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古人评价 从颜真卿看政治对古人书名的影响
时间：2019-02-28 05:40:4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政治和书法自古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没有现代媒体的古代社会，政治对一个人书名的传播力是不可小觑的。政治因素对书名的影响在颜真卿身上体现得较为复杂，尤其是与褚遂良和虞世南相比，颜体传播道路的起伏正与颜真卿本人在政治道路上的曲折相互印证。虞褚在世时即盛传书名，但颜真卿善书一事在唐代却鲜有人提及，直到北宋颜体的地位才真正确立，这种反差与颜真卿和虞褚各自在政治上的不同境遇有关。
关键词：政治 书法 颜真卿
中图分类号：J292.19
文献标识码：E
关于书法，素有“书艺小道”之说，这种说法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它和政治的对比。自古以来书法就和政治有不解之缘，在没有现代媒体的古代，政治无形中充当了传播书名的媒介。由于政治资源的特殊性，历来人们热衷于对其追逐，并在政治生涯的攀附中无形地留名于书史。政治上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书家的地位，这种情况在唐代体现得较为突出，最容易被忽视的就是颜真卿，而且在与褚遂良、虞世南的对比中，更可见政治对书名的左右。
众所周知，褚遂良为“唐之广大教化主”。此与其政治上的巨大影响是分不开的，褚遂良以善谠言劝谏深得李世民厚爱，成为托孤重臣之一。褚遂良“前后谏奏及陈便宜书数十上，多见采纳” ，甚至被唐太宗称为“若飞鸟依人，自加怜爱”。清阮元曾言：“征知褚遂良忠直，可任大事，荐其人，非荐其书。”魏征之所以推举褚遂良本质上是因为他的政治才能。同样，虞世南之所以能跻身“初唐四家”之列，政治因素也是不可回避的。他首先作为一个治世能臣的身分博得帝王爱戴，其入唐时已61岁高龄，“抗表乞骸骨，诏不许，迁太子右庶子，固辞不拜”。究其根本，并非以其善书，《旧唐书》载他：“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以至于他的去世使得太宗“举哀于别次，哭之甚恸。丧事官给，诏令陪葬昭陵……手敕魏王泰曰：‘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吾有小失，必犯颜而谏之。今其云亡，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痛惜岂可言耶！’”并为其“设五百僧斋，并为造天尊像一区”。值得注意的是，虞世南去世后唐太宗首先痛惜的不是“无与论书者”，而是再无人“犯颜而谏之”了。出色的政治才能在提高他了他的官爵的同时也使其书身价倍增。
唐初政治清明，褚遂良、虞世南仕途顺畅，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他们生前即书名远扬。然而相比之下同样善书的颜真卿就逊色多了，他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但当政者已失去了初唐李世民时期的斗志，他的正直往往与当权者相抵牾，故其在世时颜体的影响却远不及虞世南、褚遂良。北宋是颜书地位确立的关键时期，后人皆以为颜书受关注最初是伴随着对鲁公人品的肯定而逐渐展开的，笼统地将其书名与其人品挂钩，这种认识是值得商榷的。颜真卿之所以有书名，除了书法本体之外同样与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有关。颜书在唐代影响极其微弱，朱关田先生归因为：“当时颜真卿在史学家的心目中只是一个忠臣的形象。他的书法艺术成就并未为他们所承认。所承认的书家只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张旭、李岂、怀素、柳公权。”朱文只言虞褚等人在唐代书名极盛，却未触及这一现象的根源，就中以政治因素最易为人忽视。
