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语境下的猪八戒形象 现代与后现代语境下潘先生形象之比较
时间：2019-02-12 05:34:1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潘先生形象 现代 后现代 英雄主义 和谐社会 摘要:叶圣陶《潘先生在难中》的潘先生在现代主流意识形态里是一个不要人的尊严、没有社会意识、卑怯的利己主义者的典型,而在后现代语境下潘先生是一个爱家的好男人,本文从上述对潘先生形象的不同理解出发,先列举其各自从文本中找到的论据,然后通过分析归纳,试图找到两种语境下对潘先生形象理解巨大差异的原因,认为前者是在知人论世背景下,人们需要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英雄,高尚无私、舍小家为大家、敢于和恶劣环境作斗争的顶天立地男子汉的英雄情结的表现,而后者则是当下和平环境下人们追求和谐社会、和谐家庭的反映,从而以点带面,联想到后现代语境下一代大学生梦想的空白和理想的缺失,呼吁教育界乃至全社会高度重视此类命题。
最近在讲授叶圣陶著名小说《潘先生在难中》时,我给学生分析潘先生形象,指出潘先生是一个“不要人的尊严、没有社会意识、卑怯的利己主义者”的典型,而有学生则指出潘先生是一个爱家的好男人,由此引发了一场潘先生形象大辩论,令人颇为疑惑的是,居然大部分学生赞成“潘先生是一个爱家的好男人”这一观点,并从文本里找出诸多论据来证明,从而使我不得不思考现代和后现代语境下潘先生形象巨大差异的缘由及相关命题。
首先证明我授课的观点,即潘先生是一个“不要人的尊严、没有社会意识、卑怯的利己主义者”。整篇文章从三个片段来展现潘先生这样的性格。
第一,在军阀混战中,潘先生毫不顾及国家的危难和人民的疾苦,满脑子只是个人的得失和自家的安危,当他所住的让里受到战争威胁时,张皇失措,丢下学校不管,带着一家人仓皇逃到了上海。在上海,他把帝国主义在中国设立的租界看成是保护他们一家的“圣地”和“乐园”,在租界地找到旅馆歇脚的时候,不顾“刺鼻的油腥味”和“阵阵的尿臭”,竟自我陶醉地要茶房“带一斤绍兴,一毛钱熏鱼来”,“这一刻该得乐一乐,……陶陶然酌一杯”了……通过潘先生逃难前的慌乱,逃难中的狼狈,以及到租界后的庆幸等行为,可以看出他遇事惊慌、苟且偷安等小市民式知识分子心态,正如茅盾所说“临虚惊而失色,暂苟安而又喜”;另外,作品的写作背景是1924年的江浙战乱,这时已经发生过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可是潘先生的头脑里却没有半点新思想而满是封建等级观念,甚至于在他看来,下人的生命比他夫人、孩子的旧衣服还低贱,表现在:其一,在成功逃难至上海后,他对地位卑微的黄包车司机很入调地喊“黄包车!”生怕司机占他便宜;其二,在整个逃难过程中,他把家中一切值钱的东西都带走,包括“衣橱里一件绉纱的旧旗袍,当时没收拾在寄出去的箱子里,丢了也可惜;又有孩子的几件布夹衫,仔细看时还可以穿,又有潘师母的一条旧绸裙,她不一定舍得便不要它;便胡乱包在一起,提着出门”,可就是把一个活生生的王妈留下看守房子。
第二,文章更多表现的是潘先生庸俗、琐碎的灵魂,是一个自私低俗、患得患失、逆来顺受、灰色卑琐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是个卑怯的利己主义者。在文章的第二部分里,潘先生到了上海的第二天早上,想到自己不辞而别,若是上司追究起来,就会丢掉学校里的职位,考虑到这些,不顾夫人的劝阻,急急忙忙回到了让里,但他回家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去看自家东西有没有丢失,然后再去造访教育局职员,去探听“局长有没有照常开学的意思”,当消息得到证实,并同时还得知局长要裁员时,“潘先生听了,仿佛觉得一凛,但又赞叹自己有主意,决定从上海回来到底是不错的”,这些描写先写出了人物听到局长要裁员的惊异,继而又写出了人物为自己冒险回乡,选择对了投机机会而产生的庆幸和沾沾自喜,把小人物患得患失的卑怯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了抢头功,获得上司的赏识,他积极筹办开学之事,可正当他发出开学通知之时,战火再起,“铁路真个不通了”,学生们也大多随家长避难去了,潘先生的一场忙碌成了“镜中花”,而且连老婆和孩子也不知道要抛到外面多长时间,于是“他心头突然一沉,似乎觉得最亲热的一妻两儿忽地乘风飘去,飘得很远,几乎至于渺茫”,这些描写把人物因徒劳一场而沮丧,以及只忧虑一家人安危的心情细致地表现了出来;后来,局势更紧张了,他就“更深的忧虑正萦绕在他的心头”,为了保家,活命,跑到红十字协会去申请入会,主动让出学校做妇女收容所,以求得自家的门前红十字的旗帜和全家的红十字徽章,作品这样写道:在接到红十字会的“旗子和徽章”时,他“像捧着救命的神符”,心头升起“一种神秘的快慰”,接着,又以“学校还有个侧门,也得张一面旗”,“徽章这东西太小巧,恐怕偶尔遗失了”为由,又向办事处的职员多讨了一面旗子和几个徽章,然而,这一切讨到后,人们发现“学校的侧门上并没有旗,原来移到潘先生家的大门上去了”,多讨的红十字徽章,一个是留给他妻子的,另外两个是为他儿子的,这些描写将人物替自己盘算得精细、周密,以及占了便宜便得意的市侩心态清晰地揭示了出来。
