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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观的悲剧] 乐观的悲剧视频

    时间:2019-02-13 05:44:5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从《浮士德》是否悲剧谈起      歌德的《浮士德》究竟是不是一个悲剧?这个问题似乎是多余的――作者不是明明在扉页上写得清清楚楚:“浮士德悲剧”么?然而,国外的“浮学家”们从没有停止过对它的争论,直到今天也还是各执己见,莫衷一是。争论的主要焦点和困难,在于主角浮士德最后不是走向毁灭、走向彻底的失败,而是使自己的个性得到了升华和完善。尽管他终于说出了那句“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表示了满足,从而在赌赛中形式上输给了对手摩非斯陀,倒地而死,他的灵魂却被天使从魔鬼手中救走,由他青年时代的恋人玛格丽特接引,“升向更高的境界”。依照自亚里士多德开始的欧洲传统的悲剧理论,这样一种happy ending不能引起“怜悯”与“恐惧”,算不得真正的悲剧。另外,诗剧的第二部有许多近乎闹剧与魔幻的场景,神奔鬼突,玩华酌奇,讽谕甚多,未免亵渎了悲剧庄严肃穆的殿堂。
      可是,难道这位歌德,这位几乎是全知全能的巨人,这个在文坛上的地位犹如奥林帕斯山上的尊神一般的泰斗,居然不懂得什么叫做悲剧么?爱克曼曾经小心翼翼地表示自己的怀疑:他感到一部作品(指《浮士德》)“以悲剧开始,而以歌剧告终”是奇怪的(见罗曼罗兰:《歌德与贝多芬》),歌德说:“是的,是这样。但这正是我的意愿。”这个谜一样的回答是太简短了,不够使我们摆脱追根究底的烦恼,却说明了一个问题:歌德本人并不拘泥于前人所创造的形式。他这样安排这部作品,是有意为之的。而歌德为什么称其为“悲剧”,那原因却要留给后人来解释了。
      国外的学者们多数仍然认为《浮士德》是一部悲剧,所举的理由则各不相同。撮其要者,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浮士德》是一部“绝对哲学悲剧”。这个观点出自黑格尔。他认为:“在大体上这部悲剧企图对主体的有限知识与绝对真理的本质和现象的探索这两方面之间的矛盾找出一种悲剧式的和解。”(《美学》第三卷)
      二、认为用罪恶反对罪恶是浮士德的悲剧。因为他的发展始终离不开“恶”的代表靡非斯陀,他在其创造性的工作中同时要为强权与恶服务。他对最高境界的追求使他既伟大又渺小。(库特・希尔登布兰德:《歌德全集中的哲学思想》)
      三、认为浮士德在尘世中的生活与追求是一个完全的失败,尤其在第二部中,更是无情地展示了他的悲剧性存在。(亨尼希・布林克曼:《普罗米修斯与魔鬼》)
      四、英国人斯图尔特・阿特金斯则认为:“正象它的全名所强调的,《浮士德》是一部悲剧,是依照奥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卡尔得伦的伟大传统的英雄悲剧,是人的戏剧,这个人在生活本身的强大压力下无法逃脱毁灭,却保有胜利的喜悦。《浮士德》是亚里士多德所坚持的那一类唤起怜悯和恐惧的悲剧中最伟大的诗。”(见赫尔穆特・科布利希:《歌德的》)这大约是“悲剧派”最激进的说法了。
      反对的观点,除开头所说的外,尚有:
      一、认为《浮士德》是悲剧、喜剧、魔幻剧的混合,是“世俗化的神秘剧”(Sakularisiertes Mysterspiel)。(赫尔穆特・科布利希:《歌德的》)
      二、《浮士德》既非悲剧,也非喜剧,而是一种比喻,一个表现人类在地球上位置的象征。(海因兹・波利策尔:《论歌德中的植物生长象征法》)