某种程度上看，颜真卿真正开创了代表大唐气象的“正统”。正如范文澜所说：“初唐的欧、虞、褚、薛，只是二王书体的继承人，盛唐的颜真卿才是唐朝新书体的创造者。”这种认识完全依托于苏轼对颜真卿的定位：“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颜书的价值在今天看来毋庸置疑，但它却迟至宋季被推向高潮，其被接受和认识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是因为唐人没有鉴赏力吗？不然。在唐代能入仕为官者有几人不善书？由于科举的存在，他们早期书风多带有政治气息。颜真卿作为善书的官僚之一，其个人书风的确立在晚年，加之颜书去“二王”面貌过甚，这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颜体的受关注度，但更重要的是与他未像虞褚那样深得皇宠，在政治上缺乏足够的权威。
颜真卿(709-785)，京兆万年（今陕西临潼）人，自公元755年“安史之乱”之后始被朝臣共知，但由于个性的原因实际上他并未像初唐褚遂良、虞世南那样得到重用，而是一直受到同僚排挤，屡次遭贬出朝。试看他的仕途：
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参加府试中进士登甲科；
736年，参加吏部铨选，授朝散郎（从七品上）、 秘书省校书郎（正九品上）；
738年，母亲逝世，颜真卿去职守孝三年；
742年，参加“博学文词秀逸”制科考试，及第；同年十月授京兆醴泉县尉（从八品下），后任长安县尉；
747年，迁监察御史（正八品下），入京为官；
翌年，兼任河北陇石右军覆屯兵使；
749年迁殿中侍御史（从六品下），因得罪宰相杨国忠被贬出京，改任东都畿采访使判官，次年官复原职；
751年改兵部员外郎（从六品上）；
752年调任武部员外郎（从六品上）；
753年又因冒犯杨国忠再次被贬出京，出任平原太守；755年平叛“安史之乱”使他名重朝野；
757年，颜真卿被授刑部尚书（正三品）兼御史大夫（三品）；同年又因得罪权贵被贬同州，后历任蒲州、饶州、升州刺史；
760年任刑部尚书（正三品），同年八月因触犯宰相李辅国，贬蓬州长史；
762年末，经举荐任户部侍郎（正四品上）；
763年改吏部侍郎（正四品上），寻除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加阶金紫光禄大夫（正三品）；同年十月迁尚书右承（正四品）；
764年任检校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三品）；
765年除吏部尚书（正三品）；次年出贬砍州别驾，改吉州别驾（五品），后历任抚州、湖州刺史（四品）；
777年被诏回京，任刑部尚书（正三品）；
778年改吏部尚书（正三品）；
779年德宗即位，宰相杨炎、卢祀均排挤颜真卿；
780年改太子少师（从二品）充礼仪使；
782年改太子太师（从一品）；
783年，颜真卿被权相卢杞陷害，派赴许州劝降叛军李希烈，遭囚禁；785年，被李希烈缢死，享年七十七岁。
可以看出，颜真卿入朝为官期间多被朝臣仇视，尤其是多次与当权宰相不合，虽偶执掌吏部，却维时不长，屡遭谪贬，并没有长时间身居要职，虽官至太子太师，然为虚衔，并无实权。他的仕途一直跌跌撞撞，朱关田说：“颜真卿自肃宗朝始，仕途偃蹇，不能尽信于君。”屡屡被贬出京的经历，使他备受打击。颜真卿一直受朝廷排挤，任太子太师仅一年便被派赴许州劝降李希烈。至于他任刑部尚书、吏部尚书，不过数年之余，且期间多次被贬，这对其书名的传播是极其不利的。颜真卿的书名在唐代远落后于褚遂良、虞世南，这与他政治光景的惨淡有直接关系。虞褚二人均深得皇宠，长时间在朝高官厚禄被委以重任，传播书名的政治资源远优于颜真卿。
