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宅里寻常见_在寻常中闪耀的和平希望
时间：2019-02-15 05:43:4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甘地说，以眼还眼，我们将全都成为瞎子。仇恨、贪婪、盘算、嫉妒，犹如瘟疫蔓延般，把越来越多的人卷进暴力诅咒的瞎子命运中。 一九九八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的小说《盲》（又名《失明症漫游记》），说了形形色色的盲带来更多更深的盲的故事：不知名的病毒在城中传开，患者突然什么都看不见，只能“看”见一片厚实的白，与患者接触的人迅速被感染，于是，家人、医生、小偷、警察……陆续被送入隔离患者的集中营。营中，突发的盲给患者带来的“平等”与“相怜”只能是短暂的，抢掠、欺诈、霸道、残暴以加倍的力度掌控着、压迫着这个空间。过了一段时间，集中营已无人看管，也无人照料，因为全城的人都盲了。意识到无人看得见，几乎所有人的自律都崩溃，到处是不忍卒睹的抢掠、欺诈、霸道、残暴，只有惟一没有失明的人――医生的善良妻子――见证着暴力如何既出于不同的执著的盲，又引发不同的执著的盲，让仁恕施与的心失落。
暴力是来自死亡、封闭的国度的使者，在无名的恐惧和无穷的欲望所主宰的执著推动下，蚕食心灵的自由，蚕食让仁恕施与成为可能的智慧和勇气。在暴力主宰的世界里，“和平”成为延续暴力建构的体系的一个主轴，让暴力最终自毁的命运可以延缓。要打破暴力的主宰和诅咒，我们必须把“和平”从其体系释放出来，让暴力建构的体系所压抑的角度和经验能够发挥作用，为生命带来和平的希望。
二十世纪在暴力和盲目中终结。
第一次世界大战用上了发明才十年的轰炸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广岛、长崎上空的蘑菇云宣告了军事科技嚣张的胜利。生态经济学家萨斯（Wolfgang Sachs）指出，一九四五年五月四日通过的《联合国宪章》，认为要结束战争和暴力，惟有全人类携手走上“发展”和“进步”的康庄大道；统率着这支浩荡队伍的，是科技、市场、国家、理性、自由。传统理念相信公义的果实是和平，如今取而代之的理念，是惟有西方理性带来的大一统的文明，才有和平。空间的多元文化，被诠释为时间上的阶段进化，野蛮人(或谓之落后、发展中、不发达)要在西方老大哥提携下，走向文明，走向和平。我们今日的两难悲剧是：追求和平意味要消灭多元，消灭差异；追求差异意味要爆发暴力。萨斯说，要走出这个两难，只有将“进步”与“和平”分拆开。
以“小的是美的”这个深睿主张闻名的经济学家舒马赫(E.F. Schumacher)，在一篇题为《暴力之根》的文章中说，炸弹是现代文明的象征，但现代文明不仅不制约我们诉诸暴力的倾向，反而激励这种倾向。对客观和理性的盲目执著，是现代文明的罪魁祸首，导向无穷无尽的暴力(征服太空、征服自然、征服市场、征服他人)，反过来主宰我们的心性和灵性的力量，使之无法克制现代文明不能自制的无穷欲望和恐惧。我们要自我拯救，便要培育非暴力的力量，它源自对生命尊重，源自谦卑节制，源自对公义的不可抗拒的追求。心性强于理性，暴力才可被制约。
二十一世纪在暴力和盲目中拉开序幕。
种种有形无形的暴力，通过媒体展现的既近又远、既似真实又像虚拟的暴力，不停迎面袭来，让我们反应不过来。
电视上播放的“九一一”事件中客机撞楼、人们从高处跃下的场景，与好莱坞的灾难片无异；影片《卢旺达酒店》重现了卢旺达种族冲突厮杀三个月内八十万人死亡的恐怖；轰炸伊拉克的美军战机带着记者从现场传回类似游戏机屏幕上歼敌毁城任务完成的影像；互联网上可以目睹伊拉克蒙面枪手手起刀落、人质人头落地的“直播”；而全球每天有三万儿童因贫病饥饿死亡，只能成为一个数字，一个已经去掉震撼、伤痛的数字。
