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与“中共中央文件”:

时间：2019-02-19 05:35:25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1945年中共“七大”之后不久，经叶剑英举荐，毛泽东任命杨尚昆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同年9月，中央副秘书长（任弼时为秘书长）兼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李富春奉命到东北去工作。临行前，他请示了几位中央书记后，把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的工作移交给了杨尚昆。
　　1948年春，撤出延安的中央机关三路人马汇合于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一带，开始了解放全中国的准备工作。
　　1948年5月23日中央发出《通知》，对在陕北转移时分散了和自然撤销了的中央各部门的班子进行恢复和调整，其中给杨尚昆压了4副担子：中央副秘书长仍兼军委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中央直属机关警卫司令部司令员。
　　新中国诞生后，中办机构随中央搬进了中南海。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他与时俱进，适时调整中央办公厅的办事机构，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他亲自拟定了《中央办公厅承办和收发电报及归档程序》，经周恩来核批后颁发。这个文件是将我党我军文书处理从战时散乱状态纳入规范的开端。它涉及到中央和中央部委领导人办文和决策的一些重要程序。其主要特点有三个：一是规定了文件的批阅批办制度和中央发文的签署制度，从而避免了来文无人批无人办，或多人批多人办的现象。二是规定了中央发文的传阅决策制度和具体的签发手续。传阅决策制度，是我党领导机关决策手段的一项发明。在战争年代，没有那么多时间也没有那么多机会把什么事都搬到会上去讨论，同时环境也不允许，因此在某些事情上就采取文件传阅方式来决定。有意见就写在文件上，没有意见就圈划自己的名字表示已阅同意，于是便完成了一项事务的决策，这样既不独断专行，又提高了工作效率。圈划姓名是一种权力，又是一种责任。三是规范了归档制度，而且相当具体。
　　随后，又对文面格式陆续做了重大改革。略举几例：
　　1951年9月26日，中央办公厅通知全国，今后发电报发文件必须加拟标题，以使文电开宗明义，举目即知该文电的主题。此是新中国任何公文都有标题的开端。
　　1954年8月5日，中央办公厅对文件格式做了两项较为重要的规定：一是取消所谓“代电”（下行）的名称，改称为“中央文件”。二是规定了党内一切文件一律使用四号铅字，纸型长高也有了具体标准。三是规定了所有文件竖书竖排。1956年1月19日，中央办公厅再次发文，规定党内文件一律改为横书横排。
　　这类改革规定，对文件的规范化（如统一纸型、取消“代电”）起了很好的作用。但这时的文面格式还较为呆板，不太醒目。1958年6月间，毛主席的一次批评引来了文件文面格式的进一步改革。毛主席对某刊物的文面形式、文字安排提出了严厉批评，大意说它像是一副“寡妇脸”、“奴才相”，毫无生气。这次批评虽不是针对中央办公厅文件的，但也让杨尚昆以及中办秘书们受到很大震动。
　　不久，在杨尚昆主持下，中央文件的首页上端就改为“中共中央文件”，用套红印刷体，看上去清秀顺眼。
　　1958年7月30日，从中发[58]629号起，“中共中央文件”6字改为套红书写体。当时有人曾议论请哪一位领导人写一写，当然是毛主席或周总理亲笔写最好，但怕主席和总理不答应，又有人提议请陈伯达写，原因是他好请，字也写得可以。陈伯达写是写了，中央文件字头也印了，大家怎么看怎么觉得陈的字有些呆气。一年半后，1960年1月15日的“中共中央文件”开始使用周恩来的书写体。周的书法刚柔结合清秀挺拔，但不是请他亲笔专写而是未经请示从他的无数文件稿中挑选拼凑的,结果受到恩来同志批评，他说：“一定要用我的字，可找我写么！”中办经办人员还向总理做了检讨。这时又有人建议请毛主席写版头，但仍然怕请不动主席。于是，这才请来人民日报社的美术字专家苍白石先生帮助设计了几套样式。其中之一就是直到现在仍在使用的“中共中央文件”6个字。此体大方、庄重、挺拔、美观，颇具气势。当时把文头样式印出后，所有中央领导同志没有一位提出意见。“文革”中，中办有位负责人要肃清这“流毒”，那“流毒”，连中央文件的标题都不要了，就是没办法改动这个文头的样式。这几个字从1961年6月16日开始启用，至今已使用了近50年。在决定不使用周恩来的拼凑字到设计出最后这套美术体“中共中央文件”之间，为了过渡，曾暂时使用套红印刷体，但时间不长。到此，这次中央文件版头的革命性活动才算告一段落。
　　公文的质量代表了制文机关的精神面貌，公文的纸面形体和印刷质量同样反映制文机关的精神面貌，它可给人以美感、以力量，绝非小事！这是中国公文史上的一项创新，从这以后，全国各级各地机关、企事业单位都仿此使用套红文头，从此便有了“红头文件”之称，它已经成为身份、权威、中国正式文件的标志。
　　责任编辑苗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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