特别要指出的是天宝十四（755）年“安史之乱”的爆发，当时河北诸郡先后陷落，唐玄宗惊慌失措。危急关头，河北诸郡合兵二十余万，推举颜真卿为盟主，给安禄山以重创。颜真卿的告捷使玄宗惊喜万分：“朕不识颜真卿何如人，所为乃若此!”颜氏家族为朝廷作了巨大牺牲，被玄宗称赞为“卿之一门，义冠千古”，随后颜真卿便进京被封为鲁公，名满朝野，这给他书名的传播提供了绝佳的平台。“安史之乱”在使得颜真卿一举名震朝野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使其书名流传开来，张传旭先生曾谈到“安史之乱”对颜书的影响。起初唐代窦�在《述书赋》中列举的唐代工书人名单中没有颜真卿，“安史之乱”后这一点的确开始发生了转变。在晚唐卢携《临池诀》里就提到颜真卿向张旭学书的事，吕总《续书评》也开始关注颜真卿的书法：“真卿真行书，锋绝剑摧，惊飞逸势”，释亚栖更是将颜真卿与欧阳询相媲美，《旧唐书》载颜真卿“尤工书”。可以看出，颜真卿作为书法家的身分日益得到认可，但“安史之乱”后颜真卿的书名并没有像褚虞那样一炮而红，颜书也并没有得到时人的一致认可，这与他在“安史之乱”之后官职一直并不十分显赫的情况是相吻合的。有人认为颜书地位一路走高是因为他人品高贵使然，难道颜书被后人推崇是因为他辞官替母守孝三年吗？显然不是。所谓“因人贵书”本质上指的是颜真卿忠君报国的政治品德与颜体的关系，这种品德与其政治生涯息息相关，离开了政治载体，其人品的影响力远不足以推动颜体的流传。颜真卿书名的流传很大程度上赖于其政客身分，唐之后人们多将其人品与书品联系起来，殊不知其人品如果脱离了前期政治身分的铺垫将是多么无力，这个问题历来未被引起重视。随着他政治声誉的日益提高，颜书的地位和影响也日趋壮大，但颜真卿的书名在唐代始终远逊于褚虞，甚至在宋初的《淳化阁帖》里竟也没有收录颜书，颜书自宋季开始为书法家广泛关注，以“宋四家”为代表。世人皆言颜书在宋季的流传是因为其人品，其实宋季民族矛盾突出，政局混乱，在这种情况下，颜真卿的忠贞具有了某种政治教化意味，颜书也有了“成教化、助人伦”的色彩，从而得以广泛流传，影响深远。颜真卿的忠烈品格符合统治阶级意志，所谓“以忠义，劝来世”就是说的这个问题。
宋季以来，许多文人以颜真卿自况，颜书也在这种追捧下成了万人瞩目的对象。清人冯班说：“宋人行书，多出颜鲁公。”可见颜书在宋代之风靡。欧阳修、苏东坡和黄庭坚是学颜的代表人物，给予颜体以高度评价。欧阳修评道：“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苏轼对颜书的推崇是无以复加，他将颜书与杜诗相媲美，可谓高瞻远瞩，一语破的：“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唐以来风流。”又说，“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衰乱，人物凋落磨灭，五代文彩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把颜真卿与二王比肩，并充分肯定了颜书的创变，颜真卿成了没落时代的弄潮儿。朱长文也说:“自羲之以来，未有如公者也。其真行绝妙，所谓如长空游丝。”又说，“魏、晋而下，始减损笔画以就字势。惟公合篆箱之义理，得分隶之谨严，放而不流，拘而不拙，善之至也。”颜书自宋季以降一直备受习书者青睐，经久不衰，时至今日，颜书仍是大家取法的对象。黄庭坚对颜书有更明确的论述：“二王以来，书艺超逸绝尘惟颜鲁公、杨少师，相望数百年，若亲见逸少。”在苏黄等人眼里颜真卿可与“二王”抗行，颜真卿引“篆籀法”入楷、行书，丰富了书法发展的脉络，可以说扭转了之前以“二王”为宗的单一发展格局。和前三家不同，米芾对颜真卿采取了一分为二的评价，这种评价主要着眼于对颜真卿书体本身，并不掺杂对其人品的加分。他对颜楷字有微词，对其行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颜鲁公行书字可教，真便入俗品。”又说《争座位帖》“有篆籀气，颜杰思也”，历来人们皆以为米芾对颜书太过苛责，言辞过激。实际上书法用笔发展到盛唐，以绞转为核心的晋人“古法” 已然在颜楷书中消失，而其行书中还保留着一些绞转，邱振中先生对此有过详述，米芾对颜体的评价正是以此为背景的，这也凸显了颜真卿在技法上的过人之处。虽然人品效应和技法在颜真卿书名传播过程中有积极的意义，但这些很大程度上均依赖于他在政治上的影响。自古以来书家莫不以“二王”自诩，颜真卿摆脱“二王”传统另辟蹊径，从这个意义上讲颜体被人接受势必要拉长战线，但他的政治身分极大地促进了这一过程。同时，由于他的政治生涯非比褚遂良、虞世南等人顺畅，故颜体被人们接受前后延续了三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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