      三、一位名叫埃利希・黑勒的德国学者认为,歌德根本不会写出人类精神的悲剧来,因为他与大自然的精神才是一致的。剧中的英雄人物在灾难发生之后即不是同君临一切的上帝,也不是同人类的精神和解,而是借助大自然的力量,在一场睡眠中即遗忘一切,获得新的生命。这不符合悲剧本来的意义。(《歌德的的二重性》)……等等,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在这一点上,《浮士德》有些象我们的《红楼梦》,读者从不同的角度能赋于作品截然不同的意义,“横看成岭侧成峰”是这部杰作的巨大魅力之一。我们且不去比较谁是谁非,只从自己的角度去另作一番判断吧。
      首先应该弄清楚什么是悲剧。
      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是对一个庄严的、统一完整的、具有重大性的事件重新加以艺术塑造……它激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类活动得到涤净”。(《诗学》)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悲剧是人底伟大的痛苦或伟大人物的灭亡”。(《论崇高与滑稽》)
      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歌德自己则说:“……开始是一段敬神的插曲,然后悲剧庄严隆重地以完善的单纯朴素(风格),向人民大众展示出先辈们的各个惊魂魄的故事情节,在这个心灵里激起完整的、伟大的情操;因为悲剧本身就是完整的、伟大的”。(《莎士比亚纪念日的讲话》)
      这些极简洁的话,大约有几层意思:悲剧的情节是惊心动魄的苦难故事,遭到毁灭的是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悲剧必须是完整的、伟大的,悲剧的美是崇高的美,它激起“怜悯”与“恐惧”的感情,以净化人的灵魂。不论是古希腊的“命运悲剧”,还是莎士比亚的“性格悲剧”,易卜生的“家庭悲剧”、抑或是莱辛、席勒的“市民悲剧”,都离不开痛苦和毁灭,“死底陈示、肉体底惨痛创伤,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亚里士多德:《诗学》)“要使我们激动、震惊,要使我们充满恐怖和怜悯”(车尔尼雪夫斯基:《论崇高与滑稽》)。然而,剧院并不应该只是一座学习恐怖与怜悯的学校,它有更高级的作用。从古希腊的悲剧发展到十八世纪的悲剧,由天上降到了地下,由神或半神而变为人,那种“净化灵魂”、促人思索的力量是越来越强了。单纯的灾难和痛苦是“可悲的”,却不是真正意义的“悲剧”。问题不在于是否写了痛苦和灾难,而在于写了什么人的痛苦和灾难,写了什么样的,又是怎样写的这些痛苦和灾难。这就是艺术家的责任了。“悲观的”或“可悲的”虽然与“悲剧”是亲戚,却不能划等号。
      我们还来看《浮士德》。
      浮士德的一生,是一个追求的过程,也是一个苦难的奋斗历程。他对现存的一切都不满足,追求光明、追求真理、追求“小世界”和“大世界”的幸福,乃至于“上穷碧落下黄泉”,经历了艰辛的摸索与碰壁,饱尝了失望与幻灭的痛苦。他经历的五个悲剧,即1、知识的悲剧;2、爱情的悲剧;3、参政的悲剧;4、美的悲剧(又称海伦悲剧);5、事业的悲剧,象五个链环,贯穿了浮士德抗争的全过程。仅仅是在他对未来的幻想中才到达了那个向往的地方。“伟大的诗人结果只赢得一个虚幻的封建诸侯式的民主的享乐而已。”(郭沫若:《浮士德简论》),这实在是一个莫大的悲剧。
      歌德对人类必将胜利,必将前进这一点是坚信不移的,但是他却并不了解那走向胜利的方式。因此,他不能不让他的浮士德双目失明,用灵魂的眼睛去预感那未来的光明和欢乐;也不能不让浮士德的肉体灭亡,不能不写出他在尘世中一连串的悲剧遭遇。作为个人的浮士德是死了,在经历了许多不幸与失败,带着一个美好的梦死了。“壮志未酬身先死”,悲矣哉!
