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千千谈墨北 横涂竖抹千千画，墨点无多泪点多
时间：2019-02-12 05:36:5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八大山人 独特 遗民 摘 要:八大山人是元明以来写意派画家中的大师,对后世画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对山人的绘画研究很丰富,但对其风格的成因及诗歌探讨得很不够,本文从遗民的角度对山人的诗画的成因进行深入剖析。
中国古代,每逢沧桑易代之际,总会出现一批不仕新朝的遗民。在众多的遗民中,有一类特殊的“极品”遗民――已故皇室贵胄,人数极少却因身世的特殊,才华的独秀,对文化或文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八大山人就是其中的一位。世人研究八大山人大多把他放在美术史、绘画艺术的领域中,对其绘画特色及贡献研究颇多,对其风格的成因及其诗歌探讨甚少。本文从遗民的角度来解读八大山人的诗与画风格的特点及其贡献。
世人多以皇室后裔、画家、和尚,甚至癫狂者、佛门还俗之人来看待山人,正如邵长蘅感叹的:“世人多知山人,然竟无知山人者,山人胸次汩渤郁结,别有不能自解之故,如巨石之窒泉,如湿絮之遏火,无可如何,乃忽狂忽痛,隐约玩世。”其实山人首先是一个遗民,一个孤独凄楚,徘徊在僧与俗、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体。就如他与老师弘敏的唱和诗《咏吼烟石》所说:“茫茫声息足烟林,犹似闻经意未眠。我与松涛俱一处,不知身在白湖畔。”
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山人在一夜之间由皇室贵胄变成了寻常百姓。不久,父亲也在覆国之痛的忧患下逝世。亡国沦为遗民后,山人的人生变得崎岖迷离。先是出家,后又还俗,落拓一襟,坎坷半生,天命之年,又发狂疾。为了保全自己,装聋作哑,隐姓埋名,脱俗为僧,先后在奉新、进贤、新建等县,潜居山野长达二十年之久。山人除了与其他遗民一样遁入空门,修身养性,倾泻悲愤外,还有很多独特之处。
首先,以喑哑传达独处的心境。甲申之后,山人并未立即出家,他先以点头摇头,打手势,佯装喑哑,后才逃入山中过着苦隐的日子。“左右承事者,皆语以目,合则颔之,否则摇头,对宾客寒暄以手,听人言古今事,心会处,则哑然笑。”山人还大书一“哑”字,如果遇上不愿交谈的人,便举“哑”字示之。其次,以“癫狂”宣泄内心不能承受之“轻”。在平静的表面下潜藏着山人内心的巨大苦痛。作为明皇室后裔,对异族入侵带来的亡家亡国之痛,是比切肤之痛更深的痛。因长期的激愤忧心,山人癫狂了,“初则伏地呜咽,已而仰天大笑,笑已忽 踊跃,叫号大哭,或鼓腹高歌,或混舞于市,一日之间颠态百出。”一年之后癫狂就好了,山人给自己取了“个山”的号。这是山人第一次发狂。山人第二次发狂是康熙十年,康熙为了笼络人心,决定修明史。江西临川县令便诱使山人为清朝服务。山人极不情愿地来到县府,勉强住了一年多,内心十分郁愤,终于精神失常。山人的癫狂固然可全身保节,但更多的是他精神负荷过重的条件反射。再次,徘徊于出家与还俗之间,为心灵寻找家园。当在南昌的故明宗室被遣散,山人赶忙逃往西山。1647年剃度受戒进入佛门,后师从弘敏,在进贤介冈灯社和奉新耕香院学法。然而山人并未就此在禅门中了此终生。自1672年弘敏圆寂后,他不在寺院中却云游在外。足迹于1673到1674年至新昌、1677年前后在外漂泊,因病而“归老奉新”,1679年初又行脚到临川,并挂锡于此地的寺院。1680年岁末癫疾复发,自临川“走还”南昌。回到南昌标志着山人完全离开了佛门,从寂寥的山林回到俗世中。此时的山人虽然未再剃度,却行走在佛门边上。出家对他来说是“欲洁不曾洁,云空并未空”。少为儒士,后学逃禅,哭泣无路,且哑且癫,这就是山人在出与入的问题上徘徊的过程。山人的徘徊与以往的遗民不同,每个转折并未夹杂任何的仕与宦的诱惑,尽管不乏箪瓢之空的困顿,也不乏达官贵人尊为高僧捧为上宾的时候,山人却丝毫未受世尘的影响。山人心中的徘徊来自内心的孤独与不安,寻愁觅恨,喑哑癫狂,都是为精神寻找出路。
山人寻找精神出路的过程也充分展现在绘画和诗歌上。首先,写意绘画。山人是元明以来写意派画家中的大师,笔简形具,用极其精炼的符号语言来表现事物形象的精神内涵,达到形神兼备的境界。如:《孔雀图轴》,虽然名花锦屏,但其中的墨竹却有枝无节,孔雀居危石而势欲倾,这幅画在极尽夸张变形中显示了八大山人对丧失气节的干禄者的深恶痛绝,三根孔雀尾恰似清廷官员的顶戴花翎。画荷花,八大山人以其洗练的笔墨线条,有意舍弃了荷花茎上固有的苔点(刺针),来突出线条的圆润特点,以达到“象征的表现”。山人是怀着国破家亡的痛苦心情,借花鸟、木竹、山水来抒发对满洲贵族统治者的不满和愤慨,表现他那倔强傲岸的性格。“山人与传统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他改变了传统经验和视觉感知中的物性,一变而为情感信息的象征造型和符号引申,由‘塑形’的适合表现跃为‘象征性’的视觉裂变。” (胡光华《八大山人》)石涛在《题八大山人画水仙图》中这样评价山人其人其画:“金枝玉叶老遗民,笔研精良迥出尘,兴列写花如戏影,眼空兜率是前身。”戏影写花,精良笔研,戛然独造均离不开山人“金枝玉叶老遗民”的身份。