第三,最可恨的是,在离让里一百多里的碧庄开火时,潘先生更是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千方百计地打听前方消息,在探听到距碧庄八里的正安失守时,他再也顾不了那虚伪的面子,仓皇躲进洋人的“红房子”以求得性命的安全,战事停止后,又不顾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拉夫,开炮,焚烧房屋,奸淫妇人,菜色的男女,腐烂的死尸”等血腥场面,为了一己的生存,为了饭碗,违心地为军阀写下“功高岳牧”、“威震东南”、“德隆恩溥”等歌功颂德之词,毫不犹豫地向军阀阿谀献媚,这是何等麻木、没有原则是非和缺少正义感的奴性表现。
上述观点沿用的是茅盾对潘先生的评价,也是叶圣陶本人和现代主流意识形态里一直公认的观点,这里的“现代”一词是随着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开拓,人们对现代文学的认识和观念有新的突破,提出的“文学现代化”的概念和相应的评价标准,据王瑶解释,“文学现代化”“它包含了文学观念的现代化,作品思想内容的现代化,作家艺术思维、艺术感受方式的现代化,作品表现形式、手段的现代化,以及文学语言的等多方面的意义,并且把作家作品的思想内容、倾向和艺术表现、形式统一为一个有机整体”,王瑶并且做了这样的评价:“它是把现代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特质包括在内,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揭示现代文学本质的一个概念。当然,由于它的含义广泛,包容性大,就字面意义看,也有一定的不够鲜明和确定的缺点;但‘现代’既然是一种历史性的概念,它最主要的内涵就是时代精神,自然包孕了产生它的社会历史背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的观察角度,也不至于与现代主义的理论发生混淆。”
从文学界对“现代”的定义来看,我认为这个评价潘先生的观点是完全正确而毋庸置疑的。作品的背景是1924年江浙战乱,在军阀割据、战火纷飞、内忧外患的年代,人们需要的是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英雄,是高尚无私、舍小家为大家、敢于和恶劣环境作斗争的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是叶圣陶后来长篇小说《倪焕之》中倪焕之那样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像潘先生这样庸俗、琐碎、自私、患得患失、逆来顺受、灰色卑琐的利己主义者,不要人的尊严、没有社会意识、屈服于丑恶现实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应该揭露、批判、嘲讽和唾弃,叶圣陶就是这样通过对人物的言行和细节的客观描写,冷静地剖析人物心理,从而给我们展现了潘先生这样一个社会典型。
下面谈学生的观点:“潘先生是个好男人――爱家”。他们从文本举例,用细节证明这一观点。
文章第一部分,写的是战争要来时,潘先生带领妻儿逃离小镇,奔往上海的情形。“他当火车没有驶进月台之先,早已安排得十分周妥:他领头,右手提着个黑漆皮包,左手牵着个七岁的孩子;七岁的孩子牵着他的哥哥(今年九岁),哥哥有牵着他母亲。”“潘先生说人多照顾不齐,这么牵着,首尾一气,犹如一条蛇,什么地方都好钻了。他又屡次叮嘱,教大家握得紧紧,切勿放手;尚恐大家万一忘了,又屡次摇荡他的左手,意思是教把这一警告打电报一般一站一站递过去。”在下车时,他一人冲在最前面,全力以赴“招呼着自己的队伍”,当与家人走散,“心头怅惘到不可言说,只是无意识地把身子乱转。转了几回,一丝踪影也没有。家破人亡之感立时袭进他的心,禁不住渗出两滴眼泪来,望出去电灯人形都有点模糊了”。耐心跟孩子解释问题:刚到上海,孩子看到一个背枪的形相可怕的印度巡捕挡住了去路,“不由得回过脸来,贴着父亲的胸际”,潘先生领悟了,连忙解释道:“不要害怕,那就是印度巡捕,你看他的红包头。我们因为本地没有他,所以要逃到这里来;他背着枪保护我们。他的胡子很好玩的,你可以看一看,同罗汉的胡子一个样子。”扶家人下车:在上海找到旅馆后,“他放了小的孩子,回身去扶下夫人同大的孩子来”。怎么放得下家人。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潘先生一想到自己不辞而别,若是上司追究起来,就会丢掉学校里的职位,考虑到这些,他不顾夫人的劝阻,急急忙忙地回到了让里,“但是又怎么放得下这里!看他夫人这样的依依之情,断然一走,未免太没有恩义。又况一个女人两个孩子都是很懦弱的,一无依傍,寄住在外边,怎能断言有没有意外?”铁路不通担心妻儿:潘先生回让里后,从茶馆里得知到确实的信息,铁路真个不通了。“他心头突然一沉,似乎觉得最亲热的一妻两儿忽地乘风飘去,飘得很远,几乎至于渺茫”。拿多的徽章留给妻儿:在铁路不通之后,潘先生感到战争的越发临近,为了保全家人,他加入红十字会,求得红十字的旗子和多几个徽章,徽章“‘一个是她的,一个是阿大的,一个是阿二的。’虽然他们远处在那渺茫难接的上海,但是仿佛给他们加保了一重险,他们也就各各增加一种新的勇气。”最难堪的是妻儿远离。碧庄地方两军开火了,“这几天潘先生无聊极了。最难堪的,自然是妻儿远离,而且消息不通,而且似乎有永远难通的朕兆”;在听到正安失守的消息后,潘先生仓皇入洋人的“红房子”里避难,在这里,“潘先生却想念起远在上海的妻儿来了。他不知道他们可安好,也不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乱子没有,不知道他们此刻睡了不曾,抓既抓不到,想象也极模糊”;“二十余天之后,战事停止了。大众点头自慰道:‘这就好了,只要不打仗,什么都平安了!’但是潘先生还不大满意,铁路还没通,不能就把避居上海的妻儿接回来。信是来过两封了,但简约得很,比不看更叫他想念。”