让我们惊惶、恐惧、焦虑、不安的“深刻”经验，越来越建基于我们对日常生活里发生的种种恶的无知；我们的无知竟然和信息年代制造的广泛的“知”成正比，“知”得越多，经验越贫乏，以致“深刻”的不能是切身的。
以眼还眼的暴力既好像情有可原，却又无法为人接受。强权者的不公义，并不自动地赋予被压迫者更大的公义，即是说，并不因为对方邪恶，我便代表正义。弱势者的暴力反击，往往让压迫者更有借口滥用暴力，强弱更加悬殊。可是，反对暴力就等于反对革命、反对变革吗？就等于让弱者忍气吞声、接受现状吗？拥抱暴力就能推进革命、促成变革吗？就能解除强权恶霸的武装吗？怎样才可以走出暴力的恶性循环，有效地促进社会公义、深化社会革命，让平民百姓在面对似乎无尽的暴力与灾难的时候，不再无奈无力、犬儒卑躬，让“发展”、“进步”等词不再为剥削、掠夺遮羞。
越过主流媒体传播的根基于无知的信息，越过炫目的暴力张扬的威霸四方的强权逻辑，如果我们能聆听和感触生命那孕育于同情、共鸣、相互依存、协力的悸动，以化解现代理性独语的孤寂和执著，我们可以看到，在并不惊天动地、显赫一时、名载史册的平常生活中，在似乎无尽的苦难、痛楚、郁结中，却有着惊人的生的智慧和勇气，有着情的不屈和创造力。
发起“全球千名妇女争评二○○五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瑞士国会议员兼欧洲议会议员格比・维尔莫博士，曾以人道关怀访问中东、中亚、非洲多个曾被战争冲突蹂躏的地区，但她惊觉，富裕安逸的欧洲人，不是要居高临下赈济可怜的难民，而是要向灾难处境中表现坚强生命力的无数妇女学习。她感悟到，无论是战乱前后的蹂躏，还是长期困厄的折磨，社群得以存活下来，靠的不是国家元首、政坛权贵、富商巨贾（他们反而往往是剥夺平民百姓存活条件的元凶），而是默默无闻的平凡妇女，看似微弱的却锲而不舍的努力。
她想到，一九九五年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十年之后，最好的纪念是让全球各地千千万万平凡妇女的不平凡事迹呈现于世人眼前，让世界看到希望所在，让世界向她们致敬。就让全球千名妇女代表着千万妇女争评二○○五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于是，一个寻觅和彰显平凡妇女的不平凡事迹的活动，从二○○三年开始，在全球各地陆续展开。在大部分地区，这个活动不为主流传媒追捧，不为精英阶层侧目，不为基金会、赞助商以至政府、非政府组织青睐。因为在趋炎附势、利欲熏心的“现代”社会，许多人即使对灰姑娘有兴趣，也只是对惟一一个能穿上玻璃鞋、摇身变成皇后的幸运儿有兴趣。千千万万穿着粗布灰衣的平凡的妇女，在穷乡僻壤，在边缘社群，在艾滋病人、传染病人、罪犯、孤儿、穷人和各种暴力的受害者中间，不计成效地劳累苦干，不仅引不起人们的关心，反而被嘲笑为不识时务、螳臂挡车。更不用说，她们做的尽管是小事，却可能踩着权贵集团的大利益，受到打击报复。
尽管如此，这个活动的理念，还是很快为基层实干者和追寻不同可能性的有识之士理解，在资金紧绌、讯息难传的情况下，凭着朴实的理想和信任，活动开展了。经过征集提名、核实身份资料、国内顾问审阅推荐、国际评委商议遴选之后，一个有代表性的千人名单，在今年年初提交到奥斯陆，竞逐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千人来自超过一百五十个国家，年龄从二十几岁到八十多岁，从社区和谐到种族和解，从自足生计到生态环保，从性别平等到弱势社群自强，从文化艺术到教育宗教信仰，在各个领域，都有着平凡妇女不离不弃的情怀、不可计量的承担，在她们留下的血泪印迹中，有着为自己为别人维护尊严、争取幸福的在时空中连绵回荡共鸣的会心之笑。