其次,山人的诗也晦涩玄奥,尤其是他的题画诗。邵长蘅说:“山人题画及题跋皆古雅,间杂以幽涩语,不尽可解。”在山人为数不多的诗歌作品中,有“南山之南北山北,老得焚鱼扫虏臣”的宏图大志,有“得本还时末也非,曾无地瘦与天肥,梅花画里思思肖,和尚如何如采薇?”(《题古梅图轴三首》)的激愤。“梅花画里思思肖”中明确提到了南宋末年遗民代表郑思肖,可见山人的用心。郑思肖,字忆翁,号所南,名、字、号皆寓忠于赵宋故国的深意,匾其室为“本穴世界”,暗寓大宋之意。他坐卧不向北,听见人说北语则掩耳急走,岁时伏腊都要到荒野大哭,向南而拜,表达自己对故国的忠诚。思肖擅长画兰,画兰但不画土,根露于外,且说:“地为番人夺去。”就是这样一位志节凛然的宋遗民,颇得山人的认同,甚至视为知己,欲学其心志与气节。山人在诗中也不忘揭露现实,如“烂醉及中原,中原在何许”写亡国之恨,“和盘托出大西瓜,眼里无端已着沙。寄语士人休浪笑,拨开荒草事如麻”写世事难料。在“临川唱和诗”中,八大山人借抚摩临川陈迹,叹身世漂萍,表露出浓厚的故国情思。如《金 园》诗:“白云红叶醉青霞,皂盖朱幡两门华。官酿葡桃川载酒,亭开金 玉为茶。瑶琴几弄麻山雨,诗卷还携梦水涯。惆怅秋风茂陵客,到来惟见野棠花。”诗中流露出强烈的世事变幻不定之感,往事如烟,梦醒时分,荣华富贵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身世沉沦,心随境迁的沧桑感跃然纸上。又如,《古梅图轴》题诗之三:“前二未称走笔之妙,再为《易马吟》;夫婿殊如昨,何为不笛床,如花语剑器,爱马作商量。苦泪交千点,青春事适王。曾云午桥外,更买墨花庄。夫婿殊驴。”诗点出今昔迥异,暗写诗人国变前后的遭际,宣泄无法排遣的苦闷。
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为大,而无大于我也。”(陈鼎《八大山人传》)这字号表达出山人超脱出尘的感觉。“小臣善谑宗何处,庄子图南近在兹。”庄子的超尘脱俗之精神,独与天地精神之往来的逍遥理念,不需求诸于外而在自己的心中理念,为山人最终寻到了精神的出路。他把自己的画室叫做“寤歌草堂”,“七十四五,登山如飞”,“行年八十,守道以约”,“林泉酣放才为我,崖谷深容稍悟天。”(《寤歌草堂自题八十岁画像》)山人的一生,无论是徘徊还是癫狂,均是“悟天”之路上的插曲。
我国丰富的遗民阶层中,出身皇室、沦为遗民、学养精深、天资聪颖、造诣颇深的人实为不多见。除了伯夷、叔齐以开创之功名垂史册外,大概就要数南宋皇室贵胄遗民赵孟 ,明皇室贵胄遗民八大山人朱耷了。本文之所以称他们为皇室贵胄遗民,是因其身体流淌着的是皇族高贵的血脉,却要出入于俚俗市井、荒僻的山野,精神承受荣华富贵到饥寒交迫之巨变的侵蚀。这种巨变如果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看,应该也是一种“异化”。异化能形成陌生感,能凸显矛盾的焦点,在文学创作与审美中产生巨大的震慑力。
与八大山人相比,赵孟 也身为皇室贵胄遗民,同为杰出的艺术家,但是二者的结局迥然不同。赵孟 以南宋宗室之后的身份仕于元代,“荣际五朝,名满四海”,然而仕倦思隐却是他一生迈不过的门槛。《自警》一诗表达了他一生的愧疚:“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惟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做笑谈。”他的内心复杂:“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图书时自娱,野性期自保。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罪出》)赵孟 以遗民之身为元廷之高官,深受皇帝的赏识,然其内心和山人一样也一直处于矛盾之中,年过花甲仍在为自己的行径忏悔。较赵孟 不同,山人随着年纪的增长,心态反倒趋于平静了。“所见于歌咏者,虽极奇崛,其词率皆和平其度也。”(李伍涣《却嗣续引》)山人癫狂过,出家过,终究看透了人生。这就是一样的遗民不一样的心态的结果――心灵有无归属。
作者简介:邹艳,南昌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责任编辑:古卫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