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师益友 [良师益友萧泽宽]

时间：2019-02-18 05:30:25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2003年6月16日，萧泽宽同志去世了，噩耗传来，我沉痛不已。泽宽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作地下工作，1948年春，白色恐怖猖狂，川东地区我党地下组织遭受到严重破坏，一面有无耻的叛变，一面有无数同志进行严肃战斗。泽宽孤身赤胆，调兵遣将，清理失散的同志关系，整顿党组织，带领同志们重新投入战斗!重庆解放后，泽宽掌握组织人事大权，办事讲原则，做人讲道德。他从不整人，却被人整，但即使身陷困境，仍关心他人，许多同志都得到他的帮助并感念至深。
　　我和泽宽有将近60年的交情。1947年秋，他任中共川南工委书记，我当副书记。重庆解放后，他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1959年我调到市委党校担任党委书记、副校长，又一次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我们是同志、是战友，但万万料不到的是，我们又被变成为同一“罪案”的难友。
　　相交60年，第一次和他相见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1947年春，川南工委因省委被迫撤回延安，我们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同年8月我从泸州到重庆桂花园儿童生活报主编许敬先家，准备筹集路费到上海去找原南方局老领导钱瑛。这时，泽宽突然到桂花园找到了我，他以于江震(原南方局组织部秘书、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部长)和我通信的暗号与我接头，我一块石头落地，从此，川南工委便接受泽宽的直接领导了。
　　在许敬先家里，他召开了一次川南工委会议。会前，他特地委托许建业给我送来一份中央文件和两份地下刊物，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兼祖国统一工作组组长，1985年，当选为民革代主席，好让我更好了解当前形势，他吩咐我提出会议的议题和意见，接着又来到许敬先家里同我讨论。我向他汇报了川南工委几位领导干部有惊无险，下面组织保持完整以后，他指出蒋管区民众怨声载道，犹如干柴一堆，要我们利用这种革命大好时机大胆放手去干。在他指导下，这次川南工委会议贯彻落实了放手发动群众准备武装斗争的方针。从泽宽风风火火往返的行色中，从他严肃的神情中，从他说话的气势中，感到他正吹响军号，要带领我们去冲锋陷阵――这印象，太深了。
　　1948年4月，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大破坏，城内正在抓捕共产党人而且指名道姓要抓泽宽的时候，他约我在南温泉碰头。一见面就告诉我，党内出了叛徒，情况不明，当前紧急应变、当撤的立即走人，保存骨干以待时机重整队伍，并且一再D丁咛：要我千万不要回城区，立刻由海棠溪去贵州桐梓隐蔽待命。7月，他从铜梁写信要我回重庆。8月，邓照明来传达泽宽指示，决定我1987年，当选为民革第六届中央委员会主席，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作出了留在重庆参加清理失散的党员关系，恢复党的组织活动。就这样，由于泽宽的领导，经过许多同志的共同努力，在很短的时间内，重庆地下党组织重新投入战斗，领导了反饥饿、争温饱、争生存的声势浩大学生运动――川东地区川南地区党组织又呈现出一片生机。
　　重庆解放后，泽宽任市委常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职务。他竭力地围绕中心工作，动员、组织、调配干部，对一个大城市党的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杰出贡献。然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贡献大未必就能带来好命运。
　　1962年春，泽宽抓紧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反右倾受到处分的干部甄别的时机，要为重庆的大批受到不公正处理的同志做点好事实事，1962年3月14日，他兴致勃勃来到市委党校第二期干部轮训班开学典礼作报告。
　　他说：“社会主义建设是党领导的，因此首先要解决党内生活问题，要贯彻民主集中制”。他指出，这几年强调书记挂帅，但应该有个原则，离开原则就成了个人挂帅了。他又说，由于没有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出现“对党委或书记提了意见就说成是‘反党’、‘反领导’，把提意见与真正反党混淆起来”。
　　他还对1959年、1960年反右倾，党内出现过火斗争表示深恶痛绝，要求纠正对待干部政策“左”的偏向。强调指出：“党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足团结――批评――团结，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不是整死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但事实往往是言者有罪，闻者不戒了。”最后他大声疾呼：“不能在党内开展无情斗争。我们当干部的也斗错过别人，也有被别人斗错了的，你斗错丁别人的，应该向别人道歉，中央之所以要强调甄别，理由就如此”。“因此自己负责给别人戴错帽子的，应该提出给别人甄别。”