千人中，一百零八人来自中国地区。今年八月二十七日，在北京三联书店的会议室，二十一位“和平妇女”聚首交流，说着自己的故事，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时百感交集，潸然泪下，一时道破世态，开怀大笑。会上心的共鸣、情的交流，难以言传，但还是想节录一些发言片段：
谢丽华：我经常在各种评比活动中呼吁大家重视中国作为农业人口大国的实际情况，重视农家女的贡献，但一般的农家女获评奖的比例很小。这次，我非常欣慰的是，中国大陆八十一人中，十五人是农家女，在农村基层工作，显示出这次活动对基层妇女贡献的重视。
徐凤翔：我觉得我们这次活动非比寻常，在全球范围内，是一个大的理念上的突破，因为过去和平奖好像只局限在反战、政治上，我们这次是对和平很全面、很完整的诠释。什么是和平？是人与自然如何真正和谐共处，是人的社会的各个层面如何和谐建造。我以前想，人家一个人得奖，我们要一千人来作为一个提名，我们是不是以人数来凑数？再想想，我们一千人，是代表全球千万妇女，不是个体，而是群体，不是孤峰，而是群峰；所以，我们一定要争评，一定要评上！我们妇女在全球捍卫和平，是默默无闻但无处不在。不仅要讲国内的妇女的故事，还要讲全球各地妇女的故事。
张淑琴：我为服刑人员无人照顾的子女办儿童村，孩子叫我张奶奶，有人叫我张主任、张村长，社会上更多人叫我丐帮帮主。开始办儿童村的时候，有人打电话指责我：你为什么不去帮助贫困山区的孩子、烈士的孩子，却要去帮助罪犯的孩子。我说，我只是老百姓，我们要努力改变一个弱势中最弱势的群体的命运，帮助这些孩子度过最困难的没有父母在身边的日子。当中的甜酸苦辣，我们都遇到。我们不光是理想主义者，我们还是务实主义者，真正做具体的工作。我们社会上很多人，指责腐败，指责这个那个，但很少从我做起。我们租了两百亩农场，种了三万棵枣树；我天天带着孩子除草，为了能生存下去。早上五点，八岁以上的孩子全部下地，送到地里的饭，只是馒头和咸菜。我对孩子说，你们是苦孩子，我们是穷人家，穷人的孩子要早当家。有一个几个月的孩子，父亲是逃犯，落网了，孩子一个月送不出去，就转给我。去年十一月四日凌晨四点，我在福州火车站接过孩子，抱着这个十个月的大孩子，我在月台上放声大哭。我们的社会丢掉了善良和爱心，我们要寻找回来的是中华民族的善良和爱心。
看似微弱、看似孤单的个人故事，汇集成百人千人的故事时，让我们从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真实的拼搏真实的哭笑中，培育切身的、深刻的体验，体验到强权暴力的虚弱，体验到看似无关痛痒、无足挂齿的平凡人的作为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让我们驱赶恐惧、净心明目，打破暴力和盲目的魔咒。
我不奢望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把诺贝尔奖的神圣光环摘下，让光点散落在千名平凡妇女身上。但我朴实的愿望是，每个人学习用另一种心去看周围的抗击暴力、建设和平的人，并非伟大得我们无法仰望，而是平凡到我们身边的母亲、老师、同事、邻居以至我们自身，都有能力做出一点点的事，让世界多一点点的温暖和希望，如小说《盲》里面的善良的医生妻子般，呵护着仁恕施与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