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瞿秋白的悲壮人生|快穿之炮灰的开挂人生
时间：2019-02-19 05:32:0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今年是瞿秋白诞辰110周年和陈独秀诞辰130周年，二人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然而，当革命退入低潮，形势急转直下时，他们都没能挽狂澜于既倒，让革命的风暴席卷神州。 瞿秋白英年罹难，陈独秀盛年困厄，他们都走过一条坎坷、艰辛的人生之旅……
陈瞿相会莫斯科
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陈独秀和刘仁静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这天，莫斯科会议大厅里聚集着来自五十八个国家共产党的代表。陈独秀端坐在席位上，等待着会议的召开。
“列宁来了！”顿时，整个大厅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列宁步履缓慢地迈向大会主席台，微笑着向代表们致意。
坐在台下的瞿秋白心情特别激动，因为，这是他第三次见到列宁。更令瞿秋白难忘的是，有一次，列宁和他在走廊相遇，还简略地与他谈了话，要求他读几篇关于东方问题的文件，并为事务忙不能详谈而一再道歉。列宁平易近人的作风，使他深受感动。
瞿秋白一边记录，一边准确、流利地翻译，陈独秀不懂俄语，但是，经瞿秋白翻译后，也被列宁的讲话所深深打动。
陈独秀听完列宁的结束语时，已经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用力地鼓起掌来。
这次会议，陈独秀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可是几天来，他却一直愁眉不展，郁郁寡欢。共产国际政治书记拉狄克的批评，总是在他的耳边回响，使他如芒刺背，意乱心烦。
拉狄克批评中共是“把自己关在书斋里”，教训中共中央“不要过分估计你们的力量”，“不要事先夸耀胜利”。要“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者书斋，到群众中去。”拉狄克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其实质内容则是针对陈独秀的。陈独秀咽不下这口气，想找个机会与列宁谈谈。可是，当他看到列宁疲惫的病容时，又不免产生怜惜之情，犹豫起来。瞿秋白也劝他从长计议。
陈独秀这时似乎又想起了什么，他急切地看着瞿秋白，问他愿不愿意和自己回到国内，为刚刚创建的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工作施展才华。瞿秋白欣然从命。
于是，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瞿秋白自喻“狗耕田”
1923年1月，他们回到北京。不久，又都来到上海。陈独秀由苏联归来后，对列宁领导的苏联有了更深切的体悟。
中共四大后，瞿秋白与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总书记，瞿秋白为宣传部委员。全国工农运动日益高涨，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1925年5月15日，当日本商人惨杀工人顾正红后，陈独秀立即以总书记的名义，签发中央通告，号召各界人士支持和援助工人的罢工斗争，并以此激发群众的斗争热情，并最终成为席卷全国的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政治斗争―五卅运动。
五卅运动期间，中央局中蔡和森、彭述之都患病治疗，不能正常工作，实际施行中央领导工作的只有陈独秀、瞿秋白和张国焘。陈独秀交与瞿秋白的任务是编辑《热血日报》。
《热血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日报，编辑部设在上海闸北区浙江路的一个狭窄的弄堂里，这里光线昏暗，陈设简陋。当时，瞿秋白肺病复发、体质虚弱，在对敌斗争的险恶环境下，常常秘密奔波于中央机关、编辑部和寓所之间，随时都有危险。他除担任党的正常工作外，便坐在编辑部的白木长桌旁，没日没夜的改稿和写作。
《热血日报》编排新颖，内容丰富，文字生动，栏目繁多，系统地宣传中共中央指导五卅运动的方针，客观、公正地报道这一运动的消息，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罪恶阴谋，推动五卅运动的健康发展。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不到十年的时间，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水平，还处在初级阶段。瞿秋白继李大钊、陈独秀等之后，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了很多基础性的理论工作，写出了很多重要文章，全党的理论水平也因此而得到提高。党内同志尤其是年青的同志，对他特别赞赏，而他却对自己作了形象的比喻:“没有牛时，迫得狗去耕田,我是狗耕田。”
陈独秀拒去莫斯科
1927年4月1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陈独秀代表中央作工作报告。此时，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刚过半个月，全国弥漫在血雨腥风之中，中国共产党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与会的代表很想在会上汲取力量和勇气。可是，听罢陈独秀的报告，代表们失望了，陈独秀对他所领导的中央工作，缺乏自我批评的诚意，对于指导今后的工作，又缺乏除旧布新、振奋前进的新意。
第二天，瞿秋白向大会散发《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这是他早在几个月前便已撰写完成的文章。代表们新奇地翻阅这本小册子，只见扉页上还印着副标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史之孟什维克主义”。会场里洋溢着沸沸扬扬的议论声。
这本小册子，虽然不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右倾错误，可是，明眼人一看便知，瞿秋白是有所指的，其锋芒所向便是陈独秀。这本小册子确实发生了作用，陈独秀不得不在会上作了检讨。陈独秀虽然仍是总书记，但是，他的威望已经逐渐下降，用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说，党内同志对陈独秀已经“失掉信仰”。在变幻莫测的形势面前，新的中央机构越来越束手无策，越来越难以驾驭复杂恶劣的局面。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标志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了。陈独秀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当然有着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然而，要将全部责任都推诿于他一人，显然是无视大革命发生、发展、失败的历史过程，不顾大革命失败的国际、国内的政治背景，有失客观、公允和宽容。
