悟，爱国，利群，共和，解放，卫生，改造，自由，新思潮，新文化等一切新流行的名词，一到上海仅仅做了香烟公司、药房、书贾、彩票行的利器。”⑤由此可见，城市作为文明的载体性存在，对人的生活方式、生存状态，包括人的精神选择，起到具体而深刻的影响与作用。细致考察《故事新编》后五篇，便可发现这里原本就有一个都市的背景。无论是一度生活在养老堂里的叔齐、伯夷，还是忙着攀爬城墙、意图出关的老子，回到京师的大禹，走过宋国国界、穿行于楚国郢城的墨子，都是生活在都城中，是在都市环境中展开他们的“故事”、发展他们的性格和命运的。先看几段古城的描述：
禹爷走后，时光也过得真快，不知不觉间，京师的景况日见其繁盛了。首先是阔人们有些穿了茧绸袍，后来就看见大水果铺里卖着橘子和柚子，大绸缎店里挂着华丝葛；富翁的筵席上有了好酱油，清澈鱼翅，凉拌海参；再后来他们竟有熊皮褥子狐皮褂，那太太也戴上赤金耳环银手镯了。⑥
楚国的郢城可是不比宋国：街道宽阔，房屋也整齐，大店铺里陈列着许多好东西，雪白的麻布，通红的辣椒，斑斓的鹿皮，肥大的莲子。走路的人，虽然身体比北方短小些，却都活泼精悍，衣服也很干净，墨子在这里一比，旧衣破裳，布包着两只脚，真好像一个老牌的乞丐了。⑦
这里的城市描述，带有前工业社会的特点，体现着较为浓厚的物质主义功能，自然为《故事新编》中的物质生存提供着“物化”的手段和“物欲化”的空间。正如柏拉图所言：“空间是永恒的，是不会毁坏的，它为所有的创造物提供了场所……存在必定处于某一位置并占有一定空间，既不在空中也不在地上的东西是不存在的。”⑧出现在《呐喊》《彷徨》中的环境，大致是以鲁镇、未庄为代表的乡野和村落，带有浓郁的封闭性和宗法社会的特点。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鲁迅更多致力于“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意在“引起疗救”的注意。阿Q的“精神胜利法”、闰土寄希望于烛台与香炉、祥林嫂的捐门槛，均是那些深受精神奴役创伤者自造的“精神”救赎之路，构成了鲁迅一贯独擅的状写人的精神存在的叙事特征。与之相对的是，《故事新编》后期作品几乎完全淡化心灵的描写，触目可及的是物质性的存在，作为城市生活的基本渗透，篇篇离不开“物化”叙事和物质生活的描写。在《故事新编》中，鲁迅极力渲染着物质的作用，无论凡人还是英雄，都离不开物质力量的影响，反映在人们的生活里，渗透在意识中，成为叙事的中心。《理水》中聚集在“文化山”上的学者们只有吃过了用飞车运来的食粮，午觉醒来，才能精神百倍地谈古论今。水利大员们吃过面包之后，才开始考察。下民的代表在回答大员提问时本是卑下胆怯，一提起吃饭问题就滔滔不绝、绘声绘色：“我们总有法子想。比如水苔，顶好是做滑溜翡翠汤，榆叶就做一品当朝羹。剥树皮不可剥光，要留下一道……”⑨《出关》中，孔子拜谒老子时，为表示诚敬时，以“雁鹅”相赠。《起死》中五百年前汉子被“起死”之后的第一个反应是遍寻自己的包裹、伞子和衣服，念念不忘的还是五十二个圜钱，斤半白糖，二斤南枣。《采薇》中直接以觅食“采薇”为名，通篇围绕着叔齐、伯夷的“饭碗”展开叙事，“近来的烙饼，一天一天的小下去了”，“烙饼不但小下去，粉也粗下去了。”隐居首阳山，则天天采薇菜，终篇留给人们的影像是“正在张开白胡子的大口，拼命的吃鹿肉”。此外，饭食成为度量时间的单位。“约摸有烙十张饼的时候，（叔齐）这才气急败坏的跑回来。”“走过去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甲士，约有烙三百五十二张大饼的工夫，这才见别有许多兵丁，肩着九旒云罕旗，仿佛五色云一样。”⑩饭碗和饭食渗透到时间观念里，不动声色地言明着结实的物质存在，犹如时间一样无处不在，也迫促人们在意识深处充分体会它巨大的力量。还有，饭食亦可度量人的价值，成为人的精神付出的物质回报，通行着锱铢必较的金钱原则。在《出关》中，面对着决意离开的老子，关尹喜在一个充公的白布口袋里装上了一包盐、一包胡麻，十五个饽饽，作为老子路上的粮食。在他的声明中，读者明白了这些东西正是老子作为老作家的价格。“这是因为他是老作家，所以非常优待，假如他年纪青，饽饽就只能有十个了。”{11}
二
“生存”是生命存在的第一要着，人们只有解决了吃饭问题，避免了挨饿，才能更好地活下去，才能发展。大量的物质描写，形成了《故事新编》以饭食、衣饰为中心的话题，意在揭示一个客观存在但往往为“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的事实:“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因而《故事新编》中乡下人面对鸟头先生的回话“麻木而平静”：“您是学者，总该知道现在已是午后，别人也要肚子饿的。可恨的是愚人的肚子却和聪明人的一样：也要饿。”这里不是用“乡下人”来启蒙知识者，而是借乡下人未经斧凿过的“白心”来揭示常识，在强大的物质现实面前，那些曾经一再被宏大叙事彰显的历史主体不得不委泥于地，接受现实成法的规训，显现出原本软弱的内质。在饭食面前，伯夷的君子风度不见了，饥肠辘辘之时，直接抛出了“三弟，有什么捞儿没有？”尝烤薇菜时也“多吃了两撮，因为他是大哥”。尊崇孝悌、礼让的伯夷、叔齐，将“义不食周黍”作为高于一切的精神信仰，但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现实面前，精神大厦轰然坍塌，难以逃脱“饿死首阳山”的悲哀结局。《老子》中主张无为的老子在“不但没有盐，面，连水也难得”的外面终究要“肚子饿起来”，最终还是要返回这个“有为”的世界里来的，而且难免“两串稿子，五个饽饽”的命运。“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的所谓“慈善家，学者，文士……”在现实的利害和生活需求面前，其百般掩饰的生命本相则昭然若揭。