      但凡熟悉德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歌德所处的时代,德国是一个极端落后的封建诸侯国家,“……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都极端凋敝。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到双重的苦难――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贵族和王公都感到,尽管他们榨尽了臣民的膏血,他们的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的日益庞大的支出。……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贵族连清除已经死亡了的旧制度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恩格斯:《德国状况》)。这在《浮士德》第二部第一幕,皇宫里的几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雄心勃勃的浮士德,指望在勤王参政的事业中有所作为,结果不过为荒淫无度的宫廷作了一个弄臣。“瓦普几斯之夜”的荒唐,狂欢节的胡闹,活画出了那个颠三倒四的世界。巨人式的浮士德,越是高瞻远瞩,越是清楚地明人类社会应该有的发展进程,他由于自己对鄙陋的现实无能为力而产生的悲剧感就越强烈,因为“这构成了历史必然的要求与这个要求的实际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的冲突”。(见马克思给拉萨尔的信)
      《浮士德》的结局是光明的,是对人类前途的乐观展望。然而,写理想的光明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把双刃的剑。歌德通过浮士德之口,认为“愚人才把眼睛望着上天”,却借着宗教的形式排成了天上的一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矛盾。地上的世界已经腐朽到顶,理想的世界还只是理想;寄希望于未来也正说明了现实之无望,这其中悲剧的意味,明白人自不难体察。
      悲剧的灵魂在于矛盾冲突的不可解脱。而浮士德在其生活的每一个阶段,都反映出德国资产阶级和德国封建社会的鄙陋状况无法调和的矛盾,又有资产阶级内在的矛盾和“娘胎里带来的”弊病。正是这种种矛盾造成了那一系列的灾难与痛苦,这应该是《浮士德》最基本的悲剧意义了。
      然而,单单这样说还不够,不够说明《浮士德》悲剧与其它悲剧在审美意义与“净化灵魂”的作用上有什么区别,也不足以反对那种认为《浮士德》是集合了悲剧、喜剧、世俗剧、魔幻剧种种形式的“什锦大拼盘”的意见。
      人们不应该忘记一个事实:在我国传统的戏剧理论中,悲剧与喜剧并无严格的界线,不象西方那样门户森森。即使是象元代大戏曲家关汉卿典型的大悲剧《窦娥冤》也有丑的插入,有杌太守的打浑,有团圆的结局。我们的祖先讲究“庄谐并与”“苦乐相错”(〔明〕吕天成:《曲品》),善于发挥“寓哭于笑”“于歌笑中见哭泣”的机趣,把悲剧的、喜剧的、闹剧的各种审美因素兼收并蓄,溶为一炉,造成艺术上的丰富多彩,从而更符合生活真实。这里的悲剧性不是浮在表面,不是单纯的孤立现象,而是在与多种因素的对比、衬托中被挖掘得更深刻了。不纯、不严格未必是坏事情。《浮士德》作为悲剧,过去在中国从未遭受非议,也许是我们民族的审美趣味不同于欧洲的缘故吧。
      伏尔泰因为莎士比亚的悲剧将崇高和卑贱、恐怖和滑稽、豪迈和诙谐混合在一起,竟然把莎士比亚称为“喝醉了的野人”。而依我们看,那正是莎翁的高明之处呢!歌德的《浮士德》更是跳出了古典主义的框子,打破了许多清规戒律,因为他深深懂得“相反相成”的道理,明白丰富多彩的生活充满了矛盾,而且他极善于表现这些矛盾。《浮士德》第一部的两个悲剧,主人公尚在追求“小世界”中官能的享受,却表现得慷慨悲歌、哀恸欲绝,感情色彩极为浓烈。第二部,浮士德进入“大世界”的追求,悲剧意义要深刻得多,则表现得比较平稳,不再有感情的大爆发,其中的悲剧性逐渐化为一种内在的潜流。这种悲剧性并不摧人下泪,也不使你惧怕,而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要领会它,得有些人生的阅历,肯下几分功夫去琢磨才行。谁能说后面的一部分不如前面的一半呢?诚然,它缺少一般戏剧那种当场左右观众感情的舞台效果,也许不宜上演。但是,舞台效果并不是一切。从欣赏悲怆凄凉,哭天抢地的悲剧场面,到欣赏深沉的、不动声色的或以乐写哀,促人深思的场面,应该说是审美能力的一种升级。
      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在强调作品的悲剧性,是否可以简单地肯定一句:“《浮士德》是一部道地的悲剧”呢?不能。