盛夏的武汉，真不愧有火炉之称。这天子夜，瞿秋白和李维汉在党内交通员的引导下，绕过七拐八弯的里巷，来到一间普通的民居前，这里聚居的多是江汉工人，既安全又隐蔽。他们轻步上前，推开虚掩的房门，黯淡的灯光下，陈独秀光膀躺在竹床上，手边还搭了一条湿漉漉的汗巾。
见到瞿秋白等人的来访，陈独秀吁了一口气，站了起来，给瞿秋白、李维汉倒了一杯凉水，絮叨着，言语中对不让他参加中央会议一事表露出强烈的不满。
瞿秋白着急了，如此不着边际的谈话，是会无了无休的，所以，他有意将谈话引入正题，劝陈独秀接受现实，去莫斯科学习。但陈对此甚为反感，表示坚决不去莫斯科。瞿秋白又好言相劝，怎奈陈独秀执意不听，他也只能作罢。
最后的遗言
陈独秀和瞿秋白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他们的家庭都是由富足走向破落。陈独秀幼年丧父，瞿秋白少年丧母。两家浓厚的文化背景，又滋养培育了他们，使他们学问功底深厚。陈独秀精通英、法语，且长于文字学;瞿秋白精通俄语，且长于俄罗斯文学。他们又都擅于书法和绘画，是中共党内的知识型领袖。可是，他们两人却性格迥异，陈独秀嫉恶如仇，不见容于人。瞿秋白则能宽厚待人，忍常人所不能忍。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在分析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能比较公允地评价陈独秀的历史作用。他在《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中写到:当时“党内没有一致的意见。政治局委员中个个都是动摇无主的，即使有若干不同的倾向，也无甚作用，对自己都无作用，更不要说对于群众及‘大计方针’了。”后来，他在中共六大时又说，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中共中央应负责，而不能诿过于共产国际，还是要怪我们自己。中共中央本身，作为总书记的陈独秀的责任，以及他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功过，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公允。他说，在政治意义上，陈独秀是要负责的。至于过去，则“五四运动”的《新青年》杂志以来，他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功绩。现在，只能说他个人犯了错误。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
瞿秋白受命于中国革命的危难之际，他在领导中国革命时也犯了左倾盲动错误，给党造成一定的损失。为此，他非常痛心，如何看待这一错误呢？同样的道理是，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瞿秋白要负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但是，我们又必须要回到历史的场景之中，客观、真实地分析错误产生的诸种原因，诚如李维汉所说:“当时党还不成熟，秋白还年青，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只有二十八岁，犯错误的时间也只有几个月。”
但是，他们的错误却被王明等无限扩大，上纲上线，几乎同时遭到迫害和打击。王明等甚至无中生有，恶语中伤，诬蔑陈独秀为“托派汉奸”，好强的陈独秀据理反驳，奋力抗争，甚至要对此诉诸法律。瞿秋白对王明等强加的莫须有罪名，能以大局为重，息事宁人，甚至违心地承认本不该属于自己的错误。当有人对此表示不平时，他竟平静地说:“我不关心这些枝节问题，我倒是担心革命的前途啊！”
他们都留下了最后的遗言，这些文件的存在，整整困扰了半个多世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口不一，毁誉参半。
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被国民党军队俘获，5月17日至22日，他在监禁中完成《多余的话》，6月18日，从容就义，年仅36岁。一颗璀璨的政治明星，竟如此过早的黯淡和泯灭，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这篇自传体文章，长达两万字，分为“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和“告别”七个部分。它最早刊于中统特务编辑的《社会新闻》，后来又刊载于《逸经》。正因为此，历来有人怀疑其真实性，况且至今为止，这篇文章的文稿手迹一直没有面世。然而，经过众多专家和瞿秋白亲属及朋友的研读、论证，都一致认为无论是从总体上，还是从内容、文笔、风格上，都只能是瞿秋白所写，不可能是别人伪造，因为，没有人能模仿得如此毫厘不爽，信而有征。
瞿秋白在文章中说:“我愿意趁这剩余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多余的话》便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向后人勇敢地展示出的一颗坦荡无私的心。多年来，国内外学者为研究《多余的话》，写下了许许多多的文字。一位外国学者说的好，“这是瞿秋白一篇令人惊异的文章:话既是‘多余’，又何必要说？话既说出了，那就不会是‘多余’。而话说出来之后还认为‘多余’，即岂不是说明，作者在当时也是晓得了，说了那样的话是不应该的吗？然而终于忍不住把明知不应当说的话，也说了出来，则所谓‘多余’只是魔术家手里的一把扇子罢了。”
“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陈独秀一生秉性不改，始终不甘寂寞，就是在他临终前十四天（1942年5月13日）还发表了最后一篇文章―《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他的学生将他晚年的通信及文章，编辑成《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他的很多惊世骇俗之论都渲泄于此。1949年4月，与他有政治歧见的老友胡适，在阅读了这本小册子后，拍案叫绝，并为之作序，称赞陈独秀的这些“独立思想”，“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
陈独秀的“最后见解”，思常人所不思，言常人所不言，其中既有主观偏激之词，又有精辟深刻的见解。他最早批评和谴责斯大林和肃反扩大化，他对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对世界的前途和命运等等，都不遮不掩，无所顾忌，敞开心扉，一吐为快。这其中不乏狂言悖论，但是，也确有许多耀眼闪光的亮点。
陈独秀晚年对自己的生命之途极为感叹“我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竟未能给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而又愤怒。”
回首陈独秀的一生，四海为家，舍生忘死，历经磨难，殊不料全部心血和努力竟如落花流水，杳然而逝，他又怎能不抱憾终生、愧疚难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