《故事新编》将流行于都市的物质主义发挥到极点，无情地袒露着识字者的苟活之道，形成了崇高与卑下，庄严和荒谬的冷然对视。“脱冕”的“英雄”与凡人一道歆享物质的盛宴，一同在“撮食”与“谋生”之间难以超脱。在此基础上，《故事新编》所蕴涵的另一“潜命题”也在不动声色之间暗暗形成。“劳劳独躯壳之事是图，而精神日就于荒落”，物质的盛行带来了人对物的依赖，自然也阻碍了精神的出场，带来了“物欲化”的人生。禹墨之爱流贯于《理水》与《非攻》篇中，他们均具有为民请命、拼命实干的“硬汉”性格，为鲁迅所激赏，称之为“民族的脊梁”。即便如此，当大禹回京之后，也入乡随俗起来：“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著，是要漂亮的。”{12}墨子进入宋国国界时，鞋底已磨成了大窟窿，有些地方起茧，有些地方起泡，但毫不为意。但当墨子进入阔绰富有的郢城的时候，便觉得自己身着旧衣破裳，酷似老牌的乞丐了。见了公输般，当提及郢城都讲阔绰，建议换一套行头时，墨子只得用“我其实也并非爱穿破衣服的……只因为实在没有工夫换……”{13}做托辞，以掩饰自己相形见绌之心。环境对人的同化作用是巨大的，英雄的凡俗化更能将这一事实通过极其凌厉的方式传达出来。“理水”与“理人”的距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遥远，主张非攻的墨子“晦气”的结局或许正暗喻着某个意味深长的开始。“新”编的“故”事将传统中仅供世人观瞻、尊崇或者作为敲门砖的圣人们拉回人间，写出了他们的“不中用”和世俗化。无论是积极的仕进还是消极的退隐，在结实的现实面前，难以逃脱被消解的命运。
三
肤浅、冷漠和暂时是横亘于城市的关系谱系，居住于城市的人们难辞其咎。《故事新编》后五篇中，在书写“英雄”的同时，也对照性地塑造了一大批深具市民气质的形象，他们由账房先生、下民代表、书记、小东西、巡士、管门人、阿金、禹太太等为代表，构成了一个充满着世俗气和功利气的市民社会。禹太太出语俗恶不堪，完全被市民化了，活脱脱长着一颗久为世俗濡染的心。面对“不中用”的老子，关尹喜时而热情、时而悲哀、时而冷淡，诠释着城市人向时而动的多变。《理水》中俨然是一个实利的俗人部落，他们热络且高密度的动作，只能徒增古城的扰攘。人的孤独以及城市关系的冷漠流淌在“故”事“新”编的过程中，传达着现代质的介入对古典美的打破。熙熙攘攘的街头，攒动的人头，堪比新闻速度的“流言”，翻转的只是都市社会的失范和空洞。正如鲁迅所言：“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14}在这个由“英雄”与凡人共在的世俗社会里，人们互为目的地彼此共存，构成了一种城市文化的表达式，也构成了人们永久的反思和瞻望。从这个角度来看，《故事新编》中的都市书写无疑成就了“一种思索方式，一种情感形态，一种人类智慧的模样”{15}，为人们思考生活、反思生命、构建文明提供着新的启示和路径。
①③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1页，第342页。
②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下），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06页。
④陈平原：《鲁迅的〈故事新编〉与布莱希特的“史诗戏剧”》，《鲁迅研究》（双月）1984年第2期。
⑤陈独秀：《再论上海社会》，《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89页。
⑥⑨{12}鲁迅：《故事新编・理水》，《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4页，378页，第386页。
⑦{13}鲁迅：《故事新编・非攻》，《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7页，第460页。
⑧转引自[美]莫特玛・阿德勒、查尔斯・范多伦：《西方思想宝库》，周汉林译，成都古籍书店影印1988年版，第7页。
⑩鲁迅：《故事新编・采薇》，《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11}鲁迅：《故事新编・出关》，《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6页。
{14}鲁迅：《南腔北调集・经验》，《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40页。
{15}汪曾祺：《晚翠文谈・自序》，《晚翠文谈》，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基金项目： 本论文是辽宁省教育厅项目《都市语境与鲁迅上海创作的关联研究》（W2110100）、大连民族学院博士启动基金项目《鲁迅上海时期的文化姿态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丁颖，文学博士，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王健宇，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学生。
编辑：张晴E-mail:zqmz0601@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