纵观学生的观点,我思虑良久,觉得它主要是后现代语境下的潘先生形象。
后现代主义是处于一个不断变动着的难以把握的概念,它于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以后,迅速在世界各地流行开来。在其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泛文化思潮,在不同领域,不同文化传统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因而流派纷呈,观点相异,在当代思想领域呈现极为复杂。一般认为,后现代主义表征一种思维方式,代表着后现代众多思想派别认识世界的独特视角,其特征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反思现代性,多元化思维和否定性思维。
学生对潘先生的肯定有认识非中心化、多元化的一面,也有反现代性的一面。认识的多元化在这里表现出教育学上的发散思维,学生从文本出发,沿着不同的途径去思考、探求多种答案,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潘先生形象新解,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当然,这种认识里也包含对潘先生形象的误解,它没能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去全面深刻地把握课文所展现给读者的艺术形象,因此需要教师在教学时进行正确引疏导,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现代性主要指启蒙运动以来确立的理性原则和科学精神,它强调理性、权威、同一性、整体性、确定性和终极价值观。学生对潘先生形象理解的反现代性表现在对终极价值观的否定,他们只从现实的、发生在身边的事实、从小家庭的彼此关爱及和谐出发关注潘先生,随着经济的腾飞,互联网的发展,全球化已成为毋庸置疑的现实,同时,信息时代的来临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使得人的个性、个体性从来没有像这样张扬过,西方性解放等思想的传播使得我国家庭越来越不稳定,而孩子往往是这种家庭最大的受害者,他们成为单亲家庭后要么得不到父爱,要么得不到母爱,其中的酸甜苦辣就如池中之鱼冷暖自知,所以学生对潘先生的“爱家”尤为推崇,就是渴望和谐家庭的现实要求;但这里更多流露出的恐怕还是学生对现代意义上的英雄主义和终极价值观的否定。
在我们这个和平、和谐的社会里,英雄主义的失效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为我们早已全民族解放,现在正走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不再需要为我们民族独立、自由而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而且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也使很多英雄再无用武之地,后现代主义对英雄的淡忘和英雄主义的淡化导致学生对潘先生的理解回到平庸;否定终极价值则偏离和消解主流意识下潘先生形象,可以说这是后现代语境下一代大学生梦想空白和理想缺失的表现,他们中很多不知道人一生的奋斗究竟为了什么,人活着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失去了彼岸,失去了烛光和灯塔,失去了召唤和倾听,使生活的诗意飘散得干干净净,造成现实生活中的“小男人”越来越多,崇拜潘先生的人也越来越多。苏格拉底说:“必须追求好的生活远过于生活”,这种现象应引起教师乃至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作者简介:容小明,硕士,贵州民族学院预科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参考文献:
[1] 刘利.大学语文[M].北京:红旗出版社,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8.
[2] 方壁(茅盾).王鲁彦论[M].小说月报,1928(1).
[3] 钱理群.钱理群讲学录[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