      一八二六年,歌德在通知“海伦幕”单独发表的预告里说:“浮士德的性格,在从旧日粗糙的民间传说所提炼到的高度上,是表达这样一个人物:他在一般人世间的限制中感到焦躁和不适,认为具有最高的知识、享受最美的财产,哪怕是最低限度地满足他的渴望,都是难以达到的;是表达这样一个精神,他向各方面追求,却越来越不幸地退转回来”。我们今天读《浮士德》,感到它与歌德声明的最后一句话不尽相符。大概是歌德在后来的创作过程中渐渐改变了主意。浮士德一次次地追求、一次次失望;一次次无可奈何地退了回来,却又一次次地重新冲上前去,就象大海的潮水,“时刻一到,运动又从新开始”。痛苦与幻灭不能使他灰心丧气,“忧愁”虽然吹瞎了他的双眼,却熄灭不了他心中的火焰;他不感叹如梦的人生,也绝不想“乘桴浮于海”,使人可以对之兴叹:“这才是自强不息,贯穿着极大毅力的真正生活啊!”(卢那察尔斯基:《歌德和他的时代》)在他倒地而死之后,靡非斯陀也不得不承认:“没有快乐使他称心,没有幸福令他满足,他不断追求变换不停的东西;连这晦气而又空虚的最后瞬间,这个可怜人也想紧握在手里。”拿着契约的魔鬼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死亡并没有带来“深夜一般的寂静”,而是光明圣母的呼唤:“来吧,升向更高的境界!”浮士德最内在的人的核心――灵魂得到了拯救。《浮士德》在悲剧的主调中回旋着乐观主义的昂奋旋律,不能不说是这部杰作的主要特色。卢卡契说得好:“这样一种――难以曲尽其妙的――哲学,便是创作《浮士德》的基础:各别个性的小宇宙中的悲剧,构成了通向揭示人类大宇宙中不停顿的进步的道路。因此,这基础也就是歌德的就人类整体而言的毫不动摇的乐观主义,也就是他对于被如此深刻地感受到的个人悲剧的现实主义的、非多愁善感的理解和描述。”(《我们的歌德》)这正是歌德的《浮士德》与众不同的独特之处。“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的概念都套它不上,它的内涵要大得多。旧的分类法似乎未尽其善,姑且称它为“乐观的悲剧”罢,说得麻烦一点,《浮士德》是一部对人类前途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具有丰富多姿的艺术特色、概括了歌德以前人类发展进程的伟大悲剧。不是悲怆、悲伤、悲观的“悲”,而是悲壮之“悲”。
      歌德这部作品的乐观主义特点也并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的埃斯库罗斯的三联悲剧《普罗米修斯》第一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描写为人类盗火的英雄反抗暴力和伸张正义的坚强意志。他在遭到宙斯极其残酷的报复后,也决不愿以奴隶的生活去更换他的苦难,并且宣称:他仇恨一切不正义的天神。后两部分《被释放的普罗米修斯》、《带火者普罗米修斯》则用以表明普罗米修斯经过一番艰苦斗争终于得到解救了。埃斯库罗斯在这里体现了他对于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信念。
      在现代,在中国,有郭沫若的悲剧理论。他提出表现“悲剧精神”的美学要求,即方生的力量虽然失败,但不可战胜的精神,以及方生力量终究会代替将死力量的光明前景。他说:“悲剧的戏剧价值不是单纯的使人悲,而是在具体地激发起人们把悲愤情绪化而为力量,以拥护方生的成分而抗争将死的成分。”要求悲剧“能够激发我们悲壮的斗争精神”,结局则要求“激起满腔的正气以镇压邪气”。(《由说到悲剧精神》)郭沫若的几部著名历史悲剧都实现了他的理论,不特人物形象崇高,剧情悲壮,且在末尾处预示着未来的胜利。例如《屈原》一剧,婵娟身死、大火焚庙之后,卫兵邀请屈原到汉北,表达了汉北人民对诗人的欢迎和热爱,同时,《礼魂之歌》在场上久久回响,卫兵陪同和护送屈原踏上去汉北的路,气氛高昂,振奋人心。郭老是翻译介绍歌德《浮士德》的元勋,他的悲剧观追求悲壮美,决不能排除歌德对他的影响。
      不乏机智与幽默的靡非斯陀说过一句颇有深意的话:“朋友,艺术都是既陈旧又新鲜,这是历代皆然。”文学艺术在发展,悲剧也在发展,人类总要向更高的境界攀登。看看歌德的《浮士德》吧,“这令一般批评家仓皇失措的,打破一切传统形式的浩荡的作品又怎样地辉映着自己啊!”(罗曼罗兰:《歌德与贝多芬》)
      
      (《浮士德》,歌德著,董问樵译,复旦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同年上海译文出版社还出版钱春绮的译本。本文关于《浮士德》的引文,多引自董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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