　　最后，他针对党校在政治思想工：作中曾经出现过简单粗暴的问题，提出“以整风精神，探讨的方法，来总结这几年实践中的正反面的经验。”要求坚决贯彻“三自”(自学为主、自由交换意见、自觉检查思想)、“三不”(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作风。
　　到会的1000多名党校学员，大多是领导干部，并且都不同程度受到“左”的迫害。这个报告，说出了他们憋在心里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因而受到他们十分热烈的欢迎。而我则尽心尽意作了笔记并收藏至今。
　　一位管干部的部长，能够坦诚地与干部交心，对受到委屈的同志仗义执言，确实难能可贵，应当受到尊重。但他说了实话、真话，也是后来证明十分正确的话，却不料种下祸根。
　　我当时正主持党校1962年二期干部轮训班的工作，对泽宽为受不公正处理的干部松绑的想法，竭力贯彻落实；我对学员中反映出来的对大跃进中神话的许多质疑表示赞同；我认为在政治运动中斗干部过火，处分人过多、过重，以致伤厂干部的元气；我主张对受到影响的学员甄别一风吹。殊不料这就给泽宽闯了大祸，有积极分子，把我上述言论连同泽宽在开学典礼上的报告，向上作了反映。
　　1963年4月3日，上级来召开市委党校党委委员会，明确指出要检查轮训二期教学工作和余的‘亮同志的错误，揭开党校阶级斗争的盖子。于是五反运动中我成重点批判对象，经过大会批，小会斗，逼我尽量把问题提高到“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的高度去认罪。因此被裁定有五大错误，由此我被撤职罢官，下放劳动改造。
　　打倒我之后，泽宽也成为万炮齐轰的对象，被打成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反党集团的挂帅人物。
　　“文革”期间，江青说“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泽宽是川东特委书汜，又兼任川南工委书记，而我是川南工委副书记，这样我们又一次被捆在一起挨整。他的日子要比我难过。但是当造反派的一些败类逼我承认是“叛徒”、“特务”，逼得我快要发疯时，正是泽宽斩打截铁地作了回答，他说：“老余离开泸州是我决定的正常调动。当时他遭到特务的追捕，调李培根去接替他的工作。老余把工作交清后才去贵州桐梓的。”又说：“特务追捕的同志不撤离，不是革命而是玩命”，这就为我摘掉“叛嫌”、“特嫌”的黑帽子提供了保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泽宽调到北京市委任组织部长，得知我1964年的党纪处分还是挂起的，他及时回信鼓励我申诉，并且一再说要相信党组织。1980年11月由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宣布撤销刘我1964年留党察看、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撤销一切不实之词；而在此期间，又有人对我栽赃陷害，向法院起诉我犯“重婚罪”，重庆法院有位大法官认定这是一个错案，向四川省高等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反映，并建议重审之时，多亏泽宽又一次支持我，直到我把这场官司打赢。
　　我当然衷心感谢泽宽对我个人的帮助，更敬重他在“文革”期间为保护于部而作的努力。“文革”初期，他就被当作“黑帮”分子抛出来成为围剿的重点人物，四川日报、四川人民广播电台、重庆日报、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天天大喊大叫打倒“黑帮分子萧泽宽”；他被造反派批斗、游街、现形展览，受尽各种折磨和侮辱。江青的一句“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重庆当权者就造出“裴昌会反革命政变复辟集团”奇案，生拉活扯地把萧泽宽定为总后台。在这样残酷的形势面前，泽宽铁肩挑重担，顶住千钧压力，断然否认对川东地下党的种种诽谤，保卫了川东地下党的声誉，保护了烈士们的荣誉，保护了大批干部，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泽宽同志在新的征途中又立下功劳!
　　泽宽在职期间，秉公办事，不牟私利，诚恳待人，乐于助人，光明磊落终其一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难得的榜样。他的夫人曾昭华是一位老同志，重庆解放后分配到市财政局当一般干部，十几年未调动过工作，也未提职升级。
　　泽宽走了，我失去了这样一位良师益友，这伤痛是难以愈合的。近一向，我不时听到他集合队伍吹响冲锋号的声音，我还看见他为干部解困而大声疾呼的影子。他留给我们忘记不了的回忆，正是这些回忆，使人重新变得有力、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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